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接受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以钱中文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文论论文,个案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1-0158-06
思想接受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外来思想逐渐融入自身的过程。对于中国的巴赫金接受来说，就是巴赫金的文论思想如何一步一步地渗透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之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钱中文应该说成为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个案。首先，钱中文在巴赫金接受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二十多年来，如果说有一位自始至终都参与巴赫金接受全过程的接受者的话，那就只能是钱中文了。因此，钱中文对巴赫金的接受过程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的完整过程。其次，钱中文有着将巴赫金理论应用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强烈愿望，这也使得他不再将巴赫金仅仅作为一个书斋中研究的对象，而是尽自己的可能使之参与到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基于此两点，将钱中文作为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的一个重要个案的理由便相当充分了。
“一反传统性”：钱中文初期对巴赫金的理解
钱中文虽然不是最早向中国介绍巴赫金的接受者，但他却是第一个正面介绍巴赫金文论思想的中国学者。1982年，《世界文学》第4期推出了一组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为夏仲翼翻译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世界文学》所有的译介动机都在于指向《地下室手记》，但结果却是，在随后的十年间，居然没有第二篇评论《地下室手记》的文章，而人们对其附带介绍的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3年，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美中交流学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会上，钱中文宣读了《“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的论文（该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正是在这一会议上，巴赫金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因为除了钱中文的文章之外，美国学者唐纳德·范格尔也提交了相关论文（该文以《巴赫金论“复调小说”》为题，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会后，徐海昕即以《多声部大型对白》为题对会议进行了报道：“在讨论会上，中美双方恰巧都有一篇关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论文，与会者对这一理论的讨论形成了会议的一个小小的高潮。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认为作者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多声部的‘大型对白’。代表们开玩笑说，这次会议也是一种‘多声部大型对白’。”[1]可见，这次会议以及钱中文的这篇论文是中国对巴赫金理论进行正面介绍研究的开始，它成为中国接受巴赫金的正式开端。
钱中文早期系统介绍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文章共有三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1983年）、《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1987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前言”。其中，《“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后收入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一书中（题为《“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在1983年8月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的报告》，并略加修改）。从接受史的角度来说，钱中文的这几篇文章中出现了几处颇有意思的现象。
