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全球化趋势及其对国家创新系统边界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技术创新论文,其对论文,趋势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国家创新系统的产生及其边界选择
1.1 国家创新系统的产生
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Friedrich List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一书，提出了国家体系这一概念，并且分析了“国家专有因素（Nation-specific Factors）”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实绩以及后进国家的技术政策选择等问题，从而奠定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思想基础[1—3]．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明确地将发明与创新区别开来，首次赋予创新以特殊含义，拉开了创新的研究序幕，并为后来的国家创新研究准备了条件[4]．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创新一词正式被技术创新取代，虽然到目前为止技术创新尚未有公认的定义，但这种提法明显已被世界广泛接受．
在此后的创新研究中，以美国经济学家R.Nelson、N.Rosenberg 和英国经济学家C.Freeman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对于技术创新过程、技术创新产生技术经济基础、技术轨道与技术范式、技术创新群集、技术创新的扩散以及长波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这些模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把技术创新看作是科学技术成果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换言之，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一个线性过程．但事实上，技术创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产品从科研机构向生产及营销部门转移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企业内的研发、生产和营销等部门，企业与企业外的研发机构、高校及其他企业互相作用的过程．不仅如此，金融部门、政府、法律、文化等因素也都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变量．因此，对创新效率的考察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整个社会范围之内的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Freeman 开始研究日本问题，他发现，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先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便使国家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大国。这说明，国家在推动一国的技术水平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7年，Freeman 发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文，正式提出国家创新系统这一概念[2]．
1.2 国家创新系统强调“国家”边界
从Freeman开始，不同学者和机构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 对国家创新系统作了不同的阐述．Freeman（1987）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国家内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影响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国家在整个创新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Lundvall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一些要素和联系构成，这些要素和联系在新知识（经济意义上有用的知识）的生产、扩散和使用中相互作用，……位于一个国家内部或根植于一个国家边界之内[5，6]．”Nelson则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一国境内为发展、引进、改进和扩散新技术而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的组织机构和制度网络，这个网络包括私营企业、公共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以及有关的制度因素……其相互作用决定一国企业的创新绩效”[7，8]．Metcalfe（1995）从政策角度出发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一系列对新技术开发和扩散有益的制度，在此制度框架内政府制订和实施政策来影响创新进程”。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的实质是以劳动分工和特别的信息为基础的制度，这种制度将一国内各私营企业、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公立研究单位、社会团体和产业研究部门联结在一起，“使其相互补充”．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网络，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由相关机构和人员组成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社会网络，一句话，是知识流动的网络[9，10]．”……。这些表述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赞成以国家为边界对创新系统进行讨论。
1.3 国家创新系统以国家为边界的理由和依据
