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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目前国内外尚无明确的界定和一致的看法。按照《辞海》解释：基础，“泛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从字面上理解，“理论基础”就是理论及学科发展的根本或起点。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对“理论基础”的理解又有唯哲派、特殊派和综合派之分。
唯哲派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应是某种哲学思想和学说，它应有完整的概念和体系。虽然对图书馆学理论并没有立竿见影的实效，但能以高屋建瓴的启示，提高人们对图书馆学内在规律和外部联系的理解力，确立起本学科的理论大厦，并为图书馆理论和实践提供良好的价值取向。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波普尔的“世界3”学说。
特殊派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应是对本学科起直接作用的某种特殊学说和思想。它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并直接来源于图书情报的工作实践，但比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要宽泛得多，因而能够更清楚、更深刻地揭示图书馆学的本质，对图书馆学提供直接、具体的理论支持。如“社会认识论”、“知识基础论”、“情报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第二中介论”、“唯识图书馆学”等。
综合派认为，凡对图书馆学有较全面、深刻影响的理论、学说和思想，都属于理论基础的范畴。由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而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就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和特殊理论，而是包括多种理论、学说的学科群，即综合体。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批图书馆学家怀着对科学的执着和对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渴望，针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仅1982～1987年，中国图书馆学界就发表相关的文章达40余篇，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颇为关注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 以社会认识论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1970年，著名学者谢拉出版了他的专著《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提出了所谓“社会认识论”，并以这一理论作为图书馆学工作的科学依据和图书馆学的认识论基础。按照谢拉的观点，“社会认识论”就是研究“知识经由社会而传播，进而影响团结行为”的一门新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为人类知识。由于图书馆在社会知识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图书馆员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首先必须具有有关知识的知识，而为此提供理论基础的就是“社会认识论”。
2 以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波普尔(KarlRaimundPopper)为20世纪最有创造性和最有争议的科学哲学家之一。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研究范围广泛，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对图书馆学影响较大的是他后期最重要的学说——“世界3”理论。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提出之后，英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布鲁克斯(B.C.Brookes)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波普尔的第3世纪理论应受到图书馆学家和情报学家的欢迎，因为他首先为他们的职业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1982年，刘迅在《情报科学》上发表《论图书馆学理论的共同基础》，首先将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引入中国，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共同理论基础。接着，李克西、蔡公天、李耀彬发表文章，认为“波普尔从哲学的高度，第一次把客观知识（世界3）从人类精神世界（世界2）与物质世界（世界1）分离出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划时代的创见，它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这一新的基础理论的引入，由于它提示了客观知识（世界3）的运动规律，弥补了以往图书馆学只侧重于应用基础研究之不足，从而使图书馆学真正成为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门独立科学。”
3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自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引入图书馆界以来，赞成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批判者有之。1983年，杨启全、李云增在《情报科学》上发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一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原理，对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及与情报学、图书馆学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分析。刘洪波、于鸣镝、管彦诚、姜希强等人认为，波普尔哲学体系从总体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本体上是“多元论”，在认识论上是先验论，在论证方法上带有片面性，因而将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奠定在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金恩辉、沈继武指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图书馆学的认识论，又是方法论基础。陈誉认为，我们还应开展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图书馆、知识情报交流及其相关领域的论述的研究；党和国家关于图书馆、图书馆学、文化教育、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重要指示的研究。”因为“这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徐人英不同意“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是‘各门学科的共同理论基础’，因而也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认为“列宁图书馆事业思想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前苏联图书馆学界的认识。”
