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历史主义与整合主义的新发展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政党论文,新发展论文,主义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6-0053-06
国内学界对国外政党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国别研究和问题研究的方法，而较少使用理论化的科学分析或规范分析。实际上，西方政党理论本身是发展的得比较完整的，并且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国内学界对西方政党理论的关注和引介仍显不足。在西方政党理论中，政党类型学(Typology)是它的一个基础部分。西方学术界对政党类型学的研究也比较丰富。国内对西方的政党类型学研究已经有一些翻译和评介，如张小劲的研究[1]。本文试图对西方政党类型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并对这些理论发展进行评述。
一、组织学与功能主义：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路径
最早对政党分类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他的开创性研究构成了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组织学路径，这一路径主要以政党组织的规模以及政党与次级团体的关系为维度进行分类。迪维尔热从组织学视角出发将政党分为干部型政党(cadre parties)和群众型政党(mass parties)。干部型政党主要由少数享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政治精英组成。这类政党往往是国会议员及其政治网络的松散政治联盟。而群众型政党则拥有健全和完整的政治组织，通过对社会的动员而形成较大的组织规模，而且在政党组织之外还紧密联系着许多次级公民社会团体，譬如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工会、农会等[2]。意大利学者安杰洛·帕内比安科(Angelo Panebianco)提出了更为学理性的组织学分类，将政党分为群众官僚型政党(mass-bureaucratic parties)和选举职业型政党(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ies)。群众官僚型政党与迪维尔热的群众型政党内涵相仿，增加“官僚”这一后缀更清晰地表述了群众型政党组织完备的内涵，即强调政党形成了像政府一样的官僚组织结构。选举职业型政党则是试图描述20世纪中后期的政党组织变迁，即政党越来越像一个选举机器。一方面，政党抛开传统的政党组织和意识形态动员，而通过雇佣公共关系专家和民调技术人员，运用媒体技术进行动员；另一方面，政党领袖以及党内的公职候选人越来越多地直接通过媒体与选民沟通，政党组织结构从金字塔结构向扁平结构转变[3]。
另一种路径的开创者是同时期的美国政治学家西格蒙德·纽曼(Sigmund Neumann)，他开创了政党类型学研究的功能主义路径，这一路径主要以政党追求的具体目标和承担的相应政治功能为维度进行分类。纽曼以这一视角将政党分为个体表达型政党(parties of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社会整合型政党(parties of social integration)和完全整合型政党(parties of total integration)。个体表达型政党的功能主要限于对具体社会群体利益的表达。社会整合型政党拥有健全完整的组织，并向党员以及追随群众提供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服务，而党员和群众则以会费或志愿活动来回馈政党，这样政党将党员和群众融入了以政党为中心的社群。完全整合型政党则致力于执掌政权或者激进地改变社会，往往要求其党员对政党的高度认同和无条件服从[4]。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卡雷·斯特罗姆(Kaare Strom)和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沃林茨(Steven B.Wolinetz)的研究是功能主义路径的另一类发展。斯特罗姆认为，政策、选民和公职是政党竞争行为的三种功能取向。虽然政党在行为时往往综合考虑这三种功能取向，但总是对某一种取向有相对稳定的选择偏好。根据其对这三种取向的选择偏好，斯特罗姆把政党分为追求政策型政党、追求选民型政党和追求公职型政党三类[5]。沃林茨在斯特罗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操作化和实证化的研究。沃林茨采用四个指标来进一步区分这三类政党：内部政策辩论、选举过程、政策立场和政策支持基础。追求政策型政党在内部政策辩论中花费人力和物力较多，政党成员对政策辩论的参与度较高，政策在选举过程中的作用显著，政策立场也比较稳定，支持政策产生的相关研究机构也比较发达。北欧的社会民主党、欧洲的多数新左翼政党和自由党、欧洲的部分基督教民主党和极右翼政党都属于追求政策型政党。追求选民型政党将更多资源花费在选举过程之中，政策制定主要集中在领导层，选举中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变动性以适应竞选战略的要求，政策立场缺乏长时期的连贯性，支持政策产生的研究基础也较为缺乏。加拿大和美国的政党、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政党、德国的基民盟等都属于追求选民型政党。追求公职型政党在内部政策辩论、政策立场和支持政策基础等指标上的特征与追求选民型政党类似，但在选举过程这一指标上却表现出与追求选民型政党明显不同的特征。追求公职型政党更为忽视政策议题在选举中的作用，更加偏好低风险战略，在对新选举手段的运用上也要逊于追求选民型政党。意大利的多数政党(包括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自由党)和荷兰的基督教民主党等都属于追求公职型政党[6]。