不同国家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专有因素”，这些独特的“专有因素”会内生地决定一国的技术政策选择及其发展路径．如果人为地割裂这种联系，将会导致创新效率的丧失．相反，选择以国家为边界的创新系统则会大大提高创新绩效。
1.3.1 地理上亲近有助于促进国家创新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作用 构成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企业、公共研究、教育培训、金融、政府、中介等机构在以国家为边界的范围内从事工作更加方便，也更便于交流与合作，没有人能够否定地理上的亲近作为天然联系纽带的优越感；地理上的亲近，也使得文化上与制度上的亲近有了成长基础，从而共同强化国家创新绩效。这一事实，从发生在国家边界之内的产业集群上可以得到反映．如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群、硅谷的信息技术产业群、新竹的计算机产业群、意大利北部的皮革和服装产业群，……．地理上的亲近使它们更容易获得协同效应，同时相关企业在地缘上的聚集，也有利于相互学习，特别是隐性知识的传播，并使企业以相对较低的学习成本获取相对较大的外部收益（知识外溢所带来的外在经济）．图1显示了挪威在1992年不同产品或行业在“有科研合作”与“没有科研合作”情况下的对比绩效（销售份额）[11]，可以发现，“有科研合作”的企业明显比“没有科研合作”的企业有着更大的市场绩效（销售份额），并且差异显著．当然科研合作并不只有在同一国界之内才会发生，但是跨越国界的合作不仅会遇到很多政策上的阻力，同时地理上的疏远也会给合作带来诸多不便，结果会使创新效率大大降低．
1.3.2 文化上亲近使这种交流更为便利，也更容易进行 虽然全球文化趋同现象确实存在，但文化差异依然是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Hantington，1993），在技术创新上甚至表现为“不可通约性”。Edward Hall（1959）认为，文化差异是一堵“无形的墙”，直接阻挠创新各方“真正走到一起”．但以国家为边界的国家创新系统一定程度上则可以解决或者避免这种现象，可以减少或消除各组成部分在语言交流和沟通方面的困难和障碍，同时避免价值与文化上冲突．
1.3.3 制度上亲近可以减少国家创新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时的摩擦和冲突 制度是指一定范围内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的集合，旨在制约追求主体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这种框架制约着人们的选择集合，从而构成创新体系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合作或竞争关系。通常认为，制度差异是创新系统效率高低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不同的国家，制度差异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背的，如金融、分配、知识产权、奖励、评价体系、科技咨询和服务体系、税收、政府补贴体系、政府采购等制度，在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内涵，因此任何跨国界的创新行为都有可能引发摩擦和冲突，直接降低创新效率．“以国家为边界的国家创新系统则不同，”Elivoder（1999）认为，“因为制度上的亲近，可以减少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时的摩擦和冲突，从而大大提高创新绩效．”
从“国家专有因素”进行分析，国家创新系统以国家为边界更富有效率。但现实的国家利益以及价值观念的约束，某些跨越国界的创新活动根本不可能开展，如军事领域的一些技术创新活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被严格地局限于一国境内，即使付出效率上的代价。还有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为了预防后进国家赶超，也会采取措施严格限制本国技术扩散，这也迫使后进国家利用内生的科学技术力量自主创新，因此他们的创新活动也将局限于一国境内。
1.4 对国家边界的理解和认识
为了加深对国家创新系统“国家”边界的理解和认识，有三点需要说明：①国家边界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或文化概念，而是政治、经济、文化与地理的综合；②以国家为边界开展创新活动并非强调国家创新系统封闭运行；③在国家边界内，国家的创新动力比民间的创新动力强，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与塑造国家创新体制方面居领导地位．
图1 有R&D合作与无R&D合作的企业创新效率对比
Fig.1 Comparison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between enterprises with and without R&D cooperation
有R&D合作；□无R&D合作
2 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趋势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技术创新的全球化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技术创新的国际网络正在形成。杜阿尔认为[12]，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跨国公司间的R&D相互控制。跨国公司是推动技术创新全球化的最大动力之一。反映跨国公司R&D全球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数是外国控制的R&D支出占全部R&D支出的比率。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跨国公司的R&D支出中，外国控制的比率从1980年的5％上升到1998年的13.1％．截止1994年底，外国的306家跨国企业在美国设立了645家公司，雇佣R&D人员10余万人，投入146亿美元．而英国跨国公司的R&D支出中，外国控制的比率从1981年的15％上升到1994年的18.2％；瑞典则从1981年的7％上升到1989年的17％．另据加拿大的官方统计，1991年，在加拿大境内具有R&D活动的3311个跨国公司中，有463个是外国财政控制的，金额高达17.88亿美元，而加拿大的资金控制为28.8亿美元，即外国跨国公司控制了加拿大具有R&D 活动公司总数的14％，其资金控制占支出总额的38.3％．另外，这些国家在接受大量国外R&D资金的同时，也把大量的R&D支出投在国外．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称，1985—1995年，美国公司在海外投入的R&D经费增长速度是国内的3倍多；德国的微电子和通信企业在海外的R&D力量与国内一样强大；瑞典和荷兰的企业在海外比国内有更多的R&D机构，ABB公司90％的R&D经费是由海外的R&D机构使用．即使以国内R&D著称的日本公司也在考虑R&D的全球化趋势，如佳能在海外有8个R&D机构， 与国内的10个R&D机构形成网络组织[12，13]．
