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江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水浒传》是中国最早的通俗长篇小说之一，《水浒传》研究所探讨的是一个古代文学问题，但也是非常当代的问题。鲁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讲过，现在人们还喜欢阅读《三国》和《水浒》，是因为社会上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什么是“三国气”和“水浒气”呢？考查鲁迅先生的意思，就是指“流氓气”。“流氓”这个词，现在有明确的贬义，而且内涵和外延都不很清晰，为了减少争议，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是“游民气”，或说游民性格和游民意识，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江湖气”。因为社会上还有江湖气的缘故，所以这些小说和由它们改编的戏曲和电视剧一些情节和情绪还能挑动许多观众内心的隐秘情结，因而受到较为广泛的欢迎。
“江湖”这个词在人们的生活中用得非常多，但“江湖”这个词的意义大家未必非常理解。比如说一个人黑道、白道两道都能通，我们管他叫“老江湖”了；一个资本家本来搞得不错，后来一度沉沦了，再后来又复出，现在报上常称之为“重出江湖”。“江湖”这个词见报率和屏幕的出现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江湖”的真正含义，大多数人未必非常清楚。所以我需要首先解释江湖的本来意义。
一、三个“江湖”
我们经常说的江湖有三个意义。
第一，大自然中的江湖。江湖作为一个词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最初的意义就是指江河湖海。庄子在谈到“涸辙之鲋”的时候说鲋鱼与其在干涸的车辙中相濡以沫，还不如相忘于江湖，自由自在。这是出现的比较早的江湖。这个江湖就是利用江湖的本来意思，九州之内江河纵横，湖泊遍地，因而我们也经常用江湖泛指四方，这是最原始的意义。后来这个词意义发生了一些变化，产生了一些引申义。
第二，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这个江湖是偏重其人文意义的。它与江湖的本意还是有点关系的。由于江湖的广阔浩渺，荒僻敝野，与热闹繁剧、名利所在的朝市恰成对立，于是江湖就变成了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如果在争名夺利的斗争中，或者失败了，或者厌倦了，他便全身而退，向往一个安静的所在，这个所在往往称之为江湖。这个地方也许在山林，也许在田野，也许在江河湖海，但更多的还是自己早已营造好了的小小的园林。它是文士抚平心灵创痕的地方，这里没有了鸡争鹅斗，没有了阴风鬼火，好像个“无差别境界”。有责任感的士人强调即使在野不做官也要关心朝政。宋代的范仲淹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就是说士大夫隐居不做官时，也应该关心朝廷，关心国家。身在江湖，就是指士大夫不在朝、在野的时候。可见这个“江湖”与“在朝”是相对立的。我们说这个江湖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在唐诗宋词中经常见到这种含义的“江湖”出现。
第三，是游民的江湖，也是现在经常活跃在我们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与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不同，它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中第二十八回十字坡的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在请武松吃饭的时候，这三个人就说了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听得都惊呆了，只是下拜。武松还安慰他们说“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大家想一想，在那个宋代，衙门里的公差什么坏事没有见过？什么坏事没干过？什么丑恶的事没有听说过？连公差听了都感到恐惧的这种“江湖”，肯定是与文人士大夫所向往的“无差别境界”的“江湖”大不相同的。
这种“江湖”最早出现在南宋及南宋以后的“水浒”系列（指以写宋江集团故事为主的众多文学作品）和《水浒传》中，在这些文学作品之前还没有人大量这样使用过这个词汇。那些文艺作品中所提到的“江湖”往往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或者是原本意义上的江湖。明确地把江湖看成是江湖好汉杀人放火，争夺利益的地方，应该说是始自《水浒传》。《水浒传》作者对于江湖有个全新的认知，所以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江湖”概念，当然这个概念来自于作者对当时生活认识的概括。作者创造不止是一个“江湖”的概念，《水浒传》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话语，创造了一系列的、《水浒传》以前没有的、或者说《水浒传》以前有但不做这种解释的话语（例如“好汉”、“聚义”、“义气”、“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这些话语本来是江湖上游民经常使用的，通过“水浒”系列故事的传播，它们逐渐为主流社会所了解，甚至接受，从而成为游民意识播散的工具。
二、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
