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上海：现实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现实论文,城市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全然是一派经济现代化的景象。观光客们无不为之耳目一新：他们仿佛看见了15世纪的威尼斯、18世纪的伦敦、今日的纽约……这里还有“自由”，一种既不完全是神话也不完全是现实的自由。
——费尔南·布罗代尔（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阿尔图出版社第94、95页。）
“上海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如此概括第三个千年初叶上海的现实及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再恰当不过了。在1999年9月28日，即在《财富》“世界论坛”年会第二天晚上的发言中，现任上海市长徐匡迪就是这样介绍上海的。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庆典与1999年9月27至29日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的《财富》“世界论坛”几乎相随而至。300名世界著名企业的领导人和200名中国政治与贸易界的权威代表在此欢聚一堂。这是一次国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追随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倡导者们就信息社会的主题举行的聚会。“论坛”中研讨的主题涉及到整个世界乃至中国的宏观经济。以下是“论坛”的主要议题：
——对2003年世界的展望，即21世纪初对世界未来的共同看法。
——什么将是造成下一次国际贸易革命的新技术？
——互联网如何形成新的世界产业秩序？
——是否需要在“网上空间”占有优势才能继续生存？
——面临数字时代的中国。
——信息技术能否创造就业机会，在哪些层面？
——中国期待什么？
在一篇向与会者宣读的咨文中，克林顿总统强调了“上海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地位”。江泽民主席在1999年9月27日的讲话中也不失时机地呼吁把上海的改造长期进行下去。他认为“上海的发展是中国目前巨大变迁的一个具体反映”。他着重指出，作为上海建设史的见证和参与者，他无时不关心这个城市的发展：“仅在6年前，我们今晚所聚会的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只有一些矮屋和农场。50年前我曾在上海上大学……14年前我当上了上海市长并开始了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
上海被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决策圈之一选择为改革的试点并非偶然。它是对上海正式重返国际经济大舞台的一种确认，也是赋予这座正在成为国际和国内经济桥头堡的省级城市的一种荣誉。已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上海需要获得世界性城市的新地位，而中国政府已部分赢得了它为此投入的赌注。
中国发展的榜样
上海模式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它在21世纪初期所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由中央政府向上海投入的巨大物力——尤其是财力——支持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它所能用于自身发展的能力。的确，北京中央政府的“经济首脑们”下决心要把上海变成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验基地。由于这一举措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中央政府的声望，因此难怪它会全力以赴地把上海建设成其现代化策略的橱窗。
正像徐匡迪市长在上海《财富》“论坛”上所着重指出的，一切都印证了这一举措的英明：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上海一直保持着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1992-1998年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2.6%，1999年的同一增长率也大致保持在10%。它的人均收入估算为3400美元／年，居全中国之首。
——迅猛发展的服务业（金融、贸易、运输及交通）已经壮大成为能与工业相匹配的产业。上海的港口承担着中国外贸大约1/5的吞吐量。上海的金融机构多达2450家，其中62家为外国银行。它们中有19家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
一经济机制的根本改变。随着高度集权的经济时代的结束，上海的企业作为生产者同时也是独立的经营者。97%以上的工农业产品及生产资料的价格均由市场决定。房地产业在朝着私有化转变，现已有1/4以上的房产被个人购买。
——基础设施的明显改善。上海市在1979-1998年间为市政基础建设投资了2400亿元人民币；新的交通网络覆盖了整个上海，并巩固了它与长江沿岸广阔“内地”及国际市场的联系。
——对外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截止1999年6月底共有80多个国家的商人把资金投入到上海大约20000个建设项目中，总投资额高达370亿美元。如今在世界前100强跨国公司中，已有59家到上海，尤其到浦东新区创办企业。
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上，上海市政府立志要在10年后把这座城市提升到国际经济中心的行列。为达此目的，上海市政府将在以下5个方面做出努力：
