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1]2003年在《1型糖尿病早期诊断和早期防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 检测1型糖尿病患者的血清自身抗体水平、趋化因子受体CCR5、CCR2的基因多态性，以及趋化因子受体CCR5、ECR3在1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CD4~+T淋巴细胞中的表达水平，研究这些检测指标对1型糖尿病早期预报和早期诊断的意义。 方法： 1、对25例非糖尿病对照，48例1型糖尿病患者，57例一级亲属，104例2型糖尿病患者用ELISA法检测其自身抗体GADA，IAA，ICA的水平。 2、对48例1型糖尿病患者，57例一级亲属，104例2型糖尿病患者，94例非糖尿病对照用PCR-RFLP和限制性酶切的方法检测CER5、CCR2的基因多态性。 3、对15例新发1型糖尿病患者、10例2型糖尿病患者和10例非糖尿病对照提取其外周血淋巴细胞，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CD4~+细胞上CCR5、CCR3的表达率，并用酶免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细胞因子IL-4和IFN-r的水平。 结果： 1、1型糖尿病患者的GADA阳性率为65％，一级亲属组为21％，2型糖尿病组为4.8％，非糖尿病对照组为4％。 1型糖尿病患者的ICA阳性率为31％，一级亲属组为9％，2型糖尿病组为1％，非糖尿病对照组为0％。 1型糖尿病患者的IAA阳性率为38％，一级亲属组为11％，2型糖尿病组为0％，非糖尿病对照组为0％。下义 南京医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 型糖尿病组叁个抗体阳性率均显着高于非糖尿病对照组（p＜0刀1）。2、1型伽组、1型伽一级亲属组、2型川组分别与非删对照组CCRS凸32突变的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均来见显着性差异。 DM组、1型 DM一级亲属组、2型伽组、非洲对照组的 CCRZ－64I 突变比较：1 型 DM组 110十18／110＋18hp 纯合突变基因型及11卜18bn等位基因频率均显着高于非伽对照组；一级亲属组、2型删组分别与非DM组相比较，CCRZ乃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均无显着差异；一级亲属组与1型m组相比较，CCRZ七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均无显着差异；2型DM组与1型DM组相比较，110叶8／11卜18hp纯合突变基因型及 110叶 等位基因频率均显着低于1型DM组。3、1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中＊个CCR9淋巴细胞数显着高于2型糖尿病患者和对照组 仔叩．05厂CD4TCR3”显着低于其它两组。2型糖尿病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无显着性炉＞0．09。（表1，图1刁） 1型糖尿病患者和 2型糖尿病患者 PBMC细胞上清中的r刚－Y水平高于对照组仔北．00。1型糖尿病患者＊枷C细胞上清中的几－4水平低于其它两组帜叩．00。2型糖尿病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无显着性（P＞0刀5）。结论：1、GADA，互AA，rA在1型糖尿病患者体内显着升高，检测这叁个抗体有助于1型糖尿病的早期诊断和分型。2、CCRZ基因可能是TIDM 一个新的候选基因位点，并且该641 突变通过连锁不平衡可能成为CCRZ、CCRS连锁突变的标志。3、比RS在TIDM 患者夕周血m个T淋巴细胞中表达增强，“R3在TIDM患者外周血 CD4＊林巳钢 中表这减弱，提示 CCRS、CCR3在 TIDM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并且为 TI DM的早期预报和早期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赵士启[2]2016年在《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在1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文中指出研究背景：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成年人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的患病率近年来一直在增加。2007～2008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在我国部分地区开展的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20岁以上的人群中,糖尿病患病率为9.7%,糖尿病前期的比例为15.5%,中国成人糖尿病总数达9240万,糖尿病前期患者达1.482亿。2010年,中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和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调查了中国18岁以上人群糖尿病的患病情况,应用WH01999年的诊断标准显示糖尿病患病率为9.7%,再次证实我国可能已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若同时以糖化血红蛋白(HbAlc)≥6.5%作为糖尿病诊断标准,则其患病率为11.6%。这些结果表明,糖尿病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采取针对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策略是必要的。