这种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他们赤手练空拳，全凭个人心智、个人力量和勇气、胆量以求生存、安全和发展。因此，这个江湖没有了士大夫江湖的与世无争的气度，这里不仅要“争”，而且在“争”的时候没有了主流社会中的“争”所应该遵守的规则。《水浒传》电视剧中主题歌的“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句话颇能准确地概括江湖游民们在争取个人利益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
游民的江湖是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游民的江湖也构成一种社会，有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就能构成一个社会，但游民江湖是不被主流社会所承认的一种隐性社会。
主流社会是显性社会，由统治者与士农工商构成，主流社会的人们按照统治者所确定的规则公开活动。江湖是不为主流社会的人们所知的隐性社会，它通行的是另外一种游戏规则，是与显性社会不同的规则。江湖的人员大多被统治者视为异类、甚至匪类，它的规则又与统治者所允许的规则大相径庭，因此它被主流社会打压与排斥就是极其自然的了。因为被排斥和打压，自然也就处在潜伏和半潜伏状态。
一般说来，江湖不是有形的组织，只是一种松散的存在，然而江湖中确有有形的组织，这种有形组织也是秘密的，譬如秘密会社、帮会，另外，各种各样武装团伙、绿林山头等等也都是有形组织。如《水浒传》中梁山泊、二龙山、少华山、清风山、对影山等就是有形的，可是游民奔走觅求生活之路却是一个无形的江湖。宋代往后，越是靠近现代，这种有形的秘密组织的类型就越多。但是江湖所涵盖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些都是从事非法活动的游民，江湖中还有一种从事合法活动的游民，比如说评书的，唱戏的，走江湖卖药看病的郎中，他并不干非法活动，而且他们的服务往往还是生活在主流社会中的人们所必需的。但在统治者眼里，这些游走江湖的人们绝非良民，也是必须提防的异类，有的时期甚至通过监督或制定严厉法律，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明初的洪武时期。
从总体来说，江湖是无形的，但是江湖人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们从《水浒传》中也看到江湖确实存在。比如说，林冲发配到了沧州，在一个酒店里，酒店主人向他介绍说俺这村中有一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作“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作“小旋风”。“江湖上都唤作小旋风”这句话值得注意，“小旋风”是柴进的一个绰号，我想柴进跟主流社会往来的时候，向达官贵人、文人学士递名帖（就是我们现在交际时用的名片）的时候，绝不会写上“小旋风”三个字，因为这“小旋风”三个字只是属于“江湖”的，它是江湖人用的，也只有江湖人才称他作“小旋风”。从这里看出江湖确实是有的，江湖上的宋江见到柴进要称小旋风，晁盖、王伦这些人，他们见到柴进，或柴进见到他们也都可以用小旋风这个绰号与他们沟通交流。然而在主流社会绝对不行，而且主流社会的人们视有这类绰号的人物为匪类，是被打压的。统治者要想打压某人，也往往要给他起一个江湖绰号。清风寨的知寨刘高一心陷害宋江，他抓住宋江之后，宋江自称张三，是个良民，到这里来是做买卖的。而刘高想把他断成盗贼，于是在给宋江做档案时，把他称之为“郓城虎张三”。为什么加一个绰号呢？因为有了绰号，一看就是江湖上的人，而江湖人就离土匪不远了。
江湖上的人互相联系还有一种秘密语，这就是江湖黑话。江湖黑话在《水浒传》中已经初露端倪，但是不是很多。到了明朝，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一直到清代，黑话、秘密语呈现出泛滥状态。光是天地会的会内“海底”中所记载的秘密语有数千条之多。《水浒传》中还不算多。比如下拜叫“剪拂”（因为“拜”的发音近于“败”，在走江湖人们看来不吉利），跌坐在地下他叫“塔蹲”，等等。
这些江湖黑话只有江湖人用，用于他们的内部沟通。二十多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有些宽松，人们也厌倦了文革中革命话语的贫乏，出于好奇，便从通俗小说和社会下层流行的一些江湖黑话、秘密语中吸收词汇，如“大腕”、“大款”、“走穴”之类的江湖黑话成为十分流行的词语。很多外国青年学习中国语言时，与江湖艺人接触比较多，认为这些才是流行于中国民间的活语言，很是认真地学了许多，辛辛苦苦到中国来学习中国语言，结果学了一嘴流氓话走，还自以为是得到了中国语言的精粹。这令我想起清末一个故事。庚子事变后，西太后从西安回京，也比较开放一点了，她常常接见外国使节的夫人、小姐等等。有一个德国使臣的夫人是胶州湾长大的，当时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她自幼便说胶东话。当她见到西太后时，便向她显摆自己会说中国话，于是就在西太后面前叽里呱啦，讲一口胶东话，结果惹得西太后周围的女官、宫女大笑不止，西太后也忍俊不禁，怎么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美人说一口胶东话？对当时的北京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该夫人还觉得她说的是非常标准的中国官话呢！对中国语言的了解，不能以通行不通行来作为依据。
