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学科建设需要着力处理好四个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学科建设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是图书馆学的一个恒新话题。甚至可以说，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在取得全面发展后出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首先是图书馆学发展面临困境，图书馆学理论很不规范，长期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又热切呼唤图书馆学理论的变革；其次，自80年代后期起，图书馆事业面临经费严重短缺、专业技术人才大量外流及图书馆服务能力降低、效益滑坡、事业萎缩的窘境，图书馆学教育也存在定位不准、课程设置滞后、不着力于内涵发展而盲目追求形象包装等问题，还面临着其他强势学科专业的挤压，其学科专业地位岌岌可危[1]。在此大背景下，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图书馆学界不可回避的中心命题之一。特别是1996年《图书情报工作》编辑部组织“笔谈会”（见该刊1996～1998年相关各期）以来，图书情报界围绕图书情报学学科名称、术语的规范及其等级关系，新信息环境对图书情报学科的巨大影响及在新信息环境下图书情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图书情报学学术规范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不是几次专门讨论或会议就能解决的。因此，在新千年的若干年内，它仍将是图书馆学界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本文中，我们仅就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中应着力处理好的4个关系作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1 开放与自治
我国图书馆学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吸取传统文化的养料萌芽、生长。传统文化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是重经验直观，轻理论论证。清人阮元有言：“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之立言之慎也”。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实用主义的思维定势，对我国图书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我国图书馆学长期构筑于传统的文献收集整理和流通阅览服务的低层次的经验描述，而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探索，不能形成对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抽象，并造成图书馆学的自我封闭，研究方法单调，使图书馆学的发展裹足不前[2]。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类原有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也逐渐从以分析为主转变为以综合为主，综合化成了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图书馆学也不例外。而综合化的必要前提，就是要承认和贯彻系统的开放性原则，因为综合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学科的彼此渗透、相互交叉、相互结合[3]。考察我国的图书馆学发展史，可以发现它主要有两种开放形式：一是图书馆学面向社会、面向时代、面向实践，实行对外界环境的整体开放。对外界环境的开放使图书馆学从局限于对单个图书馆活动的微观考察扩展到对整个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与社会等宏观问题的研究，并使之与时代的需要联系起来。1925年，杜定友在《图书馆学通论》一书中首次将图书馆置于社会大系统中进行考察，认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人才、书籍、财力和时势4个方面，这种认识已冲破单纯的技术论而形成了社会论。1957年，刘国钧在《图书馆学是什么》一文中提出了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性质和规律的科学，这与他30年代的“四要素论”相比，其研究范围已大大扩展，不仅明显地增加了关于宏观的“事业”研究和抽象的“性质”、“规律”研究，还包括了具体“要素”的增加。这表明，刘国钧先生已努力从理论上阐明建国后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新课题；增加“读者”这一要素，也体现了他的图书馆学思想正努力追随着时代的发展[4]。80年代后期起图书馆学对宏观现实问题（包括发展战略、管理体制、有偿服务、文献资源布局、协调开发等）的研究，更是体现了图书馆学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回应和对图书馆事业与实践问题的关照。二是图书馆学大量借鉴吸收、移植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行了对相关学科的全面开放。60年代黄宗忠的“矛盾说”是图书馆学对其他学科开放的产物。如果说“科学的跃进往往取决于研究方法的成就”的话，“矛盾说”的价值就在于第一次成功地把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图书馆学研究，为摆脱以前的实体性研究开辟了科学道路。“矛盾说”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开始进入科学抽象阶段。此后，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移植引进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已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80年代以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及“世界3”理论的引进，给图书馆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指导理论和方法；数理方法的广泛运用促成了图书馆学研究从以定性为主转向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新阶段；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情报交流理论）的结合导致了“交流说”的产生；90年代的“资源说”则是信息资源理论引入图书馆学的直接结果。据统计，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与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交叉渗透而创立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已达数十个，大大地丰富了图书馆学的体系和内容。
不难看出，图书馆学的每一次大开放都使自己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这些重要进展也都是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中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图书馆学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开放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尽管“开放”使得图书馆学研究硕果累累，但我们也应看到，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在借鉴吸收、移植引进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泛化现象。这种泛化一方面表现为盲目地扩大学科的研究范围，把一些相对独立的学科都包括在图书馆学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些研究者随意地把某些学科同图书馆学加以组拼和嫁接，以建立各种所谓的“新学科”[5]。图书馆学泛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研究者的水平及知识结构的某些先天不足，以及面对80年代初我国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的贫困状况，在一些研究者中滋生的力图追求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完整的心态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理论本身的不断扩张无疑也是一门个重要原因。
图书馆学的泛化给图书馆学研究带来了表面上的繁荣。但它浪费了研究者的很多精力，造成图书馆学充斥着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使得图书馆学本体模糊，在快速的理论膨胀中迷失了自我，直接影响了图书馆学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要特别强调处理好开放与自治的关系。这里所说的“自治”，主要是指本学科内部的专业化构建。每门学科都有符合自身目标与任务的特定对象，适合该对象的概念系统，该系统所固有的规律以及能够解决大量事实的原则和理论，这就是一个学科的体系构成或规范，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个性”。图书馆学作为一个专门化的学科，它具有自家的历史传统、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强调图书馆学“自治”，也就是强调图书馆学在开放过程中应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及深化其内涵为着眼点，而不是抛弃学科的原有阵地，靠扩张外延去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影响。
