论比较优势与我国高教服务出口的潜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教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潜力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4)03-0060-07
加入WTO之后，不但教育界，而且社会各界都对于我国的高教进口即出国留学极为关注。然而，对我国的高教出口，即来华留学生教育，除了少数相关部门外，社会各界，甚至对教育产业极为关切的经济学界对此都相当冷淡。为什么社会各界对高教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关注严重失衡呢？
人们通常认为，美英等国家的高等教育比中国发达，拥有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由此，我国大量的优秀生源及大把大把的钞票都被吸引过去，对国家造成了有目共睹的影响。人们对此高度关切是不难理解的。而另一方面，人们通常又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高教资源十分短缺，在与发达国家的教育贸易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因此，高教进出口，即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的严重不平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诚然，上述认识是有道理的，然而，它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在实践中也不利于促进我国高教进出口的平衡，应当在理论和实践上予以澄清。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高教服务出口贸易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专业分工还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国与国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是为了“互通有无”。各国为了满足各自对稀缺产品的需求，必须开展往来贸易。
进入近代商品社会后，各国生产的产品和数量空前增加。在一些发达国家中，除了极少数商品因某些原因可能不生产外，几乎没有哪种产品不能生产。那么，在这种新形势下，为什么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呢？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是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在亚当·斯密(1723-1790)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斯密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合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条件（比如其生产成本比它国为低），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专业化分工的原则，生产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然后彼此之间进行交换，那么，不仅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为推动资本主义早期的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这一理论对国际贸易发展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则无法解释。比如，为什么不仅发达国家而且一些贫困落后和生产率低下的国家也能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并从中获利呢？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解答了这道难题。李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机器和技术方面占有很大优势，能够以比其他国家少得多的成本来制造商品，那么，即使该国土地比较肥沃，种植谷物所花费的劳动成本比其他国家也少，但仍应当生产并输出制造商品去交换其他国家的谷物。与此同时，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国家也应根据这一原则，生产和出口那些其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去换取成本相对更高的商品。这就是说，每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对外贸易进行交换。如此形成的分工将使生产总量增加，并使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均可获利。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是互利但不一定是等价和平等交换的现实，为国际贸易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对某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能解决。例如该理论认为，国际间贸易的不平等交换，可以使双方获利，那么，这种利益来自何处？又如，这种理论的假设前提，即存在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在现实中也是不成立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与国际贸易
俄林(1879-1952)的“生产要素禀赋说”发展完善了比较优势理论，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俄林指出，所谓生产要素禀赋，指的是生产要素在一国或一个地区中的供给状况。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资源、资本、劳动三大类，而这三大类下又可分为诸多的小类；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各国商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即相对成本差异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明确指出，国际贸易直接源自同类、同质产品的价格差异，而商品价格差异源于生产成本差异；生产成本差异源自生产要素价格差异；生产要素价格之差则产生于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这些因素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则是上述种种差异的根源，由此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说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细化了成本要素分类，阐释了各国相对成本优势或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然而，这一理论仅仅考察各国资源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因此，难以充分解释五光十色的国际贸易现实。
（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国际贸易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其中的规模经济理论突破了各国生产的产品都是同质同样以及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不现实假设，提出扩大经济规模，向国外出口，将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于1990年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推上了一个新阶段。