先看钱中文的《“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以及后收入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一书中的略有修改的那篇文章《“复调小说”及其理论——在1983年8月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的报告》。两文从共性上说，首先有两个资料来源：其一是巴赫金的俄文版，其二是夏仲翼的中译文。钱氏在前文中的选择是以译文为准，在俄文引文的翻译上主要向译文靠拢。其次，从引文来看，钱氏的引文主要集中在巴赫金《诗学》的第一章和第五章，少量的在第二章，第三、四章几乎没有。第三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和第四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的缺失，意味着钱中文此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巴赫金所提出的陀氏描写的对象是主人公的意识而非性格以及复调小说的历史发展这两个问题对于全面理解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重要性。在随后围绕“作者与主人公”问题的争论中，前一个问题才得到重视，而随着文化诗学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放大，后一个问题才真正获得独立的地位。其三，钱中文对复调小说的介绍采用了重新逻辑化的方式，用现实主义诗学创作论的思路重写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文中首先强调“对话”（“对白”）之于复调的重要性，然后将小说的复调区分为“大型对话”（“大型对白”）和“微型对话”（“微型对白”）两部分，在谈“大型对话”时进一步区分为小说结构和人物关系结构的复调，在谈“微型对话”时进一步区分为“独白性的对话”（“独白性的对白”）和“对话中的对语”（“对白中的对白”）。这是典型的创作论思路。两文从差异上讲，在1987年的修改本中，钱中文除个别字句的删节、两节标题的增加之外，重要的是修改了几处译名：一处是修改《诗学》书名，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的“诸”删掉；另一处是将夏仲翼译文中的“对白”通通改成了“对话”，某些“对白”、“对答”改为“对语”（修改本中仅有一处采用了“对白理论”的说法，可能是钱中文漏删了）。译名的修改意味着此时的钱中文不仅已经从接受史早期的“译名混乱”现象中摆脱出来，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钱中文此时“对话”意识的强化。
再来看看钱中文的另外两篇文章。《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发表于1987年1月，为《诗学》所写的“中译本前言”写于1987年4月，其中的先后关系是可见的。其中，“中译本前言”基本上沿袭前文，只是在少数地方作了增删修改。从这些修改中，我们可以发现钱中文与自己的某种“对话性关系”。增补的内容主要有：巴赫金的生平和《诗学》的版本介绍、对《诗学》全文的介绍、添补了关于“微型对话”的分析；删节的地方有：对西方接受情况的具体介绍及逸事叙述、巴赫金所说的陀氏“三大发现”；修改的内容主要有：将“他在文学发展与民间文化相互关系的探索中，卓有贡献”改为“在长篇小说理论方面独树一帜，在欧洲小说发展渊源与民间文化的相互关系的探索方面，卓有贡献”，特别声明“巴赫金强调的是主人公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对话性，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的平等、对话关系，这是理解复调小说的关键之点”，以及结尾增加的一句“巴赫金从诗学的角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的研究，并未揭示出这位俄国作家创作的全部意义，诗学方法自有它的局限方面。但是，成功的诗学研究，毕竟能够细致入微地揭示出作家创作的艺术特征和底蕴”。将这两篇文章与1983年的文章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钱中文认识到巴赫金理论的“一反传统性”乃至“和一般传统的小说理论甚至文艺学中的一些观念”“大相径庭”[4]。由此可知，钱中文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理解得更加全面深入。
赞成和反对：关于“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问题的对话
1986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陀氏学术讨论会。正是在这次会上，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相关的两种对立观点直接交锋。1987年，《外国文学评论》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钱中文的《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宋大图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以及重译了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一书说起》三篇文章，表现出学术界对巴赫金理论的特别关注。其中，钱中文的文章被认为是对这次会议意见分歧的某种综合[3]。《外国文学评论》于1989年第1期发表黄梅的文章《也谈巴赫金》，对钱中文的文章提出批评性意见，又于第4期发表钱中文的反驳文章《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以及张杰对钱中文的质疑文章《复调小说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这就是中国巴赫金接受史上有名的一场争论。