“自治”要求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必须高扬图书馆学研究的主体性原则，即必须立足于图书馆学的主体，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对象和工具不能喧宾夺主；其次就是要立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现实和状况。高扬主体性原则的关键一是要坚持理论研究的根本宗旨——指导图书馆活动和发展图书馆学，二是要明确图书馆活动的根本目的——满足人的需求[6]。因此，在移植和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于图书馆学研究时，至少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①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适应图书馆学本体的“土壤”？②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为图书馆学的发展所需要？③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成熟可靠？④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同图书馆学具有相关性并在理论层次上可以找到衔接点？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图书馆学研究的泛化现象，科学地确立研究选题和研究重点，准确界定研究范围，使图书馆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2 历史与现实
对图书馆学进行深入研究，离不开对学术史的梳理工作。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80年代重学术的大背景下，曾一度兴起学术史研究热潮。图书馆学研究也不例外，打出过“清理学术现状”的旗号，一度综述性文章、统计分析论文多了起来。特别是在世纪之交，霍国庆、王子舟等[7-9]对中外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作了较好的梳理和把握，基本上反映了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对学术史的研究，反映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学术价值、学术本质的严肃思考和对学术人文底蕴、文化传统的理性探索。但只要认真检视一下当今的书刊，浏览一下有关的图书馆学论著，就不难发现，图书馆界“史”的意识仍是不够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和认识，都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类历史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认识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这里，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图书馆学研究要清楚自己的情形，明了自己的出发点，当然离不开对图书馆学发展历史的总体把握，但更离不开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洞察。缺乏历史感的人，是一种肤浅的人，缺乏历史感的认识，也必定是一种肤浅的认识。认识不到历史研究在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理论研究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根基，受到了极大的局限。
也许有人会认为，今天图书馆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图书馆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是历史所不能说明的，因而，在理论研究中，历史的借鉴意义是极为有限的。有人在考察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后甚至断言：“西方图书馆学专家们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与探索是无甚价值的。”[10]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从来都不是一一对应的，试图简单地从历史中找到解决当今问题的答案，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剪裁与曲解。我们认识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历史是否发生过同样或类似的情境，而更在于了解事物之所来、之所长，在历史的长河中把握事物。美国教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曾用下面这段精彩的话来描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如果过去的事情全都过去，一切完了，那么，对待过去只有一个合理的态度，让死亡埋葬它们的死者吧。但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了解现在的钥匙。历史叙述过去，但这个过去乃是现在的历史。”[11]其次，尽管当今图书馆领域的发展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不能够成为我们可以忽视历史的理由。对历史的省思，恰恰提供了探讨今天图书馆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基点。我们在谈到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本土化的时候，在谈到传统的更新与图书馆现代化的时候，恰恰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上寻找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从目前来看，我国图书馆学历史研究之不足至少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对大家和一流作品缺乏深入研究。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图书馆学界渐渐掀起了人物研究热，编辑出版了一批个人文集和个人研究文集，还召开了一些著名图书馆学家的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迄今的研究除了从各个方面总结被研究者的历史贡献外，鲜有人从其生平、成长过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等方面深入考察其思想渊源及其流变。从图书馆学的博士论文看，似乎只有王子舟对历史人物（杜定友）进行了专门研究。大家与一流作品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大家的研究尚且如此，对其作品的研究就更不值一提；②较少对各种代表性的学说、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比较和综合评价，而像黄纯元的《论芝加哥学派》[12]那样从学术环境、思想渊源、理论规范等各个方面对一个学派的流变过程及其各代表人物之间的承袭关系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和梳理的“大气”之作更是十分鲜见；③对中国图书馆学与国外图书馆学的关系和中外学术的碰撞与融合问题研究不够，不注重发掘中外图书馆学在本质上的异同，等等。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以为，围绕上述3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获得对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之谜”的深刻洞察和理解，并为现实的图书馆学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应该成为今后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3 本土化与国际化
中国图书馆学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其理论与方法主要移植自美国。进入8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应该说，80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依然继续坚持着“西学东渐”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我们所使用的元理论、元概念、元方法等多为舶来品，研究动作处于‘除法模式’之中，即‘被除数’是舶来的某一理论，‘除数’是中国的某些经验事例，两者相除所得的‘商’则属此除法的理论研究成果”[13]。因此，中国图书馆学者们一直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源自西方的图书馆学学科应当如何在中国建立与发展，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应当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学术思想传统和学科理论与方法系统？
