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媒体中的课程改革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立此存照论文,课程改革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开始的这轮课程改革，关系着亿万儿童的命运，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大使命。正因为此，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包括媒体在内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千年来，赞誉与批评，掌声与质疑，一直与新课程相生相伴。一位自始至终参与改革的专家说，“没有困惑、苦恼、甚至彷徨，说明改革还未真正起航；没有问题和挑战，说明改革仅仅停留在表面；没有争论、甚至反对声，说明改革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引起强烈关注，激发激烈的辩论，恰恰说明，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伴随制度重建”，“冲击文化传统”，“触及人的心灵”。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十年课程改革，风云激荡，媒体既参与其中，同时又是置身其外的记录者——对课程改革的各种报道，本身也就构成了一部鲜活而翔实的历史。在回首课改十年之际，我们把一些见诸报刊的报道和文章编缀起来，对十年课改做一历史呈现，为新课程“立此存照”，以求鉴往思来。当然，既是编辑，自然有立场，但我们不虚美，不避嫌，力求客观。是否做到，读者查之。
序幕(1999-2000)：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
1999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1999年2月24日新华社北京电）
在这份《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改革课程体系和评价制度，2000年初步形成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框架和课程标准，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推行新的评价制度，开展教师培训，启动新课程的实验。争取经过10年实验，在全国推行21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此拉开序幕。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规定：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抓紧建立更新教学内容的机制，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重视实验课教学，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要增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课程、教材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促进教材的多样化，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基础教育教材的评审制度。积极推进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新华社1999年6月16日电）
2000年10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负责人第三次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听取了有关项目负责的人汇报，发表了讲话，明确要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体现时代的精神，要教会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教会学生观察世界、了解世界的方法，教会学生学会如何获取所需要的知识，教会学生使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教学内容要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入手，使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教材要体现改革精神，要把教育改革的新思想融会贯通地有创造性地运用教材编写中，有了课程改革指导纲要，有了好的课程标准，还要编写出好的教材，开发出好的教学软件。要注重教学模式与方法的研究，抓好师资培训。（李建平：《陈至立在听取课程教材改革项目进展情况汇报时强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体现时代精神》，《中国教育报》2000年10月18日）
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的朱慕菊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将成为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着眼点。（《着眼于每个学生的发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文汇报》2000年10月13日）
启航(2001-2003)：基础教育课程一次深刻的变革
2001年新课程改革正式启航。
2001年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董洪亮的报道《中小学启动课程改革实验》，为新课改的正式实施吹响了号角：“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一批新课程将走进部分中小学的课堂，这是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实验的第一步。……预计到2004年，新课程方案将全面推广。”
2001年年底《中国教育报》进行年度回顾时，把新课程进入实验区作为一个重要的“亮点”：2001年，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颁布，预示着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体系的诞生。今年9月1日，义务教育阶段18科课程标准正式颁布，新课程进入实验区，20个学科（小学7科、中学13科）49种新课程实验教材首次在实验区试用，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新课程的实验引发了我国中小学教学领域一次深刻的变革。……