争论的问题很多，比如，关于复调与独白的界限问题、陀氏与托氏的异同问题、巴赫金早期和晚期的思想变化问题，等等。其中，争论的焦点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问题。有意思的是，夏仲翼译介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最初动机恰恰在于，通过区分主人公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从而达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进行辩护的目的，但他当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因为这种区别，导致了一场文学基本观念上的争论和变革，“在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中，主人公的独立性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4]“如果主人公是一个独立的和作家处于平等地位的个体，那末作家在创作中处于什么地位？”[5]这就是中国的接受者在接受巴赫金理论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问。在此，笔者无意评判谁是谁非，所关心的只是钱中文在这一场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一现象所反映出来的巴赫金接受史问题。
首先，为什么“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问题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呢？这不能不说与中国接受者的理论背景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尽管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开始影响中国，但是在主要以俄苏文学和现实主义诗学为背景的巴赫金接受者中，这种影响还不太明显。因此，在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巴赫金的思想对中国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诗学创作论”提出了挑战。现实主义诗学创作论的前提在于维护作者的中心地位，它的逻辑起点在于，作者像镜子一样反映外界事物，通过主体意识的构思创造出笔下的人物，即使这一人物有可能与作家最初的构思相违背，但也是作家在尊重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的前提下对主观构思的调整。也就是说，在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上，作者天然地占据着优先权，强调主人公的独立性无疑就是向作者权威挑战。正因为如此，钱中文才在文中使用了“一反传统”一词，而宋大图也不无耸人听闻地说，“这不仅关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是一位纯客观的速记员或者录音机，而且是一个涉及文艺学基本理论的重大问题”[6]。
其次，尽管宋大图、张杰的笔锋都指向了钱中文，但是如果细读钱中文的文章，我们就会发现，钱中文在“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问题上与宋大图、张杰并无原则上的分歧，他们实际上都对巴赫金的这一观点提出了商榷和质疑，只不过钱中文的态度相对温和一些，而宋大图、张杰的态度则比较强硬。比如说，他们都将“主人公与作者的对话”确定为现实主义“艺术假定性”原则的运用。钱中文认为，“艺术视觉的变化固然属于常态类型的艺术假定性的运用，它的出现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但未改变艺术创造的本质”，并且强调“这种对话关系仍然处在非对话的把握之中，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仍然处在创作主体的制约之中，而作为主人公即使可以获得主体性的特征，但他注定摆脱不了客体性的困扰。因为归根结底，主人公总是作者这一主体的创造物，总是受制于作者本人的意图的”[2]。张杰也说，“至于艺术视觉的转变，固然不失为一种艺术上的革新，但总的说来不过是艺术表现手段上的更新和艺术假定性手法的运用。在复调小说中，无论主人公的主观意识得到了多大的强化，但它都摆脱不了作者主观意识的制约。主人公总还是作者主观意识的产物，受到作者本人创作意识的限制”[7]。所不同的是，钱中文没有将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关系”泛化，只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上，而宋大图、张杰则借题发挥，不满意巴赫金将对话仅限于文本内部的分析，主张作者与读者、与时代的对话。
最后，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场争论中的“赞成和反对”现象。“赞成和反对”这一说法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即有一章以此作为标题，后来，什克洛夫斯基接过陀氏的用语，以《赞成和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札记》为题撰写了陀氏研究专论。巴赫金对“赞成和反对”也非常重视，并将之发展成对话理论的一部分，认为对话性就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8]。“赞成和反对”的实质是一种异质性话语间的对话关系，是一种表现得比较激烈、极端的“异质话语的纠缠”。从表面上看，这种“异质话语的纠缠”是在“他人的话语”与“自我的话语”间展开，即在作为接受对象的巴赫金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学者之间展开，但是，由于接受主体各自在接受时并非白板一块，而是有着各自的理论背景，在接受主体意识之中即包含了多种异质性话语的存在，因此，当巴赫金的思想进入接受主体的意识屏幕的时候，各种异质性话语便在接受主体的头脑中展开了争论。