根本而言，组织学是一种理性主义路径。理性主义是一种微观的个体分析，以个体的行动为中心，以个体的利益需求为动力。政党类型分析的组织学路径使用理性主义的分析假设，试图发现政党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和理性结果。理性主义路径下政党类型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用政党组织来解决公民的集体行动问题。理性主义关注的重点是个体选择的聚合，而政党类型学的组织学路径试图找到个体选择聚合最为合理的组织边界，即精英型政党还是群众型政党是表达公民个体意愿的最佳规模。功能主义路径的实质是结构主义分析。结构主义是一种宏观的整体分析，以整体的环境为中心，以整体的社会变迁为动力。从结构主义出发，政党类型学的功能主义分析暗示，政党的功能是政党所处社会结构的客观结果。功能主义分析更为关注政党所处系统中党员或社会活动分子、政党组织或社会团体、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间的动态关系。
二、历史主义路径
最初尝试历史主义路径的是卡茨和梅尔。在1995年论文《政党组织与政党民主的变迁模式：卡特尔政党的出现》中，卡茨和梅尔吸收了迪维尔热关于干部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的界分以及德裔美国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关于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的论述[7](p177-200)，再加上自己提出的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政党变迁模式来描述两百年来的政党发展史。卡茨和梅尔的“四阶段政党类型”分别为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卡茨和梅尔认为，精英型政党的存续时间主要是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初期，其社会背景是有限普选权的开放，政党组织的规模较小，政党成员精英化程度高，政党资源的主要来源是政党成员的私人联络，政党运作的特点是政治精英的局部社会动员，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目标是分配特权。群众型政党的存续时间主要是1880年到1960年，其社会背景是大众普选的推动，政党组织规模较大，政党成员的社会普及程度较高，某一意识形态是构筑该类型政党认同的基础，政党资源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党费或捐赠，政党运作的特点是人力密集型的整体社会动员，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目的是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全方位政党的存续时间主要是1945年到现在，其社会背景是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政党组织的规模趋于缩小，政党向所有阶层开放，党内的异质化程度提高，政党资源的主要来源是社会捐赠，政党运作的特点是人力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结合，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目的是推动社会的渐进改良。卡特尔政党的存续时间主要是1970年至现在，其社会背景是政党与国家的结合，政党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小，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模糊，强调党员的个人化而非有组织的整体，政党资源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补贴，政党运作的特点是资本密集型，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目的是将政治作为一种职业[8]。
在这篇论文中，卡茨和梅尔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卡特尔政党概念以及将卡特尔政党作为政党发展过程的第四种类型。尽管卡特尔政党概念的提出最初引发了一些学术争论[9]，但西方许多从事政党研究的学者还是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和实证测量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将这一概念作为政党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似乎会产生更大的学术争议，其原因是卡特尔政党和全方位政党在概念内涵上有一定的重合和交叉。基希海默尔曾对全方位政党的特征有过深刻的描述：“一、政党意识形态包袱的急剧减少；二、高层领导群体的地位巩固与否，不再以其是否能实现政党的目标为依据，而是看其是否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三、个体成员所起作用的降低；四、淡化自身的阶级属性，淡化自己的特定社会阶层或宗教派别的出身，鼓励从各种人群中尽可能多地吸收拥护者；五、确保与各种不同利益集团都有往来，并通过这些利益集团来争取选举上的支持”[7](p190)。基希海默尔关于全方位政党内涵的某些描述完全可以适用于卡特尔政党。