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是基础教育领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场攻坚战，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课程改革决不是换一套教科书，也不是课程内容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整个改革涉及到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结构的改革、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课程资源的开发、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师资培训以及保障支撑系统等，是一个由课程改革所牵动的整个基础教育的全面改革。今年，关于课程管理政策、评价制度、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李建平：《课改：打造人才培养新模式》，《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18日第2版）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大量肯定新课程改革的报道陆续发表。2002年1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通讯员李建平、记者袁新文的文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初见成效》，对新课改的进展给予积极评价：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整体规划，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于2001年秋季在全国38个地区正式启动。为保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为今年在更大范围推进新课程做准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部分省教育厅负责人、师范大学课程中心代表、实验区代表组成评估团深入实验区，对课程改革实验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抽样评估。通过评估，专家一致认为，实验区成立了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课改实验领导小组，建立了较完善的工作机构，有力地组织和协调了各方面的力量支持课程改革实验，启动工作准备充分、扎实、有序；全面系统地开展了不同层次的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重视发挥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作用；实验区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以及学校的广大干部和教师教育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课程改革认识逐步加深，工作积极性较高……
2003年4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记者刘昆与广西日报记者贺波合写的《“课堂变得有趣了”——来自广西柳州市课程改革一线的报道》：“老师成了我们的学习伙伴，课堂变得有趣了。”记者日前来到国家级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区——广西柳州市中小学采访时，孩子们的话语让我们感受到一股灼热的欢迎课程改革的气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过去，学为教服务，学生完全跟着老师的步子走；现在，教为学服务，老师把课堂还给学生，因此，必须关注每一位学生，着眼于知识和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有机整合与和谐发展。一句话，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课改，使老师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引导者和合作者，小课堂包含了更大容量，老师的作用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不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不但要备课，还要备学生。
2003年9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记者宋晓梦的《新课程为安徽农村教育带来生机》，对安徽的农村教育工作者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卓有成效改革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实际操作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地表。有些问题是相关配套制度跟不上，致使积极参与课改的老师在实际教学中受挫。2003年12月9日的《中国教育报》刊登了一封题为《我望着课改害了怕》的读者来信，信中说：我是一个参加工作十几年的乡村语文教师，深知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怀着极大的课改热情，暑期进行了培训，后又在课堂教学中积极按照上级要求实施课改，课改公开课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鼓励，并总结出经验进行推广。然而在最近组织的全街道统考中，我所教的班级语文考试成绩却名列榜末。……目前，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在实际工作中矛盾地并行着，我们也在矛盾地艰难执行着，不知这局面还要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卸下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包袱，愉快地投身于教学工作呢？下一步，还搞不搞课改，我真有点犯了难，害了怕。
这封信可以说代表了一批积极拥抱课改教师的心声。
有些问题则是教师对课程改革的精神把握不到位，为了形式而形式。为此，李建平在《中国教育报》上开设“会诊课改新课堂”专栏，对实际教学当中存在的误区进行剖析。在这个专栏的编者按里，他写道：新课程实验已经3年有余，对课改实验，广大实验区的教师投入了满腔热情，付出了艰辛劳动。新课程给实验区教学带来了新气象，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方式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都发生了可喜变化。但是，随着新课程实验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合作学习的有效性问题，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问题，等等。正如一位教育局长所感叹的：“课堂是教育教学改革最终归属与落脚的地方，新课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但要真正达到课堂教学的理想境界，却有无数个‘结’等待着我们去解。”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课堂越活越好吗？》：现在的问题是有的课堂无效提问、无效讨论过多，教师为了展示课堂的热烈气氛，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重复化。有人认为学生反应积极，就是主动参与，就是面向全体。表面上看学生都参与了，课堂气氛也很活跃，你说，我说，大家说，热热闹闹一节课，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思维的深度不够，导致的结果是传统的东西没有了，新的内容又没掌握。如何让学生有效地学习，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是本次课程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课堂越活越好吗？》，《中国教育报》2003年10月28日第2版）