吴慰慈教授1998年撰文指出，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争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如果忽视了这个根本目标，只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我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上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创新和突破”[14]。的确，由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民俗习惯等各不相同，图书馆实践活动在各个国家也是各具特色的。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图书馆学应用理论，也就有各个国家自己的特点，不会完全相同。外来的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要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变成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所谓“本土化”，就是在建立和发展图书馆学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本区域的传统文化、现实的社会形态与文化构建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正确反映本区域图书馆实践的特点和规律。或者说就是要根据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教文化背景和图书馆工作的实际，实事求是地运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并建立有本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应用理论，突出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和继承性。如大力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在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批判式研究、多样性研究、差异性研究、后发性研究、社会转型期研究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研究，使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现实中国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相融合。但就目前而言，很多研究课题、研究方向受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对许多问题浅尝辄止，不能深入分析社会变迁的现实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冲击，因而难以反映出在急剧变动的社会大环境下中国图书馆学的特质[15]。
但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必然具有超越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公理，那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描述的是客观规律，而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运动规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相同的。因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本国，而应该能在世界各国普遍适用。可以说，图书馆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只适用于本国而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放眼全世界。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实践经验中汲取养分，搞只有一个国家特色的基础理论，而应该在对世界各国情况的比较研究中，总结抽象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来。我们认为，只有在更广、更宽泛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才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对实践的间接指导意义。
因此，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中必须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使图书馆学既深深扎根于我国的特殊土壤中，同时又不背离人类社会共同的图书馆学普遍原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根据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我国的图书馆问题，使图书馆学研究带有中国特色，这是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还应当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走向国际化，其概念、分析框架、知识基础、逻辑结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都应当与国际图书馆学接轨，使中国图书馆学成为国际图书馆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4 科技与人文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按卢泰宏先生的研究，“尽管图书馆学术语的正式使用相对较晚，但在此以前已有library service和librarianship两个词来界定这个领域，那时，它的人文传统就已经表现出来。”“（而）在图书馆学理论中，人文主义、面向人的思想已构筑了一块理论基石，强调人文传统已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和延续不断的学术传统”[16]。但是，随着现代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对图书馆领域的全面渗透，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信息服务已越来越依赖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程度和各种技术设备的配置水平，技术作为一种制约力量变得有力和独断，这对充满人文底蕴的图书馆产生了猛烈冲击。“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技术色彩非常浓厚的诸多概念学说竞相纷呈，“技术决定论”附和者众，科学精神受到极大推崇。许多人相信，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必然给图书馆带来彻底解放。在图书馆学研究与教育中，技术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领域，以致有人认为图书馆学应该建立在“键盘操作”之上[17]。
面对技术崇拜观念的泛滥，一些图书馆学者高扬人文主义的大旗，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如巴特勒、谢拉等人认为仅凭借技术解决图书馆的一切问题的想法是不可信的。他们坚持人文主义观念，认为技术以极端理性精神为基础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将使图书馆人文主义的理想观念遭到破灭，从而有可能使图书馆走向毫无人文精神的“唯科学主义”[18]。伊·姆·哈利娜则强调了技术活动中人的主体地位，她认为图书馆无论由于采取何种新技术而发生何种变化，都不能取消人的积极作用和价值[19]。我国学者蒋永福则倡导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人文图书馆学”[20]。
然而，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单独地提升科学精神必然会使科学主义泛滥起来，从而导致对人文价值的忽视；反之，单独地提升人文精神，不用科学精神来限定人文精神的界限，人文精神就会淹没在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之中[21]。因此，我们必须既重视科学技术又重视人文精神，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完美的结合。1992年，我国学者卢泰宏在文献[16]中提出了人文传统与技术传统相结合的新的发展观，对技术渗透采取了科学的辩证态度。他承认技术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对立性，但为了解决人类的信息管理问题，这两种因素必须结合起来，并认为这种结合“对图书馆学是至关重要的”。肖希明最近也激呼“图书馆呼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22]。本文作者之一则在文献[1]中论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对图书馆哲学研究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寻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已成为现代认识活动的“主旋律”。偏激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都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在认识的方法和精神手段上，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新的辩证大综合，其中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知识论和非知识论的综合、显意识与潜意识的综合、成熟的认识与发生中认识的综合、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的综合，等等，这一切之中体现的一种共同性，便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综合”[23]。在图书馆学建设与研究中，坚持两种精神的结合不仅能使图书馆学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并获得丰富的思想源泉，也将促进图书馆学在逻辑上的合理性，使之走上科学化道路。
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谢拉曾在其代表作《图书馆学引论》的序言中说过：“尽管图书馆学在逐渐利用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同社会科学有密切的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人文主义的。”“（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图书馆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得更近了，但我们要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在我们看来，在这个技术崇拜风气四处蔓延的时代，在这个“‘信息时代’正引导着图书馆学发展进入‘图书馆科学技术’的新时期”（周文骏教授语），重提一下这段“名言”对我国图书馆工作者来说也许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