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西方文论展望：文化研究与生态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新世纪论文,批评论文,生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3)04-0114-06
一、20世纪西方文论的简单回顾
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丰富多彩，发展迅速，高潮迭起，更迭频繁，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以前的文论，成为西方20世纪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西方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哲学上的人本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其根本特点是把人本身当做哲学研究的对象、出发点和归宿，旨在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索世界的本原。这一哲学思潮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批评，因此涌现出了人本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如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表现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现象学、存在主义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等流派。这些批评流派都基本上以人为本，例如象征主义诗论非常重视人的个性、个性的心灵活动和精神活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重视“无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则高扬人道主义的大旗，把人的自由作为人的本质。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则非常重视主体的艺术和审美经验在文学阐释和艺术审美中的能动作用。科学主义，是以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世界的哲学理论，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文论中涌现出来的批评流派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这些批评流派受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强调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揭示文学的“文学性”——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结构、语义，注重揭示文学文本表层结构底下的深层结构或意义。
20世纪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家转移到重点研究文本，其标志是二三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崛起。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标志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文论的兴起，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阐释学，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崛起，把这次转移逐步推向高峰。
当代西方文论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第一是非理性转向，这主要反映在人本主义文论中，这类文论深受19世纪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唯意识论的影响，把文学批评的目光从传统的理性原则转向长期以来一直被人所忽视的非理性方面，如表现主义批评对直觉的重视、精神分析批评和原型批评对潜意识领域的开拓等。二是语言论转向。它主要表现在科学主义文论中，这次转向受20世纪兴起的语言哲学和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将文学批评的重点放在了文本的语言、语法、修辞、格律、文体、风格、结构等“内部规律”的研究上，反映出文学批评由所谓外部研究“向内转”的倾向，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等，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第三是文化学转向。这一转向发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侧重语言形式的文学批评已开始越过它的全盛期，人们逐渐感到了这种文学批评的弊端，于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们开始抛弃以语言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而转向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条件、社会语境、物质基础”[1]的研究。体现这一转向的有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文论、当代女性主义文论及近几年新崛起的文化研究等。这表明，当代西方文论走上了一条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最后又回归外部研究的道路。
二、新世纪西方文论展望
1.文化研究
上文提及当代西方文论的第三次转向时，笔者曾提到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20世纪末以来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它将成为新世纪的显学之一，在新世纪将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是由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及文学研究的特色所决定的。
文化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一个范畴，有时与文明同义。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迄今为止，还无人为它提供一个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从研究对象上看，文化研究的内容涉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人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杜灵(S.During)在他编选的《文化研究读本》的导言中指出：“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3]罗纲、刘象愚在其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中简单勾勒、归纳了文化研究的五大倾向：(1)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当代文化。(2)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4)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4]。
文化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一批理论家。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以及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均是其奠基之作。
文化研究虽然在学科之间游走，但也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第一是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文化研究者力图把它建设成充分自律的学科门类。“多元文化主义”是其中的有代表性的理论表述。研究者把研究的视角和兴趣拓展到阶级、种族、性别、民族性、文化身份等方面，例如，1990年在美国召开的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对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特征、目的、范畴和方法进行了辩论和论证，并对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作了以下归纳：(1)文化研究的历史。(2)社会性别和性。(3)民族性与民族特征。(4)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5)种族与少数民族。(6)大众文化及其对象。(7)自我认同政治。(8)教学法。(9)美学的政治性。(10)文化与文化机制。(11)民族志与文化研究。(12)学科政治。(13)话语和文本。(14)科学、文化和生态系统。(15)重审历史。(16)后现代的全球文化[5]。文化研究反对对于任何文本的封闭式阅读及某一视角的解读，它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时期将特定的方法综合进自己的研究，“任何方法都没有什么特权，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任何方法”[6]。由此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由注重语言论的内部研究转向面向文化的外部研究，研究对象也由经典文学或精英文学转向处于边缘的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第三世界文学、通俗文学及大众文化等。
文化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批判性与政治性。文化研究注重讨论各种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即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中的权力运作对文化实践的影响，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使命就是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文化是如何表现自身和受制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它致力于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道德评价”或批判，旨在促使社会和文化的重建与批判性的政治介入。文化研究关注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它不把现存的社会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群体之间的等级秩序看成是天经地义的，质疑长期以来广为接受的普遍真理，反对文化霸权。例如，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着重阐明西方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深层次上是一种权力关系。西方的思想文化坚持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用西方模式支配世界文化，将非西方的传统文化边缘化，予以排斥。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注意到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做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面对这种后殖民文化霸权，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或他者的“他者”）的文化身份成为一种特异的文化表达，以打破第一世界文本的中心性和权威性，进而在后现代与后殖民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清新、刚健的风格，以及走向世界的新的可能性[6]。再如女权主义文论，批评重点是向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挑战，质疑男权主义文化建构的“真理”、“常规”，反思父权制中心文化长期以来给人们造成的病态思维，争取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勒在其名著《性政治》中指出，男子应该有侵略性、主动、勇敢、意志坚强等，而女子应该温顺、被动、怯弱、多愁善感等长期以来已被社会接受为天经地义，但这实质上无非是男权主义压抑、控制女性的结果，本身是不公平的。由此我们联想到，关于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划分、关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实质”等都是人们建构的，都是不公平的、不真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是值得质疑的。文化的批判性也决定了它鲜明的政治色彩，即它的政治性。文化研究是弱势群体用以抵制其受支配地位的场所，它为被剥削者辩护，代表被压迫的、被支配的个体与群体的声音，为失语的人们及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