譬如，第二点的核心含义其实是“政党与国家的结合”，第三点的潜在含义就是“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模糊”，第五点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将“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全方位政党与卡特尔政党并无本质的差别，而只是程度的差别。卡特尔政党是全方位政党的一种极化。而且“卡特尔”一词在政党研究中的使用也并非卡茨和梅尔的首创。基希海默尔在其1957年《议会政体中反对力量的消失》一文中，就描述了三类政治卡特尔：政党间卡特尔，国家-政党卡特尔(state-party cartel)以及政党、国家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卡特尔。基希海默尔的“国家-政党卡特尔”是指政党逐渐疏远其与社会的联系，同时日渐融入国家，将政治变成由职业政治家们主导的国家管理活动[10]。“国家-政党卡特尔”与卡茨和梅尔的卡特尔政党概念就内涵而言非常接近，而且在分析时，基希海默尔将这一概念与全方位政党联系起来分析。因此，完全辨明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之间的区别，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工作。
使用历史主义路径对政党类型做进一步研究的是荷兰学者安德·库维尔(André Krouwel)。库维尔以卡茨和梅尔的政党发展四阶段为基础，吸纳英国学者乔纳森·霍普金(Jonathan Hopkin)和意大利学者卡泰里诺·保罗西(Caterina Paolucci)最新提出的商业公司型政党(business-firm parties)概念[11]，而将政党类型分为五组：精英型或干部型政党(elite or cadre parties)、群众型政党、全方位选举主义政党(catch-all，electoralist parties)、卡特尔政党和商业公司型政党。在政党类型的时间界定上，库维尔进行了略微的调整，如卡茨和梅尔将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的存在时间界定为“19世纪”、“1880-1960”、“1945至今”、“1970至今”，而库维尔则调整为“1860-1920”、“1880-1950”、“1950至今”。库维尔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在历史维度之外使用起源、选举、意识形态和组织等四个维度来更加清晰地界定五大政党类型的特征；第二，将霍普金和保罗西的商业公司型政党作为政党发展的第五种类型。从逻辑上，政党的商业化趋势早在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中就部分表现出来，譬如，这两类政党在政治竞争活动中对资金的高度依赖，因而，商业公司型政党似乎是这两类政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然而，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政党实践来看，仅仅是意大利贝鲁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和泰国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符合商业公司型政党的特征。并且这两个案例也会遭人诟病。意大利力量党已经更名，而且其政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都在向传统的群众型政党或全方位政党部分转型，而泰爱泰党则已经在泰国的动荡政局中消失，继承了其遗产的人民力量党仍然需要面对极不稳定的政治秩序。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将商业公司型政党作为政党发展的第五种类型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质疑。
那么，哪一种类型更适合作为政党的第五种类型呢？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与传统政党相区别的两类新型政党——新左翼政党和极右翼政党在欧洲政坛上愈加活跃。按照意识形态的分野，新左翼政党和新右翼政党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政党，但两者却在反政党体制特征、体制外动员方式、正式组织建设的缺乏、成员边界的模糊和意识形态的极端性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性。基于这些相似性，西方学者往往把这两类政党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譬如，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波甘克(Thomas Poguntke)称这两类政党为新政治政党(new politics party)[12]。比较学理的称谓是基茨凯尔特提出的运动型政党(movement parties)。基茨凯尔特认为，这两类政党都是欧洲新社会运动的产物，只不过两者分别处在意识形态的两端。新左翼政党由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和民权运动等发展而来，而新右翼政党则从反移民运动、反欧盟运动等发展而来[13]。从政党政治发展的现状来说，将运动型政党或新政治政党作为政党发展的第五种形态似乎更符合西方政党实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前四种政党类型都是该时期政党的主流形态，而且各种类型之间存在一种递次的演进路径，即政党从议员为中心的精英型开始发展，然后构建严密的政党组织和刚性的意识形态，其次弱化基层组织和软化意识形态立场，最后与国家结成卡特尔。但这种线性逻辑会与第五种新增加的类型相冲突。第五种类型只是一种新型政党，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虽然这种新型政党的产生反映了政治社会发展的某种新潮流，其部分特征正在被主流政党所吸收，但也只是政党类型中的非主流，很难会成为未来西方政党的主导类型。新型政党如果希望获得执政地位，仍然需要部分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政党的特征。因此，将何种政党作为政党发展的第五种类型，这仍需要进一步地探讨。