糖尿病不仅给患者带来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害并导致寿命的缩短,还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2012年美国诊断糖尿病的估计总费用为2450亿美元,包括1760亿美元的直接医疗费用和690亿美元的生产力降低。2007年我国糖尿病年直接医疗费用为26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472亿美元。这些估计凸显了糖尿病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负担。社会负担还包括痛苦和折磨等无形负担(精神负担)、义务护工提供的护理资源以及未确诊的糖尿病患者的相关的负担。上述结果表明,糖尿病花费占医疗保健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并将继续在未来给卫生预算造成沉重的负担。采取预防干预、筛查和有效的治疗策略可以有效地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并发症,因此节约成本和支出。良好的血糖控制对T1DM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高血糖是糖尿病组织损伤的始动因素,已在DCCT(Diabetes Control and Complications Trial)和UKPDS(U. K. Prospective Diabetes Study)研究中得到证实。在Lainz T1DM队列研究中,13.0%死亡率和5.6%肾脏替代治疗(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RRT)直接与血糖控制差相关。糖化血红蛋白值越高,死亡率越高,需RRT的机率越大(P<0.04)。Cox比例风险分析显示,年龄、男性、糖化血红蛋白增加、蛋白尿、肌酐清除率降低是死亡率的预测因子(P<0.05); RRT的预测因子是蛋白尿(P<0.001)、肌酐清除率下降(P<0.001)和糖化血红蛋白(P=0.06)。在kaplan meier分析中,死亡率与血糖控制差呈线性相关,而需RRT的机率在糖化血红蛋白大约8.5%的阈值时上升。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是终末期肾病的主要原因,并且与死亡率增加、心血管疾病有关。在美国,糖尿病肾病约占新发终末期肾病病例的45%,所有终末期肾病病例的55%。蛋白尿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和终末期肾病的主要原因。AusDiab研究发现,蛋白尿在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中是很常见的。糖尿病患者蛋白尿的患病率为25.3%(微量白蛋白尿和大量白蛋白尿患病率分别为21%和4.3%),蛋白尿的患病率随血糖的升高而增加,DM病程与蛋白尿的患病率密切相关,DM病程<4年,蛋白尿的患病率为20.9%,如果DM病程大于或等于20年,蛋白尿的患病率则升为54.1 % Logistic回归模型确定年龄、糖尿病病程、收缩压、吸烟、体重指数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是蛋白尿的独立危险因素。糖尿病并发慢性肾脏疾病时经常表现为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的下降和/或蛋白尿。DKD患者中尿常规检测出临床蛋白尿阳性后约5～10年将不可逆地发展到终末期肾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 ESRD)。在糖尿病KEEP(the 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s Kidney Early Evaluation Program, KEEP)研究中,对42761例DM患者平均随访4年调查研究发现,从没有蛋白尿进展为大量蛋白尿,DM患者进入ESRD的比例从0.2/千人/年增加到220.4/千人/年,同时全因死亡率从3.1/千人/年增加到73.7/千人/年。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FR, eGFR)、蛋白尿分别与糖尿病死亡率和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RD)独立相关,eGFR和蛋白尿有很强的协同预测作用。然而,糖尿病患者肾小球功能的下降并不总是与微量白蛋白尿和大量白蛋白尿相关。尿白蛋白排泄率(albumin excretion rate, AER)增加被认为是糖尿病肾病的第一个临床标志,然而,有些糖尿病患者可能以肾小球滤过率(GFR)降低或高血压为首发表现。有些糖尿病患者长期尿白蛋白正常而存在糖尿病肾损伤。大量白蛋白尿是eGFR下降和进展为持续eGFR<60ml/min/1.73 m2的强预测因子。然而,单独采用白蛋白排泄率(AER)筛查将会漏诊24%的持续eGFR受损的患者。肾小球滤过率(GFR)和AER的变化在诊断DKD时有时不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寻找新的诊断标记物。对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进行有效的干预,将会控制或延缓肾病的进展,减少糖尿病肾病的负担。因此,早期诊断是关键。目前临床用来评估肾功能损害程度的主要指标是肾小球滤过率(GFR),尿素氮(BUN),血肌酐(SCr)和尿常规,但这些指标在反映早期肾脏损害方面的灵敏度不够好。因此,探讨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寻找敏感、简便的实验室诊断指标用于早期DKD的诊断显得尤为重要。1型糖尿病(又称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insulin-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 IDDM)是一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由于分泌胰岛素的胰岛β细胞受到自身反应性细胞及其介质破坏而导致。