波特认为，国际竞争优势由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附加因素所决定。四个基本因素是：①生产因素状况。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大项。②需求状况。人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内需求，本国市场对某行业某类产品需求旺盛、广阔，有利于这些行业形成较大的经济规模，提高成本效益，从而建立该国的国际竞争优势。③相关与辅助行业。一个国家的上下游工业和辅助行业，彼此间需要互相了解，协调配合；上游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有助于下游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确立竞争优势。④工业企业的策略与结构。企业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确定相应的经营和管理策略和结构，将有助于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反之，则不利于其国际竞争力。例如，国内市场充分开放的国家，就会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从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相反，那些千方百计保护本国“幼稚”企业的国家，其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就会不思进取，缺乏国际竞争优势。
波特认为，上述四个因素是影响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因素，然而另外的两个附加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也会对一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通过有关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可以对一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波特将国际贸易中的“国际比较优势论”发展为“国际竞争优势论”。他认为，一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由上述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附加因素组成的“价值键”共同作用的结果。[1]因此，每个国家应注意充分发挥各种因素的综合协调和互补作用，提高国际竞争力，推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以上所述，便是现代国际贸易经济的基本理论依据。那么，这些理论是否适用于留学生教育，即高教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呢？
学生的跨境流动和学习在古代即已有之，不过在那时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仅仅是一种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人才流动，与经济利益几乎毫无关联。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人力资本理论创立后，人们在重视教育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留学及人才国际流动的经济利益了。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潮流的汹涌到来，以及教育开始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已是一种产业的观念逐渐成为各国的共识。90年代中期后，世界贸易组织更正式将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一大类而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之中。这就清楚地说明，在当今世界，比较优势和国家竞争理论不仅是国际货物贸易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开始成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即高教进出口贸易的理论基础了。这就是说，高教服务的进出口贸易不仅可以而且应当纳入国际贸易的一般理论的框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国际高教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应当指出的是，教育服务贸易并不等同于其他服务贸易，更与一般货物贸易有很大不同。例如，由政府出资兴办的教育（如军事教育和义务教育）就不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因而也不受国际贸易理论的制约。
二、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
目前，作为教育服务贸易重心部分的留学生国际市场，参与总人数约200万，年营业额高达300多亿美元，因此，各国纷纷抢占留学生市场。不少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等，都把扩大自己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中所占份额，看成是解决本国高教经费不足的一种手段，甚至视为增加国家出口和增加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就我国而言，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华留学生有了飞速发展，到2002年底已达85000人，但其中的3/4均为短期语言进修者，按国际统一口径计算的留学生只有21000人，仅占整个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稍多些，其营业额所占比例也大体如此。[2]显而易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教出口市场是很狭小的，与我们的世界大国地位很不相称。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基本上是我国高教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真实反映，是制约高教出口种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影响我国高教服务出口的因素是很多的，既包括供给方面，也包括需求方面，其中有的具有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甚至绝对优势；而有的则处于比较劣势，甚至绝对劣势；也有的要素本身既具优势的一面又具弱势的一面，对此，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供给方面的因素
影响高教进出口贸易的供给因素极为多样和复杂，以下将择要分别予以剖析。
1.高等教育服务的总规模和质量水平
根据规模经济原理，通常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越大，所能吸纳的外国留学生的绝对人数便越多。然而，如果该国的高等教育严重供不应求，就难以接纳大量外国留学生。只有当其高等教育的供给略大于或等于需求时，规模经济的优势才能发挥作用，才具备较大或很大的出口教育的比较优势。反观我国，虽然教育规模很大，2003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但是，由于总人口和高校适龄青年人口为美国的5～6倍，因而目前我国高教特别是优质高教仍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从而大大制约了高教出口的优势和能力，形成了进口远远大于出口的高教贸易态势。