历史主义路径的优点在于其理论框架的清晰和简洁。“政党发展四阶段”或者“政党发展五阶段”的理论框架是比较抽象和凝练的。如果这些历史分段描述是准确的话，这几个精练的概念就可以把世界政党两百多年的历史概括出来，而且便于人们在研究和分析世界政党问题时演绎地运用这些理论。然而，西方政党研究的历史主义路径也存在两个结构性的问题：第一，欧洲中心主义假设与亚非拉国家实践的冲突。西方政党类型学的发展主要基于欧洲各国(严格说是西欧各国)的政党实践，就连美国的案例都被认为是特殊主义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假设倾向最为显著地反映在各政党类型的存在时间的界定上。无论是卡茨和梅尔的时间界定，还是库维尔的时间界定，都是基本按照欧洲政党发展的时间来判定的。譬如，在亚非拉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中，精英型政党仍然是主流的政党形态，群众型政党或全方位政党仅仅是近年来政党转型的目标。这些亚非拉国家的政党实践可以很容易地证伪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政党阶段分类。第二，线性发展逻辑与政党发展多元性的冲突。历史主义路径暗含了一种线性发展的逻辑，即一般而言政党总是会按照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商业公司型政党(或是运动型政党)的演进路径发展。如斯大林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一样，这种线性逻辑让人印象深刻，便于分析实际问题，但很容易受到政治发展实践和多元主义者的质疑。如同各国的社会发展有其独特性一样，各国的政党政治发展也有其独特性。这种线性逻辑的假定必然与实践发展的非线性产生冲突。
三、两种整合主义路径
本文所谓的整合主义路径，就是在研究中整合使用多种研究路径。譬如，上一部分，库维尔在历史主义路径分析中增加了四个维度以求更为清晰地描述五大政党类型的特征，这也可以算作一种整合主义的尝试。但库维尔的分析是以历史主义为主的，所以本文把他的研究还是归在历史主义路径中。具体来看，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中的整合主义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试图整合组织学和功能主义这两大传统路径，另一种则试图建立历史主义与组织学的二维分析框架。
最早尝试第一种整合路径的学者是基希海默尔。基希海默尔试图整合组织学和功能主义两种传统路径，并以此提出一个政党类型的四分法：个体表达型的资产阶级政党(bourgeois parties of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阶级群众型政党(class-mass parties)、宗教群众型政党(denominational-mass parties)和全方位人民党(catch-all people's parties)[7](p177-200)。在这个四分法中，基氏的组织学路径运用的是迪维尔热的干部型/群众型政党分类，再加上自己提出的全方位政党。其中，基氏用“资产阶级”一词来指称“干部或精英”的含义。基氏的功能主义路径运用主要借鉴纽曼的个体表达型、社会整合型和完全整合型三分法。同时，基氏用“群众型政党”一词来替换“社会整合型政党”，用“人民党”一词来替换“完全整合型政党”。经过基氏的整合，政党的组织学路径和功能主义路径完美地结合在这一四分法中。
第二种整合路径的尝试者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和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他们主要从历史主义和组织学的二维视角来整合政党类型学的研究。一方面，冈瑟和戴蒙德以历史主义路径为维度，将政党分为精英型政党、基于群众的政党、基于种族的政党、选举主义政党和运动型政党五类。这五类中的三类如精英型政党、基于群众的政党和选举主义政党是历史主义路径已有研究中基本得到学界认可的政党类型，而基于种族的政党和运动型政党则是冈瑟和戴蒙德新加进去的政党类型。另一方面，冈瑟和戴蒙德则同时用历史主义和组织学两个维度把这五大类政党再进行精致的划分，共分出15种政党子类型。事实上，冈瑟和戴蒙德在进行子类型划分时还运用了其他维度，如把基于群众的政党分为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三类，这一划分实际运用了意识形态维度。当然，冈瑟和戴蒙德用历史主义逻辑争辩说，这三类群众型政党有其明显的历史出场顺序，分别在20世纪初、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四五十年代出现。
冈瑟和戴蒙德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部分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政党类型学研究传统。冈瑟和戴蒙德考虑了大量非西欧政党政治的因素，如对民族主义政党、种族主义政党、庇护型政党和原教旨主义政党的关注，这些政党类型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中较多出现的。第二，精细的类型划分几乎包括了政党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类型。譬如，群众型政党是一个宽泛的指称，基希海默尔用阶级群众型政党和宗教群众型政党来对这一概念进行细分，而冈瑟和戴蒙德的努力要远超于此。首先，两位学者将群众型政党分为社会主义群众型政党、民族主义群众型政党和宗教群众型政党三类，然后，社会主义群众型政党又分为阶级-群众型政党(主要指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列宁主义政党(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政党)，民族群众型政党又分为多元民族主义政党(有民族主义诉求，但不排斥其他政党的存在，如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主要指激进的法西斯政党和新法西斯政党)，宗教群众型政党又分为宗派性政党(denominational party，主要指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和原教旨主义政党(极端的宗教群众型政党，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14]。