仔细辨别，不难发现，至少有以下三种声音在进行思想的交锋：中国本土现实主义诗学——俄苏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西方解构主义。在钱、宋、黄、张等人的争论之中，钱中文属于“本色派”，本土化了的现实主义诗学创作论对钱中文思想影响较大，这使得他在努力客观地阐释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时候，虽然力求客观，符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原意”，但仍然摆脱不了用现实主义诗学中的艺术逻辑和生活逻辑方法对巴赫金进行理解。比如，他曾这样阐释巴赫金的“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巴赫金讲的主人公的独立性问题，他的主体性，并不是‘复调小说’艺术的专有品，而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性现象。……只有那些傀儡人物，那些在艺术上站不起来的人物，那些成为作家传声筒式的人物，那些失去了自身艺术逻辑的人物，才是真正的僵死的客体。而那些光彩照人的艺术性格，从来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他是主体，说的是一旦人物成了真正的艺术形象，他自身就有了生命，成了主体。他脱离了创造者，创造者这时不能不尊重他，在这一意义上，他和作者是平等的。”[2]宋大图、张杰则属于“正统派”，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来自苏联的理论背景，在观点和态度上他们都比较接近卢那察尔斯基，甚至更早的高尔基。比如，卢那察尔斯基将主人公与主人公的对话、主人公与作者的对话理解成为作者激烈的思想矛盾的外化，理解成对陀氏创作思想矛盾的观点和高尔基关于陀氏作品中反面声音强大的观点，等等。因此，他们向复调小说提出质疑，是不愿意看到因为“独白／复调”而将托尔斯泰打入另册，更不愿看到在陀氏与托氏间发生断裂；他们向巴赫金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论提出挑战，是因为它触动了现实主义倾向性这一敏感神经；同时，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间的“裂隙”也开始为他们所注意，于是，借陀氏思想反对巴赫金理论成为他们批评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重要策略。分属“本土派”和“正统派”的钱与宋、张间在很多方面其实都是共通的，所不同的是，钱的“本土派”更注重复调小说创作方法，而宋、张的“正统派”更强调思想意识的倾向性。相较而言，黄梅则属于“西方派”，一方面她接受巴赫金的资料来自夏仲翼的中译本《诗学》第一章和麦克尔·霍基斯特的巴赫金论文集英译本《对白式想像》的途径，另一方面在观点表述上又明显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她的以英美理论为主的思想中带有明显的“解构主义”痕迹。在对钱中文的批评中，黄梅以巴赫金30年代的“小说理论”来参照“复调理论”，认为“陀氏小说中人物与作者的耐人寻味的关系是巴赫金思考的起点之一，却并非他的结论”，“在《史诗与小说》一文中他抛开了‘独白小说’与‘复调小说’的提法，而将小说作为一个整体与史诗加以对比”，“在1934－1935年成文的《小说的言语》中，巴赫金几乎没有运用‘主人公’、‘主体意识’一类的词汇”[9]。正如钱中文通过《诗学》的版本变化和对巴赫金思想历程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一样，黄梅在此的确是对巴赫金进行了明显“错误”的理解，但是，她的这种误读却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为中国学者开拓了接受巴赫金理论的视野。一方面，她使人们认识到巴赫金除了复调小说理论之外，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对巴赫金30年代的“小说理论”的介绍正是从黄梅开始的），从而刺激了国内对巴赫金理论的“全方位接受”，钱中文也正是在对黄梅的反驳中加强了对巴赫金从早期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小说理论”问题的介绍的。另一方面，黄文中鲜明的解构主义色彩为人们展现了另一番接受巴赫金的理论视野，在黄梅那里，巴赫金第一次获得了解构色彩非常明显的“强调变化、怀疑结论的理论家”形象，巴赫金的理论也第一次与解构主义挂上了钩，“巴赫金的理论强调能动地把握文学中揭示自身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如果套用一个意思相近的术语，即‘自我解构的’(self-deconstructive)——种种因素”[9]。围绕着“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赞成和反对”的争论是中国巴赫金接受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在这一过程中，巴赫金的思想对接受者既有的理论观念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在这种“异质话语的纠缠”中，接受者开始拓宽接受的范围、接受的视角以及接受的策略，从而大大强化了接受者接受的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赞成和反对”的争论，功不可没。
对话的先声：争论中的接受自觉
“作者与主人公”问题争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接受对象的自觉，而且还在于对接受行为本身的自觉。在钱中文与黄梅的争论中，这种接受行为本身（包括接受的视角、方法、途径、态度等）的自觉表现尤为明显。首先是所谓“复调语境”问题。黄梅在对钱中文的批评中提出，“尚未见到有人试图用复调的研究方法来对待巴赫金的理论本身。也难怪我们把巴赫金的著作当作某种理论独白加以阐述或论证”[9]。“复调语境”的提出是黄梅将巴赫金作为一个善变多疑的解构式的理论家进行接受所必然导致的对接受本身提出的新的要求，它也为比较文学接受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命题。比如，在接受对象上，“复调语境”要求将之视为动态的可变化的对象，不要急于盖棺论定；在接受方式上，“复调语境”要求注意接受的途径、视角的不同所造成的接受的差异；在接受主体上，“复调语境”承认了变质变种的合理性，等等。