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国东亚地缘经济战略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地缘论文,经济合作论文,大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地缘政治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从地理位置出发的结盟或对立以至战争的发生、发展及演变的规律。地缘政治学这个术语最早由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1846—1942）提出。契伦提出的地缘政治学的定义是：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的现象来认识的科学。这是地缘政治最早的也是基本的理论观念。
19世纪末，地缘政治学家马汉在他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总结研究了有史以来的海上战争及其影响，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思想，直接促成了德、美、日、俄诸海军的崛起。继马汉以后，20世纪初，哈·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 ）在一系列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关于世界的“地理中枢”的概念，由此形成了他的地缘战略学的理论。
在麦金德理论的基础上，本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斯皮克曼，又提出了地缘战略学中的“边缘地带论”。正是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在“心脏地带”的“边缘地带”建立基地和势力范围，以控制“心脏地带”的苏联向外扩张，全面隔绝社会主义与世界主要市场的联系，遏止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所以，从历史上看，地缘战略总是与大国的全球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西方地缘学家常爱讲的话，“由于对地理战略的无知，给国家的利益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算的”。
冷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地缘政治斗争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斗争。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从地理位置出发的联合（经济集团化）、经济对立乃至遏止、设置壁垒等。世界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决定了各国向开放互惠的方向转变，在竞争中追求合作与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与经贸交流，这就是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集团化。区域集团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区域内的投资利益和商品市场，抗拒外来强有力经济集团的侵入。地缘经济如同地缘政治一样，对地缘经济的无知同样也会给国家利益带来重大的损失。
2 美日欧的东亚地缘战略
进入70年代，被西方地缘政治学家视作“破碎地带”的东亚地区，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热点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东亚地区成为世界潜力最大的市场，再加上南中国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海上通道，势必使东亚这个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斗争的焦点地区。美、日、欧都先后调整自己的地缘战略目标，把目光投向了东亚地区。东亚地区虽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美、日、欧的总体战略不会改变。
2.1 美国的亚太地缘经济战略
经济安全概念首先是由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的。克林顿把“经济安全、军事实力和促进民主”作为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明确地把经济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首要地位。其表现之一就是把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作为其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目标就是夺取亚太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其基本手段是打开亚太贸易市场和增加对该地区的投资。其表现之二就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将成为美国处理和亚太大国关系的日益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处理与中日的关系。美国已经认识到，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尽快走出困境，维持亚洲地区的经济安全，是本世纪美国对亚洲地区的重要战略目标。因为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是美国主要的、迅速发展的市场。美国约有54%的世界贸易是与亚太国家进行的，相当于与欧洲贸易的一倍半，相当于拉美国家的两倍。美国现有250 万个就业机会依赖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因此，克林顿提出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分享力量”、“分享繁荣”的“新太平洋共同体”。
2.2 日本的“东亚经济圈”和“雁行模式”
战后日本经过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到60年代末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进入7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日本经济增长快于欧美。经济实力的增强，势必想要由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性的大国，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所以，日本也要与美国抗衡，占领东亚市场，于是从“脱亚入欧”，到“脱欧入美”，最后“重返亚洲”，这是历史性的大转变，也符合日本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
1988年日本竹下内阁提出了“东亚经济圈”。其核心内容是以东亚地区作为实施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以增强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技术转让，扩大对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和发展援助为手段，全方位地参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通过加深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区域内的双边多边合作关系，以及和区域内各国经济政策协调，促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巩固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合作体制，从而达到既保持日本经济稳定增长，又增强与欧洲统一大市场及北美自由贸易区抗衡能力的目的，最终建立“雁行模式”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圈。
“雁行模式”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因袭了旧的垂直分工，也就是静态的垂直分工体系。这是因为日本想控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现其“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战略目标。但这与发展中国家想打破旧的分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其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相矛盾，必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80年代中期，以日元大幅度升值为背景，伴随资本的流动和产业的转移，东亚地区不同层次和地区结构产业调整与产业升级过程在加速，也使“雁行模式”逐步由垂直分工向垂直与水平分工并存的局面扩展。
2.3 欧洲共同体的“新亚洲战略”