Th1、Th2细胞和它们的反应介质参与了胰岛β细胞破坏。目前糖尿病肾病也被认为是一种炎症性疾病。炎症在糖尿病肾病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糖尿病患者的肾组织中细胞粘附分子、生长因子、趋化因子和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增加以及血清和尿中的细胞因子和细胞粘附分子,均与蛋白尿有关。C反应蛋白和白细胞介素一6的浓度增加,提示存在炎症。低度炎症标记物与1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肾病有关。炎性细胞因子,主要是IL-1、IL-6和IL-18,以及TNF-a参与了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炎症可能参与早期免疫对胰腺β细胞攻击的诱导和放大,在后期则稳定和维持胰岛炎。炎症介质可能有助于抑制β细胞功能,从而导致细胞凋亡；也可以抑制或刺激β细胞再生和可能引起外周胰岛素抵抗。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补体系统在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补体系统和血管功能障碍的关系可能与糖尿病肾病有关,这引起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annose-binding lectin, MBL)是由肝细胞合成的凝集素,属于C型凝集素家族。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可通过补体激活加重局部和全身炎症反应。Hansen等发现,血清中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和高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的浓度与1型糖尿病肾脏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由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启动的补体激活和炎症反应可能参与了糖尿病和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发病机制。目前国内外关于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MBL水平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研究较少,国内尚无MBL与1型糖尿病肾病关系的研究报道。因此,我们开展了本次研究,探讨甘露糖结合凝集素与1型糖尿病肾病的关系及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在1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目的通过检测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1DM)患者中伴有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和伴持续性正常白蛋白尿(persistent normoalbuminuria, PN)两组患者中血清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annose-binding lectin, MBL)的水平,探讨甘露糖结合凝集素与1型糖尿病肾病的关系及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在1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1)研究对象：以伴或不伴糖尿病肾病的1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我们随机选择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临沂市人民医院(山东大学教学医院)肾内科、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1型糖尿病患者448例。根据尿白蛋白排泄率(urinary albumin excretion rate, UAER)分为两组,糖尿病肾病(DKD)组[UAER (30-300) mg/24h]和持续性正常白蛋白尿(PN)组(UAER <30mg/24h),两组患者例数均为224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方面均相匹配。(2)诊断标准：糖尿病诊断参照美国糖尿病学会(ADA)2010年提出的糖尿病诊断和分类标准：(1)糖化血红蛋白(HbAlc)≥6.5%;或(2)空腹血糖(FPG)≥7.0mmol/L(126mg/dl);或(3)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餐后2h血糖≥11. lmmol/L(200mg/dl);或(4)表现高血糖的典型症状或高血糖危象,随机血糖≥11.lmmol/L(200mg/dl).1满足其一即可确诊,如无明确的高血糖症状,1-3项需重复检测确认。糖尿病肾病诊断参照2012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糖尿病诊疗指南：以24小时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作为诊断指标。正常白蛋白尿,UAER<30mg/24h微量白蛋白尿,UAER (30～300) mg/24h;大量白蛋白尿,UAER>300mg/24h。6个月内连续测3次,满足两次结果阳性即可。本实验收集连续性24小时尿液进行UAER测定,共做3次,至少有2次UAER (30～300) mg/24h,存在视网膜病变,并没有其他肾脏或尿路疾病的证据,即可诊断糖尿病肾病。