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制资本主义”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旗帜》周刊于1997年7月14日发表了《无限制资本家》一文（作者戴维·布鲁克斯）。文章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它事实上提出了一种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新观念，包括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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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宣告一个“无限制资本主义”的时代正在到来。
何谓“无限制”(Capitaliam without Limited)？
——资本主义进入了“永久经济繁荣”阶段了，相应地，整个社会将迈入一个“全球文明”的初级阶段。
——新阶段发展的特点是：“无休止的进程，前所未有的组合、强大的力量、不可逆转的趋势”。新时代的资本主义连400年的时间跨度都嫌小了，要制定“千年计划”。
——由于数字化、自由化、网络化和全球一体化，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出现虚拟机构，网络商业、网上教育、远程医疗诊断、电子化文化、居家工作等等。
——出现一种新型资本家：“无限制资本家”（The Cosmic Capitalists,cosmic一词有“宇宙的”、“巨大的”、“夸大的”、“自以为是”的涵义）。他们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不信仰宗教，不喜欢等级制。他们崇尚技术，认为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而是技术创造的。这些人在生活上放荡不羁，衣着随便，无拘无束。在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企业的资本家都属“无限制资本家”之列，他们实际上是掌握高技术、拥有丰富知识的科学技术人员，知识是他们的资本。典型人物是著名的比尔·盖茨。
资本主义进入到这样一个新时代，用文章的话来说，简直是“同一切有记载的历史的决裂”。资本主义对自己的自信心溢于言表（遗憾的是，该文关于资本主义不景气现象将永远消失的话音刚落，当年5-6月爆发于泰国，随即波及整个东亚的金融动荡就开始了。不过，这也许不能完全否定作者对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毕竟这次危机涉及的主要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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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本主义的自信过度的乐观主义来自哪里呢？该文认为来自技术与开放这两大并存趋势，主要还是技术。这些“无限制资本家”知道自己“身处革命的时代”，他们“懂得威力空前、无可逃避的历史力量正改变着现实”。其中有：“描述微处理器性能的迅速革新的穆尔法则；有说电脑网络的价值等于节点数目的平方的梅特卡夫法则；有说硅谷的数字脑袋中一有可笑的念头冒出，便会迅速传播开来并影响美国企业界心理的盖茨文化霸权法则。”这里所说的改变着现实的“历史力量”正是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他们崇尚技术，自认为自己的力量就在于懂得和掌握技术，并把技术提高到历史观的高度——认为创造历史的是技术。
强调技术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在西方早就有了。19世纪的圣西门就是“技术统治论”之父，认为技术专家在其科学专业基础上建立起“统治权”。随着二战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普遍出现，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以新设备和新工艺形式被广泛运用于生产过程。这不仅造成科学技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为上升，而且为生产服务的各种科学技术专家数量大增，从而在工业企业中领导角色的分配上逐渐把企业家的资本所有者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去，使他们的活动越来越集中到生产的财务方面来，并使生产工艺事务中的技术专家（特别是身兼技术专家与企业家的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由此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某种脱离社会经济关系谈论科学技术在社会中决定作用的观念。二战前，美国社会学者T·维布伦就认为，技术知识阶层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有可能把不懂技术的实业家从制定生产计划和监督产品这些领域中排挤出去，从实践的角度上看，这就意味着技术专家及其中央管理部门掌握政权，现代西方社会将变成技术统治社会。二战后，技术统治思想有增无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D·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中所鼓吹的“能人阶层”，即一个具有高度知识和专业水平的人们的集团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新的统治者。“无限制资本主义”论所鼓吹的技术决定论在历史观上与从维布伦到贝尔的技术统治思想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前者对高新信息技术更为强调。它认为，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已成为比物质、能源、货币资本更为重要的资源，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就是“由权力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等级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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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制资本家”的技术决定论的另一特点是打出了“技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布鲁克斯的文章说，“他们全都虔诚地信仰技术马克思主义：他们坚信技术必然推动历史的发展，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开端”。
“技术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把技术统治论或技术决定论的思潮嫁接到“马克思主义”头上。加拿大的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恩(Marshall Mcluhan)于1964年写的《了解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无限制资本家的时代即将来临。他们（无限制资本家）是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决定一切，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是由技术和物质力量推动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的看法相吻合。因此，西方学者把这种观点叫做技术马克思主义，把持这种观点的无限制资本家叫做“技术马克思主义者”。