面对美、日在东亚地区的竞争，欧洲共同体也不示弱。1994年末，欧洲共同体联盟理事会制定了“新亚洲战略”，明确提出了发展与亚洲（主要是东亚）关系的框架。1995年9 月在新加坡举行了欧洲和东亚经济首脑会议，来自欧亚700多名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聚会一起， 讨论的主题，用挪威首相布伦特兰的话说，就是欧洲也必须赶上亚洲这趟车。1995年欧盟又提出了对华政策，希望扩大与深化和中国的合作关系。一些欧洲国家也先后调整对亚洲、对中国的政策。这表明欧洲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由上述美日等的地缘政治可知，它们都在试图建立以它们自己为主导的东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进而实现它们的全球战略。美日的地缘战略不符合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利益。中国是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举足轻重的最大地缘政治经济板块，在苏联解体以后，其战略地位更显突出。麦金德提出的“地理中枢”及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论”在此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中国是东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地理中枢”，而南中国海区、朝鲜半岛、台湾、东南亚等为其边缘地带，这些地带的经济、政治、领土、主权、宗教等问题都可以引发区域矛盾，并激化到国际争端，影响到中国自身的主权、安全及战略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后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经济的形势仍然很严峻。面对大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中国的唯一正确选择就是，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地区经济合作，以此来制衡美日等大国的地缘经济战略。东亚经济必须逐渐摆脱在美国倡导的贸易秩序下的以美国市场为轴心的单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即单纯的雁行模式。东亚各国必须加强东亚区域一体化，相互开放市场，尽早形成统一的东亚大市场。东亚国家应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从而更好地加强与美日等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建立新型东亚区域分工体系。
3 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具有多层次、多形式的特点。就合作的范围来讲，有涉及整个亚太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还有次区域和小区域的合作。次区域有东盟自由贸易区、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小区域的有东盟国家间的各种“增长三角”等。就合作的形式来讲，有集团式的紧密型合作，也有论坛式的松散型的合作。前者如东盟自由贸易区，后者如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特点符合东亚地区的实际。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意识形态非常复杂，客观上要求经济合作只能分阶段来进行。当前，最重要的是发展次区域的合作，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以及南中华经济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最终促成东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
3.1 东北亚经济圈
包括中国（重点区域是东北、华北、华东）、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俄罗斯（重点是亚洲地区），该范围的人口约8亿， 国民生产总值5—6万亿美元（中国、俄罗斯按重点区域计），到2010年这个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为15万亿美元，可能占全球的1／5。
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在社会和经济制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经济合作只能分阶段来进行。首先应该加强环日本海的经济合作，即实现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联合；然后把其它三个国家吸引过来，最终实现东北亚合作体的设想。在实现中、日、韩之间的合作过程中可以贸易、技术和投资合作为先导，逐步实现关税及金融领域的合作发展。
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很快。1994年，中日双边贸易和日本对华投资创历史最高记录。1995年，中日贸易额已超过570亿美元， 中国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1994年日本对华投资协议额为44.4亿美元，实际投入额20.7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大部分集中在长江以北的沿海地区，仅环渤海、黄海地区就占50%以上。
中韩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很快，据统计，1990—1994年的5年， 双边贸易额年平均递增56.8%。1994年双边贸易额达117.2亿美元。 韩国已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韩国的对华投资发展很快，截止1995年上半年，中国共批准韩国企业来华投资5726项，协议金额达51.22亿美元， 实际使用16.7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近年来第一大投资国， 韩国对华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山东、辽宁、天津等地区。
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较之亚太其他地区的合作具有良好的客观基础和更为深远的意义，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可以消除朝鲜半岛紧张因素，改善东北亚各国的关系。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要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采取经济和技术合作并重，水平与垂直分工并存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既促进经济技术低层次国家的发展，又能促进技术高层次国家的提高。这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模式。
3.2 南中华经济区
该经济区由中国大陆（主要承担区域为长江三角州及以南的地区，包括西南地区）和台湾、香港、澳门组成，是亚洲也是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区域。1990年对外贸易额达4020亿美元，占全球5.68%。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它在今后10年将壮大到与美、日、德相抗衡的经济“第四极”。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华经济圈所受损失最小，中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香港维护了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台湾损失也较小，所以，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中华经济区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也相应得到提高。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及台湾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一个国家内所形成的自然经济结合，是不可逆转的。在经济合作中，三地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得以调整和升级。
3.2.1 经济合作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经济得以迅速发展。198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10.2%，1991—1995年第八个五年计划， 年平均增长12%。大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港、澳、台的华侨、华人、华裔向大陆的投资和贸易。据1993年统计，在累积外商直接投资中，港台投资占72.7%；又据1995年统计，在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中，港台占61.7%。截止1995年底，在大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累积达1333.7亿美元， 其中港台商投资为867亿美元。同时，香港、 台湾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大陆这个广大的腹地。香港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大陆进出口经香港的转口贸易。1995年大陆经香港转口贸易总额达8857.2亿港元，占当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24207.22亿港元的35%，大陆是香港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的发展主要依靠出口来带动。1995年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44%， 台湾对大陆出口的比重为16%，贸易顺差高达148.1亿美元。