(3)检测方法：所有的检查都是在早晨进行。所有参与试验的患者夜间禁食,早晨空腹从前臂快速抽取静脉血。取血后1小时内将凝固的血液进行离心,采取血清储存在-80℃冰箱中待检。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糖化血红蛋白(HbA1c)(HLC723G7,日本TOSOH公司),正常范围为4%～6%。收集24小时尿液,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灵敏度,0.001毫克/升)。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BL)采用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分析方法对血清样品进行测定。将稀释的患者血清加入包被铕标记的抗MBL抗体的微孔中,放入恒温箱孵育,然后用时间-分辨荧光仪(鲍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对铕进行定量测定,计算MBL浓度,最低检测浓度为1.5μg/L。其他的生物标志物如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和肌酐等则用标准的实验室测试方法用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4)统计学处理分类变量资料的结果用百分位数表示,连续性变量资料的结果用中位数(或四分位数间距,interquartile ranges, IQRs)表示。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的单变量数据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卡方(χ2)检验进行分析。连续性资料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等级/秩相关系数进行相关分析。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分析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BL)是否对糖尿病肾病(DKD)有预测价值：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MBL与DKD的关系。在多因素分析中,我们纳入了混杂因素、已知的危险因素以及已用单因素分析评估过的其他因素,结果用校正后的优势比/比值比(odds ratios, OR)和与之相应的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表示。②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评价MBL的总体预测准确性,结果以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表示。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SPSS for Windows20.0进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与PN组比较,DKD组的HbA1c、SCr、UAER、hs-CRP、MBL均显着高于PN组(P<0.001),DKD组的总胆固醇(TC)也高于PN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PN组患者相比,DKD组患者血清MBL水平明显高于PN组,浓度分别为2231 (IQR,1542-3110) μg/L和1100 (IQR,856-1550)μg/L, P<0.0001。糖化血红蛋白(HbAlc)越高,血清MBL浓度越高,MBL水平和HbAlc水平呈正相关(r=0.348,P<0.0001)。同样,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越高,血清MBL水平越高,MBL浓度和UAER呈正相关(r=0.285,P<0.0001)。此外,在2组患者中,MBL浓度与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呈弱正相关(r=0.224,P=0.002)。性别、年龄、肌酐、糖尿病病程、每日胰岛素剂量与MBL均无显着相关性。以DKD为因变量,以各临床指标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在单变量分析中,MBL与DKD密切相关,OR值为1.002(95% CI：1.001-1.002,P<0.0001)。在多变量分析中,调整所有其他的有意义的预测因子后,MBL仍然可被看作一个独立的DKD的预测因子,调整后的OR值为1.001(95% CI：1.001-1.002,P<0.0001)。此外,男性、HbAlc、hs-CRP、肌酐和收缩压也可以看作是DKD的预测指标。基于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MBL作为诊断DKD的指标,其最佳临界值(the optimal cutoff value)为1680μg/L。以此值预测DKD时,敏感性为75.4%,特异性为78.8%,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为0.768(95%CI：0.724-0.815)。此外,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以MBL≥1680μg/L作为一个自变量,进行单变量分析时,其OR指为10.20,95%可信区间为4.06-30.12；在多变量分析中,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后,MBL水平≥1680μg/L的OR为6.99(95%CI：2.83-17.15；P<0.0001)。结论 (1)血清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BL)水平在1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中升高,并且与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糖化血红蛋白(HbAlc)和hs-CRP呈显着正相关,可反映糖尿病肾病严重程度。(2)血清MBL水平≥1680μg/L可作为1型糖尿病患者独立的DKD预测指标,对早期糖尿病肾病诊断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