不错，马克思确实讲过，18世纪以来产生的工业技术，如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恩格斯也正确地断言，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是仅仅某个说法或观点上的吻合并不足以证明被称作“技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吻合”可以是形式的、表面的。问题在于要考察科学技术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的？换句话说，要把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的观点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考察它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它的功能，它与其他社会范畴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弄清楚，技术是如何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是经过哪些中介（社会关系）来实现这种推动作用的。我们把这一切工作叫做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那些把某种时髦观念同马克思主义相嫁接的人（和“理论”）往往经不起这样的审查。所谓“技术马克思主义”正是如此。后者其实只是停留在未来学式的预言，比如说，预言技术将使“权力社会向知识社会，等级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变”。谁也不能说这样的论断是毫无根据，但问题在于它们通常都没有告诉人们，这种转变实现的机制是怎样的，信息和电脑技术经过哪些中介使社会向知识社会、网络社会转变？在这种知识社会、网络社会里，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将是怎样的？
能否离开技术赖以起作用的具体社会关系来谈论技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正是真正马克思主义与“技术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所在。马克思曾经断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尤其如此。马克思还说：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如果我们把这段话的“机器”代之以“高新技术”，把“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贫困”代之以“对伦理的挑战”和“道德与生态的危机”，这不是对当今世界的很恰当的写照吗？马克思当年把机器技术带来的“反面”，归结于“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的论断并没有过时。举例来说，高新技术与世界贸易、对外开放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化。这是当代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证明。（注：关于技术推动全球化的例子莫过于微电子技术。由于在微芯片和电信方面取得技术突破，电子学将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以越来越低的费用传递数量不受限制的信息的可能性，使企业可以把生产地点分布在全世界，并对生产进行控制。遥远的距离和知识的不足都将缩小到零。单一的市场将成为现实。）但技术的这种推动又是通过各种复杂的国际社会经济关系来实现的，由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好与坏、肯定与否定的效应。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批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就是很好的证明。（注：全球化是祸是福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不发达国家均如此。对发达国家来说，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越大，利润越多。但事情也有另一面。第三世界大量勤劳的劳动力很可能因全球化而成为成本高的欧洲福利国家的灾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首先意味着一种挑战和机遇——如果善于迎接挑战的话。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因此古巴欧洲研究中心专家西尔维奥·埃雷拉撰文指出：“全球化是对不发达世界的威胁”。（载《参考消息》1996年1月28日））
总之，“技术马克思主义”是应当打上引号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当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观。它充其量是在重视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有表面上的吻合。我之所以要费点笔墨指出这一点，是因为离开社会经济关系来鼓吹高新技术（例如智能机器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观点或思潮，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也颇有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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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思考。
第一，凡是在历史上产生出来的事物（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总有其发展的界限——完结自己生命的那一天。所以与其从字面上去理解“无限制资本主义”，不如从表达冷战结束后当代资本主义的过度自信这个意义上去认识它。这种自信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即迄今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尚有某种生命力。就是说，它作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还能为生产发展提供较充裕的发展空间。所谓“无限制资本主义”无非是这一事实在当前某些西方学者头脑中产生的错觉。
与此相反，许多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过早为资本主义宣判“死刑”。进入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历过许多次危机，陷入过像1929-1933年那样的低谷，甚至给人类带来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一看到经济危机到来，就把这个社会形态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直接视为该社会即将解体的标志，而没有看到，经济危机无疑是上述矛盾和冲突的直接反映，但并不是每次危机都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解体有直接的必然联系。毋宁说，危机在许多场合下是这种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契机。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多次宣布资本主义即将被埋葬，然而它依然存活下来，继续爆发出生命力。
