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论思维方式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人本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西方哲学的重要趋向之一，是发展出了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人本主义思潮。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学说，但从思维方式方面看，却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承认世界本原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以人为世界之本；以非理性为人之本；主张以非理性的方法来促进人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意识等。这就形成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的人本论思维方式。粗看起来，人本论思维方式似乎是对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传统的反叛和断裂，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其以变形方式的承接和转换。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不仅有其非常现实的基础和时代性根据，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渊源。本文从整体上勾勒人本论思维方式的历史渊源和演进历程，以求有助于对当代西方哲学尤其当代人本主义的全面理解。
一、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
当代人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的。在这种意义上，人本主义哲学可以看作对于古希腊哲学以来西方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哲学传统的一种反叛和断裂。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一直关心着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世界的本原问题，一个是人的理性能力问题。正因为相信人的理性能力足以把握世界的本原问题，才有可能以此为前提去进一步探讨和讨论世界的本原问题。早期各派哲学正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人的理性能力至上性为前提去直接回答世界的本原问题，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长期争论。休谟和康德从怀疑和否定理性能力的至上性入手，进而否定或部分否定对世界本原问题探讨的可能性，也动摇了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黑格尔批判了休谟和康德，沿着西方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以绝对精神的至上性继续论证世界的精神本原，也将理性发展到了自己的极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解决认识的可能性和世界本原的物质性，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自然性和社会性、遗传性与获得性、自觉性和本能性、真理性和价值性等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全面的时代性解答。而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实质上是分别以片面的方式从两个极端回答了休谟和康德所提出的问题。科学主义思潮拒斥形而上学，抛弃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承认理性，但又将其限定在经验的、实证的范围以内，产生了各个时代、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则保留本原问题，但拒斥理性，强化非理性，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在人的非理性方面寻求万物的本原和生命的本质，由此产生了非理性主义的各家各说。
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特性。完整的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然而，随着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演化，人的内部构成发生了分化，人的理性方面和非理性方面逐渐分化为两个相互对峙的要素并以外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人的理性方面主要与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相联系，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社会文明的更新与转换中，尤其是在当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巨大成功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展示。正是与之相应，尊崇理性、张扬理性、发展理性成为长期以来的主导性思想潮流，而理性主义则作为主导性和统摄性哲学思潮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必然的。
然而，正是理性的这种超常发展和理性主义的过度张扬，却带来了人性结构的内部严重失衡状态，理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以对非理性方面的抑制、压抑甚至牺牲为代价的，理性的极度张扬造成非理性的极度失落。人的片面化、平面化、单调化成为普遍现象，人性不健全、不完整带来人的个性的丧失或减弱，造成非常广泛而又深刻的个性问题，普遍的吸毒、性淫乱、暴力等成为其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在对理性的反省与批判中提出了拯救和保护人的非理性方面的必要性，非理性主义由此而崛起。
非理性主义崛起的又一重要原因是理性的局限性在当代人类实践的反主体性效应中得到日益充分的暴露，促使当代人类从理性至上的迷梦中惊醒。当代人类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变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展示出人类理性的巨大能量，但与此同时所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等，也暴露出人类理性的限度和破缺。当前人类在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天灾”，实际上是“人灾”，是人类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巨大本质力量因其不合理使用正在转化为巨大的破坏性异己力量，它不仅带来了自然生态、环境、气候、资源、能源、耕地、物种等一系列自然问题，破坏了自然再生产的稳定与和谐，并且由此而严重地影响人类的整体性发展，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深究其原因，人类造成的问题只能由自己负责。理性的机巧伴随着理性的破缺，理性的至上伴随着理性的局限。于是，重新认识和评估理性，既成为一个紧迫的理论问题，也成为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应该说，正是对理性、科学的双重功能、阈限的深刻反省，为非理性主义以至反理性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现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二、希伯来文化之源