孙辉, 薛颖, 黄锋, 吴海瑛, 谢蓉蓉[3]2018年在《肾小球高滤过对儿童1型糖尿病早期肾脏损害评估的临床意义》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研究肾小球高滤过(GHF)对于早期1型糖尿病肾脏病的筛查价值。方法入选100例1型糖尿病患儿,用Macisaac’s公式估算其肾小球滤过率(e GFR),并按照e GFR水平将患儿分为高滤过组43例,正常滤过率组57例,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高滤过组糖化血红蛋白(Hb A1c)及叁酰甘油(TG)水平高于正常滤过率组,而血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AGL)水平低于正常滤过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滤过组和正常滤过率组的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尿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肌酐比值(NAG/Cr)、尿α1微球蛋白/肌酐比值(α1-MG/Cr)的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病程短、Hb A1c高为GHF的危险因素。结论 GHF可反映1型糖尿病患儿血糖、血脂的紊乱情况,其与糖尿病患儿肾脏损伤的相关性需进一步研究。
董维平, 张洪德, 胡远峰, 张爱芳, 王丽娟[4]2000年在《谷氨酸脱羧酶抗体和胰岛细胞抗体联合检测对1型糖尿病早期诊断的意义》文中研究说明作为1型糖尿病的免疫学标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和胰岛细胞抗体(ICA)检测对1型糖尿病的诊断有重要价值,联合检测具互补性,特别在成人迟发型自身免疫性糖尿病中,GADA有更大
顾清[5]2016年在《1型糖尿病患者IGRP特异性T细胞检测的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探求1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中是否存在胰岛特异性葡萄糖-6-磷酸酶催化亚基相关蛋白(IGRP)特异性T淋巴细胞,IGRP是否是T1DM致病的自身抗原。研究方法:分离提取10例1型糖尿病患者,10例健康对照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用合成的 IGRP 短肽抗原分别诱导刺激两组PBMC,通过酶联免疫斑点法(Enzyme Linked Immunospot Assay,ELISPOT)单细胞活细胞水平检测IGRP特异性T细胞的增殖情况,对比两组在抗原刺激下分泌产生干扰素-γ的特异性T细胞的斑点数,经统计分析比较,得出结论。研究结果:通过ELISPOT方法10例1型糖尿病患者中有5例IGRP特异性T细胞检测呈阳性反应,10例健康对照中,全部呈阴性反应,通过两组比较发现,受自身抗原IGRP刺激后,T1DM组外周血中IGRP特异性T细胞活化增殖,并分泌细胞因子IFN-γ,而健康对照组则无反应,两者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IGRP可以诱导刺激1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增殖,说明1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中存在IGRP特异性T细胞,IGRP是引起1型糖尿病的自身抗原。
曹维[6]2010年在《胰岛素B9-23多肽体外负载免疫耐受型DC疫苗的制备及其相关机制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和目的:1型糖尿病被认为是由T淋巴细胞介导的选择性破坏胰岛β细胞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T1DM患者一旦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约有80%的胰岛已经被破坏,因此强调T1DM的早期诊断和早期预防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一系列的自身抗原包括胰岛素、谷氨酸脱羧酶(GAD)、胰岛素瘤相关蛋白2(IA-2)、锌转运体8(ZnT8)等被认为是启动自身免疫反应的靶抗原。同时,一些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及炎症介质也参与了该自身免疫过程。其中,可产生IFN-γ等细胞因子的Th1型细胞是致病性T细胞,而Th2型T细胞通过释放IL-4和IL-10介导糖尿病的免疫保护作用。在应用NOD鼠的研究中证实,胰岛素/前胰岛素尤其是胰岛素B9~23肽段是启动NOD鼠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最主要的自身抗原[1]。借助于NOD鼠模型,应用胰岛素或胰岛素多肽进行了大量的抗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研究,如鼻内或皮下给予胰岛素B9-23多肽或改变的胰岛素B9-23多肽可以延缓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发展[2-3].但这个过程一般都需要借助于免疫佐剂的作用来刺激并增强抗原的免疫原性,单独应用抗原本身可能不足以被抗原递呈细胞所递呈,诱导免疫耐受。