正因为这一提法具有可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复调语境”说马上引起了钱中文的强烈共鸣，他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探讨的‘误差’”，“如果真有复调方法，那就是对话方法，就是认为人与人的本质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平等而相互依存的关系，意识到生活的对话性本质。这种对话关系可以平行，但必定是相互交流的。它是平行的，是指各自有价值的个人思想，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必定是交流的，是指它们相互交往、比较，以至发生冲突，通过这种对话交流，各自显示并确立自己价值的品格，去掉谬误，寻找并融合更为合理、更有价值的成分。如果取消价值取向和判断，那末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对话……”[5]在此，钱中文将“复调语境”问题提升为“对话关系”，同时接受了托多罗夫关于“对话批评”的观点，强调这种对话关系中“公开性的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沿着“复调语境”所进行的理论发挥，钱中文又提出了“对话立场”问题。正是因为复调的本质就是对话问题，所谓复调方法就是对话方法，所以，钱中文认为：“对话思想是个独特的思想，所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肯定这种思想，在赞成的地方和不同意的地方，力图说出一些道理来，一般不作印象式的、独白式的评点。努力理解对方，但也不怕说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是错误的判断。我想这就是对话立场。对话需要说出自己的意见，并准备听取对方的反应。并不是对所有事物能够立时给以判断，但也不是所有事物不能给以判断，否则我们就处于绝对的相对主义中了。”[5]这无疑就是钱中文对自己的接受观念的自白。“对话立场”的重要性在于，在接受巴赫金思想的过程中，中国的接受者超越了对具体理论问题的争论，而转向对接受行为本身的自我意识和自觉反思。“对话立场”意味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开始进入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成为中西比较文论中“对话的先声”。
在接受的自觉中，还有一个“大对话”问题被提了出来。所谓“大对话”是相对于“小对话”而言的。在黄文中，中国的巴赫金接受者第一次表现出了接受走向世界性的巴赫金的真诚愿望：“希望我们这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自然包括我自己）能对我们的‘语境’有较深切的关心和较明晰的认识，从而较好地进入当前有关中国文化前途的大对话中去。”[9]
同时，如果我们把这一争论置于整个世界巴赫金接受史（也就是黄梅所谓的“大对话”）中进行考察的话，另一有趣的接受现象就产生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作为“二级接受者”主要是通过巴赫金（信息源）和苏联的介绍（相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级接受者”）来接受巴赫金的话，那么，从黄梅借英译本假解构之意对巴赫金思想进行误读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接受巴赫金又增添了新的渠道——西方（相对于苏联来说，它可能应该算“二级接受者”，但对于中国来说，它则是“一级接受者”）。而且，在此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巴赫金的接受更多地来自于西方的渠道、西方的视角和西方的刺激。尽管俄苏仍然是获取巴赫金资料的主渠道，但是在视角和观点上，俄苏在对中国的巴赫金接受中逐渐失去了主流地位，这一变化只有放在“大对话”之中才可能被发现。
中国问题：走向“对话的文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文论失语症”、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等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达成了“走向交往对话”的共识。虽然从中可以见到巴赫金思想的影子，但就其所采用的“对话”的含义来说，大多是基于对日常生活式的“对话”理解而进行的理论性的表述，而非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理论自觉，因此还很难称得上是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运用。真正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明确对“对话的文学理论”进行倡导的是钱中文。他曾明确表示：“在我自己的著作中，则借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给以阐发，努力使之成为我的文学观念的组成部分。”[10]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复调理论”到80年代末的“对话立场”，再到90年代对“对话的文学理论”的倡导，钱中文在运用方面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在钱、黄之争中，钱中文虽然提出了“对话立场”一说，并做了较符合巴赫金对话主义的阐述[5]，但此时还只是他对自己接受巴赫金复调理论所作的方法论反思，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他从宏观上把握文艺理论建设的现状与前景时，他的思考仍然沿用的是传统的“冲突式”、“论争式”、“分歧式”的思路，是一种“对抗”而非“对话”的思路。