文化研究从其发源地英国影响到欧洲及北美，又传播到亚洲，其传播速度之快和影响范围之广可谓壮观。这不仅是由文化研究自身的特性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文化研究发展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出现了文化上的趋同现象，但同时也使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更加激烈，从而导致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大众传媒对全球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化研究的问题正是世界各国文化建设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它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因而具有超越国界的共性。
2.生态批评
新世纪另一种全新的批评理论——生态批评近几年发展迅速，方兴未艾。简言之，“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问”[7]。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父权制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一样，生态批评从以地球为中心的视角进行文学研究。
生态批评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针对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迅速做出反应。作为自然与灵魂之间的精神通道的文艺也迅速做出反应。名目繁多的环境文学如“大地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环保艺术”等以高度的热情表现出对自然生态的绿色关怀。如美国女记者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以痛切的感受、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事例，揭露并控诉了曾获诺贝尔奖的杀虫剂DDT如何扼杀了人类生存环境中的生机，从而把一个生机盎然、鸟语花香的春天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荒凉死寂的春天。生态文艺作品异军突起。文学批评家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们开始考虑文学研究的“绿化”问题，开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文学研究的批评视角。
其次，生态批评的崛起是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到了20世纪末，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都意识到了各自的盲点，二者试图走向融合。生态批评的出现，为两者的融合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结合点。生态批评把文学批评放在地球生态圈这一大语境下，以其独特的生态批评视角和对全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而充满生机和活力。它的宽泛性和开放性使它与现存文学理论交叉结合起来，使文学研究走向更加广阔的生态学视野。于是，生态批评的浪潮开始兴起。生态批评的主潮在美国。美国的环境文学研究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3年，生态文学研究成为公认的批评学派。
人们认为，女性、自然、艺术三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同一性。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都认为，男性对于女性的奴役，是从人类对于自然的奴役开始的。男性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有着同一性，女性危机、生态危机乃至社会的道德危机之间是同步的。为了清楚起见，我们联系女性主义批评，来描述生态批评的批评方法。和女性主义批评通过寻找女性缺席，揭露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相似，生态批评通过寻找文学作品中自然的缺席，考察自然在文学中的再现，揭露人们对自然的熟视无睹和肆意破坏，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怜悯、同情、理解和尊重，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女性主义批评寻找女性主义文学传统、重新阐释女性文学作品一样，生态批评通过恢复面向自然的写实文学传统，重新发现、重新评价作家及其作品，分析评价作家及其作品中体现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起到唤醒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作用。和女性主义批评提出文学话语内部的性别和性的象征结构的基本问题一样，生态批评通过考察物种的象征结构，质疑西方思想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论，提出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诗学和深层生态学的理论观点，建构自己的理论。
生态批评的未来充满希望，它的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以生态保护为中心，引导人们关注环境问题，以唤醒环境保护意识。它的诞生，标志着除了种族、阶级、性别外，自然环境已成为一种新的批评范畴，表明文学研究不仅跨越了其他的人文学科，也跨向了自然学科。生态批评把文学批评放在地球生态圈这一大语境下，以其独特的生态批评视角和对全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而充满生机和活力。它的宽泛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使它与现存文学理论交叉结合起来，使文学研究走向更加广阔的生态学视野。近年来，生态批评家注意从现存文学理论中汲取营养，以促进和完善这种批评理论。例如，生态批评已经和女性主义批评结合起来，产生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理论话语，其前提是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对自然界主宰之间的联系。它把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和对待女性的态度与父权制中心文化联系起来，将自然和女性同视为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这必将使我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中心文化在环境和性别上已经给人们造成的根深蒂固的病态思维，从而使经典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调整和重新阐释，这正是生态批评的魅力和生机所在。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将使文学更好地发挥“人学”功能和社会功能，达到塑造人、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矫正人们的灵魂和观念，呼吁人们创造出对自然更为合理的空间，以保持现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从而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达到高度的协调和统一，从而为缓解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文化研究和生态批评将在新世纪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当前的文化研究可谓异军突起，轰轰烈烈，该方面的著作不断问世。例如夏之放等主编的“当代审美文化书系”包括陈刚的《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夏之放的《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等，周宪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潘知常的《美学的边缘》，李西健的《重塑人性》，陈学明等的《社会水泥》，陆俊的《重建巴比塔》，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戴锦华的《隐形书写》，金元浦、陶东风的《阐释中国的焦虑》等。金元浦主编的“当代文化批评丛书”，包括陈晓明的《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的表达》、王岳川的《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周宪的《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王一川的《杂语与沟通：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程光炜的《雨中听枫：文坛回忆与批评》、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等。文艺研究译著更是走红一时，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及“传播与文化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和“文化和传播译丛”等等[8]，使文化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兴之势。可以预言，文化研究将在新世纪迅速发展为文学界的一门显学。
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也已经起步，且已出现这方面的著作。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就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成功地寻找文学研究和社会生活敏感点结合方面的一部力作。他在该书中提出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9]这一具有开拓意义的论点和“后现代是一个生态学时代”以及“重建生态乌托邦”等重要思想。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是为响应全球生态浪潮和文艺学转向而出版的一部力作。他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自然向人生成”说体现出基本的生态哲学思想，是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最高概括[10]，这是全书最精彩、最关键的思想。这些必将促进和完善生态批评理论，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启迪人们树立生态智慧，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从而缓解生态危机。目前，生态批评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批评将更加跨学科化、跨文化化、国际化。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语境问题，不能生搬硬套；而生态批评研究既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又不能忽视文学自身的规律性。
［收稿日期］2003-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