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成都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成都论文,文化交流论文,中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文翁兴学以来，成都一直是四川的学术文化中心。然而，清初兵燹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书院、文物、典籍焚毁，成都学术文化一度中断了发展。直至近代初期，蜀学仍无振兴迹象，偏狭、无知、闭塞成为蜀士的通病。成都知识界发生变化，蜀学得到恢复与发展，是以19世纪70年代中叶张之洞创办省城尊经书院为开端的。随尊经书院的开办和蜀学的恢复与发展，知识界渴望学习外面的先进文化，渴望对外交流，于是在清末民初（1840—1937年）成都（注：成都：指成都府属地区。据傅樵村《成都通览·成都之形势》记载，近代成都包括成都县、华阳县、双流县、温江县、新繁县、金堂县、新都县、郫县、灌县、崇宁县、彭县、简州、崇庆州、新津县、什邡县、汉州，共16属3州13县。 本文所指成都，就沿用傅说。）与海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逐渐发展起来，初步形成了学术文化交流的局面。
一 书籍的交流
由于清初兵燹，蜀刻古籍和木刻书版技术均遭到毁灭。到了乾隆年间，始有“严正古斋”设立，相继开办的有“经元八大家”（注：经元八大家：乾隆年间成都开设的几家木刻书业，多用“经”、“元”字命名，如“耕经堂”、“肇经堂”、“玉元堂”、“一元堂”等，统称为“经元八大家”。），直至光绪二十五六年木刻书业仍占重要地位。大半由刻字铺兼营自刊的少量训蒙读本，约有50家，集中在学道街、青石桥、卧龙桥一带。江西书商于乾隆年间来到成都，最早的为学道街“尚友堂”，后分设了“九思堂”、“志古堂”，贩运《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粤雅堂丛书》等， 在成都很受欢迎。 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分设了“志道堂”，并开始运售江浙的一些时务、场屋应试及训蒙书。同治年间学道街被焚，“志道堂”取代总店“志古堂”名称，业务进一步得到加强。光绪丙子年（1876）“志古堂”刊刻了《许氏说文》、《外台秘要》、《盛世危言》、《劝学篇》、《湘军志》等有关朴学和新学的书，很为当时文化学术界人士好评。尤其是尊经书院、存古学堂等陆续开办，该号刊刻和贩运的有关新学书籍更为士林看重。
上海、江浙铅石印新版书籍在成都大规模流通，大概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海商务印书馆在青石桥北街开办“成都商务印书馆”之后。成都商务印书馆成立后加入木书业组织并同意以八折优惠与同业往来，因而木书业纷纷代售该馆书籍，该馆业务由此繁荣起来。继起的为1913年开办于卧龙桥川北会馆右侧的“中华书局”。
代售铅石印书籍的成都私营书铺，最早设立的为光绪十年（1884）于东御街开业的“绿野山房”，后有独秀书庄、黎照书屋等十多家于学道街、青石桥、卧龙桥等处开业（注：傅樵村《成都通览·成都之书业》，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版。）。它们大多以蜀刻本书籍《四史》、《相台五经》等贩运上海，交换洋版书回川销售，当时称之为“走广商”，换回的有《大题文府》、《小题文府》等袖珍本以及上海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等处石印的书籍。由于这类书内容新颖，销路颇广（注：刘东父《清代成都木刻书业和外省书商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此外，1898年宋育仁创办的蜀学报馆、1903 年傅樵村创办的图书局均注意收集代销中外书报（注：《成都通览·成都之报界》。），傅氏图书局还立了两处阅报公所，供人取阅（注：新樵《四川开官报说》，《启蒙通俗报》（癸卯）第17册。）。傅死后，陈安岳、郑璧成接办“华洋（后改‘阳’）书报流通处”，专销进步书报，如《甲寅》、《新青年》、《向导》等，在成都文化学术传播中作用非同小可，吴虞就曾深受其影响（注：魏峡《陈安岳与“五四”前后的报界》，《成都报刊志》（打印本），57页。）。五四后的祠堂街，又先后创办了“新潮书店”、“我们的书店”以及“北新”、“开明”、“生活”等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社科书籍，被称为成都的“文化街”。
来川的外省书商在成都开业最早的为学道街钱寿乔创办的“点石斋”和樊孔周、高石铭光绪十年（1884）开设的“二酉山房”。除转贩江浙刻本书外，他们还代销上海商务、点石斋、扫叶山房石印的各种书，遍列中外刊物。二酉山房更是进步和反清理论宣传站，出售《明夷待访录》、《戴南山集》等禁书，《天演论》、《民约论》等西欧名著，《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以及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著作，《新民丛报》、《民报》等报刊（注：范朴斋《樊孔周与成都商业文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后又有崇文书局、锦章书局等十余家于学道街、青石桥等街开业（注：刘东父《清代成都木刻书业和外省书商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据《成都通览》，宣统元年“正谊公司”将上海、江浙图书419 种贩进成都销售，“粹记书庄”贩进了145种，“商务印书馆”贩进了632种（注：傅樵村《成都通览·成都之书业》，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版。），其中既有传统文化又有西学和江浙近代文化书籍。