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成因论文,政策论文,在欧洲论文,一体化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50.07[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3—7489（2001）02—0095—04
欧洲一体化是20世纪世界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前半期，世界事务为俄国十月革命、两次源于欧洲的世界大战所左右，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事务虽然由美国、苏联唱主角，但是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却在欧洲，因为欧洲一体化体现了敌对国家之间实现和解与合作的有效方法和机制，促进了欧洲地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抑制了超级大国霸权野心，更是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综观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英国却一直被视为貌合神离的伙伴。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欧洲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19世纪曾经支配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实力显著地削弱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在冷战的格局下，美国显示了坚定的称霸世界的野心，而经过战火洗礼的苏联也变得无比强大。战后初年，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原先的资本主义大国都要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才得以维持统治。西欧已丧失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它们要重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有力的影响，适应战后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新形势，就必须使西欧联合起来。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场欧洲统一运动的高潮。
这场高潮是以丘吉尔的演说开始的。1946年，战时的风云人物、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瑞士发表了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讲，提出“我们必须建立某种欧洲合众国”、“重建欧洲大家庭”，以此为开端，法、联邦德国、意等国的政府首脑如勃鲁姆、阿登纳和加斯贝利都投入了刚刚兴起的欧洲联合运动。促进欧洲联合的组织也纷纷出现，欧洲联合蔚然成风，那么，战后英国是否准备首当其冲、担负起领导欧洲联合的重担呢？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没有这样的打算，英国在随后的对欧洲联合的政策上自始至终总是处于左右摇摆的状态，与欧洲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即使是曾经鼓动得大家热泪盈眶的丘吉尔本人，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英国进入一个联合的欧洲，他仅仅是希望英国成为欧洲联合的发起人和朋友，而不是其中的一员，他所感兴趣的是一个在英美领导下的联合的欧洲。当西欧六国酝酿建立共同体时，英国采取超然的不介入的态度。以后，眼看六国关系日益紧密，欧洲煤钢联营红红火火地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在即，英国担心被排除在西欧贸易之外，丧失其在西欧的特殊地位和大陆市场，于1956年提出建立大自由贸易区，由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组成工业自由贸易区，希望把西欧6 国即将成立的共同体“化”掉，阻碍西欧一体化，被法国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戴高乐坚决拒绝。欧洲共同体建立后，英国为了加强自身贸易的力量和向欧洲共同体施加压力，于1960年联合瑞士、瑞典、丹麦、挪威、奥地利、葡萄牙等国签订了斯得哥尔摩公约，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英国处在了与西欧6国对立的地位，但此举成效不大。一直到1972年7月22日，几经周折，英国终于在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条约上签字，次年成为共同市场的成员国。即使到了既成事实后，英国国内也曾要求退出，1975年英国为是否继续留在欧共体内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公民投票。虽然，结果仍保留在欧洲共同体中，但英国一直被视为“貌合神离”的伙伴，无论在农产品补贴、预算摊款，还是单一货币问题上，英国都显得“独树一帜”，它既是欧洲的一员，却又显得特殊。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持久的疑虑重重，显然有它的多元成因。
从地理位置上看，英国并不是一个与欧洲各国接壤的国家，它是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岛国，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使英国免受了无数场欧洲战火的直接殃及。同时，英国的地理位置也非常有利，进可攻，退可守，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英国人感到英国不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只是欧洲的邻居，英国著名史学家伊·勒·伍德沃德说“不列颠岛孤悬欧洲西部边沿，其发展不在欧洲历史的主线上”。[1]（P.1）但英国绝非与欧洲毫无关系，英国人常说自己的国家是“四个民族，一个王国”。一个王国就是联合王国，四个民族就是今天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这四个民族都是古代若干来自欧洲的种族和部落互相斗争、互相结合、长期演化的结果。“直至1066年英格兰变成（来自法国的公爵）诺曼的一个属地，不列颠岛不得不第三次承认海外的统治权。诺曼人感到不列颠殖民地比临时的法兰西故乡是更有益的投资，因此，他们就永久地在英格兰定居下来。 ”[2]（P.167 ）“而一般的英国人所以能够公正地对待诺曼人入侵的历史事件是因为（诺曼人入侵的）赫斯汀斯战役交战双方都源自共同的祖先”，从罗马人、北欧日耳曼人到诺曼人的近千年的“陆续入侵英国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种族’一词在血统的历史渊源上并无多大意义”。[1]（P.1）也就是说，英国的现今的民族基本上就是从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入侵，到1066年诺曼征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们从血缘上而言，与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无多大区别。即便被视为“一切荣耀的源泉”的英国世袭君主，他们的血缘也来自欧洲大陆。从这方面而言，英国人绝非与欧洲大陆毫无关系。英国人与欧洲这种地理上的距离感和血缘上的联系使他们感到他们既是欧洲的主要民族、主要一员，同时又觉得英国不属于欧洲。于是，英国人对欧洲的这种感情上的波动导致英国社会对欧洲的一种若即若离的普遍心态。
而英国在近代历史上的风光无限，更是形成了英国对欧洲大陆的保持“均势”的传统。“荷兰对岸的一个小岛，它为四分之一人类的幸福负有责任”，[2]（P.162）这句话可以反映出英国当时的举足轻重。自16世纪以来的几百年间，英国似乎蒙受了历史过多的垂青和眷顾。随着地中海贸易区的衰落和新航路的开辟，这里一下子成为大西洋航线的交通要冲，英国迅速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中心。制度与政策上的革命和不断改革，也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保证。先是工业革命起源于斯，在全球工业化的过程中，英国做了整整200年的火车头； 然后是海外殖民，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舳舻相继，转运千里，一时间，樯橹连云，旌旗蔽日。那段“日不落帝国”的神话，总是萦绕在英国人的心头。历史上的大陆人都羡慕英国人无处不在的舰队、著名的军团、精明的政客和冷傲的绅士风度。英国已经成为一个超然于欧洲之外的世界大国，这样，英国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以外的自治领地、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上，也就没时间过多顾及欧洲的内部事务，而是希望欧洲会出现一种不威胁自己利益的“均势状态”。走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的英国是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传统的。
的确，英国的历史传统有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均势外交”一直是英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就是为了维持“均势”。
英国希望纷争不已的欧洲列强之间达成一种力量均衡的均势状态，当然是为了英国自身的安全和利益。18世纪初期，英国已经是一大强国，并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大捞了一把，而此时，当时执政的托利党首相博林布鲁克还是说：“我们的民族居住在一个海岛上，而且是欧洲的主要民族，但要保持大国的地位，我们就必须利用这种地理形势，这一点我们忽略了近半个世纪。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不是大陆的一个部分。但也不能忘记，我们是他们的邻居。”[3]（P.77 ）维也纳会议时期，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认为，既然英国有足够的实力抵御欧洲任何强国的威胁，那么在欧洲事务中倒不如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当欧洲领土均势被破坏时，它能进行有效的干预，但是同时它又绝不在任何“具有抽象性质的问题上承担义务”。
这是因为，欧洲列强的均衡状态一旦被打破，就会形成超霸型的强国，就会立即威胁英国的利益，英国不能不管。但是，如果这种均势维持得很好，欧洲列强的力量主要消耗在其内部均势上，无暇危及英国的利益，那么英国也绝不主动去招惹他们，因为英国的主要利益在海外。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英国一直扮演着“欧洲”的操纵者角色，保留制衡欧陆列强的自由，而使自己处于进退自如的不败之地。英国形成了对欧洲孤立的传统。这既有海上霸主的军事势力，又有独占鳌头的经济后盾，英国人便对自己所处的国际地位产生了充分的信心和自豪感，对自己“光荣孤立”的地位沾沾自喜。当然，这绝不是对欧洲事务的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这是一种积极的“孤立”，有巨大利益的“孤立”：当欧洲保持“均势”时，英国暂作壁上观；但“均势”一旦受到威胁，英国就会立即插手。作为“当局者”的英国，它不会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进退自如的选择是建立在大英帝国经济、军事力量超脱于欧陆之上的实力的基础上的。
随着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当“大英帝国”已如昨日黄花，英国还留恋着他们的“传统”：对欧陆的孤立。这种对欧陆的孤立，不仅因为时间的长久已形成“传统”，从而使英国难于放弃，而且这种“传统”因为与“光荣”相联系，英国也不愿意放弃。因此，当欧洲联合的时代来临时，英国的政治家依然抱着“大英帝国”的幻觉不放。他们认为“与欧洲合作可以，参与欧洲一体化不可取”。换句话说，战后初期的英国仍以世界大国的思维考虑它的外交走势，它不准备将自己的作用局限在欧洲，它要在世界上发挥其大国的作用。战后，丘吉尔制订的“三环外交”方针，仍想维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英国与英联邦、以英国与美国联盟为基础的说英语的国家、英国与欧洲，每一环中英国都起重要作用。英国加入欧洲联合会削弱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使英国不能影响欧洲以外的力量，从而冒失去大国地位的危险。英国走不出传统的束缚，在现实与怀旧中，英国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总是摇摇摆摆。英国在几经摇摆后于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然而历史的包袱和传统的影响，总是妨碍英国在欧洲建设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