对待资本主义寿命的上述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值得我们深思。对于那种幻想资本主义永恒存在的说法，我们与其简单地给予驳斥（从理论逻辑上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不如认真考察一下：产生这种想法背后的客观根源是什么？比如说，这一类想法与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有无关系。（注：曾经有人认为，20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已不复存在。另一种意见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仍然存在，但确实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过去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力量是房屋建筑业和汽车。现在，信息技术占经济增长的1/4到1/3。信息技术对其他任何行业都有影响。它能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减少存货，促进电子商业的发展。由此造成美国经济连续扩展7个年头，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低失业率和低通胀。（《新经济：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商业周刊》1997年11月17日1期文章，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11月30日））持这样的较为客观、冷静的态度，也许会给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以更多一些教益。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命力始终缺乏足够估量这一反复出现的事实，我们也应当思考一下：在这一常见的事实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些我们未曾明确意识到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不是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就多半不会接受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结论。但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他在估量资本主义生命力时，也不可能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带进这一估量中去——单是为了避免别人误解他在估量时是否丧失了阶级立场（党性），他也会这样做。所隐藏在上述常见事实背后的，其实是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不可能的问题。如果价值中立确实不可能，我们该如何尽可能避免类似估量失误的反复出现？
第二，尽管“无限制资本主义”的自信在形式上是狂妄的，但这自信也是有根基的。这根基就在于一场科学技术革命正在那里兴起。
如果资本的自信来自科学技术革命，我们在20世纪末反思社会主义的命运时，也不能不把它同科学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为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做准备。本世纪90年代以前，东西方的对峙是工业资本主义同工业社会主义的对峙。苏东演变表明工业社会主义遭受挫折，而以获得更多物质财富为目的的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也走到了尽头。归根到底，制约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的根本力量是科学技术革命。
属于工业社会主义的前苏东国家之所以遭到挫折，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能力对20世纪新科技革命做出适当回应。从抽象理论说，科技革命代表最新生产力。这生产力理应使资本主义文明让位于社会主义文明。但在实践上，前苏联社会主义面对这一科技革命的挑战，却惨遭失败。熟悉前苏联哲学思维的人都知道，在整个20世纪，许多次世界性重大科技革命成果出现时，都曾遭到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从哲学上的反对（如遗传学上的基因、相对论、控制论等），事后，又不得不加以承认。除了这种基本上是近代的哲学思维方式跟不上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外，前苏联的高度集中的、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同科技革命格格不入。后者要求一种灵活的经济体制和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即市场经济体制，它能够最迅速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反过来以充裕财力来发展、推动高科技。前苏联不但未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因为冷战时代两霸间的军备竞赛，几乎耗尽了它的国力与资源。所以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终于导致了本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
苏东工业社会主义的挫败并不等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后者作为一种20世纪的工业文明同样面临着危机。目前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注：他们是著名的波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沙夫（见他1993年出版的《我的20世纪》一书）；原苏共28大中央委员、社会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布兹加林，等。）从整个工业文明危机中看到，未来世纪的科技革命将导致一个新社会的到来。在这个新社会里，占据中心位置的将不再是物质生产，而是知识经济（因而后工业社会又可叫知识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将完全消除人的异化；人和自然的和解将成为事实；劳动将成为人的自然需要；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社会将取代今天互相对抗的民族国家。他们认为，这样的社会就是必将取代人类当前状况的后工业社会。这个社会是人类借助科技革命成果努力摆脱工业文明困境的唯一结果。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期待的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吗？由此可见，未来社会主义出路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能否通过反思，改变自己（从思维方式到经济体制各个方面），使之重新适应正在到来的高新科技革命。
资本主义暂时还能植根于科技革命。未来的社会主义必将把自己永远同高新科学技术革命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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