这不仅有益于海内外先进学术文化的内传，而且丰富了成都知识界的视野，繁荣了成都文化市场，形成了近代成都的几条文化街——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及后来的祠堂街。与此同时，成都书商亦将蜀刻本书籍销往江浙、上海。据载，宣统元年成都外售书119套，图书局另外外寄书28套（注： 傅樵村《成都通览·成都之书业》，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版。）。尽管外销书品种单一，多为传统文化的再版，但它仍对丰富、繁荣祖国学术文化有积极作用，如廖平学术著作的外传就深深影响了康有为（注：廖次山《经学家井研廖季平年谱》，《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二 人才的交流
首先，外籍（外省、外国）人才进入成都。
近代时期，旅蜀外省人才有几类：一是到成都经营学术文化产品即书报的外省书商；一是到成都从事教育的外省籍教师；一是到成都来访问、考察、交流的外省专家学者；此外还有来读书、游历、经商等等的外省人才。本文对此不作详细研讨。下面重点讨论外国人入蜀对近代成都学术文化交流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到内地传教和游历。从此，外国人以传教、考察、游历为名涌入成都。据记载，宣统元年十二月成都城内有外国人100余人（注：《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 ），在成都地区活动的传教士有119 人（注：根据《宣统元年十二月四川洋务局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统计而得。），其分布如下表。
1910年成都地区传教士分布表
县名 成都 华阳 汉州 什邡 金堂 新都 灌县 彭县 双流
人数
4246 2 1 2 1 3 7 1
县名 温江 崇庆州 新津 简州 大邑 蒲江 合计
人数2
4 3 3 1 1119
传教士一方面通过传教布道，将西方的宗教文化精神输入成都，一方面又通过创办学校、医院，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输入成都，并培养了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晚清时期，传教士就先后在成都创办了9所学校， 即法文书院、华美中学堂、华美小学堂、启秀女小学堂、华美女小学堂、华英学堂、华美学堂、华英小学堂、华西协合大学（注：据《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3期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99页资料整理而得。）。在清末民初，外国人在成都总共创办了20多所学校（注：据《成都通览·外国人立学堂》、《四川学报》、《四川教育官报》、《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3期、《成都教育史料》专辑统计而来。）。
近代时期外国人在成都创办学校情况表
校名主办人时间
华英学堂 英 1895
华美学堂 美 1895
华美女学堂美 1895
广益小学堂英 1895
华英女学堂英 1895
法文书院 法 1903
华美小学堂美 1905
启秀女小学堂 1905
校名
主办人
时间
华美女小学堂 美 1905
华英小学堂英 1905
华美中学堂美 1906
华西协合中学 美 1909
华英学堂 英 1910
华美学堂 美 1910
华西协合大学 英、加、美 1910
第维小学 美
校名
主办人时间
华西协合师范学校
福音初等小学堂
仁济护士学校
进益助产学校
华西协合神学院 美 1937
其中，第维小学、华西协合中学、华西协合师范学校、福音初等小学堂、仁济护士学校、华语学校为华西协合大学附属学校。这些学校以中小学和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为主，目的是想从中小学入手，培养宗教和近代西方科学精神；至于中、高级学校，如华西协合大学也是被基督教精神和西方科学精神所渗透了的（注：叔萲《美英帝国主义对我进行文化侵略的堡垒——华西大学》，《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因此，这些学校在传播西方学术文化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随新式学堂的创办，延聘洋教习讲授现代科学知识成为兴学的一大特色，川省当局亦不例外。川省学务处规定：聘请外国教习“须查明某人系在某国某校出身，有无卒业文凭，现由何人介绍，拟订明功课若何，期限若何，俸给若何，各项权限逐一声明”，因而所聘洋教习多是实有所学者（注：《四川学报》乙巳第12册，公牍、奏议。）。据有关史料记载，成都学校历年延聘的洋教习有250 多人（注：据《四川通省外国官员商民统计表》（宣统元年）、《四川教育官报》、《四川官报》、《华西医科大学校史》、《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册）、汪向荣《日本教习》等资料统计而来。），其分布如下表。