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是在现代哲学中形成并在当代得到了极大发展，但对于人的非理性方面的关注却并非自现代始，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究其源头，我们至少可以回溯到与古希腊文化几乎同时代的希伯来文化。
希伯来是犹太人的别称。相传古代犹太人由幼发拉底河边移居迦南地区，即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地区时，被当地人称为“希伯来”，亚兰文“Ebrai”，即“来自河那边的人”。 希伯来由此得名并逐渐成为犹太人的别称。犹太文化也称为希伯来文化。古代犹太人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可以说是创立了犹太教，为后来遍及全球的基督教提供了渊源。宗教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非性性的信仰意识，它与理性精神正好形成对照。如果说古希腊文化代表着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则希伯来文化代表着西方文化中的非理性精神。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将其分别看作智力和活力。他说：
我们的最强烈的最值得赞美的特征是我们的活力而非智力。……我们可以把这种专注于实践的活力，这种义务、自制和工作的至上感，这种秉着我们自己的最好灵明勇敢前进的热诚，看作一种力量。我们同时又可以把专注于观念（它们毕竟是正确实践的基础）的智力，随人的发展俱来的不断更新观念组合的热忱，以及完全认知和适应这些观念的不可遇止的冲动，看作另一种力量。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样两种力量看作竞争对手（它们之为对手，不是出于它们自己本性的必然，而是展示在人及其历史中的），并且还是把世界帝国一分为二的竞争对手。要是拿人类把它们表现得最显著的两个民族来命名的话，我们便可以分别称它们为希伯来文化的力量和希腊文化的力量。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影响推动着我们的世界。在一个时期，感受到它们中的这一个吸引力大些，在另一个时期，又感到另一个的吸引力大些；虽说从来不曾，但却应当在它们之间保持适当和幸福的平衡。（注：[英]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转引自威廉·马雷特：《非理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2页。）
阿诺德把人的内在禀性和力量分为活力和智力，它们各有其功能和作用，处于一种竞争关系之中。它们之间的竞争还会导致现实世界的分化。不同民族就其文化性格而言，偏向于或侧重于这两种力量的某一方面，形成具有一定倾向和特色的文化类型，而这不同特色民族文化类型则分别成为人的内在不同禀赋外化和代表。在阿诺德看来，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分别把人的这两种不同内在禀赋表现得最为显著、突出和典型。其中，希腊文化代表着人的智力、理性方面，希伯来文化则代表着人的活力、非理性方面。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人们之间不同的关注重点和方式方面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美国哲学家巴雷特对阿诺德关于两种民族文化与人的两种禀赋之间关系的论断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阿诺德十分清楚地指出，这两种文化类型的区别根源于行与知之间的差异。希伯来关心实践，希腊人则关心知识。正确的行为是希伯来人终极关切的事，而正确的思想则是希腊人终极关切的事。尽义务，讲良心，是希伯来人生活的首要事情；而对于希腊人来说，首要的则是智力的自发和聪明的运用。因此，希伯来人高扬道德的优点以为生活的内容和意义；希腊人则使它们隶属于理智的优点。而且阿诺德还正确地看到，“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道德的优点只是通向理智的入口或门廊，因此惟有后者才是真福。”到此为止，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分简单和清楚的；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在道德的人与理论的人或理智的人之间，有天壤之别。 （注：[英]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在这里，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理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的人与道德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存在而得到，甚至在注重理论的民族与注重德性的民族之间得到表现。正是由于这不同个体、不同民族以至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也造成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不同贡献：“希腊人给了我们科学和哲学，希伯来人则给了我们《旧约圣经》。不是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不是中华民族，也不是印度民族，产生出‘理论’科学，而这种科学通过希腊人的发现或发明，已经成为我们区别西方文明与地球上其他文明的界石。同样地，西方宗教的独特性也是由于它的希伯来源泉，西方宗教史也由此而成了包含着各种各样命运和变异的希伯来精神的漫长故事。”（注：[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第75页。）
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既是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外化和现实化，也必然分别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方面来考察和理解人，从而得出关于人的不同观念。
在希腊文化中，理性的人是理性的人，而在希伯来文化中，理想的人是信仰的人。
在希腊文化中，理性的人能够也乐于去发现普遍的、抽象的、无时间性的本质、形式和理念，希伯来文化则并不仰望那些普遍的和抽象的事物，而是始终盯着具体的、特殊的、个体的人。
希腊人把超然看作理性的人，如哲学家或科学家的独特的智慧之路，希伯来人则着重于献身，是人对自己有死的存在，对其子孙后代、家族、种族和上帝的热情介人。
希腊人追求永恒，把永恒看作人们可以通过其理性而不断接近的某种东西，而希伯来人则更关注现实而漠视永恒。
希腊人发明逻辑，将其看作理性的一种表征并将其通过语言而得到贯彻，希伯来人则把理性和逻辑看作只是蠢人才引以自豪的东西，他们认为生活的终极问题深藏在语言无法企及的信仰深处。
希腊人追求美和善，把美的和好的等价或重合起来，叫做美好，而希伯来人则以其特殊的罪感（原罪说的基础）而表达着他们对于世界的不完满性和人的有限性的意识。（注：[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第79-81页。）
……
从总体上说，与希腊的理性文化相比，希伯来文化是一种非理性文化。希伯来人尤其关注人的信仰的、非理性方面，并使其在自己的文化建构与文化类别上得到了显著的表现。希伯来文化正是人的非理性方面在民族文化性格方面的投射、外化和对象化。正是在对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特别关注和张扬过程中，希伯来人也相应地创设出对人的非理性理解方式；正是凭借着这种非理性理解方式，希伯来人才能达到对人的非理性理解。而正是这种非理性理解方式为当代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提供了历史渊源。以至我们可以将当代人本主义的思想源头回溯到希伯来文化。