4 以情报交流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这种观点在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巴特勒认为图书馆的作用就是以书面记录为媒体的交流，谢拉也是交流说的倡导者。1983年，周文骏发表了《概论图书馆学》一文，提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情报交流”。他认为，图书馆的活动是以文献为基础的，而文献首先是一种情报交流的工具。图书馆就是文献这个交流工具的存贮者、组织者和利用者。图书馆工作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交流作用使得社会更加合理地使用知识、情报与文献，更加合理地组织和存贮知识、情报和文献，以帮助用户和读者达到认识世界和创造世界的目的。所以说，将情报交流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结论是有根据和符合实际的。
5 以知识交流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1984年，宓浩、黄纯元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以知识交流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知识交流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社会现象，图书馆只是实现知识交流的一个社会实体，图书馆履行它的知识交流功能，必须具有相应的内在机制来适应知识交流的要求。因此，知识交流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由三个层次所构成的：第一个层次，研究社会知识交流的基本原理，提示知识、知识载体、知识交流三者的关系，探讨认识主体吸收和利用知识的机理，建立交流模式；第二个层次，研究知识交流的社会需要和图书馆在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第三个层次，研究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内在机制和工作机理。这三个层次构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逻辑结构。交流的知识、知识交流和社会实体以及社会实体的交流机制则是知识交流论研究的主要内容。知识交流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观点，其基本思想充分展现在1988年出版的由宓浩、刘迅、黄纯元编著的高校文科教材《图书馆学原理》中。
6 以知识社会学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这是德国学者卡尔斯泰特(Peter Karstedt)提出来的，为此，他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客观精神”。他认为，客观精神是图书馆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中介，认为图书是客观精神的载体，图书馆是客观精神得以传递的场所，有了图书馆这样的社会机构，人类文化的创造和继承才有了可能。他认为，客观精神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知识社会学正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7 以中介论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1986年，张冰发表《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中的思考——第二中介论》一文，认为在人类社会两大生产体系中都存在中间环节，物质生产系统是以“交换”为中介，推动商品生产不断发展的；精神生产系统是以“反馈”为中介，推动知识生产螺旋前进的。而图书馆就是社会性知识反馈系统。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即是它“在人类认识或知识生产过程中，起着居间联系、促其转化的中介作用”，它相对于第一类认识对象——事物认识来说，是第二位的，所以称为第二类中介，简称第二中介。
8 以唯识图书馆学(metalibrarianship)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这是美国学者聂特基(J.Z.Nitrcki)提出来的。聂特基的理论主要依据系统哲学家佩珀(Stephen C.Pepper)的“世界之假说”方式和“根喻”（根源之喻）的理念(Concept of root-metaphor)，结合传播学的原理建立起来的。他认为，这种理论主要是“关于知识（或资讯）转移之三大成分间相互关系之研究：‘书’籍类出版品，其内涵知‘识’；及阅读或使用之‘人’；思虑所及的，是以之为资讯转移的实际历程，同时也及于该历程对其参与分子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所转移的知识或资讯所具意义之表达方式。”“书——人——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聂特基仿佩珀的学说而自设的“根喻”。而探讨“书——人——识”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辅佐读者发掘其新理念，并提供一切所需资料，使读者对已发现的新理念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譬如读者在图书馆中找到他所需要的主题的书，那么书与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书中所提供的信息或具有的意义上；而人与识的关系中，应有接受与反馈介于其间；至于书与识的关系，则形成新的理念，因此，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中，被动的“书——人——识”关系演变为主动的“念——义——应”的关系。他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不仅要注意信息或概念所具有意义之间的内在与外在关系，而且还要注意对这些关系的陈述和说明。唯识图书馆学的基本功能就是获取知识信息，提供服务，并使所得知识广为流传。
9 认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一个学科群，具有综合性或层次性
黄宗忠、周旭洲、高锦雪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数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于鸣镝、卿家康等人进一步认为，这个学科群具有层次性，他们都认为有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第一个层次，而对二三两个层次看法各异。
上述各种学说、观点中，既有合理的成份，也有不太完善的地方。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从知识以及知识的相互关系中来构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将图书馆学置于社会文化广阔背景下，并赋予图书馆学理性的内涵，以此来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其贡献无疑是巨大的。然而谢拉过分地强调知识，他认为图书馆员应具备知识的知识，要求图书馆员要有90%的学科知识，只要有10%的专业知识就行，这种观点很容易使图书馆学演变为知识学而误入歧途。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尽管形成很早，但由于理论体系不够成熟，又缺乏深入研究，所以20多年来并未能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仍然只是一种学术观点。