江湖上还有自己的舆论和属于自己的道德评价。这种例子很多了，大家读《水浒传》就经常看到。梁山好汉经常说到，不能干某件事，否则要吃江湖好汉笑话。这就是属于江湖舆论。智取生辰纲之前，军师吴用去说服三阮的时候，阮小二埋怨梁山把这个梁山泊的水面都霸占了，不能去打鱼了。吴用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捉了他们到官府立功请赏呢？阮小二说抓了梁山好汉去献给官府要吃江湖好汉笑话的。看来江湖有自己的道德评价，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这是跟官方不同的，与官府不同，与主流社会不同。
另外，江湖还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有了事情很快就会在江湖人中传扬开来。例如林冲上了梁山之后受到王伦的排挤打压，这件事江湖上很快就知道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好像江湖也有自己的媒体似的，一些事情传播得非常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江湖是江湖人、也是游民生活的空间，而游民流动性非常频繁。所以有点事情、有点消息传播得特别快。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可以确知是有个江湖存在，这个江湖并不是虚拟出来的，不是艺术家的创造，而是在生活中现实存在的。
三、江湖因江湖人而存在
江湖因江湖人而存在，有江湖人才有江湖。如果有人非得问江湖到底是什么？你说了半天江湖到底在哪里？我就说江湖在城镇，也在乡村；在热闹繁华的市井，也在荒寒闭塞的山野；在四通八达的道途，也在湖光缥缈的湖海。也就是说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有江湖人在那里为生活而奋斗，那里就有江湖。这正像电场因为电子的流动而存在一样，江湖也是个“场”，有了江湖人的活动，江湖这个“场”就形成了。那些自然存在的空间如果没有江湖人的活动，那里就是道路，那里就是市井，那里就是乡野，那里就是江河湖海，而不是我们所要论述的江湖。这里一旦有了江湖人为生活而奋斗，这里就变成了江湖，就是我们所说的江湖。
《水浒传》中许多地方写到了江湖，如东京桑家瓦子里有说话人在那里演说《三国志平话》；郓城县的勾栏里有白秀英到那里去演唱诸宫调；渭州街头有打虎将李忠在那里打把式卖艺；揭阳镇上病大虫薛永在那里耍枪弄棒，以博衣食。这些地方因为有了江湖人的奋斗便成为了江湖。从空间上来说，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以不是江湖，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
那么什么是江湖人呢？是不是生活在城镇的下层民众，我们经常称之为市井细民的呢？我说不是，更不是蜷曲在乡村的宗法农民。其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江湖人是流动的；市井细民和宗法农民基本上是不流动的。评书艺人中流传的一首描写他们生活和心态的开场诗《西江月》中说：“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风涛不怕。”从这个江湖艺人自述词《西江月》的上半阕就可以看出来，江湖人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而市井细民和宗法农民是不流动的，不会听了书、看了戏，就跟着江湖艺人走了，也可能有，但那是极个别的“追星族”。
长期生活在稳定不变的宗法社会的人们，只有在控制他、也保护他的共同体对他不起作用的时候，为了生存他才会流动起来。此时流动起来的宗法人（流动既久就成了游民）就会产生与宗法人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游民独特的生活状况和经历必然使其形成与宗法人迥然不同的思想性格。游民是构成江湖人群体的基本群众。
既然宗法人因为脱离宗法网络，流动起来会逐渐地变为江湖人，从而形成江湖，那么为什么文人士大夫和商人的流动不能形成江湖呢？
在宗法社会中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是稳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能够流动起来的并不只是被迫脱序（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还有士人，还有商人。自春秋战国以来，士人流动便成为经常的现象，并有“游士”群体的形成。后来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士人虽然不能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在国与国之间流动了，但是他们要出仕做官，就要游学、游宦。“游学”就是到处去寻师访友，求学上进，并扩大自己的影响，让社会认识自己；“游宦”呢，就是做官。古代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各地的地方官是不断地轮换的，特别是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官吏一般不能在本省做官，要做官的文人士大夫就要全国到处跑，到老才能归乡。