“形式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表扬”的滥用。……很显然，形式化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教师尚未真正理解和接纳新课程的理念。
新课程理念正在以“突围”的方式走向千百万教师。这种突围的艰难，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形式化还是对结论的追求，甚或是教师对教材理解的困难，都在告诉我们，新课程正在遭遇着强有力的反突围。这种反突围的力量来自于一种看不见而又无处不在的东西。
我们可以将以上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为教师教学理念的转变尚没有成功。……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教学理念的转变会这么难。……每个人都降生于先他而存在的文化之中，在他成长的每一步，都无不接受着他的家庭文化、学校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熏陶。……观念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观念的转变也不能立竿见影。因此，新课程首先要面对的，是教师个人具有的观念文化。……（余慧娟：《新课程理念的突围与反突围——和教师一起反思2003》，《人民教育》2003年24期）
在路上(2004-2005)：一群教育理想主义者在艰难跋涉
2004年对新课程改革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新课程实验已满三个年头，中学已有一届初中毕业生。高中开始进入新课程。课程改革到了全面推广阶段。也正是在这时，新课程遭受到强烈的质疑。
2004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记者苏长虹的报道《配套措施不到位，多数学校仍观望：山东高中课改受阻》：自9月份开学以来，作为全国4个试点省区之一，山东省全面启动高中新课程改革。但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各项配套措施不到位，高中课改并未落到实处，大多数学校仍然持观望态度。
师资力量不足、缺乏专业指导是最令各中学头疼的问题。由于教材编印时间紧张，今年高一年级的教材到位较晚，有的中学10月7日左右才全部到位。其次，只有熟悉整个课程体系、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才能适应课改的要求，然而目前很多学校年轻教师偏多，普遍缺乏专业性的讲课指导，能达到课改要求的不多。此外，为给学生的成长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课改要求开设通用技术方面的课程，各校普遍既缺教师又缺教学设施，开设起来困难很大。
实行新课改后如何确保升学率不下降也是各学校所担心的。按照课改要求，基础文化课程的课时比例应该有所降低，但许多学校考虑到升学率，仍大大提高文化课的课时，压减选修课的内容安排。一位校长表示，新课改的效果是潜移默化的，不能立竿见影，如果实施课改的学校升学率降低，“没法向家长和学生交待”。……
一石激起千层浪，“课改在山东遇到阻击战”，这一报道使得很多已经决定推行课改的学校开始动摇，“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都会让学校开始观望。”
2004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樊未晨、甘丽华发表《新课改做成了一锅夹生饭？》一文：“从2001年起，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始实施新课程改革。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全国已有1600多个县区参与了新课改的实验，近4000万名中小学生在使用新课程教材。
就在一些教育研究机构的专家们忙着制定“新课标”、“新教材”时，一些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发生了：性格内向的孩子无法融入“花哨”的课堂教学；心急的家长们在课外忙着给孩子补课；老师们手里准备好几套教材，一套应付课改检查，其他的用于正常教学……
于是，不少关心教育的人士忧心忡忡：课改的推行者与课改的真正参与者好像走在两条路上，这种推行者独自唱卡拉OK的局面，暴露出课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减负的课程改革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新课改做成了一锅夹生饭？”
这两则报道全面来看其实是在分析课程改革为什么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它们的标题安排到行文中的措辞，都容易让读者解读成对新课程的批评。从而使那些本来对课改持观望态度的教师、校长重新回到老路上，甚至对课改产生抵制的态度。正如《教育时报》在2004年年终策划中所说：课改是一项系统工程，课改的成功离不开教师、校长、课程专家、教研员、教育局长、学生、家长、媒体等等的努力和支持。……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媒体时刻洞察时势的演变，对现实遇到的问题作出及时而深刻的判断，以高度理性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这是媒体的责任。对于课改推进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媒体应该去关注，应该让人们清楚问题的症结。但媒体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为了抓眼球，而抓住一些课改中出现的问题不放，使那些本来对课改持观望态度的教师、校长重新回到老路上，甚至对课改产生抵制的态度。（《2004，教育变革的力量》，《教育时报》年终策划）