当然，冈瑟和戴蒙德的历史-组织二维整合路径也存在如下局限性：第一，冈瑟和戴蒙德将历史作为其分析的维度之一，而其对各政党类型的起始时间界定仍然存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为了避免更多的争论，冈瑟和戴蒙德将各政党类型的时间范围界定转化为起始时间界定。因为当许多政党类型在西欧已经完结或转向其他类型时，在其他地区还只是刚刚开始发展，所以，两位学者只界定起始时间是希望避免欧洲中心主义。但从时间界定的结果来看，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仍然是无法抹去的。第二，冈瑟和戴蒙德建立的理论模型过于复杂。理论的要点是精要和凝练。冈瑟和戴蒙德将政党类型划分为五大类和十五小类，每一小类之间都存在精细的差别，其中一些之间还存在交叉或紧密联系。了解清楚这一如此繁杂的理论体系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更不用说还要用这一理论体系来分析现实中的政党政治问题。
四、结论
西方政党类型学的传统路径是组织学和功能主义。组织学路径沿袭了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将政党组织视为根据外部价格变化解释行动的、意图性明显的理性计算工具。组织学路径很容易被批评为一种机械行动主义的主体性观点。功能主义路径把政党视为满足社会结构中一定功能的工具。功能主义的政党类型学导向一种结构宿命论、一种铁笼式决定主义，而缺乏行动中的个性和自我意识。组织学的实质是理性主义，而功能主义的实质是结构主义。这两类类型学路径都偏重普遍性和概括性。
西方政党类型学的新发展主要在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的路径上展开。历史主义试图发展一种线性的通则解释。然而，历史主义又包含了对每一阶段的个体性阐释。通则努力导致了欧洲中心论的倾向，而个性描述使得研究者对其特征的总结多有诟病。整合主义的产生源自对单一维度分析的不满。整合可以避免和消减传统分析的一些缺陷，如冈瑟和戴蒙德的整合路径部分地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但是，整合之后还有进一步提炼和归纳的问题。冈瑟和戴蒙德的理论模型过于复杂和精细，越来越接近现实，也越来越远离理论的抽象。总体而言，历史主义更强调发展性，而整合主义则偏爱复杂性。与前两种类型学路径相比，后两类更多偏重个体性和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类型的划分主要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即基于政党的阶级基础，将政党主要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15]。这种分类有其深刻性，是我们进行政党研究的基本范式。在新的时期，仍然需要坚持这种范式的主导性。但同时，借鉴西方政党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也是必要的。西方政党类型学试图对政党发展中的一些普遍规律进行捕捉。譬如，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群众型政党容易形成，而当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群众型政党容易向全方位政党转型。这一规律对于理解西方政党发展的特征是有意义的，同时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变化也是有帮助的。从建党伊始一直到20世纪末，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群众型政党的动员模式，这体现在与特定阶层联结(工人阶级)、正式组织建设(党支部建设、拥有正式党员和强调组织纪律性)和意识形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方面。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逐渐吸纳一些全方位政党的特征。例如，在社会基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组织建设方面(对党员参与权利的强调)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因此，我们目前在探索党建科学化方面，可以学习和参考西方的大党和老党在从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先进经验(多数这些政党在转型之后都巩固了执政地位)。当然，由于西方政党和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大不相同，所以对西方政党的经验也不能一味照搬和全盘吸收，而只能对其精华部分进行批判的、客观的和因地制宜的借鉴。
注释：
①本论文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2010年学术年会并评选为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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