（2）国际技术联盟。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趋势还表现在国际技术联盟数量的迅速增加上．表1为20世纪80年代各类不同国家的企业间国际技术联盟的分布情况。从表中看，80年代上半期，世界上各类企业间达成国际技术联盟的只有1560个，而80年代下半期，则上升到2632个，从而使全球企业间的技术联盟在80 年代末期达到4192个．在4192项国际技术联盟中，发达国家，特别是美日欧三者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盟占到90％以上，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技术联盟所占比例不到5％[3，14]．这说明， 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时间来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措施缩小差距．
表1 各类不同国家的企业间国际技术联盟的分布情况
Tab.1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lliance among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
国 家 1980—1984
1985—1989
全部
欧洲内部 17.7
20.1 19.2
欧洲与美国22.1
22.5 22.4
欧洲与日本 6.5
5.7
6.0
美国
22.9
25.3 24.4
美国与日本17.6
11.7 13.9
日本
4.2
6.2
5.4
美欧日与新兴工业化国家
2.2
2.4
2.3
美欧日与最不发达国家
1.3
1.7
1.5
其他国家 5.5
4.4
4.9
合计
100
100
100
联盟数量/个
1560.0 2632.0 4192.0
不同时期所占比例 37.2
62.8 100.0
资料来源：文献[14]
（3）国际技术转移与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测量国际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专利自我满足率下降幅度．据OECD（1992）统计，在西方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除加拿大和日本外，其他国家对外国专利的需求发展很快，自我满足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见表2），说明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趋势明显； 在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方面，非电子机械、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电子机械这三个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中，除日本外，其他所有国家的技术自我满足率都呈全面下降趋势，其中，美英、德几乎下降了一倍左右，说明7国集团中高技术领域有互相渗透日益增强的趋势．
表2 主要发达国家专利自我满足率下降情况
Fig.2 The declining of patent self-meeting rate in main developed countries ％
主要发达国家1975年
1989年
法 国
0.300.18
德 国
0.500.36
英 国
0.390.24
美 国
0.640.51
（4）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随着人才竞争的加剧， 高层次的科技人员跨国界流动在大量发生，“人脑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合作研究、讲学、留学等形式的流动也日益增多。这些现象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不同国家的创新体系现状，加剧了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趋势。目前，在全世界授予Ph.D的总数中， 发达国家授予外国学生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法国，1981年授予的Ph.D中，外国学生占32％，1989年上升到38％，1996年上升到41.3％；美国从1978年的20％增长到1988年的29％，1996年上升到32.6％；在加拿大，工程专业与实用科学等领域获取Ph.D的外国学生所占比例从1976年的33％上升到1986年的44％，至1997年达到47.2％[13]．这说明，科学知识在国际间的流动加快，必将推动并加快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进程．
3 技术创新全球化趋势推动国家创新系统边界改变
技术创新全球化趋势或多或少会对国家创新系统边界带来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表现为系统边界扩张，也可能表现为系统边界收缩，但不会导致系统边界消失。因为技术创新全球化虽然可以引致某些生产要素逐渐流向具有某种特殊创新活动最佳禀赋的国家，但是应该看到，无论技术创新全球化最终是导致国家间的创新合作（联盟）还是全球间的创新合作（联盟），国家创新系统边界依然会存在，因为国家创新系统是区域和全球创新系统的基础．
系统边界的扩张其典型表现即为超出国界的国家集团，如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之间的创新合作，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区域性技术创新网络．这是技术创新全球化趋势下的一个相伴产物，通常是具有各种创新活动的组织机构在寻求效率、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之所以超出国界是因为在国内合作难以获得理想的创新绩效。区域性技术创新网络会较明显地影响甚至改变每个国家创新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而引起系统边界扩张到作为国家创新系统本体的民族国家之外．但是，系统边界扩张并没有否定“国家”边界，也没有减弱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与塑造国家创新体制方面的领导作用，只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国家、国家集团网络甚至全球网络共生共存．