在前述氛围下，一些学校、一些老师动摇乃至“回流”。针对这一现象，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小学的潘春丽老师发出呼吁：最近，颇有一些对新课程的非议，其中最集中的话题就是：新课程使教学质量下降了，基础教学不扎实了。于是乎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纷纷下令恢复统考，一些学校也争相“打道回府”，教学“涛声依旧”、练习题重又铺天盖地而来，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新课程给教师留出了创造的空间，但也有些方面存在要求比较笼统、模糊，以及改革相对滞后，与要求不相配套的现象。特别是评价方面改革的相对滞后，都阻碍了课程改革的进程，因为用新的课程理念教学，用旧的方式评价，势必使那些“务实的人”让课程改革走到半道又“踅”回来。
新课程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不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分数。随着新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在专家的引领下，在各地学校不断地探索与研讨交流中，课程改革中的某些问题会越来越明确，偏差会得到纠正，滞后的必定会得到解决。我们坚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让新课程得以全面实现，走向成功。与此同时，也让新课程成就教师、成就学生。（《警惕！课改要走“回头路”》，《中国教师报》2004年6月2日）
这是一位一线教师发自内心的声音，因此弥足珍贵，我们特记于此。
2005年，质疑声更加尖锐。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姜伯驹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教授刘应明院士，分别提交了针对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提案。这无疑是一枚投向新课程的重磅炸弹。3月12日《四川日报》记者采访四川大学教授刘应明院士的文章《“思维的体操”在走样》在报纸上发表；3月16日《光明日报》刊出一篇记者采访姜伯驹的文章《姜伯驹：新课标让数学失去了什么》，要求立即停止使用数学新课标。此举在基础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两篇文章直指数学新课程，认为数学课程标准破坏了上千年的数学体系，教师不好教、学生不好学，数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华南师大的何小亚撰文与姜伯驹进行讨论，并引用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的话来批评姜伯驹：“数学家谈数学教育改革，不能只从培养数学家的角度来看问题。一万人口中顶多有一两个数学家，不能用数学家的要求来指导中小学数学教学。我们常常以自己如何走上数学道路的经验来判断是非，那是不全面的。”（何小亚：《回应<姜伯驹：新课标让数学课失去了什么>》，《广东教育》2005年6期）
4月26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向社会公布其在网站上新设两个栏目，希望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的修订工作和新课程推进等问题，畅所欲言，献计献策”。由此，有关数学新课标的争论开始由学术殿堂走向民间。
6月1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一组文章聚焦“数学课程标准”之争。《初中数学新课改遭质疑》主要综述数位著名数学家的批评意见；《“数学新课标的大方向应当肯定”》，请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标准组的有关负责人进行回应；而《数学新课程对教师是挑战》一文主要是采访实验区的中学数学教研人员，请这些最有发言权的人来评判这场讨论的是非，“从他们的表达中，可以看出大多数教师对数学课程标准改革的方向是肯定的，但反映实验中的问题也不少。总体看，认为优势大于不足。”（储召生、赵小雅：《对话义务教育数学新课标》，《中国教育报》2005年6月1日）
把不同的声音并置，使各方均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由此而引起的争论能够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能够在大众媒体上公开讨论，无疑说明了时代的进步。我们相信，这种争论是课程改革的福音，也是国家与民族的福音。
为回应主要来自数学界的反对声音，教育部紧急重新组建数学课程标准修订工作组，着手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几个月后，教育部中断原定的新课程工作日程，重新组建《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组。9月，第二批进入高中新课程的省份只剩下江苏省一个，比原计划大幅度缩减。这期间，媒体上的争论，民间会议、网络上的讨论沸沸扬扬。针对新课程的各种观点包括猜疑也层见叠出。新课程的走向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
2005年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新华社记者沈汝发、梁书斌的长篇报道：《专家叫好·教师叫苦·学生喊冤——新课程改革遭遇教师和学生普遍质疑》，报道称：自2001年以来，新课程改革开始在全国42个国家级实验区试行，核心理念是素质教育。改革甫一出台便赢得一片赞许声，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改革却遭遇教师和学生的普遍质疑。……据了解，新课改进展并不顺利，在有的地方甚至还引发了争议。 面对新教材，有的地方出现了“老师不会讲、学生不会学、家长不理解”的问题。有的家长甚至认为，使用新教材后并没有让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本质上的提高。……
在课程改革和应试教育的双重要求下，教师感觉压力很大。福建省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85%以上的教师深感“不适应新课程教学的重任”；75%的教师“不喜欢新课程教材”，认为新教材知识结构零乱，缺乏系统性；新课程明确要求教师要实施“创新教学”，但只有不到20%的教师有所尝试和实践，35%的教师认为没必要这样做；56%以上的教师认为新课程实施的成功率很小，他们觉得传统教育才是当今中国教育的最佳方式。湖北、江苏、湖南等地的课程改革实验区也受到普遍的质疑。……
针对方方面面的质疑和批评，余慧娟的《课程改革的路必须走下去——2005年的叩问与沉思》一文做了精彩而深入的回应：
至于数学家们来关注新课程，当然是一件好事。在中国， 向来少有这样的尖端人才来关心“小孩子的事情”。可是，如果只是偶尔地“关心”一下，而不是用做数学研究那样的态度，去一一研读批判的对象，也不亲自去做一点实地调查，则未免过于肤浅和不负责任。……
新课程是欢迎大家评头品足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倡导民主、开放的文化。重要的是，每个人开口说“新课程”的时候，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能够说：我已经认真地研究过它了。……