一个国家的高教出口优势不仅与其总量密切相关，而且与其总体质量水平息息相关。一些学生为什么要出国留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意欲享受比国内更加多样和优质的教育。美、英等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占领大份额的国际留学生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能满足留学生需求的高质量教育。目前，我国之所以难以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上与发达国家抗衡，原因之一是，除了个别专业学科外，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远不如发达国家。
当然，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高教规模的迅速扩展和教育质量的逐步提高，我国高教出口的比较优势也不断提高，从而使高教出口贸易额大幅度增加，来华留学生总数从1982年的4500人[3]猛增至2002年的85829人，20年间增加了18倍之多。毫无疑问，随着高教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高教出口的比较优势和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大。
2.专业学科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或出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国所能提供的专业课程的类型、规模、数量和质量密切相关。
据统计，目前在我国的教育出口中文科占了80%，来华留学生有8.5万之多，其中仅汉语教学即高达73.7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专业学科特别是理科、农科的外国留学生少之又少，全国只有200多名农科外国留学生，仅占0.31%和0.24%。这种极大的反差在发达国家的留学生市场中是很难发现的，然而，它却是中国高教服务市场比较优势和失衡的真实写照。
汉语与英语一道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及其他一些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国家相比，提供和发展汉语教学服务贸易，不但具有比较优势、规模和要素禀赋优势，而且还具有绝对优势：单位产出成本绝对低于任何其他地区和国家。这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带自然色彩的优势，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发展教育出口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政策和选择。
除汉语教学外，我国的中医专业和体育专业也具有特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具有区域性，即主要输出地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从供给方面来看，我国的历史专业学科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因需求有限，因此服务出口规模很小。
在80年代，到我国学习经济、管理和法律的外国留学生几乎为零。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以及国际交往日渐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经济、管理和法学专业的规模不断增大，水平不断提高，因而其比较优势增长较快，从而带动了这些学科的出口。
工科专业在我国各类专业学科中是规模最大的一个，理应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专业课程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同时，尽管我国的工科专业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定优势，但因教学语言的障碍和适用性问题，在与这些国家的教育贸易中，这种相对优势也未能充分发挥。90年代以来，工科留学生始终徘徊在2000人左右，尚不足来华留学生总额的3%。
除体育教育外，2002年在华教育专业留学生总共只有110人。拥有数百所师范院校的教育大国，只能吸引区区100多个教育专业的外国留学生，充分反映了我国教育专业的落后和比较优势的缺失。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的专业学科要素禀赋和优势分布极不均衡，只有汉语言和中医等极少数专业的比较优势明显，绝大多数专业学科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较低，甚至极低，从而造成来华留学生专业分布极不平衡。这种状况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制约我国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一大障碍。据统计，世纪之交美国接纳的外国留学生，工商管理专业最多，为20.8%；工程学次之，为14.9%；占第三位的是数学和计算机，为9.8%。[4]这表明，美国的专业学科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分布较为均衡，为教育出口做出一定贡献。这是美国高教服务出口贸易总体水平居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3.高教投入要素
高教投入是高教发展的基础，也是高教服务贸易的基础。高教投入充足，会形成出口比较优势；高教投入不足，将损害出口优势。高教投入，既包括资金投入和物质投入，也包括人力（主要是教师）投入。
由于我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投入高等教育的财力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竞争优势，其主要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整个高等教育学额供给严重不足，从而制约了高教出口能力；②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所需设备供给严重不足、质量水平相对落后，制约了这些专业学科的发展及其专业出口能力；③教学用房、活动设施和学生公寓严重不足，损害了接纳外国留学生的能力；④缺乏吸引外国留学生的财政手段或杠杆，比如，除了少量公费留学生外，我国政府对占留学生总数90.56%的自费留学生无任何吸引、鼓励的财政手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留学生的增长。
我国高校人力投入特别是教师投入的不足，更多地反映在质量而不是数量上。所谓质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教师整体专业素质低于发达国家，二是严重缺乏具备双语即中文和外语（特别是英语）教学能力的教师，难以满足许多国家留学生的需要，影响高教服务出口能力。
上述情况表明，仅就一般投入而言，我们确实没有多少优势可言。然而，探讨国际贸易应着眼于商品的相对成本差异会产生相对价，如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如成本节省一半，就等于总投入增加了一倍，据此，我国的高教投入既有优势缺失的一面，又有优势明显的一面，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高教出口价格（主要指留学生支付的费用）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目前来华留学生文科类专业收费标准：
本科大学生每学年约合1700～3170美元；硕士研究生每学年约合2200～3600美元；博士研究生每学年约合2700～4100美元。
理科和工科类专业的收费标准参照文科上浮10%～30%，即是说，本科生最高每年学费4100美元，博士生最高为5300美元。[5]
相比之下，目前美国公立大学本科生每年学费通常为6000美元以上，新墨西哥州立大学高达1.5万美元。私立大学更高，哈佛每年高达38000美元。[6]由此可见，即使是美国的公立大学，学生的学费也比中国高出一倍多，至于名牌私立大学，则高出我国10倍以上。这就是说，从留学生的比较成本来说，我国占有明显优势。
来华留学生相对成本较低，是由我国的整体消费水平决定的，同时，也与我国实施留学生培养的人力投入，即教师要素的工资水平低下紧密相关。高校教师工资支出占了高校整个运行成本的50%以上，较低的教师收入大大降低了生均成本，从而降低了教育服务出口的相对成本。