系统边界收缩主要是由于国际竞争压力所致．表面上看这和技术创新全球化没有关系，但由于技术创新全球化的结果通常是加大而非减少先进与后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国家会在创新过程中进行干预。这里假设各个国家不同创新主体（不包括政府机构）在追逐创新绩效方面是完全理性的（追求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拥有无限可用的信息以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无限能力），同时假设所有交易都是在纯粹的市场上进行，其结果必然是优秀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会加剧国家之间为控制和反控制所展开的竞争，导致国际竞争压力增大。自80年代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逐渐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是各国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使政府职能至少发生两方面的变化．①由于综合国力竞争的主体是国家，其实质是国家总体实力的较量，竞争的层次由企业一级上升到国家一级．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的主体虽然仍然是企业，但是，创新不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事，而是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的事业．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3年公布了一项技术支持计划，以帮助私营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取得发展和利润，克林顿认为，“投资于技术就是投资于美国的前途”，“美国的持续繁荣要求有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流”[3，15]．美国的做法说明了，政府必须从总体上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扩散及其应用进行规划和指导，亲自参与技术创新过程．这样，各个国家为了确保各自利益以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可能会通过各种激励性创新政策来强化国内各创新主体在系统边界之内的创新行为，这会促使创新系统的国家边界得以巩固和收缩．②在国际经济关系这个层次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传统上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这一定律已经变得有些过时，不仅科学家是有国界的，而且科学本身也越来越变得有国界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由科学界和企业自行决定的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等问题现在被政府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加以严格控制，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逐渐演变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创新系统，“国家”这一边界的作用得以凸显，系统重新收缩回到技术创新全球化以前的“保守”状况．
4 如何看待和应对国家创新系统边界的改变
技术创新全球化导致系统边界扩张或者收缩其本身都没有否定国家边界．从表面上看，系统边界扩张会减弱国家在创新活动中的领导作用从而模糊国家边界．相对于系统边界收缩，有学者认为，系统边界扩张应该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系统边界扩张到什么程度应由市场而非国家来决定，因为系统边界的扩张是建立在企业和政府追逐创新绩效的基础上，如果系统边界扩张无法带来更多的创新绩效，扩张行为就会自动终止．所以在整个系统边界的扩张过程中，国家只起有限的作用，国家之间的制度和文化差异也不会影响创新活动的扩张进程．现实世界中有组织的创新主体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体系中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而且深深植根于不同国家体系中的创新主体行为可能由不同的规则和规范决定着（Bengt Ake Lundvall，1996）[1]．这种观点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上：①市场是纯粹的； ②不同创新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但是，这两个假设在现实中不完全成立，因而在现实中国家创新系统经常会失灵，需要国家的干预和控制，系统边界扩张既不会动摇国家在创新系统中的边界划分，也不会减弱国家在其中的作用．
至于系统收缩，国家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必须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保证国家创新系统具有足够的开放性．这可以用熵增原理加以解释：随着系统在运转过程中各部分之间的摩擦，熵值将逐渐增大，原来基于合理分工、职责明确而严密衔接起来的有序的系统结构，会逐渐从有序走向无序，最终导致有序平衡结构的解体，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国家创新系统因为担心“飞镖效应”而封闭运行，系统将不能及时向环境排放熵或者吸取负熵而最终将达到类似“热寂”的均衡态，系统生命也告结束．反之，如果国家创新系统是开放的，系统可以不断向环境排放熵或者吸取负熵，从而克服内部不可逆过程带来的熵增，将系统推进到一种新的有序的结构．可见，开放是国家创新系统保持有序和走向自组织的前提．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必须在技术的民族主义与技术的全球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既要控制科学技术知识的输出，以免其产生“飞镖效应”，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鼓励科学技术知识的输入，以免使自身孤立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