重组课程内容、改变教学方式、追求三维目标、改革评价体系，这种种努力，不就是要将那些在应试文化中被漠视、被忽略、被僵化的东西，加以启蒙，予以放大，让人性丰满于教育，让教育赋予人以尊严，赋予人生以价值，让生命和谐、健康地成长？素质教育的深层含义也正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新课程代表了教育的理想，也代表了社会的理想。
不容否认，“新课程”本身又是一个巨型工程的代名词。它在物质形态上是囊括几十门学科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而在制度层面则牵动教研、培训、管理以及各级考试评价体系的改革，牵动社会各方利益。这个复杂的改革工程本身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学科内部的改革倾向是否合理，学生经验介入课程是否过分，培训是否到位，评价能否匹配，等等，都需要不断反思、研究、修正。行进过程中也将遭受现实条件的制约与挑战，而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让步。然而道路还必须坚持走下去。……现实的脚步虽然沉重，却是在一步步地走，一点点地辟出路来。（《人民教育》2005年24期）
2004年12月15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发表记者樊未晨、甘丽华的报道时，附了一篇题为《一群教育理想主义者在艰难跋涉》的记者手记：这两年经常听到与课程改革有关的消息，但大多是抱怨。这两天真真切切与这些课改实际操作者接触后发现，这是一群充满激情的人，他们在为“理想”工作。……应该说，课程改革的理念是符合教育规律的，这些参与者们之所以对这个事业充满激情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但是，在发展极为不均衡的中国，进行改革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这种困难又使这些坚定的“理想者”们异常脆弱。
“一群教育理想主义者在艰难跋涉”，这句话用来概括这一时期课程改革的真实境况，极为贴切。
任重道远(2006-2008)：反思中扎实前行
“从表面上看起来，新课程改革在2006年相对平静。……从进程上看，这种平静应该是由改革的阶段性决定的。一方面是因为课程改革政策发布与文件研制的大量工作已经结束，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已经全面推开，到了具体实施的层面，关注点自然落到了高中课程改革实验上。另一方面，课程改革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从开始的激动、兴奋、新鲜，到后来的困惑、怀疑与争论，2006年，开始有了更为理性的反思。这种反思能力来自于六年的实践，反思也让课程改革由浮躁变得平静，从这个角度说，这种平静难能可贵。”（赵小雅：《在反思中前行——2006年课程改革印象》，《中国教育报》2007年1月1日第6版）
而“2006年的新课程就这样在平静中涌动着新的动向”。“静水流深，触及的都是更加深刻和本质的问题。这均缘于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新课程实施的现状有正确的把握，对改革的形势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我们也才能逐步找到日常教学变革困难的症结所在，为寻求制度改革找准方向；我们也才能坦然对待被日常教学所沉淀过的新的理念形式；如此，我们也才能从并非挂名“新课程”的学校改革中找到现实道路，为课程改革的扎实推进创造真正宽容的环境。”（余慧娟：《寻找现实道路——2006年课程改革的反思》，《人民教育》2007年1期）
在这种“平静”中，课程改革在向着纵深扎实挺进。2006年暑假，近万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教育部的新课程远程培训，并深刻体验了网络世界的民主、平等、对话、共建与共享的文化内涵。“8月5日起，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万名县级中小学一线教师参加了为期半个月的教育部新课程远程培训。……平等、参与式的学习方式，帮助众多教师摆脱了凭个体狭隘经验学习和工作的状态，由独学无友的学习状态，进入自主开放、能够利用先进技术进行高效率学习的状态。不仅强化了教师教研意识，而且激发了他们学习的自觉能动性，促进了反思能力的提高和反思习惯的形成，使教师获得精神的解放、研究和成长的快乐。远程培训的实施还有助于教研文化向课堂延续，向教师的整个职业生涯延续。新课程有很重要的一种追求，就是对先进文化的追求，即民主、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网络形态的培训是研修，更是全国范围内的教研活动，将有助于推进先进文化在教师心目中生根，而且这种教研文化必将滋润教师的心灵，渗透到每一个课堂。”（通讯员周密、记者靳晓燕：《新课程远程培训：教师培训天堑变通途》，《光明日报》2006年11月1日）
而2006年底，赵小雅与钟启泉教授的对话《义无反顾奏响改革进行曲》，更是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献。在对话中，钟启泉教授针对课改前几年遇到的挑战和质疑做了一个综合回应：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既然是一种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制度转型过程，遭到种种的干扰和重重的阻力是必然的。新课程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对于来自旧观念的挑战，来自旧体制的挑战，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或许容易引起警惕；但对于来自改革实践本身的种种问题的挑战，更需要我们审慎对待。比如，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以“一纲多本”替代旧课程的“一纲一本”，这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轻易退却。面对新世纪的教育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义无反顾地奏响改革进行曲。在当今开放的、竞争的世界面前，我们需要警醒，需要危机感，需要应急反应。我们不能坐井观天，我们更不愿麻木不仁。对于我们来说，缺的不是信息、不是技术，而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我们需要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几年来课程改革的实践使我们相信，这场改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它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最终会走向成功。（《中国教育报》2006年12月15日第5版）
这篇访谈发表后，引起了一场比较大的论争。查有梁教授认为钟启泉先生“误导”了新课改，撰写《新课程改革需要“软着陆”》一文发表在2007年3月15日的《教育导报》上……客观地讲，参与争论的专家学者对课程改革都充满了强烈的关怀和责任意识，也都不乏真知灼见。