本研究着眼于抗原与抗原递呈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应用胰岛素B9-23多肽体外负载DCs,探讨其在诱导自身免疫耐受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 , DCs)是体内最重要的专职性抗原递呈细胞,在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发病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DCs在维持机体的中枢免疫耐受和外周免疫耐受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4],因而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稳定状态下,DCs表达低水平的共刺激分子,具有较强的摄取抗原的能力,但刺激T淋巴细胞增殖的能力较弱,从而诱导机体的免疫耐受。DCs提供T淋巴细胞活化所必需的3个信号[5]。第一信号为DCs提呈的抗原肽-MHC分子复合物与T细胞受体(TCR)的结合;第二信号为DCs表面的协同刺激分子与T细胞表面相应受体的结合;第叁信号为DCs分泌的细胞因子促使活化的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分化为不同的效应性T细胞亚群。只有当这些信号同时具备时,初始T淋巴细胞才能被有效地激活成为效应性T细胞,发挥免疫效应功能,如果缺乏有效的第二信号,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将发生调亡或被诱导成无能状态,形成免疫耐受。DCs表面表达的CD40、CD80、CD86是与T淋巴细胞表面相应受体CD40L以及CD28分子结合的最主要的协同刺激分子,本研究应用RNAi技术有效沉默共刺激分子CD40、CD80、CD86的表达,使其处于发育的不成熟阶段,然后体外负载胰岛素B9-23多肽,制备出致耐受性DCs疫苗,观察其对同种异体小鼠脾脏T淋巴细胞的作用,进而探讨其在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中的作用,为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防治提供重要的实验依据。方法:①siRNA合成设计并合成针对小鼠骨髓树突状细胞表面共刺激分子CD80、CD86、CD40的特异性siRNA,绿色荧光蛋白(GFP)标记的阴性对照siRNA是由非靶向任何已知的细胞mRNA的20-25个乱序核苷酸组成。②细胞培养无菌取ICR小鼠的骨髓细胞,用含10%胎牛血清的完全RPMI-1640培养,同时加入10ng/ml的GM-CSF以及10ng/ml的IL-4诱导树突状细胞的产生,第2天及第4天进行半量换液。第6天,收集细胞,按2×105/孔加入24孔板中,370C5%CO2培养24小时,将其分为siRNA转染组(A)、阴性对照组(B)、空白对照组(C)FAM标记的阴性对照组(D)。③转染用Lipofectamine2000包裹siRNA并转染树突状细胞,抑制共刺激分子CD80、CD86、CD40的表达。④转染效率检测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转染后的形态以及初步判断转染效率。⑤流式细胞术检测转染效率以及各组骨髓树突状细胞的表面CD11c,CD80,CD86,CD40,MHC-Ⅱ的表达。⑥rt-PCR检测基因水平上CD80、CD86、CD40的表达情况,观察CD80/86/40特异的siRNA引起的靶细胞内目的基因的沉默效果。⑦混合淋巴细胞反应无菌分离ICR小鼠的脾淋巴细胞,于10cm培养皿中培养3个小时,收集悬浮细胞作为T淋巴细胞,按1:5的比例将T淋巴细胞和25ug/ml的丝裂霉素C灭活的树突状细胞混合培养,同时加入20ug/ml的胰岛素B9-23多肽,370C 5%CO2培养72小时,在培养结束前的18小时,加入3H-Tdr,送同位素科检测CPM值。⑧细胞因子检测收集各组混合淋巴细胞培养上清,ELISA检测细胞因子IL-10和IFN-γ的水平。结果:①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约80%的细胞内具有绿色荧光。②流式细胞术检测转染效率为79.92%,各组BMDC的CD11c的表达均在60%以上,与B、C两组相比,A组CD80、CD86、CD40的表达降低,但是并没有显着差异。③rt-PCR的结果显示,A组的CD80、CD86、CD40的表达下调。④混合淋巴细胞反应:A组、B组、C组的CPM值分别为2424.67±169.36、7484.33±133.44、7735.33±539.87,A组树突状细胞刺激T淋巴细胞增殖的能力显着低于B组和C组,p<0.01。⑤细胞因子的检测:A组、B组、C组树突状细胞刺激T淋巴细胞分泌的IL-10(pg/ml)的水平分别为522.72±6.92、483.40±4.70、483.91±6.82,分泌的IFN-γ(pg/ml)的水平分别为1654.95±39.79、1971.76±62.85、1936.87±61.96,A组与B、C两组相比,T淋巴细胞分泌较多的IL-10以及较少的IFN-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应用RNA干扰技术能够有效抑制小鼠骨髓来源的树突状细胞表面共刺激分子CD80、CD86、CD40的表达,制备出耐受性树突状细胞。经胰岛素B9-23多肽负载后,具有较弱的刺激T淋巴细胞增殖的能力,并且诱导初始T淋巴细胞向Th2方向分化,分泌较多的IL-10,而IFN-γ的分泌显著减少。这些研究表明,胰岛素B9-23多肽体外负载耐受性树突状细胞通过诱导T细胞无能、使其向Th2方向分化而发挥致免疫耐受作用,对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早期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瑞, 郭刚, 梁东春, 张镜宇[7]2005年在《1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抗IA-2与抗GAD_(65)抗体的比较》文中认为目的:研究成人1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抗IA-2抗体和抗GAD65抗体的水平并进行分析。方法:用ELISA法检测了48例20～45岁,病程小于2年的1型糖尿病患者组血清中的IgG型抗IA-2抗体和抗GAD65抗体,并以110例正常人血清作对照组。结果:患者组血清中抗IA-2抗体和抗GAD65抗体的水平与对照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而且患者组血清中抗IA-2抗体较抗GAD65抗体有更高的阳性率。结论:成人新发1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IgG型抗IA-2抗体和抗GAD65抗体均有不同程度明显升高,而且对两者进行联合检测会更有助于临床上1型糖尿病的早期诊断。
