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展与趋势：2015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专题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年中论文,进展论文,史研究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一直是大陆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门领域。2015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仍保持较高数量水平，初步统计，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约180余篇，出版著作约20部，较为集中研究的论题有社会史研究方法、近代城市史、社会生活史及日常生活史、基督教史等。本文将对这些成果作一简要评述，着重归纳研究重点、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对于在大陆出版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海外学人成果也稍有涉及。
一、理论、方法与视角
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一直存在着理论建构和创新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科初创时期，就在“社会史”学科定位上有“专史说”、“通史说”与“范式说”的争鸣，后又有“关中模式”、“儒学地域化”等中层理论的建构。不过，近20年来学术界在相关理论探索上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1]。当前，社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已成为制约学科向纵深发展的瓶颈。从“社会生活”角度探讨相关理论的建构成为一种有益尝试。李长莉和王先明的理论探讨即从这一方面着手，既说明了社会生活在社会史中的重要地位，又将其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阐释，这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探讨颇有裨益。其中，李长莉在以往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论述了民间社会、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的关联。她认为，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标志着社会转型的真正实现；民间社会及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动是推动近代社会转型的民间基础[2](P3—4)。王先明则认为，“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近代社会转型、社会建设与社会环境问题是具有内在相关性的一个统一演进的历史进程，未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有所突破和深入[3]。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史研究在理论上应是对社会的整体性研究，而且在研究中需要考虑政治变动与经济变动对社会建设的影响。
大陆学术界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尽管在研究理论上相对滞后，但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意吸收史学新潮流的优长，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李长莉回顾了近30年来该领域研究方法的探索历程，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归纳为：开掘民间史料、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田野)调查法、个案研究与微观研究、社会心理分析—心态史、词语分析法—概念史、文化建构方法等。这些新路径正在形成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概念工具和词汇系列，标志着社会史学科正在走向成熟[4]。借鉴海外学者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是促进本土相关研究的重要路径。李金铮在分析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时指出其具有方法论价值，即该书作者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在茶馆这个“微观世界”中透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借助新文化史的方法，在注重细节的历史叙事中凸显底层民众与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的关系[5]。由此实现了由小见大、自下而上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机制及其内在矛盾的研究目的。
“日常生活史”不只是社会史的具体研究领域，而且具有研究方法的意义。常建华提出，日常生活史在海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可以视为社会史或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方法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意义。他建议，晚起的中国日常生活史应当将中外日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作为自觉行为[6]。李金铮认为，近五六年的相关研究大致涵盖了日常生活史的各个主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史研究中日常生活史的失语状态。但就总体来看，自觉地以日常生活的视野进行研究者较少，尤其是缺乏个人经历、心灵体验以及对生活表象背后意义的挖掘[7]。日常生活的视野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视角。