真正在观念上发生变化的是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上的文章《对话的文学理论——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在该文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话的文学理论”一说：“如何协调本土文学理论与外来文学理论之间的相关关系？文学理论接受的境界是什么？……我想我们可以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使东西方文学理论的交流，变为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话，逐渐形成对话的文学理论批评。”不过，此时的钱中文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用之于对对话的文学理论的倡导多少还只是一种理论感觉，无论是在对“何为对话的文学理论”的认识上，还是在对“如何才能达到对话的文学理论”的看法上，都表现出“亦新亦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构成该文的骨架是对“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这些对话方式、途径的一般性阐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还只是作为一种有力的理论观点进行引用的，从中虽然可以看出巴赫金对钱中文的启发，但只是巴赫金对话主义中个别观点的借鉴，而且，“对话的文学理论”也很容易造成一种歧义，似乎它就是一种新型的文学理论形态了。其实，当托多罗夫提出“对话批评”时，也对这是否是一种新的批评形态表示了怀疑，他的最后一章以“对话批评？”结束，也正是这个意思。不过，中国的接受者往往忽略了这个问号的意义。
此后，对20世纪中西文学理论进行历史性回眸，总结各自的特点，发现共同的规律，特别是将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分别从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展开、将中西文学理论的交流与对话放到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成为钱中文20世纪90年代学术研究的主题。与此同时，随着《巴赫金全集》的翻译，他对巴赫金晚年关于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的思考作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深化了他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认识；特别是此时，他已直接将巴赫金理论称为“对话交往美学”了[11]，这反过来也促进了他对巴赫金对话主义思想的运用。在《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一文中，钱中文已经非常自觉地运用巴赫金对话主义思想为“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摇旗呐喊了，在构成该文核心部分的“交往、对话的主体性以及理论批评话语的共同性”一节中，巴赫金的思想随处可见，并成为论述的主要观点。例如，“在中外文学理论批评的交往探索中，把文学理论批评视为人文科学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这一观点，就直接来自于巴赫金关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观点；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主体、理论批评主体之间进行交往与对话，以达到双方的各自理解”的论述中，巴赫金关于“理解”的看法就是其论述的理论背景；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理论批评进行交往与对话，利用交往、对话中的‘外位性’，使自己融入他者的文化，进而使用他者的目光来反观自身，可以观照自身的不足；可以从他者获取新的知识，吸收新的有用的成分，从而在一些问题上，修正失误，达到共同的理解”的论述中，巴赫金的“外位性”思想也成为钱中文观念中的一部分。从这些表现来看，钱中文此时已经能够非常自觉地运用巴赫金的理论话语，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理论观念中的一部分了。
不过，在现实的接受过程中，巴赫金式的理想对话几乎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主体都处于一种话语权力的关系之中，这种接受者主体间对话也体现为一种权力关系，一旦处于这种关系之中，对话就不平等了。这里包括两个原因：一是“听者”的，即自己没有提出独特性的声音，而更多地是应声虫式的复述“说者”的思想，一言以蔽之，缺乏理论的创新性；一是“说者”的，即由于前见，由于一种傲慢与偏见，“说者”拒绝倾听“听者”的反馈，或者只按照自己的想像对“听者”作出反应。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接受史的研究中不断发现中国的接受者对平等对话的对话精神的呼唤。其实，这里也包含着一种理论上的误区，即真正需要巴赫金式的对话主义的对话精神的，并不是中国的接受者，而是西方的接受者。如果说要实现一种理想的接受模式的话，那么，中国的接受者一方面应该呼唤西方采用对话主义的态度，放下架子“倾听”中国的声音，另一方面应该将思考的重心放到提出自己有创新性的思想上面。毕竟，只有自己真正说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而非鹦鹉学舌式的用自己的口说他人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聆听。所谓“对话批评”、“对话的文学理论”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应该作如是观。
［收稿日期］20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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