历年成都学校延聘洋教习情况
校名 人数 校名人数
四川高等学堂
21
女子师范学堂 2
优级师范选科学堂4
成都府中学堂 2
中等工业学堂6
国立成都大学 20
中等农业学堂1 彭县高小1
军医学堂3 东文学堂1
通省师范学堂7 铁路学堂7
校名 人数
华阳中学3
客藉学堂3
武备学堂7
华西协合大学 152
华西协合神学院 10
这些洋教习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美国60多人，加拿大70多人，日本60多人，英国20多人，德国、比利时人少许。这说明成都近代时期受日、美、加、英影响较多，与这些国家的学术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同时，这些洋教习教授的学科有语言、数理化、政经、农工商等等，几乎涉及了现代科学的方方面面。
来往于成都的外国人还有其它各类人。 据统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一年间来往于成都的外国人总计有199人，有传教士83人，商人8人，领事13人，医生5人，女士15 人，教士18人，学生6人，其他41 人（注：《成都通览·成都之外国人游历往来表》。），其中传教士、医生、教习、学生对近代成都的学术文化影响更大。同时也应看到，这些进入成都的外国人中既有友好使者又有不法商人和文化强盗。如法国舆地会友马尼爱曾游历成都，并于1897年10月4 日在《巴黎时报》上发表《游历四川成都记》（注：马尼爱《戊戌时期法国人眼里的成都——游历四川成都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877年英国首任驻寓官贝德禄到重庆后， 随即以游历、查看商务名义到成都，后又分途去川滇藏界活动，著有《华西旅行考察记》，发表于英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注：隗瀛涛《四川近代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98页。）。1925—1926年美奈尔逊率“中亚探险队”考察发掘了四川古遗址90多处，发现古文物极多，除一小部分送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外，大部分文物被盗运到了美自然博物馆（注：江右林、王家祐《美帝国主义盗窃四川文物的罪恶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31年哈佛燕京学社派包戈登到川西考察民俗，发掘石器遗址多处，盗去石器几十种（注：江右林、王家祐《美帝国主义盗窃四川文物的罪恶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其次，成都人才出省出国。
除前面提到的“走广商”外，近代成都还有大批人才到外省办事、经商、访问、考察、游历、就学。如1895年参加公车上书的旅京蜀人就有71人，1898年参加北京蜀学会的四川士绅有73名（注：隗瀛涛《四川近代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89页和303页。）。这些外出的成都人不仅将维新思想，而且渐次将资产阶级宪政思想和民主共和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后的科学民主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输入四川成都。
出国的成都人也对近代成都中外学术文化交流贡献突出。成都留学运动出现较晚，直到清末新政以后才有大量的成都人出国留学，并且主要到日本留学。1901年川督奎俊接受来成都访问的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建议，选派了首批官费留日生22名。此后四川留日生逐年增加。据统计，1903年57人，1904年322人，1905年393人，1906年800人， 1911年300人（注：隗瀛涛《四川近代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409页表格。）。清吏估计，到1907年时，“吾蜀留学东瀛者来去合计已千人以外”（注：《四川教育官报》（1907年），第11册。），吴玉章则称四川留日生最多时有二三千人（注：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60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成都籍学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成都地区留日生有96人（注：据《四川游学日本诸生调查表》，《四川学报》第8—9册。），1909年以前成都府属已毕业或因事归国的留日生达253 人（注：《成都通览·成都之学生》。）。
1904年成都留日生和1909年留日归国生分布表
人数 成都县 华阳县 简州 崇庆州 汉州 温江 新都
190420 35 ? 3 ? 6 2
190947 77 14 19 121114
人数
金堂新繁
彭县
新津
双流 郫县 总计
1904 6
3 11 6 2 196
1909 8
6 10 24 11 ?