2007年，“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总体规划”，也为了“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启动。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经过6年的实验，义务教育新课程顺利推进，改革的方向和初步成果得到了普遍认同。在6年的实验过程中，曾组织过多次调研，从实验区的反映看，各学科课程标准倡导的改革方向是对的，课程改革的实验工作不仅是验证，更重要的是探索和创造的教育改革过程。这一过程既有成功的经验，新课程受到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欢迎，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对于深化改革，从根本上提高基础教育质量都是非常珍贵的。此次修订工作，正是基于实践的基础上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进行的调整、修改与完善，修订以后将正式颁布。（赵小雅：《深化改革，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义务教育课标修订答记者问》，《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11日）
2007年，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四个省、自治区第一次进入新课程高考，“几个省的高考特别值得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常规的高考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能否有所突破的关键一环，甚至可以说，这根指挥棒决定着许多课程理想的现实命运。”（余慧娟、施久铭、钱丽欣：《新高考和高中新课程：热点与困惑》，《人民教育》2007年11期）
9月25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今年广东、山东、海南和宁夏4个省区顺利完成首轮高中新课改实验，123万名高中毕业生顺利参加高考，改革经受住了社会检验，实现了高考的平稳过渡。……上述四个地区的高考今年实现了三个方面的突破。第一，高考注重了学生的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的有机配合，引导学生全面发展，避免偏科。例如海南省就把会考成绩的10%计入高考成绩。第二，针对高中课程方案中选修课程安排，今年高考增加了选考内容，海南和宁夏的高考试卷，都安排了15%左右的选考内容，而广东和山东安排了30%的选考内容，这样对引导学校重视选修课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四省区高考都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录取学生的重要数据。（记者王友文、余冠仕、赵秀红：《首批高中新课改省份高考平稳过渡：新课改后学生的综合素质明显增强》，《中国教育报》2007年9月26日）
如果说广东、山东四省自治区的新课改高考顺利过渡的话，那么2008年江苏的高考方案从颁布到高考结束，一直饱受争议。最初是2006年五院士抨击江苏2008年高考方案“不考理化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做法”，“不考理化打断了科技创新研究链”（《南京晨报》2006年8月25日）；2008年“初次实践中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教育部追加了近5000个招生名额才将这场风波平息。”（记者李润文、实习生吴琼：《江苏高考改革方案没人能懂，被批违背公开原则》，《中国青年报》2008年11月29日）支持的一方认为，江苏这份方案“学业水平纳入高考，不再一考定终身”，“等级与分数相结合，高考不再只看分数”，“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突出全面发展”，“减轻学生负担，给学生更多自主权”……反对方则认为，“学业水平测试并没有真正减轻学生负担”，“综合素质评价可能有失公正”……（参见：池春燕：《江苏08新高考的突破与争议》，《基础教育课程》2008年9期）
在关于江苏2008高考方案的讨论中，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博士生柯政的言论理性而富有洞见，他说：即使是院士，物理学你可能是权威，但是物理教育你就不一定是权威，尤其是基础教育的物理教育你或许就变成了个外行。别忘了，当以专家的身份批评高考改革的时候，其他真正对基础教育或者高考改革有研究的专家的意见也希望得到尊重。高考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这个国家意志的必然延伸，有关评论和批评应更多地体现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尤其是有关公众人物的评论更是应该本着严谨和负责的态度，这样方能为推动素质教育和高考改革营造健康的舆论空间。（《新的高考方案真的威胁了立国之本吗？》，《教育参考》2007年第2期）。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它指出了一个常常为大家忽视的事实：很少有人有意识到教育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认为谈论教育不需要门槛。这也是新课改过程很多无谓的争论发生的原因之一。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基础教育课程杂志》推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刊”，讲述“三十年课程历史”，突出“世界教育改革的中国声音”。在一篇专门回顾新课改的历程的文章中，作者总结道：与五年前、十年前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相比较，新课程给学校、给课堂、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师生关系更加和谐，课堂气氛更加民主，学生得到更多的尊重，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经验，获得知识不再成为学习的惟一目标，学校和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教师的专业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回顾并重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课程改革六项具体目标，我们的心情依然沉重：日常教学活动中，人们最为关注的仍然是知识掌握得多与少，技能训练得快与慢，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依然处于边缘状态；不少地区体育、艺术、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实际上仍然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学生们的时间主要还是用在语、数、外等学科上；老师们追求高、深、难的情结依然普遍存在，安心于遵循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进行教学的还是少数；无人观摩、无人听课的那80%、90%的“日常课”，总体上依然是老师讲解、学生做题；统考、统测，乃至中考试题中超出课程标准要求的现象时有发生，考试结果按学校、班级、学生排名的状况仍很普遍；而且，我们有多大比例的学校、地方政府具备了较强的课程建设与管理能力？