事实上，视角转换是社会史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路径。同样的研究对象，在不同视角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可能带来不同于成说的新见。唐仕春评析了视角转换对3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意义，并强调说“视角转换能发现新的研究对象，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对历史的认识”[8]。作为社会史的外缘拓展领域，医疗社会史近年来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但相关研究者仍觉得在方法论上有向前推进的必要，因为属于“内史”的医学史和属于“外史”的医疗史依靠既往的研究方法都难以推出更有深度和价值的成果。余新忠提出，中国医疗史研究未来的突破应注重“多元视角”与“内外融通”，注重对“人”的真正关注[9]；未来的医学研究需要引入“生命史学”，强化生命意识，通过引入和实践一些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如新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等)，从方法论上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10]。应该说，注重对“人”的真正关注和“多元视角”的运动，不仅适用于医疗社会史领域，也适用于社会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因为社会史研究的一大初衷即关注社会底层民众及其生活。此外，韩晓莉总结了近年来社会史视角下的革命史研究。她认为，“新革命史”的提出、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对社会文化的解读，都体现了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研究热潮的形成[11]。也可以说，“新革命史”是对革命所作的社会史研究。就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而言，它在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等领域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及女性史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阶层、群体与性别关系的变化。其中，商人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结构，尤其引人注目。自1990年代以来，马敏、朱英等学者持续关注近代商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此为基础，马敏主编四卷本《中国近代商会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对中国近代商会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全面研究，具体探讨了商会制度的演进、商会与政府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商会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问题，尤其是借鉴和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了商会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关系。
关于近代商会的专题研究也有所进展。王仲《民国苏州商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苏州商会为个案，认为1927-1937年间国家与商会的关系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由于在争取政治参与权的过程中屡遭挫折，领导商会的商人们最终无奈地回归到专制时代绅商的地位。这一探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与商人阶层的关系。朱英梳理了1919年日本驻津总领事迫使农商部罢免天津商会会长卞荫昌的来龙去脉，认为天津商会对此事的坚决抗议在维护国权与商权等方面产生了值得肯定的正面社会效应[12]。朱英、夏巨富考察了1937年广州商会与营业税风潮，认为商会为减轻商人税负，采取多种渠道向政府表达意见，发挥了重要的代理与整合作用[13]。
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群体历来受到关注，一些研究集中于学校群体的阶层分化与社会地位问题。梁晨以清华大学为例，系统考察了民国清华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状况，认为民国大学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生活水平差异显著，形成了阶层分化严重的职业与社会阶层体系。由于民国社会过高的教育门槛，这种以教育获得为凭借的阶层间流动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停滞，整个社会处在“断裂”的危机中[14]。姜朝晖、朱汉国考察了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存现状，认为他们工作条件艰苦，工作繁难，待遇低下；同时还遭受到乡村民众的抵触和乡村士绅的排挤，事实上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并没有发挥社会所期待的“中心”或“导师”的作用[15]。
女性社会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之一。与过去学术界依靠制度文本与司法档案研究的路数不同，小田、张帆注重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对民国时期平民(尤其是女性)的地位进行确认，并将此称为“日常地位”。他们以民国时期苏州轿妇为案例分析称，在影响日常地位的诸多变量中，所谓声望是特定共同体中体现“妇道”的村妇名声；所谓财富是村妇兼任多种劳作而获得的家庭收入；而特权主要是在家庭关系中村妇决定自身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或称为人格。对村妇的日常地位来说，内在的人格定位是决定性的[16]。
三、城市与乡村
近代中国城市与乡村走向二元化的发展格局，并与社会变迁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与过去讨论单个城市的研究方式不同，有学者开始关注特定区域内两个具有关联的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董丛林从“职缘性”、“地缘性”、“政缘性”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末直隶“双省会制”及其对天津、保定的影响，认为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常驻天津，由此促成了天津日强而保定日衰的局面[17]。
过去学术界讨论抗日战争对中国城市生活的影响，常侧重于在革命史或现代化的视野下进行宏观叙述，鲜有对沦陷区中城市民众心态的细致分析。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该书以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分别从“外观”、“成本”、“共谋”、“竞争”与“抵抗”等五个侧面描述了日军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借助对民众模糊行为的分析，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揭示出那些被大历史叙述所忽略的小人物的处境、命运与复杂心态，重新审视了普通民众与殖民政权不得不进行的“合作”。作者摒弃道德评判的立场及其以“合作”代替“通敌”的话语运用确实新颖，但也引发了质疑。有评论认为，这种标举价值中立的做法并不能真正做到历史叙事的客观，也无法真正将道德与政治剥离开来，而且这种研究路径并没有充分体贴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与情感记忆[18]。