三、基督教的非理性意识
我们说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分别是理性主义文化和非理性主义文化的源头。但这并不等于说，希腊文化只讲理性，绝对不讲非理性，希伯来文化只讲非理性，绝对不讲理性。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理性与非理性的呈从关系和地位。在古希腊文化中，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起，理性从整个人类意识中凸现出来、超拔出来而被置放到其他任何人类功能之上，亚里士多德则把理性看作人类品格中的最高部分，人的真正本质就是他的理性。而在希伯来文化中，非理性被看作优于理性的方面，其在犹太教以至后来的基督教中，信仰被看作先于、重于、优于理性的东西，这可以看作当代非理性主义的又一思想渊源。
英裔美籍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正是在柏拉图那里，理性意识分化出来成为人类的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并且取得了至上的地位，从而开创了理性主义为主导的西方哲学史。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文化中，理性与非理性还缺乏足够的分化。柏拉图本人原打算做个戏剧诗人，只是遇到苏格拉底之后才焚烧诗稿而献身智慧的追求。苏格拉底因犯“理性罪”而被处死，既反映了当时希腊人的基本取向，但也许从另一个侧面激发了柏拉图，促使他站出来张扬理性。“在柏拉图身上，理性意识本身已经分化了出来，成了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理性完全从无意识的原始水准超拔出来，乃是希腊人的成就。而且由于有了这种分化，西方文明随后便具备了有别于东方文明的特征。科学本身，这种特别地属于西方的产品，只有通过理性的分化与高扬，才有可能成为至高无上的人的能力。”（注：[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第82、83-84页。 ）柏拉图的理念论也许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的第一个经典作品。在理念论看来，宇宙里真正实在的事物乃是共相或理念，个别事物是暂时的、易逝的，而共相或理念则是永恒的。人的理念比任何一个个体的人更实在，因为它能在个别人的生死转换之中永恒。人的理性优于非理性，因为只有理性才能去把握实在的本质，达到永恒。柏拉图发端的理性主义被亚里士多德以本体论的方式加以强化。智慧、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第一哲学等成了理性的代名词。“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理性是我们人格中最高的部分：人真正说来就是理性。因此，一个人的理性，就是他的真正自我，他个人身份的中心。这是以最严格最强有力的措辞表达出来的理性主义——一个人的理性自我是他的真正自我——这种理性主义迄今一直支配着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注：[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第92页。）
与希腊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倾向相对，希伯来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基督教中得到了保存、巩固甚至强化。希伯来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犹太教，其最显著的标志是主张“信仰的人”。早期基督教的产生源自犹太教，它也历史地把自己置放到信仰的基础之上，认为信仰的人高于理性的人，理性应当服从于信仰。一般说来，成熟的宗教大体包含五个基本要素：教会、仪式、信仰和观念、特殊的情感体验、道德规范。在这诸种要素中，信仰和观念最为重要，是决定宗教之为宗教的最基本要素。这里所说的观念指关于超自然物的观念，而信仰则是对超自然现象的实在性的信仰。应该说，宗教的上述其他要素，只是因为它们跟相应的信仰和观念连在一起，才获得了特殊的宗教色彩。既然宗教信仰和观念是宗教的核心，则对宗教信仰和观念及其内容特性的把握对于宗教的哲学理解便尤显重要。
从内容上看，“宗教观念不光归结为对超自然物的信仰，同时也表现为非人格的超自然现象的信仰，以及对各种自然现象之间那些超自然联系的信仰”（注：[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对超自然和超人格力量的信仰构成宗教观念的核心内容。那么，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怎样呢？基督教并不完全否认理性的存在和作用，这也许和理性主义在希腊文明及其后的强劲发展有关。但他们却把理性置于信仰的统摄之下，使理性依附于信仰，服从于信仰，服务于信仰。从基督教创立始，圣保罗便再三告诫，在理性与信仰的天平上，基督教永远倾向于信仰，信仰超乎于理性。奥古斯丁则进一步指出，在认识活动中，信仰先于理性；为了理解必须先信仰。“我信仰，所以我理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力图运用理性来论证和加强信仰的力量。例如奥古斯丁主张到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去寻找关于基督教的理论根据，以论证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和真理性，和寻求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非理性主义的基督教却力图借助于理性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这也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互渗互补关系。
四、古典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
基督教神学把人的理性归附于信仰，其目的是要把人归附于上帝。在基督教看来，上帝是世界的最高主宰，他大德大智、全知全能，是全部睿智美德的化身，世界的创造者和救主。对于上帝，只有绝对的信仰和服从。人生来有罪，只有在上帝的指点下赎罪，才有可能在来世进入天堂。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所关注的所谓信仰的人，也可以说是无条件地信从上帝的人。在上帝面前，人没有理性，没有自由，没有个性。这样，基督教就把对人的关注转移到对神的关注，把人的现实生活意义转向来世，把人性让给了神性，人性只是在神性的光辉下才获得点点余光。应该说，在基督教神学统治下的千年欧洲中世纪，神性淹没了人性，神权取代了人权，神意主宰了人意……。正是这种状况引发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了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古典人本主义。