253
五四以后，随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四川又先后派出了两批留法学生，总计有492人，其中成都籍学生占有相当比例。此外， 成都还有留美、英、德、俄、比、意等国的学生。他们到国外，最初学师范、军事者较多，后逐渐扩展到其它方面。他们中大多数人学成后回国，从事政治、经济、军警及教育文化工作，为发展成都学术文化等事业作出了贡献。比如清末民初时，四川高等教育“都是留日学生在主办……四川军警界的上层人物也多在日本留过学”（注：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又如成都早期电影和话剧均由留日生引进。成都留日生陈某归国时，购买了一部放映机和一百多部纪录短片，1904年在成都玉带桥首设电影院，从此电影艺术被引入成都。民国初年留日生曾孝谷回到家乡成都，组织了春柳剧社，上演在日本排演过的话剧，奠基了成都的话剧艺术。
清末民初时因公因私出国的成都人亦不少。1903年成都人傅樵村以文化代表身份参加日本大阪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并购买了“中国读史大地图”20巨幅和眷写版、真写五色版各一具以及外国书报一大批带回成都，从此开始了成都五色彩印的历史（注：见甲辰《四川官报》第1 册“傅氏图书局出售中国史学大地图股票广告》以及《成都通览·誉版印刷》。）。清末四川商会会长周善培从光绪己亥年（1899）至民国7年（1918）先后7次因公因私去日本考察、访问，聘教习教官，密切地与日人交往（注：周善培《正确对待外国教师和专家——与日人交往回忆》，《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03年川督锡良派胡峻赴日考察学务，胡将日本教育行政、学制规则、学科程级“无不洞悉本原，毕贯条理”，回国后又考察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情况，参酌拟订了四川高等学堂办学规则，为全川仿行表率（注：陆殿舆《四川高等学堂纪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05年川省又派员赴美、日两国“博考东西各项实业学务情形及其学堂办法”（注：《四川学报》乙巳第12册，公牍、奏议。）。胡峻就曾赴美考察，“周稽博访，购材订工”，为川汉铁路修建作筹备（注：陆殿舆《四川高等学堂纪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随出省出国的成都人增多，逐渐涌现了一批学术文化名人，对传播和发展学术文化作出了贡献。宋育仁、吴虞、李劼人、王光祈、周太玄、唐宗海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尊经书院高材生宋育仁，曾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馆二等参赞，不仅留心考察西欧情况，而且喜与外人交流，回国时写成《采风录》四卷。后于北京强学会主讲自强之学，极主学习西方。旋回川创办《渝报》、《蜀学报》和蜀学会，任尊经书院山长，编印《蜀学丛刊》，翻印西欧名著《天演论》等，客居成都至死。
留学日本的吴虞，兼治法学、政治学，回国后从事报刊工作和反孔非儒著述。他明显借用东西方法律和政治哲学思想来揭露、抨击中国封建礼教不合现代社会，他的反孔非儒思想震动了海内外学术思想界。
成都人李劼人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1919年留法，研究法国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史，翻译了法国莫泊桑《人心》、都德《小物件》以及卜勒浮斯特、福楼拜尔、左拉、龚古尔兄弟、罗曼罗兰等人的小说或戏剧，分别发表在国内刊物上，给当时国内文坛和革命青年以重大影响，促进了国人对法国文学艺术的认识，增进了中法文学艺术的交流。
温江人王光祈，1920年到德国勤工俭学，学习音乐学，曾先后在国内发表20种著述，比较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音乐文化。从1927年起，他又开始注意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介绍到西方。1934年获波恩大学音乐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在欧洲获此学位的现代音乐学家。他是中国现代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第一位使者，是我国第一位用比较法研究中西音乐史和中西乐制的音乐家，奠定了我国比较音乐学的基础。
成都人周太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翻译家和诗人。1919年留法，学博物，先后在法国发表许多研究成果，并以中国松滋猴墨解决了细胞器高尔基的染色问题，直至1949年苏联版《下等动物胚胎学》上还在引用他的观点。他在腔肠动物尤其是水母研究方面贡献突出，是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填补了我国水母研究的空白。
唐宗海，四川彭县人，是我国早期学习西医、主张中西医汇通的代表人物。他曾到江南、广东云游行医，扬名海内外，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行世。
三 文化学术交流基地