——加快浦东的发展并加强它的对外开放。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将会有更多的外国银行获许经营人民币业务，它们还将可以把经营范围扩大到上海周边的浙江省和江苏省。
——增强上海技术创新的能力。由于上海拥有较为集中的高等院校和科研中心，因此将建立一种市场与企业、大学及研究所创新活动相结合的机制。
——以刺激消费来推动经济强有力的持续增长。实施积极的信贷、建设投资、培训、休闲活动及旅游政策，以分流居民居高不下的存款。
——强化国有企业的改造并使其管理制度现代化。随着市场作用的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应该通过用市场规则对资产的重新评估及通过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培养而得到增强。
——确保高质量的环境整治，以缓解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
所有努力均为了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把上海建设成一个有竞争力的、越来越信息化的城市：一个“数字化”新城正在浦东诞生。如果中国不是面临紧张的社会关系和体制障碍危机的困扰，把这样的变革引向成功显然会容易得多。
受困难和经济体制障碍困扰的意志
除了香港以外，上海如今是全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区域。它的经济指数居全国之首，失业率则为全国最低的省份之一。
然而，必须看到上海也面临着困难和地方性经济失衡的困扰。
上海没能幸免于1997-1998年间爆发的亚洲经济危机。这场严重和令人难以捉摸的危机至今尚未结束。它冲击了中国的投资体系，尤其重创了中国的投资和信用投资公司(ITIC)。中国的投资和信用投资是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它们起着在资金上支持中央和地方建设项目的作用。1999年初若干家这样的公司宣布倒闭。随着“广东投资和信用投资公司”的破产，广东省成为了这一危机的重灾区。这些公司的倒闭说明了中国投资监控和最高风险机制的削弱。随后便出现了第一例被“投资和信用投资总公司”拒绝担保的项目。上海也自然受到了这一变化的冲击，但目前还不能对它的利弊做出评判。
在战略决策上，大企业在上海的投资通常只能指望在远期得到收益。这方面取得显著成功的企业有从事汽车制造的大众集团，从事电信投资的阿尔卡代尔公司和从事大规模零售业的家乐福商业集团。当然也不能忽略参与投资的作用，尤其在浦东这个税收优惠政策诱人的地方。上海有众多的国营公司，它们均面临着重重困难。对它们的重组并不像设想的那样顺利。人们注意到改革措施的实施较为缓慢，也许是出于大量的失业会影响社会凝聚力的担心。
房地产业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盲目上新建设项目的风潮也波及到上海，并造成了写字楼大量的过剩。商业楼的非占用率超过了50%。房地产市场大多停业，楼盘投入市场的时间表也往往被推迟。滞销楼房的数量居高不下。出于谨慎，中国政府改变了一些与出口有关的生产，以集中力量面对国内市场。住宅建设就属于这种情况，它至少在浦东仍保持着相对旺盛的势头。城市改造无疑伴随着城市空间和社会构成的深刻变化。快速的国际化明显地改变了上海的社会面貌。
首先，众多的建设项目造成了因搬入新居和改变工作区域的人口大量迁移。随着建设项目的实施，浦西的空间变得愈加拥挤。旧城的许多人口密集区随着拆房大军的进入而消失。一些街道上建起了城市高架快速路。由于建筑向高处发展，居民人口高达1300万的杨浦江左岸城区面临着人口饱和、空气污染加剧的威胁。
浦东的城区面积比旧城区更加广阔。在那儿，人们拆除所有陈旧的建筑。由乡镇和杨浦江边的渔民组成的原有人口逐渐被迅猛增长的工业和服务业劳动人口所取代。在这块经过社会性重组的城区里，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于对岸旧城区的居民。
然而由此也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如果说上海的未来属于浦东新区，上海居民们却仍对旧城区浦西怀着某种留恋。比如在杨浦江上日夜穿梭着往来于两岸的上海市民，他们虽然被浦东的职业前景所吸引，但是依旧割舍不掉与旧城区社会环境的感情。
另外，在短短的几年里，上海庞大的建设工地吸引了数不胜数的劳动大军。这些流动人口给上海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带来了必要的劳动力，但是造成了豪华的现代化建筑与建筑工人及其家庭所居住的简陋、肮脏的木板房之间的强烈反差。
据估计在上海的外来人群里，每4个人中就有1人不到有关市区政府登记。按说上海有一套相当不利于外来人口的控制体系，但是，“在控制外来人口总量的同时，政府出于社会责任感和互助精神也在寻求建立一种保障他们最低生存需求的机制，但这样做也是为了尽可能避免爆发社会冲突及产生可能危及现有秩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注：杰姆·艾尔文：《上海和它那上百万外来人口》载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讯》第33-34页。）对大多数外来人口来说，如能得到一份工资收入无疑强于他们原所在省份那艰难的生活条件。贫穷在上海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流动人口的不稳定性当然也危及到了上海的社会平衡。上海火车站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集散地，他们有的初来寻找工作，有的则离开上海到别处另谋出路，而且常常拖家带口在马路上过夜。
这一人群的生活水平根本无法与上海的中等阶层和暴发户们相比较，于是便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重现。继1949年革命政权成立50年之后，一场新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又一次濒临上海。总的来看，这是一场有利于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及收益分配的变革。上海是一个以劳动力总体素质良好，名牌大学荟萃及专业技术人才优秀而著称的城市，因此它对各种人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事实证明，这些“流动人才”对上海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上海正处在发展的交叉路口上，它不仅吸引着周边省份的劳动人口，而且也吸引着外国的产业和金融经营者。