人文主义可以看作古典人本主义的发端。它产生于以意大利为先导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主张。人文主义直接地是针对中世纪天主教神学而言的。千年中世纪欧洲社会，封建领主与教会合一，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罗马天主教会，一方面是教权获得了政权的支撑，直接统治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宗教神学给封建领主专制罩上了一道圣辉。正是在政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下，人丧失了自身，人被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成了人的主宰，神性成了人性的桎梏。这种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发和资产阶级的崛起而日显突出。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就必须突破这种种桎梏。然而，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还未能积聚起足够的力量去向封建制度直接宣战，便将自己的矛头转向思想文化领域，从反对宗教神学开始。另一方面，他们还未形成自己的完整理论和武器，从而不得不在重新评价和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下表达自己的文化追求。复兴和弘扬古希腊罗马文化，就是要用人打倒上帝，用人性取代神性，用人权替换神权，让人的旗帜高高飘扬。文艺复兴可以看作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自觉的人本主义运动。
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主要理论旗帜，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确立和社会建构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古典人本主义的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文艺复兴的直接目的是在文学艺术中恢复人的权威和价值，以人性代替神性，以人的理性能力取代万能的上帝，则人道主义把自己的目标由宗教神学的意识形态转向封建等级政治制度，而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依据。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把人文主义的一般原则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响亮政治口号，明确提出“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宣传人生而平等，主张自由来自天赐，主权在民，力主建立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的努力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社会和人民，对于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先导作用。随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进一步从哲学上论证这些思想。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则提出和证论了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开创了哲学史上的主体论思维方式，深化了理性主义的思想变革，也使古典人本主义发展到了自己的新阶段。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可以看作古典人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其总结和哲学提升，也是其终结。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直接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是黑格尔绝对客观唯心主义，一是宗教神学与宗教哲学。我们曾经谈到，康德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所开启的主体论思维方式被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所中阻。黑格尔把世界归结为绝对理念的总体存在和绝对运动。在他那里，个人淹没于整体，感性淹没于理性，个性消融于共性、整个世界就是绝对理念的自在运动。这种绝对理念实质上就是宗教神学中的上帝。绝对客观唯心主义与宗教神学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起来，成为人类思想的枷锁，人类解放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费尔巴哈面临着双重的任务：用唯物主义去取代唯心主义，用人学去取代神学。而这两者结合起来，便是他的新哲学，关于人的哲学，人本主义哲学。在费尔巴哈看来，哲学既不应当从上帝出发，也不应当从绝对精神出发，而应当从自然出发，因为正是从物质自然界产生了人，产生了人的精神，因此，哲学应当从自然出发，从自然界和人的关系出发。他说：“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本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4页。）因此，“观察自然， 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15页。）费尔巴哈认为，要达到对人的真正哲学理解， 就必须反对宗教，清除宗教神学对人的歪曲和压抑，用理性的火炬照亮宗教的黑暗本质，使人们“从信仰者转变为思想者，从祈祷者转变为工作者，从被世界的候补者转变为今世的研究者”（注：《费尔巴哈哲学者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6页。 ）。在费尔巴哈看来，“神学的真正意义是人本学”（注：《费尔巴哈哲学者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页。）。神学不过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因此，批判宗教神学，就是要阐明宗教的人本学本质，把上帝的全宇宙的、超自然的、超人的本质降低到人的人本学本质，把神学降低到人本学的水平，而最根本之点，则是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创造了自己的上帝。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人呢？费尔巴哈认为，人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被理解为纯粹抽象的理性，而应当被看作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新哲学并不以自为的理性的神圣性为基础，而是以整个人的神圣性为基础。如果旧哲学说只有理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实在的，则新哲学说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实在的东西。“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和基础的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81页。）而人本身并不是纯粹抽象的理性存在物， 而是现实的感性存在物，要吃、穿、住、行，有自己的爱与恨，有自己的实践和生活，趋利避害，扬善抑恶，追求幸福，捍卫自己的个性、尊严、权利和自由，在此基础上奉行着道德生活中的利己主义。他希望能够通过某种超阶级、超阶层的互爱来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罪恶，来建构起人本主义的理想社会。