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引起世界性的震荡，首先引起西方图书馆界的折服，称“世界3”“犹如我们的生命线”，使图书馆“免于灭亡”。1982年以后，开始影响中国图书馆界。据不完全统计，从1982-1986年间，图书馆学情报学刊物上共发表这一主题的论文29篇，其中持肯定态度的有5篇，占17%，持否定及基本否定态度的有83%，统计数字表明，经过长达五年的探索与争鸣，中国图书馆情报界达成共识，即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不能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虽然波普尔强调客观知识，将客观知识世界提高到了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同等的地位，特别是他那著名的两个思想实验，给处于拨乱反正、急于提高图书馆学学科地位的人们以理论支持，一时成为图书情报界的热门话题。然而，冷静下来的人们，开始用怀疑、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一问题，逐渐发现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有其基本错误，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理论曙光，也没有对实践产生什么意义。在对波普尔理论的研究中，我们的理论界逐渐成熟。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以及它的兴衰荣枯的经历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观察点，使我们重新审视、反思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意义，看到或者更清楚地看到过去被历史的云翳所遮掩的方面。它启示我们认识到一种本来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示我们去发展这种科学哲学，看到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在总体上都有偏离科学发展实际图景的缺陷，都混杂着偏见和迷误，都没有唯物辩证法那样广阔的视野。启示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会贯通于图书馆学理论之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这是波普尔理论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图书馆学以及其他所有具体学科，都有普遍指导意义，几十年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但由于一些研究者理解上的狭隘和单一，以前的研究尚未显示出它本来就具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只有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图书馆情报界开展了对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争鸣，并由此发散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学的探讨，进而对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提供了突破性进展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但图书馆学还应有自身的理论基础，这种自身的理论基础当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总的指导原则的基础上的，但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代替各门具体学科的理论起点。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图书馆学之间建立一门边缘学科——图书馆哲学。图书馆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因此，建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图书馆哲学，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
情报交流与知识交流论在某种意义上是西方交流学派影响我国的产物。它们都有注重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来把握图书馆学的本质，强调图书馆在情报交流、知识交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把图书馆学研究从以微观为主扩展到宏观的研究，从研究图书馆的内在规律延伸到研究社会文化知识的发展规律，延伸到情报、知识、信息的传播过程及规律研究，这无疑是一次学术和观点上的突破和变革。但情报交流说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目前尚未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知识交流说虽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点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体系，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受到实践的检验。况且知识交流说研究交流的知识、媒介、过程、作用对象，知识交流的社会实体及社会实体的交流机制，似有传播学之嫌，而与图书馆学有一定的距离。中介论的持论者都十分重视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但研究图书馆的功能和作用只是图书馆学的部分内容。唯识图书馆学虽然是一种图书馆哲学，但目前为止只是一家之言，它强调的是对书籍、读者、知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做整体研究，探讨它们之间存在和变化的条件，同时也注意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以及整体与个体知识之间相互关系与效应。但其理论也有局限性。如“书——人——识”是聂特基自设的“根喻”，是唯识图书馆学的最基本的关系，也是唯识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书——人——识”之间的关系，虽然客观地存在着，但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却是主体认识的需要，在研究开始，它只是一种未知的存在，并不能作为具体对象被把握，只有通过研究才能不断地揭示它。因此把“书——人——识”之间的关系作为对象来研究，有以未知求未知之嫌，况且“关系”一词本是个模糊概念，图书馆学的基本关系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此建立在“书——人——识”之根喻之上的唯识图书馆学能否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至于说层次说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理论基础各派争鸣调和的产物。尽管涵容量大，但却有庞杂含混之病。虽说图书馆学理论有必要也必须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理论精华丰富和发展自己，但理论基础和理论来源是有区别的。理论基础对学科建设应起到研究理论起点的作用，并能从宏观上把握和统帅整个学科理论，给学科建设以理论支持和方法论的指导，故而它是一种哲学体系。而理论来源是指能够提供参考、借鉴意义的学说、思想、观点、方法，甚至一个概念、一条术语。信息论、系统论、管理科学、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
心理学等学科作为图书馆学理论来源是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但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组成部分或某一层次，未必妥当。
当代图书馆学在学科的理论基础上尽管人言言殊，观点纷呈，但对学科基础的探讨却有了更多的角度、层次和侧面，体现了整个图书馆学建设在知识、观念特别是方法上予以更新的科学化、独立化趋势。尽管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但其争鸣与探讨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