修玲玲, 余斌杰, 胡少眉, 许善真, 程桦[8]1998年在《谷氨酸脱羧酶抗体对1型糖尿病的诊断意义》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谷氨酸脱羧酶（ＧＡＤ）抗体与１型糖尿病患者发病年龄、病程及临床特征等的关系。方法：用放射免疫沉淀法测定９２例１型糖尿病和５３例２型糖尿病患者血中ＧＡＤ抗体。结果：１型糖尿病组总的ＧＡＤ抗体阳性率为３９１％，其中儿童１型糖尿病组、成人１型糖尿病组和成人晚发１型糖尿病组的阳性率分别为４６７％、３６８％和４００％，组间无差异；而病程≤１ａ的阳性率５８８％，明显高于病程＞１ａ组的２７４％。患者的ＧＡＤ抗体与空腹Ｃ肽水平、酮症发病史、胰岛素使用量等无明显关系。伴有ＡＩＴＤ患者的ＧＡＤ抗体水平比不伴ＡＩＴＤ患者的ＧＡＤ抗体效价明显增高。结论：ＧＡＤ抗体不仅对１型糖尿病早期诊断而且对成人晚发型１型糖尿病都有临床诊断的价值。
王治砚, 蒋琳[9]2017年在《1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研究进展》文中研究指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是1型糖尿病中最频繁发生、最严重的并发症,也是糖尿病微血管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目前已成为成年人致盲的主要原因。1型DR也增加了糖尿病肾病、大血管病变等其他并发症的发病风险。目前证明唯有严格的血糖控制才是延缓DR发生、发展的有效措施,由于1型糖尿病发病早、病程长,早期筛查及诊断干预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微RNA因为其自身具有高度保守性、组织特异性、时序性及参与特定生理过程的特点,可能成为早期诊断1型DR的有效生物标志。对于其发病机制、生物标志等方面的研究可能为早期筛查干预及治疗提供理论基础以及实践方向。
陆勤, 陈伟, 李威[10]2011年在《实验性糖尿病大鼠的单纤维肌电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分析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糖尿病大鼠坐骨神经的神经传导速度和腓肠肌单纤维肌电图的特点,评价两种检查方法对糖尿病多发性神经病早期诊断的价值。方法:健康雄性SD大鼠经腹腔注射STZ60mg·kg-1诱导成1型糖尿病大鼠模型(糖尿病组),在注射STZ后4、6、8、10和12周进行坐骨神经神经传导检查和腓肠肌单纤维肌电图的检测,并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然后观察大鼠胫神经的超微结构变化。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糖尿病组大鼠6周起出现坐骨神经运动传导速度下降(P<0.05),运动波幅下降不明显(P>0.05);单纤维肌电图检查可发现糖尿病组大鼠4周起纤维密度明显增高(P<0.05),而Jitter值变化不明显。胫神经病理上出现典型的脱髓鞘、轴突变性和轴突再生性的改变与电生理的改变相一致。结论:糖尿病组大鼠6周起出现传导速度下降等周围神经病变的改变,而单纤维肌电图从4周起就显示纤维密度较对照组增高。神经传导速度和纤维密度检查都可用于糖尿病多发性神经病的早期诊断,纤维密度较神经传导速度更为敏感。
参考文献：
[1]. 1型糖尿病早期诊断和早期防治研究[D]. 刘煜. 南京医科大学. 2003
[2]. 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在1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D]. 赵士启. 山东大学. 2016
[3]. 肾小球高滤过对儿童1型糖尿病早期肾脏损害评估的临床意义[J]. 孙辉, 薛颖, 黄锋, 吴海瑛, 谢蓉蓉. 临床儿科杂志. 2018
[4]. 谷氨酸脱羧酶抗体和胰岛细胞抗体联合检测对1型糖尿病早期诊断的意义[C]. 董维平, 张洪德, 胡远峰, 张爱芳, 王丽娟. 新世纪优秀学术成果评选暨交流大会论文集. 2000
[5]. 1型糖尿病患者IGRP特异性T细胞检测的意义[D]. 顾清. 浙江大学. 2016
[6]. 胰岛素B9-23多肽体外负载免疫耐受型DC疫苗的制备及其相关机制的研究[D]. 曹维. 南京医科大学. 2010
[7]. 1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抗IA-2与抗GAD_(65)抗体的比较[J]. 张瑞, 郭刚, 梁东春, 张镜宇. 天津医药. 2005
[8]. 谷氨酸脱羧酶抗体对1型糖尿病的诊断意义[J]. 修玲玲, 余斌杰, 胡少眉, 许善真, 程桦. 中山医科大学学报. 1998
[9]. 1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研究进展[J]. 王治砚, 蒋琳. 医学综述. 2017
[10]. 实验性糖尿病大鼠的单纤维肌电图研究[J]. 陆勤, 陈伟, 李威. 中国临床神经科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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