据《光明日报》（2002年9月10日）报道，2001年我国高校教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8054元，约折合2200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高校（2002年）全国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为6万多美元，约为中国的20多倍。[7]
正是由于我国教师要素的成本十分低廉，加之某些其他高教生产要素，比如图书和尖端实验设施的数量、价格及质量差异，使我国高校生均成本低于美国。例如，目前中国高校生均成本支出约为15000～20000元（约合1800～2400美元），而美国高校仅生均经常性开支一项即高达18383美元（1995～1996)[8]，为我国的将近十倍！正是中美高教要素价格的悬殊差距，造成了来华留学生付费即高教出口服务比较价格的优势，成为近年来我国高教出口大幅度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上述考察和分析表明，尽管从投入总量看，我国高教出口处于劣势，但却拥有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发扬优势，克服劣势。
4.政府政策
按照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政府的参与管理是影响高教服务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开放的、积极有序的法律和政策，可以推动高教出口服务健康快速发展；反之、闭关、保守或杂乱无序的法律和政策，则会阻碍甚至损害高教出口服务的发展。美国之所以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上独占鳌头，是与其采取的种种吸引、鼓励外国留学生的政策分不开的。近年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更把扩大教育出口视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和国策，千方百计推动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作为一个集权式管理的国家，我国的政策对教育出口服务的作用尤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决定其兴衰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9年后，来华留学生教育之所以有快速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项，一是允许并鼓励国外学生自费来华留学，二是将招收留学生的权利下放给高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只从社会主义国家招收少量公费留学生。1978年全国来华留学生只有1236人。1979年，在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接受自费外国留学生收费标准问题的请示》中，第一次明确规定高校可以招收外国自费留学生。1989年1月原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招收自费外国留学生的有关规定》，明确宣布接受外国留学生院校的资格审批权，由中央下放给有关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教育主管部门，并对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特别是自费留学生做出明确规定。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来华留学生迅猛增加。规定颁布的第二年，即1990年，自费留学生即达3800人，第一次超过公费来华留学生人数，占当年留学生总数的51%，此后，自费留学生继续大幅增加，1999年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88%，2002年高达90.56%，成为带动来华留学的火车头和主力军。显而易见，没有自费留学生政策的实施，也就没有我国教育出口服务大跃进的今天。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留学生的招收和管理工作往往由教育部等中央行政机关统管，1985年国务院转发的《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将留学生的教学权和管理权交给了高校，1989年更进一步把招收留学生的权利也下放给高校，与此同时，获得招生自主权的高校也不断增加，从1990年的110所，增加到1999年的350所[9]，2002年更增至395所。为了提高留学生教育教学质量，扩大招生数额，各校采取种种有效措施，开展竞争，从而推动了整个来华留学生的大发展。
来华留学生政策的重大转变，是我国改革开放国策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也与留学生工作的定位调整密不可分。80年代以前我国始终把留学生教育作为国家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下。80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整个社会和政府的理念和信条发生巨大变革，开始把留学生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和创收手段了，近年来，更将其视为教育服务贸易而纳入WTO框架之中。自费留学生的跃进式发展，即是政府有关理念转换及随之而来的政策大调整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然而，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有关来华的留学生政策还存在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政府对高校留学生工作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仍不时发生；对留学生的勤工俭学采取不作为的政策；对自费来华留学生缺乏鼓励性的财政资助政策，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政策层面的弱势或劣势，制约着高教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
5.机遇
机遇，也是影响教育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良好的机遇，是高教出口贸易发展的前提；反之，不利的环境和机遇，将为高教出口的发展设置重重的障碍。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加之国内“左”的思想路线的盛行，使我国留学生教育的环境十分艰难，根本不存在留学发展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同时，我国经济已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目前世界企业“500强”中的400多个已落户中国，我国已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吸引国外资本最多的国家，国际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五位，我国的高教服务出口因此面临空前的大好机遇。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国际联系日趋密切的世界人口和经济大国，强烈地吸引着整个世界，他们需要更多、更直接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其次，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灿烂、博大精深，甚至有些“神秘”的文化正日益吸引着世人的关注和向往。
再次，作为世界跨国公司的云集地和“世界制造业心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甚至风俗习惯等等都是各国“CEO”及其人数宠大的相关下属人员的必修课。
最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可信赖的朋友，重视与我国的相互交流学习和相互支持。