学术界对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李德英、张杨认为，辛亥鼎革前后四川省新津县劫案频发，社会秩序混乱，后经官、绅、民三方共同努力，该地重获安定。然而军阀割据、连年混战，重建后的新津县社会秩序已经很难回到传统时代[19]。
四、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
社会生活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近30年来，学术界在此领域作了多方面研究，但多着眼于一时一地一事的讨论，缺乏贯通而系统的考察。李长莉等合著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填补了这一空白，是首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迁历程的通史著作，较为系统地记述了1840-1949年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过程与全景画面。该书以社会整体变革下社会生活发生的新变化为重点，以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与社会生活的互动为主线，着重呈现社会生活受西潮、新潮与战争影响而出现的新变动、新景象，特别是那些代表中国社会生活近代转型的新现象。其历史叙事采用了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从而使这部生活史呈现为“民众的历史”。尽管“社会生活”的概念尚无定论，但该书作者认为“社会生活”以衣食住行、社会风习和休闲娱乐等日常生活为主，旁及生活环境、婚姻家庭、社会交往、社会流动等内容。
“日常生活史”是近年开始热起来的一个新论题，虽然学术界尚未在学术意义上对“日常生活史”与“社会生活史”两个概念作出公认的区分界定，但“日常生活史”以其更加贴近民众日常生活、更趋细化而渐显其特色，一些学者也开始在这一方向上提倡与深耕。前述常建华与李金铮从社会史研究方法上的层面讨论了日常生活的问题。实证研究方面，有学者从中国近代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中观察社会变迁的细节和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特质。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既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阐述制度变迁的过程，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分析制度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旨在探讨20世纪初北京公共卫生制度演变及社会化过程的基本脉络与问题。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细致考察了20世纪初北京底层普通劳动女性的日常生活，重点介绍了女手艺人、女佣、女乞丐、女演员等城市底层劳动女性，指出她们不仅走上了城市公共空间，还将其变成自身日常空间，并以之来增加个人机会和影响。城市空间虽然给女性提供了追寻自由的舞台，但让她们遭受到了歧视和压迫。徐鹤涛考察了晚清民国时期日常生活中的北京小贩与城市警察之间的关系。他注意到，清末北京出现了以警察为核心的小贩管理体制，形成了警察与小贩和谐相处的新的城市秩序。他由此指出，不应把“国家—社会”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结构，而注意到它其实是具体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日常互动；现代国家建设并非必然落入“政权内卷化”或“社会规训化”，日常生活中各方的不同选择会产生很不一样的后果[20]。这启发研究者改变以往单一的结构化视角，真正进入日常生活，或许才能发现一些之前未注意的东西，甚至可能会对近代中国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认识。日常生活研究的魅力当在于此。
五、民间信仰与社会心理
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界关于近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有了新收获。近代北京香会是民俗学界关注的老问题，张青仁运用了区域社会史的视野，认为北京香会出现“井”字里外的等级分化及其地域特征的形成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亦是政治秩序对地方社会渗透的过程[21]。张佳考察了近代上海中国济生会的济公扶乩信仰活动，认为近代绅商居士信仰扶乩化与佛教现代化的张力在慈善事业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22]。邹立波认为，近代康区的城镇空间布局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发生较大转变，主要体现在本土政治力量与国家力量的消长，汉式民间信仰空间被挤占和挪用，以及藏人传统宗教空间的保留[23]。当前学术界讨论近代民间信仰存在着一些需要突破的局限。李俊领认为，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遇到了“瓶颈”，需要在理论方面讨论民间信仰是民俗还是风俗、礼俗，民间信仰是不是“迷信”，民间信仰是不是宗教等问题[24]。
“社会心理分析—心态史”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是一个重要领域。社会底层民众心理的变化体现了社会转型的深层结构。刘斌注意到，晚清时期特殊的灾荒环境加上西学东渐的影响，导致直隶民众迷信崇拜心理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安土重迁”心理与社会秩序观念的变迁[25]。胡俊修、高洁分析了近代城市民众集体抗争的行为逻辑与心理特征，认为他们的心理依然保守，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仍然浓厚，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26]。这些讨论表明，近代社会底层民众心理变化缓慢，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前现代化时期。
近代社会底层民众心理的前现代性意味着“地方”民众在思想、文化、精神、心灵、信仰等层次的空虚、茫然、不安定，但“地方”也有历史，有他们表达思考的方式。王汎森指出，地方社会往往也是一个无声的世界，历史研究者可以透过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象征行动和一系列的“寓意/比喻系统”来探究其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集体心态的变化。民众的生活象征行为对于分析民众心理(心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若只注重整体的历史大框架，往往会忽略地方社会的多元性和独特性，但也不能局限于地方之见，应在两者之间反复观看，才能丰富研究的视野[27]。这对于从“地方”、“民间”自下而上地观察近代社会变迁的层次性与多面性确有启发。