大陆与港台的经济合作主要是在垂直分工中进行的。香港从80年代初开始，80%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向珠江三角州和大陆其他地区转移，使香港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由19.8 %下降到1994年的8.7%；而第三产业则由1988年的74%上升到1994年的84%， 台湾也一样，到1995年，台湾以技术及资金密集型产业已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制造业成长的主要源泉。与此相联系，在高科技产业中，信息与电子产业发展很快，在制造业中比重达18.7%。大陆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以广东省为例，1978年三次产业的比重为29.9∶46.4∶23.7，1995年为16.4∶50.41∶38.54。
3.2.2 为进一步推动大陆及港澳台的经济合作， 应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
一是建立以香港、广州为两极，包括澳门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已经以“前店后厂”的模式融为一体。今后应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合作，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可以预料，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将成为广东、华南经济的龙头，成为全国乃至东亚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之一。二是逐步建立台闽经济区。闽东南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五市经济发展很快，五市国内生产总值占福建省的74%，形成一个发达的经济圈和城市圈。首先在厦门和高雄之间发展经济合作，逐步扩大到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与福州和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再扩大到台湾和福建的经济合作，最终建立台闽经济区。
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在中国沿海和沿江地区，目前已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以香港、广州为两极的珠江三角洲，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由北京、天津、大连、青岛为多极的环渤海经济区。未来必将形成以厦门和高雄为多极的经济区。沿海和沿江经济区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形成巨大的经济合力，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在东亚、亚太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的格局。这也是中国和东亚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和促进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形成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3.3 发展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南中华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合作，逐步建立东亚经济合作组织
东盟扩大以后，经济实力将进一步接近我国的水平，在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东盟是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的重要一极。扩大后的东盟对东亚及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次东亚虽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只要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不久将来，东亚奇迹一定会再现。所以，从未来来讲，东盟仍是亚太地区的重要一极。中国和东盟作为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最重要的两极，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制衡大国的全球战略，双方应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积极发展地区经济合作，以最终促成东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
首先，东盟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台湾、香港对东盟的投资，促进东盟各国的经济持续发展。近几年，香港、台湾对东南亚投资的迅速增加。1991年，台湾已成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最大投资者；在越南的最大投资者不是日本、美国，而是台湾，其占越南全部外来的投资的25%。香港在东南亚的投资一直占重要的地位，1990年香港在泰国的投资已超过日本，跃居首位。中国大陆在东盟的投资也逐年增加，但相对来说，数量仍很少。随着投资的进一步增加，中华圈和东盟圈贸易额也将会逐年增加。
其次，东盟的扩大也将促进中国大陆与东盟的合作。东盟的扩大与东盟不同层次的产业的良性循环为地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东南亚国家产业将形成四个层次，即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新增的层次，印支国家和缅甸。同时，中国为使产业层次和布局合理化，开始注重汽车、化工、冶金等支柱产业的发展，并加强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使产业结构和布局合理化。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经济往来中，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互补和合作的机会。如中国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等产业技术已较成熟，适合向东盟国家输出，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中国在航天、核能、生物工程等领域中也独具优势，可以为东盟客户提供服务，双方也可以进行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
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华经济圈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但不可否认，因为双方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贸易结构相似，都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对资金需求很大，必然增加彼此的竞争。但竞争不应成为合作的障碍，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日本就是靠竞争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龙”开始的产业结构也是相似的，但也是靠竞争共同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和东盟要在竞争中合作与发展，这才是最佳的选择。
3.4 加速中国与东亚经济一体化， 促成东亚经济合作组织的最终形成与东亚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东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中国作用的加强，这从贸易和投资就可反映出来。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对东亚的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增长率比对世界的三项指标的增长率分别高7.22、1.26、18.08个百分点，而且，中国对东亚的三指标占对世界的三比例在1995 年分别为67.5%、62.31%、61.53%。所以，中国的市场对东亚经济通过贸易特别是进口具有强大的拉动力。在投资方面，世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其它投资在1995年增长了2.16倍，而东亚对中国的投资数却增长了6.12倍。其中，日本增加了0.4倍，“四小龙”增加了2.35倍， 东盟增长了25.42倍。东亚占中国吸收外资的89.21%。东亚对中国的投资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开辟了市场的拉力。所以，从长期来说，中国对东亚国家加速产业升级及摆脱低效益产业的扩张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以及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要求中国和东盟必须加强合作，从而制衡美日的地缘战略，建成新型的区域分工体系；中国与东亚要谋求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同时，为了解决台湾和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等地缘政治问题也需要中国与东亚国家通过地缘经济的合作来得以解决。最后，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也是建立东亚经济合作组织的需要。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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