显而易见，了解、学习、研究、交流等活动往往都离不开到中国留学、进修和培训，这就为在吸纳国外留学生方面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高校服务出口提供了空前的大好机遇。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在供给方面，我国发展高教服务贸易既具有不少比较优势，又有某些弱势甚至劣势。但是，优势大于弱势。这正是近些年我国高教服务出口贸易蓬勃发展的基本条件，也奠定了未来我国高教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二）需求方面的因素
一国供给因素强烈地影响和决定着该国的高教服务出口优势和状况，但是，一国供给方面的优势往往与其需求状况密切相关，即是说，如果一国对某些类型教育有旺盛、持续和广泛的需求，则有利于该类教育形成巨大的生产规模和较高的效率，从而在国际上形成较大的竞争优势；相反，如果一国某类教育需求疲软，这类教育也就不会形成茁壮成长的条件，从而也就不会产生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拿汉语言专业学科来说，它在全中国13亿人口中有着最广泛、最持久的需求低，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需求，正是这种巨大的需求造成了我国汉语言教学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我国现代化水平较低，对高新技术的需求低，从而对高新科技专业课程的需求相对不足，规模较小，水平有限。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了我国理工科专业教学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上的弱势，从而形成来华留学生专业学科分布的极大不平衡。
另外，受教育者对某些类型教育的先行需求也会带动该类教育的发展，从而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例如，在当今中国，随着与国外高等学校教育交流的日趋密切和扩大，以及高校之间学分积累和转换的需求愈益强烈，对双语教学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如果高校能抓住时机，尽快实施并提高双语教学的规模和水平，必能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
上述情况说明，高等教育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是密不可分的。为了发挥我国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必须在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上下功夫，二者缺一不可。
三、再接再厉，将我国高教服务贸易推向新阶段
波特在阐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内涵时，还提出了竞争优势发展阶段说。
波特提出，国家竞争优势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主要依托生产要素的天然有利条件（如丰富的天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的低级阶段；第二是投资推动阶段，即通过大量的资本技术投资而不断改善生产要素素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阶段；第三是创新推动阶段，即主要依赖自身在各方面的创新，以提高竞争力及优势地位的阶段；第四为财富推动阶段，即主要靠以往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不是创新和竞争来维持经济运行的阶段，这是发达国家应竭力避免的“吃老本”的阶段。
波特强调，各国应不断努力地创造条件，以便从一个优势阶段迈向另一个更高级的优势阶段。
波特的优势发展阶段论生动地描述了国际竞争发展的现实，部分地提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对我们认识和推进高教服务贸易的发展有一定启迪。
按照这种阶段论，我国的高教服务出口贸易现在基本上处在国家竞争的第一阶段并开始向第二阶段过渡。其主要依据是：
①目前我国的高教服务出口产业主要集中于汉语言教学上，而该专业学科完全是建立在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的基础上。
②高教服务出口，即来华留学生的层次较低。例如，2002年在全部留学生中，读学历和学位的仅有21055人，占总数的24.53%，而非学历的占75.4%。在学历生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总共有4247人，占总数的4.95%，这与发达国家吸引的留学生大多数攻读学位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0]
③在我国的来华留学生中有30%左右的学生是短期生，即主要是进行汉语言短期培训的，而这类学生，在发达国家的留学生统计中是不算数的。
④来华留学生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于东亚和东南亚周边国家和地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近80%；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较少，来自非洲和拉美的留学生更少，还不到总数的2%。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80年代末以来，尽管我国高教服务出口贸易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总体上比较落后，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近些年来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各级政府和高等学校开始逐步树立教育产业的观念，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开放的自费来华留学政策。许多高校投入巨资扩建留学生公寓，扩大接纳留学生的能力；改善落后的理工科教学和实验条件；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开展汉语言教学；推行双语教学和学分制，等等。所有这一切表明，我国的高教服务出口产业已开始向更高的投资推动阶段过渡。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必须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和对待高教服务出口贸易。例如，尽管我国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但这并不排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创新阶段的某些先进要素。又如，尽管我们拥有某些吸引来华留学生的具有绝对优势的专业学科，但是我们绝不能迷信于此而高枕无忧。我国中医药出口被排挤出国际市场即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众所周知，我国是中医药生产的故乡，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明显的优势。然而，由于我们固守传统、错失良机，目前，中医药国际市场97%的份额已被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占领，而我们只有区区的3%！因此我们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采取种种措施，不仅要不断增强我们的弱势要素，还应使我们已有的优势不断增添新的创新要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失时机地从一个优势阶段迈向另一个更高的阶段，从而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高教服务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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