在清末民初成都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中，除形成了几条文化街外，还形成了两个交流基地，那就是华西协合大学和由尊经书院发展而成的国立四川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是宣统元年美、加、英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联合创办的，目的是加强帝国主义对华西地区的宗教文化输入和侵略，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华西地区的科技文化发展与交流。
据《华西医科大学校史》记载，华大医药学专业不仅向华西地区引进和推广了现代医药学技术，奠定了华西地区医学事业的基础，而且医科还接受过美国及东南亚、香港地区的留学生。1917年设立的牙科更是中国最早设立的牙科专业，为此后全国口腔学科培养了大批人才；并于20年代末起从苏联、匈牙利、印尼、朝鲜等国接受留学生，成为中国最早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单位之一；它的毕业生可与美、加各国毕业生在进修上竞争。其创办的《中国药学会杂志》和《华西牙医》都是全国性学术刊物，担负向国内外交流学术的任务。1931—1932年华大教授刘延龄在加拿大作的《关于饮食与龋齿的关系及钙、磷和丁种维生素的重要作用》报告，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医科侯宝璋对病理学的研究，陈耀真、蓝天鹤、彭莹华、郑元瑛等关于饮食营养代谢方面的研究，都曾获得较高的评价。同时华大是最早将中医药介绍于世界的单位之一。华大自创办起就十分重视对四川中药材和中医牙科的研究，刘延龄甚至断言关于牙医的记载最早见于《黄帝内经》。30年代初期医学院院长莫尔斯还将针炙技术以图文并茂的长篇论文对外作了介绍，并在美国出版《中国医学》。
在农艺和生物学方面，华大也有自己的成果。1921年丁克生来华大后，开始饲养荷兰良种奶牛，并以纯种奶公牛与中国黄牛杂交；后又与李明良、黄勉合作，将引进的良种奶山羊与本地羊杂交，将良种鸡（来杭、落地红、澳洲黑）与本地良种鸡杂交；又引进和嫁接无核橙、柠檬、柚、柑橘、桃子、麻皮萍果等良种水果，并对土豆、瓜、玉米、燕麦等农作物选育良种，均成效显著。华大生物系还对四川和华西地区的自然资源作过多方面调查，到1950年时累积标本达3万余件， 并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两栖类标本不仅国内居先，在世界上也算是丰富的。华大对熊猫也早有研究，还以藏文“潘达”命名，30年代初还存有熊猫标本。1911年华大还在四川发现了存在1800万年的水杉品种，并将其种子和剪枝送到美哈佛大学，水杉即在美、加许多地方生长起来。
华大把数理化作为建立现代科技的基础，并为四川和华西地区培养大中学师资；同时也重视应用研究，为发展四川制糖、造纸、染色、制革、现代机械仪器的修制等技术作过许多工作。30年代徐维理就曾在华西推广英国纺织染色技术，专门开办了技术培训班。华大天文数学家李晓舫曾到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研究，受赠荣誉博士，1932年在法国发表了《造父星光关系的零点测定》等著作。
华大文科担负了吸收西方现代文化学术和向外介绍我国历史文化的任务。从20年代起向国内外发行的《华西边疆学会杂志》，就是向外介绍华西地区文化的重要杂志。如80年代我省开发出的九寨沟、黄龙寺等，早在1925年时该杂志就有考察文章对外介绍。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李安宅曾应邀赴美讲学，并由耶鲁大学出版了其所著《萨氏宗教制度之研究》一书的英文版，他还在美开设中文学习班，促进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1926年华大设立中国文学系，以“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兼收罗古物评确考证，贡献于海内外”。文学院院长罗忠恕曾两度出国考察、研究和讲学，并与牛津剑桥等大学著名学者组织东西文化学社，交流文化学术。
华大又是外国文化侵略的据点。 正如加拿大籍教授客士伦（C.R.Carscallen）所说：“要发展一个最完备的高等学府， 使西部各省的学生不必远到外国去留学，就可以学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科学，这些科学都将在这个大学里被基督教精神所渗透……人们将受到这高尚的理想的灌输，这就是创立者的宗旨。”（注：转引自《华西医科大学校史》。）除中国文学课程外，凡西籍教授所主讲的学科极大多数直接用英语讲授，学科内容亦均以英美教本为主。此外还规定学生必修宗教课程，必须参加宗教礼拜。华大教师一向以西籍教师占绝大多数，1910—1937年西籍教师有152人，其中加73人，英16人，美55人，比1人， 不明者7人。中籍教师极少，直到1936年中外籍教师才各占一半（55人）。除此而外，华大还被列强当作对中国西部文化进行掠夺的据点，我省和西南地区的许多文物古迹和稀有动植物都曾遭到华大及其协助的外籍专家的盗掠。仅华大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就盗掘了乐山、广汉等处大量古迹古墓，盗走600余件殷周时代玉、石器，运到美国（注：江右林、 王家祐《美帝国主义盗窃四川文物的罪恶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21—1938年他还为美国家博物馆搜集动物标本40余万件，新品种244 种（注：叔轩《美帝传教士是四川文物的盗窃犯掘墓贼》，《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华大还协助西方政府派来的专家、考察团的盗掠活动，英韦尔恩就曾得其帮助，留川达8年， 为英美搜集我省大量植物标本，仅为英伦敦植物园就搜集了1.5万种植物标本。 