我们国家建立起了课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吗？！（明仲等：《课程发展的中国案例》，《基础教育课程》2009年1、2期合刊）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到今天依然任重而道远”——这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文喆为《人民教育》“这30年课程改革，我最想说的话”这一策划所写文章中对新课改的断语，“任何教育改革只要它存在合理内核，存在有价值的突破，都会在教育实践中留下痕迹，都会产生影响，改革本身就是一笔财富。……所以，现在评价新一轮课程改革为时尚早，基础教育课程教学对学习者的影响，可能要过10年、20年才能看清楚，教育的效应有即时的，但大多是滞后的。……（《人民教育》2008年23期）
再出发(2009-)：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2009年，更多的省份进入了新高考，浙江等省份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高考一结束，“杭州高级中学特级教师缪水娟便给出了对语文卷的第一印象，‘既坚持了自主命题以来的一贯风格，也给新课程语文教育以正确导向’。她特别指出，试卷向《论语》和‘外国小说’延伸，这与语文新课程的模块教学内容有关，非常有意义。而部分专家则对今年的浙江高考卷给出了‘顺应课改、渐变过渡’的评语……”（记者陈樱之和通讯员王东等：《“于无声处听惊雷”——盘点浙江省首次新课改高考》，《浙江日报》2009年10月14日）
从1999至2009，整整十年过去了。确实也到了一个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时间点上。十年之际，改革者们终于迎来“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验交流会”。实际上，很多课程改革的发起者、参与者在这次大会之前已经自发地开始回顾历史，反思现实。2009年4月，刘坚、余文森和徐友礼联名发表调研报告，指出了“当前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问题”，总结了“近年教育教学改革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对策几点建议》，《中国教育报》2009年4月3日第6版）
10月30-31日“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验交流会”在南京召开。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在大会上发言大力肯定了新课改：“改革实践表明，这项涉及上千万教师的深刻变革，在迅速而有序的进程中基本上做到了平稳、健康。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改革实践中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育的模式、方式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优秀的教育传统得以继承并与时俱进，素质教育的理念也逐步地深入人心。借用叶澜教授的话说：“这场改革搅动了基础教育长期以来的稳态。广大中小学校正发生着悄然无声又积极本质的变化。虽然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但课堂上发生的这种变化是积极的、本质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基础教育已经从注重规模发展、全面普及转到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新阶段。关注课程教学已是必然。“素质教育只有深入到课程教学层面，才算是深入到了本质。”“课程改革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龙头与抓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抓课改就是抓素质教育，抓素质教育就是抓课改。……课程改革就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前方是什么？我们期待着。”（参见余慧娟：《课程改革再出发——对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验交流会的一点观察》，《人民教育》2009年22期）
在十年之际，回望课程改革，是为了总结经验，更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推进。正如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在大会小结时指出的，“改革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对这些经验要进行总结和梳理。要把那些成功的，特别是有生命力的成果巩固好，变成制度，进一步推广。因此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什么样的成果是有推广价值的？是长效的？如何巩固？如何推广？同时，我们都说课程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过去的几年是新课程实验、探索和推广阶段，今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到了深化阶段，那么，对新的阶段要有准确的定位，新阶段具有什么样的阶段性特征？如何赋予新的阶段以新的时代内涵？针对新阶段的新特征，在推进课改的工作策略上应当确定新的重点或者新的工作原则。”（李岩：《回望，为了更好地行进——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验交流会侧记》，《基础教育课程》2009年11期）
12月初，南方报业旗下的财经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用一万字的篇幅报道了深圳中学在新课改方面取得的成绩（马娟：《深圳中学的选择》，《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8日21-22版）。完全市场化的大众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对课程改革中的典型进行如此大篇幅的报道，在十年课改中都是罕见的。而这恰恰看作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课程改革越来越为公众所接受和肯定。
今天，21世纪一个新的十年已经开始，新课程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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