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回到了王座，使哲学重新回到了人，并且在哲学层面上提升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创设了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的人本主义。他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批判，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他不可避免地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他所主张的唯物主义带有机械论的色彩；他反对宗教却又致力于创造新宗教；他所理解的人还不是真正实践的和社会的人；他企求以爱的道德来建立和谐的人本主义社会在当时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和激烈的情况下无疑是空洞的。不过，相比之下，费尔巴哈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他的学说从总体上看尽管已经落后于时代，但他对人本主义的张扬与建构却不仅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而且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示。
五、现代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
如果说古典人本主义还主要是在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和研究思路的统摄下关注人，关注人的理性方面，则现代人本主义完全站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对立面，旗帜鲜明地反对理性主义，并以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关注人，尤其关注人的非理性方面，开创了非理性的人本主义时代。
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义产生于18世纪上半叶，其主要创始人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生活在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几乎同一时期。他们都受到休谟、康德学说的深刻影响，并力图回答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但与黑格尔等以极端理性主义的方式解决康德所提出的问题相反，叔本华则采取了极端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和方式。其结果是，黑格尔代表了自希腊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集大成和终结，叔本华则承接了历史上的非理性主义之遗迹并开启了现代非理性主义之先河。
叔本华和尼采所主张的唯意志主义可以看作人本主义的第一代。他们否定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把非理性的情感意志绝对化，作为人的一切认识和行动的出发点，甚至作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本质。叔本华在他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大胆宣称：“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注：[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27页。），他让理性服从非理性，把认识归结为直觉，并由此推演出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尼采则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权力意志，他提出“重估一切价值”，激烈批判基督教和理性主义哲学支配下的欧洲文化，主张以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本能和内在生命力，去创造他所谓的“超人”和超人哲学。
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为最大代表的德法生命哲学可以看作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二代。他们把生命现象看作是最真实的存在，是万物的本原和宇宙的本质。生命，包括生命冲动、生命之流等，既是一种纯粹的创造活动，又是一种心理体验活动，是一种时间的绵延。而对生命冲动和生命绵延，不可能用经验和理性的方法去加以把握，而只能通过非理性的直觉才能把握，正是由此他提出了反理性的直觉主义，对叔本华尼采开创的非理性主义作了更具体的论证和更充分的发挥。
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主要代表的存在主义可以看作现代人本主义的第三代，也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最典型代表。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克尔凯郭尔首倡以孤独的个人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以个人的非理性的情感，特别是恐怖、忧郁、厌烦、绝望等阴暗悲观情绪取代人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的理性认识，把人生看作通过美学、伦理学而向宗教发展并走向上帝的历程，而对人的主观反思只有通过内省体验才能达到。海德格尔和萨特进一步发挥克尔凯郭尔的反理性主义，他们以个人的存在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以“存在先于本质”为自己的基本前提，以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基本本体论”和“现象学本体论”为基本任务。萨特尤其把他的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联系起来，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要建立所谓人学辩证法和历史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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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人本论思维方式的历史演进，不难看出，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理性与非理性则是人所同时具有的两个内在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分化，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分化与对立提供了对象性前提和现实基础；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峙与冲突则加剧了人的片面化发展，造就出种种形态和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哲学地关心人，一方面，不仅要关心理性，也要关心非理性；另一方面，既要关心非理性，也要关心理性；应当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寻求其内在有机和谐统一的途径。事实上，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的生命本能和社会功能等的统一，只是在自觉能动而又客观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才是可能的。当代哲学应当在对当代人类实践的深刻洞悉中达到对于当代人类自身的全面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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