上海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
克里斯托夫·帕藤坚持认为：“中国是决定亚洲及其经济前途的首要议题的中心。”（注：克里斯托夫·帕藤：《从东方到西方》米歇尔·拉丰出版社1999年版。）在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上海就是这个“首要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有多种理由导致了这一看法的形成。
无论在地理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度上，地处长江口的上海都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位于北京和香港之间，不受中国国内南北对抗的影响，而且还比较靠近日本和台湾。因此上海是一个以广阔的内地作为后盾的，得天独厚的贸易交叉点。
上海得到中国政治家精英们及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强力支持。除此之外，上海现任市长徐匡迪还组成了一个国际顾问团，其成员中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虽然与香港相比较，上海在经济和金融上仍处在明显的劣势地位（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上海的三至四倍），但是上海完全可以在“一国两制”的原则框架内，向香港汲取将来赶超它的经验和能量。从历史上看，在这两个城市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1949年上海有许多金融和企业家逃到香港以图东山再起。如今香港的行政长官董建华本人的原籍就在上诲。
从香港的成功经验中，有许多可借鉴的东西：“依靠良好的管理、严谨的法律环境及市场经济的机制，战后一贫如洗和百孔千疮的香港把自己改变成了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海外华侨的经济之都及外国投资者入华投资前的可靠基地。”（注：克里斯托夫·帕藤：《从东方到西方》米歇尔·拉丰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上海已经具备了确保今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也不乏在经济、科技及金融方面的机遇。然而，它现在正面临着重重困难，这些困难不仅来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来自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等方面：“中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把一个北朝鲜模式的经济变成了一个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它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并鼓励外商在广东及上海浦东等有选择性的地区投资和发展资本主义。可是下一步它将面临棘手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对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进行停业、减负、私有化及扭亏为盈等转化工作。”（注：克里斯托夫·帕藤：《从东方到西方》米歇尔·拉丰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尽管这个任务的难度很大，中国政府还是承诺要不遗余力地把它完成好。于是，对上海工业的改造便成了为达此目标所做的一个重要尝试。
来浦东投资的众多外国企业无疑将成为中国朝着更自由的经济管理模式过渡的试点。
由此引起的不同体制管理模式的交锋是否会影响政府的决策呢？当然有这种可能。如果像目前的迹象所显示的那样，中国能如愿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其改革开放的进程必然要加快。一旦以稳定的贸易和引进外资游戏规则作为框架，后果无疑将非常乐观，浦东的未来将更加美好。
要实现把中国变成世界经济巨人和把上海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的，无疑还有遥远的路要走。然而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说的，只要“中国领导人继续把经济发展放在他们记事本的第一位”（注：李光耀1999年9月28日在上海“世界财富论坛”上的发言，题目为：《中国能成为经济巨人吗？》。），这一目的是可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搞好以下三项转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服务社会的转变，由集权体制向参与执政体制的转变。如此彻底的变革无疑会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以下“突变”：
——收入和生活质量差距加大；
——沿海和内地省份经济增长率差异加大；
——未来中国人在价值观和取向上出现深刻变化；
——在大城市里将出现中等富裕阶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将变得越来越富于创新性和自主性。加入世贸组织和融入国际市场只会进一步促使对个人和集体自由的开放。这种变化——尤其在上海这座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将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呢？