近代学校教育有力塑造了学生的政治观念与文化观念。毕苑通过考察近代教科书认为，现代国家观念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其在教育方面的表现也是多种因素互动促成的结果[28]。朱发建、张晶萍分析称，在爱国先爱邦、谋国先谋邦的理念指导下，清末各省留日学生均强调本省对全国关系之重，他们一方面认同本省文化、赋予其正面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地域文化中不适应社会竞争、不符合自治需要的成分进行反思与批判，警醒同胞谋求革新[29]。
六、社会文化史研究
社会文化史是新兴交叉学科，虽然经过2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但目前在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上仍面临需要突破的瓶颈。李长莉回顾了25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学科走过的历程，将其分成“兴起奠基期”、“发展兴盛期”、“深化扩散期”三个阶段。她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关注民间社会等学术贡献，同时该学科也存在着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等局限，并建议研究者关注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等论题[30]。梁景和、武婵回顾了2010-2014年间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认为该学科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但也存在一些明显局限，比如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对接不够，学术研究重镇过少以及资料搜集整理与典范研究专著的阙如[31]。左玉河指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必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成为史学新观念与新方法的重要增长点，但这一学科要取得突破性成就，还需要形成一套规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方法[32]。吕文浩认为，对于世纪之交传入国内的西方新文化史，国内学者除一部分青年学者热情接受以外，绝大多数学者对其采取了选择性吸收的态度，即排斥其后现代意识而接受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土社会文化史学者吸收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完善自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促进了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33]。对于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朱浒在讨论清嘉庆年间成书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时指出，要准确把握该书的历史定位和存在价值，必须深入挖掘其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在脉络。这不仅是践行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必要路径，而且有助于反思以往文献认知方式的不足[34]。
七、透视与反思
2015年大陆学术界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丰富，展现出一些新的动向，但也存在着一些尚有待克服的问题。其一，对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探索仍明显滞后，未见相对集中的探讨、争鸣及深度思考。其二，历史叙事与问题意识的贫乏。诸如1919年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等问题的以叙事见长的文章为数不多。像历史叙事的贫乏一样，问题意识的贫乏很令人担忧。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为研究者如何在当下“接地气”，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脉络中寻求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学术依据与历史智慧。
未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需要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上积极探索新的增长点。为此，以下问题理应引起进一步关注：
其一，鼓起理论建构的勇气，增强抽象思考的底气。社会史研究理论的建构，不仅要从史学理论本身出发，更要从历史理论出发，从历史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高度，尝试创造新的历史“宏大叙事”与诠释体系。有学者倡言，“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要重回历史本体，还要重回宏大叙事上来，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变革的进程中尤其需要这样做”[35]。就社会史研究而言，可以考虑将“日常生活方式演进”提升为兼顾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历史分析工具或某种“中层理论”，以此作为探索本土化理论的一个突破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赵世瑜将“社会史”视为是新的史学范式的主张[36](P438—468)
其二，社会史的研究实践既要进行跨学科的交流，还要与政治史进行对话。十年前已有学者就此问题作过深度解析[37]，而今重提此点，缘于近年来相当多的论著并未沿着这一学术理路进行综合性的精深探讨，仍旧停留在浮光掠影式的浅层研究水准上。一些新入门的社会史研究者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回避社会史研究与政治史的联系。社会史与政治史对话，不是将自己化作政治史的延伸或附庸，而是深度拓展自身研究视野与解释能力。前面提到的卜正民对抗战时期江南五城底层民众生活的研究，就是将政治史与社会史融为一体的研究案例。仅仅在已有的社会史研究模式中就事论事，无疑是故步自封。
其三，微观史将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新生长点。微观史的研究需要研究者走向田野，走进历史现场，融入现实中的民众生活环境，努力去发掘形式和载体更为丰富的“无意识”史料。此外，研究者需要在铺陈细节的微观叙事中，呈现出具体历史场景中的鲜活的个体生命，达到“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研究水准，以此弥补过度社会科学化对历史学造成的缺憾。
当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虽然已经成果累累，数量可观，但在深度和理论性方面还有待大的提升。未来的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上均大有可为，只要学术界同人认准方向，持续开拓，必将会收获更丰富、更有分量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