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的若即若离，也源于对“英美特殊关系”的依赖。英国与美国在近5个世纪的历史中可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从英国人乘着“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几个世纪中，北美就彻底“欧化”，它包括“种族上的欧化”、“政治上的欧化”、“经济上的欧化”和“文化上的欧化”。[4]（P.518）而英国与美国的“血浓于水”的联系就更为突出。从语言上看，都是说英语的国家；从法律上看，都属于英美法系；从人口构成来看，美国人中许多是英国的后裔；从经济上看，在19世纪的工业化中，英国是老师，美国是学生，美国的工业化主要是从学习英国的先进技术开始的；从外交上看，英国凭其实力奉行“光荣孤立”的政策，而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也为美国未来外交定下“孤立主义”的原则，其原因竟然也是“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尽管，这些政策最后都有所改变，但直至两次大战期间，老牌的世界强国英国和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美国几乎采取了相同的对策。就算是近年来英美关系日趋冷淡，仍有英国人认为“对普通英国人来说，美国不是一个外国，而是一个‘家’。美国和英国分享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分享对民主政治和代议制机构的共同的、根深蒂固的尊重，分享共同的宗教和道德假设，分享类似的法律制度”，并且说“最近克林顿总统遭弹劾对大陆欧洲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对英国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英国于17世纪发明了弹劾，并已利用了至少60次”。因此，最后甚至主张“英国应该加入美国”。[5]
当然，英国人开始强调英美特殊关系，是在英美强弱角色互换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冷战”的出现，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就是英国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一次表白。战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英美特殊关系为基础的“三环外交”。战后英国两党一直强调丘吉尔所鼓吹的英美特殊关系，认定这种政策可使英国从美国那里获得较多的好处，同时又可以凌驾于西欧各国之上。因此，英国虽地处欧洲，但多年来在“感情”上一直与大西洋那一头的美国更为接近，以致伙伴们干脆称其为大西洋派（与欧洲派相对）。正是这样的外交政策，使英国对战后初期的欧洲一体化采取观望的态度。
但从历史上看，“英国经济与欧洲经济是不能分开的。英国经济最初是以欧洲为原料产地和主要市场发展起来的。”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欧洲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有所下降，其时间大约为一个世纪左右。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英帝国逐渐解体，欧洲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又不断增加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英国经济之需要欧洲超过了欧洲经济之需要英国”。英国终于“回到”了欧洲。“这不单纯是历史的循环，而且是历史的嘲弄，因为英国被认为是趾高气扬、活力正旺的年头‘离开’欧洲的，当它‘返回’欧洲时，却是老态龙钟，病魔缠身，步履维艰了”。[6]（P.11 ）英国的经济不可能离开欧洲。而战后英国显然没有认识到这种回归，指望依靠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维持大国的政治地位，指望用英联邦或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来保持其世界大国的经济地位，主观愿望与客观趋势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若即若离。反过来说，英美特殊关系也越来越成了英国加强同欧洲大陆各国联系的障碍，而殖民帝国早就“夕阳西下”。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往往视英国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7]（P.110）成为英国向欧洲进一步靠拢的牵制因素。
英国几经摇摆终于在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然而历史的包袱和传统的影响等多元因素，一直妨碍英国在欧洲建设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形成的英国政治文化与心理状态，使英国人十分看重他们的历史传统。英国统治集团对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曾经拥有的显赫与荣耀，难于忘怀，他们不甘心英国降为一个普通的二流欧洲国家，担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会使英国丧失其民族特性和国家主权。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因素，战后50年来英国对欧洲联合一直持与大多数伙伴国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欧洲和世界格局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给英国的对外关系及其国际地位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使英国的欧洲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与挑战。总的说来，英国自加入欧共体以来，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已和欧洲伙伴国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像英国这样一个地处欧洲边缘的中等国家，不仅经济上需要倚重欧盟，而且在政治和外交上也不可能离开欧洲独立发挥作用。但英国与欧洲的这种由于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长期的历史传统和外交政策所形成的惯例还会有所表现，近来欧盟在关于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时，英国虽然是重要的国家之一，但当作为北约总司令的美国作出强烈反应后，也就是欧盟与北约发生冲突时，英国仍然表现出首鼠两端，极力照顾和安抚美国，担心影响英美特殊关系，可谓哪头都要占便宜。
[收稿日期]2001—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