现在美国纽瓦克博物馆的西藏文物，美国会博物馆的摩些文经典、仲家文经典和全部西藏文藏经，都是通过华大协助盗取的（注：叔轩《美帝传教士是四川文物的盗窃犯掘墓贼》，《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1874年张之洞来川创办的省城尊经书院，后来发展为四川高等学堂、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都是成都的文化学术中心和对外学术交流中心。尊经书院（1874—1902）一创办，张之洞就手订其章程，将经世致用思想立为办学宗旨，并邀今文经学家湘人王闿运为山长，从而使复兴后的蜀学浸润了经世致用思想。其培养的高材生宋育仁、廖平更将其师的思想发皇光大，推衍出“托古改制”思想，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影响及于康梁。清末新政时期在尊经书院基础上创建的四川高等学堂（1902—1912）更是监督胡峻考察参酌日本和京师大学堂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先后聘请海内外专家来校任教，外国教师就有21名。国立成都大学（1916—1931 ）， 尤其在张澜主校期间（1926—1930），主张打破省界国界和旧有学派界限，提倡学术、思想和信仰自由，因而国内外专家云集成大，多种专业学会和专业杂志创办，其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国立四川大学（1931—1950）在任鸿隽任校长期间，更是学科门类齐全，中外专家云集的国内有名高等学府和学术交流中心（注：《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四 形成中外学术交流的原因
首先，四川众多的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胜迹和西南地区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是成都开展对外文化学术交流的客观条件。华大创始人毕启就曾指出：“冰川运动在美洲大陆和欧洲毁灭了很多植物和动物，我们只能从发现化石中知道它们。而在华西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西北高山横断山脉使这个地区具有亚热带的气候，既有很潮湿的地方，也有相当干燥之处，谷深山高使各种动植物能生存下来，这在地球上是个非凡的地方，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等的宝库。”（注：转引自《华西医科大学校史》。）正是因为成都和西南地区别具一格的历史自然条件，吸引了外国人以成都为中心创办学校，到此游历，进行科学考察、研究，发掘、搜集文物，采集标本，与本地学者交流。
其次，近代成都及各高校的发展也为对外学术文化交流准备了一定条件。第一，随尊经书院和各高校的陆续创办，成都学术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逐渐赶上国内外先进地区，为对外学术文化交流提供了主观条件。第二，近代成都不仅有大量留学生、考察者出省出国，而且成都还接待了各类来蜀海内外人员，尤其是各高校延聘的大量中外学者和招收的海内外学生，对近代成都引进现代科技和学术，进行学术交流以及将研究成果向国内外介绍和推广，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中外学者共聚成都，组织和参加国内外学术团体，如华西边疆研究会、东西文化学社等，为获取、传递学术信息和研讨学术提供了机会和便利。第三，成都文化市场在近代时期的发展，出版渠道的畅通，尤其是高校学术刊物的大量出版，为学术成果的出版与交流提供了方便。 据统计， 华大至1949年时先后创办过30多种刊物，尊经书院到国立四川大学也有自己的出版局及几十种刊物，有的还以中英文同时向国内外发行。第四，川大和华大的各种专门研究、实验机构，良好的仪器设备，为科研成果的取得、应用和推广提供了条件。第五，近代成都相继建立的各类图书馆和高校博物馆也为科研和学术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自1900年傅樵村于桂王桥北街建立图书局（注：孙少荆《一九一九年以前的成都报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以后， 民国元年成都市立图书馆于少城公园设立，藏书5615种，中文123421卷，日文131卷，西文532 册； 1934年馆藏中西文图书达166000册。民国18年（1929）省立中山图书馆成立，至民国23年藏书约55300册。国立川大图书馆至民国25 年（1936）藏书达92755册。私立华大图书馆民国16 年以前更是全国有名的图书馆之一，藏书达112640册（注：严文郁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台北枫城出版社1983年印行，79—80页、103—105页及134页。）。甚至华阳县立中学藏书亦十分丰富，民国7年藏书达2 万余卷（注：《民国华阳县志·学校》，民国23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