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初期共产国际的几位驻华代表
王晓平
维经斯基
马 林
鲍罗廷
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特别是在党的建立初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国际一成立便将目光投向了革命激流涌动的中国，并通过派驻代表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这些远道而来的红色使者，其政治水平、实际能力、个人品质和工作风格各异，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维经斯基、马林和鲍罗廷最具代表性。
谦逊而热情的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全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俄国人，中文名字吴廷康。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他和两名助手赴华，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承担共产国际在亚洲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维经斯基实际也具有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他的到来，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开始。
维经斯基一行首先到达北京。通过北大俄籍教员鲍立维，和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取得联系，随后，李大钊向其推荐了上海的陈独秀，维经斯基便拿着李大钊的信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
虽然年仅27岁，但维经斯基已经是一位历经坎坷、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布尔什维克了。而且，他处事严谨，态度谦逊，充满热情，从不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备加推崇。就连别人眼中具有桀骜不驯个性的陈独秀，也评价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
在陈独秀的协助和指导下，维经斯基的工作进展飞快：到上海还不足一个月，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成立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文章；他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人物接触，对中国当时政治思想状况有了较为全面了解。在建党问题上，维经斯基和李大钊、陈独秀等达成了共识。
阿东把父亲搀扶回家。他脑袋空白一片。一路上仿佛一个字都没有想过。进了家，阿里正没精打采地坐在沙发上发呆。没有母亲的家，阿里十分害怕。阿东的回来，令阿里意外中又觉惊喜。他先是眼睛瞪得溜圆，然后就拍起了巴掌，追在阿东的身后一边跳着一边大声唱：“阿里的弟弟回来了!阿里的弟弟回来了!”
鲍罗廷，原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格鲁森伯格，俄国人。1923年秋天，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
方法单一性格倔强的马林
继维经斯基之后的共产国际代表是马林。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弗莱特，荷兰人。1921年3月，他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前往上海。
样品经绞碎混匀后，准确称取2.50 g，置于50 mL烧杯中，用20 mL 3.5%高氯酸溶液匀浆3次，匀浆液转入离心管中，并用少量3.5%高氯酸洗涤烧杯，洗液并入离心管中，以4000 r/min离心10 min，吸取上清液，沉淀物用3.5 mL 3.5%高氯酸溶液再次洗涤、离心，合并两次上清液作为提取液。用0.5 mol/L NaOH溶液调pH至6.5，用超纯水定容至25 mL，摇匀，过0.22 μm滤膜，进样分析。
马林精通英语、德语，略通俄语。他的嗓门很高，声如洪钟，发表起意见来，经常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对于不同意见，他常固执己见，咄咄逼人，和谦逊随和的维经斯基迥然不同。这种风格自然不易被自尊而含蓄的中国人接受。
当时，陈独秀尚在广州，对这位代表的盛气凌人有所耳闻。很快，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到达上海的次日，便同马林见面会谈，表达了足够的诚意。但两人首次见面就因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923年10月，马林被调回国。他虽然不讲究工作方法，招致诸方不满，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努力工作，帮助召开中共一大，大力推动国共合作的贡献不可抹杀。
这种极端对立局面直到一场意外变故才得以结束。1921年10月，陈独秀等被捕，马林想方设法积极营救。获释的陈独秀感念马林的相助，也认识到中共在自身没有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外援十分重要，终同意参加共产国际。
马林以西方人特有的直率，提出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陈独秀提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两人几次都谈不拢，加之马林私派张太雷（时任马的翻译）去日本联络代表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事宜，陈独秀认为这是对中共的轻视和极为不尊重。种种因素累加，陈独秀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而马林则认为陈独秀不可理喻，主张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才干超群、冒失莽撞的鲍罗廷
1921年1月，维经斯基结束任务返回苏联。虽然他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是众多亲历者都称其为协助党成立的“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后来，维经斯基多次来华，仍然同中共同志保持着良好关系。
（5）师生个性服务。智慧校园环境及其功能均以个性服务为理念，各种关键技术的应用均以有效解决师生在校园生活、学习、工作中的诸多实际需求为目的，并成为现实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To achieve the high-speed VCSELs, the carriers and photons directly influence the modulation speed of the VCSEL for data transmission. In principle, the relaxation frequency is the natural oscillation frequency between carriers and photons in the VCSEL which can be expressed as below:
(4) 微电网运营相对困难。微电网的能量平衡依赖于大电网,若没有大电网作为支持,其经济性和可靠性无法保证;同时运行也难以取得规模效应。
这位新代表体格魁伟，嗓音浑厚，意志如铁，知识广博，极具个人魅力。他先经北京、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中共负责人，继而南下广州去见孙中山。
当时恰逢国民党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带着崭新革命理论和雄厚经济后援而来的鲍罗廷，受到孙中山的青睐，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级顾问。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并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建立黄埔军校、组织北伐等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孙中山对他称赞有加，称之为“一个无与伦比的人”。
鲍罗廷既服务于国民政府，又负责对中共内部事务的指导。他不同于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贬低中共的作用，多次反复细致地阐述两党合作对中共壮大的意义，最终，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然而，鲍罗廷费尽心力驾驭的国共合作局面始终是一只动荡不定的“航船”。先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几次横生枝节，向共产党发起攻击，继而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向共产党举起屠刀。
很长一段时间，鲍罗廷对蒋介石反动面目认识不清，对国共继续合作心存幻想。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他自信能掌控局面，化干戈为玉帛，一方面主张共产党妥协退让，另一方面想利用国民党内汪精卫、唐生智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妥协退让的结果招致蒋反共变本加厉，汪、唐最后离鲍而去，他本人也受到国民党通缉。
1927年7月，鲍罗廷被共产国际调回。这位具有超群才干的共产国际代表，对于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对大革命的失败同样也负有重大责任，毛泽东称他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的“冒失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