作为预备官吏的文人士大夫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统治者靠他们来统治国家。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慢。宗法制度（各地都有强宗大族）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本来易于使地方势力崛起，形成许许多多独立的小国，像欧洲一样，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然中国的确有过分裂的时候，但总的说来，统一还是历史的主流。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了这些流动起来的文人士大夫，这些具有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文人士大夫到处流动做官，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布头缝合到一块，成为一个五彩斑斓的大一统的国家。因此，这种游宦制度，不仅在政治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而且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文人士大夫们把文化从先进地区带到落后地区。有时候我们一谈到古代史的时候，大家伙就感到黑暗一片似的，实际不是这样。古代游宦的士人们把儒家倡导的文明带到蛮荒之地，使那里告别野蛮，接受文明。如果说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的文明因为不如黄河流域的先进，逐渐被融合取代，其优秀部分被吸收），春秋战国期间这里是文化最发达地区，而江苏浙江一带则是“百越文身”之地，至于两广云贵尚属未开化地区。可是为什么后来这些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不多呢？甚至有些地区（如江浙）的文化超过了中原地区呢？应该说中国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统一过程中，这些文化从先进地区传到落后地区。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游宦的文人士大夫起了决定作用。有人反驳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这些当官的都是捞钱去的”，这些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即使就是为捞钱去的，但士人到了他做官的地方，只要行政，就要把中原一套行政理念带到那里去。这种行政理念是基于先进的儒家文化的，本来是挺荒蛮的地区，在这一套行政管理下必然发生变化。古代考核官吏的指标中教化是很重要的一项，一些担负责任的官吏一般都要抓文化教育，因此必然导致当地的社会文化习俗的变化，一些野蛮的原始遗留必然被逐渐淘汰，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多有记载。所以说，文人士大夫的流动不可能把他们打造成江湖人，更不会构成颠覆主流社会的“江湖”。文人士大夫本身是主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另外，士人流动得到朝廷的认可，他们自己也把游宦做官引以为荣，一般说他们不会构成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力量。当然这话也不能说绝了，有些士大夫不得意也可能成为一种引发社会动乱的力量。例如唐代的黄巢，他在科场上屡次考试不中，遂造反，这在《资治通鉴》上有记载。宋代有位叫张元，也是科场不得意，屡试不第，又被县官打过板子，遂弃科场而去，投奔西夏，鼓动西夏头领李元昊造反，与宋朝对着干，极严重地削弱了北宋的实力。张元两句咏雪诗因为毛泽东引用而有名：“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漫天飞。”从中可见张元立志搅乱天下的心志。但这些是极个别的，从主流上说文人士大夫是当时主流社会的稳定力量。
游商虽然不能跟游宦相比，但商人作为“四民”之一，他们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当然在各朝歧视的轻重情况也有区别），他们的经商活动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是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因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越高对商品的需求越多、对商人的依赖也越大。个别朝代对商人有些打压现象，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如汉初、晋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下令，商人要穿两样鞋子，一只黑，一只白。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最根本的在于商人通过流动去追逐比农民、手工业者高得多的收入。流动满足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他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和主流社会对着干。所以说商人不会大量流入江湖，成为反社会的力量。游商赔了老本，从游商变成游民，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如《水浒传》中的吕方因为“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从而下海成了劫路的强盗；与他交手的郭盛也有类似的遭遇。石秀也是一个例子，因贩羊马赔本不得还乡，流浪他乡，变为游民，成为反社会的预备力量。但这都是个别情况，大部分游商不会陷入这种状态，他们还期待着发财还乡。因此从游商堕入江湖者不能成为江湖的主体。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的，他们才是江湖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