以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为首的中国改革派在浦东的成功，只能促使中国经济朝开放型的市场体系转化。这一开放对至今仍雇用60%城市就业人口的国有企业体系显然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短时期内，国有企业性质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将会是沉重的，而且有导致加剧社会矛盾紧张的危险。但是这些大胆举措的最终目的是，经过较长时间后仍能够在中国所有的经济领域里确保由开放政策带来的增长成果。如果说现在人们还无法准确地预测中国对企业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会带来何种经济效益，那么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承诺为贸易、金融和外资引进领域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走在通向世界的十字路口
就像中国本身正在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样，上海已经成了中国强大经济体系的主要支柱。
自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中国已从世界贸易的第32强一跃成了第9强，它的对外贸易量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5%。对于各个国家和国际性企业而言，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无疑意味着广泛的合作机遇和巨大的市场。
在不久前，高举经济改革和开放旗帜的中国以与美国签订贸易谅解协定的方式，隆重地庆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实施。如果这种两个大国间的战略性结盟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它有可能会对其他经济实体——尤其是欧洲——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此，当人们统计外企在华——尤其在上海及浦东——的投资数量时，往往会为美国在其中所占的优势而感到吃惊。虽然欧洲和日本的企业也不甘示弱，但毕竟比不上美国在华的势力。欧洲来华投资最多的要数德国的企业，其次为法国的企业。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主席在巴黎商会作讲演时总结了自1964年法中恢复外交关系以来的35年中，法国在华的投资情况：法国人在华的投资总额为26.8亿美元，是来华投资的第四大国；法中合资企业共有1500个。另外在1998年一年中，法国来华和中国赴法的人数之比为14:30万；而中国赴法留学生与法国来华留学生之比则为4500:800人。在上海居住的法国人约有1000多人。江泽民主席尤其希望能在基础设施、银行与保险、高新科技及环境保护方面与法国加强合作（注：参看《北京周报》1999年11月8日第45期载文：《有关中法合作的三点看法》（第16、17版）。）。
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它拥有一批足以将中国经济引向现代化的企业家。它的人民年轻朝气，而且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1976年以前的激进时代。除了因亚洲经济危机造成的种种困难以及众多紧张的社会矛盾外，中国还面临着一大堆难题和一大堆挑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日益加强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将变得越来越富于创新性、自主性及获得更多的自由。融入国际市场只会进一步促使当局开放个人和集体对自由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是否还能继续容忍在每一级权力机构里都保留一名不太情愿放权和实行民主管理的党代表呢？这种变化—尤其在上海这座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将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呢？只有到将来才能揭开这些假设的谜底。
结论
上海立志要成为一个国际性城市。通过人力、财力以及尖端经济产业的汇集，它的规模和面貌在不断改变。向世界开放和引进新的自由经营方式增强了它的自主权，甚至激活了它自立的欲望。上海正在朝着更加国际化和多样化的社会转变。这种变革正印证了卡斯特所描述的城市变化过程：“国际性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把生产中心、消费中心、服务中心以及从属于这些中心的地方社会融入某个整体网络中的过程。”（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法亚尔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如同世界上其他大规模中心一样，上海与中国之外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它的重要性体现在经济、金融和文化领域所表现出的吸引力上。上海有能力成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谈判代表们进行商业贸易及对话的一块首选之地。欧洲只要更加关注它的存在并更加主动地促进相互之间的对话，就有可能因此得到丰厚的收获。像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可能与上海进行对话和贸易的领域非常广泛。我们完全有能力为这座城市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