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单石佛的地域分析_佛像论文

早期单体石佛区域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石佛论文,区域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世纪前后是我国佛教艺术获得初步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域外因素不断引入，另一方面造型的中国化日益加强，并逐渐形成区域性的佛教艺术。在新疆、河西走廊以及中原的北部边地，石窟寺已大规模开凿。但是，在广大的中原腹地和南方地区，佛教艺术虽有所普及而尚未隆盛，迄今留下来的单体石佛非常有限。尽管如此，这些石佛对考察南北朝前期各地方佛教艺术的发展状况，尤其区域性问题仍是至关重要的。现存遗物在地域风格上可归纳为西北地区、中原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三个组群。

一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包括河西走廊、宁南陇东和关中，即丝绸之路东段沿线上三个东西毗邻的地方。三地石佛既存在区域共性，又各有小地方特征。在河西地方，于酒泉、敦煌和河西以西吐鲁番发现的北凉石塔（注：王毅：《北凉石塔》，《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1977年。）作圆锥体，多由半球状宝顶、粗壮相轮、覆钵、圆形经柱和八面体基柱组成，是保留了较多印度特征的中国早期式样塔。覆钵部位开龛雕七佛与交脚弥勒菩萨。七佛面形短圆，与河西地方十六国时期石窟塑像、壁画一致。弥勒菩萨呈波浪形长发，胸饰V形璎珞并戴臂钏，是中亚犍陀罗艺术中的常见式样（图一）。经柱刊《增一阿含经·结禁品》。基柱线刻供养人，面形圆浑，有的着饰几何形纹的衣裙，与拜城克孜尔石窟早中期壁画人物接近，带有较浓厚的西域特征。刻托、执莲花供养人行列亦源于中亚佛教艺术（图二）。七佛与弥勒以及《增一阿含经》的刊刻，反映了中亚小乘佛教对河西地方的影响。另外，某些塔在线刻人物侧各刻八卦符号，反映了在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中搀杂了道教思想成份的时代特征。

故宫博物院藏5世纪中叶造像残塔应是河西地方的造像遗存（注：此塔于1958年由故宫博物院购藏，形制大体同酒泉曹天护造像塔（酒泉市博物馆藏），其细腻的深灰石灰岩质地与北凉石塔及敦煌三危出土残塔（敦煌市博物馆藏）一致。）（图版二），胁侍菩萨着紧身裙，或袒上身，或斜挎帔帛，呈波浪形长发，非常接近东京藤井有邻馆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犍陀罗式金铜菩萨像，体态及面形则明显地中国化了。酒泉曹天护造像塔，据人物造型推断其己卯干支纪年为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佛身或着右肩半披式袈裟，或着通肩右皱式袈裟，人物面形与中原地区相同。此二塔为典型的中国楼阁式样，塔身基本上下等宽，与北魏天安元年（466 年）造于平城（今大同）的曹天度塔上窄下宽的形式有所区别（注：史树青：《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物》1980年第1 期。）。二塔均雕刻有并坐释迦、多宝佛，说法佛和太子苦修像，曹天度塔还有降生和灌顶的场面。释迦多宝题材出自大乘系经典《妙法莲花经·涌宝塔品》，与5 世纪及其以前新疆和河西地方流行的具有浓厚小乘思想内容的造像大相径庭。其楼阁式样表现出的中原文化及在中原获得大发展的突出大乘思想的佛教艺术，对河西地方产生了强烈影响。

图一酒泉北凉马德惠塔覆钵雕刻拓本

图二酒泉北凉高善穆塔基柱线刻拓本

在宁南陇东地方，灵台太和十六年（492 年）造像塔（图三）是在中原北方发展起来的多级组合式方塔。佛像造型稚拙，面形方阔，肉髻高耸，涡漩纹发，头身比例甚不协调，着右肩半披式袈裟，纹理呈粗泥条状。固原新集北魏建明二年（531年）供养菩萨像（注：《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图75，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身躯高挺，着朵状花蔓式冠，帔帛在胸前斜直线形交叉，纹理呈刚硬泥条状，此种造型的菩萨尚未见于其它地方。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佛三尊像（图四），其胁侍菩萨与固原建明二年菩萨造型几乎相同，应是出于同一时期和地域的作品。三像主尊面形作老妇人态，肉髻高高耸起，螺发，雕刻古拙，袈裟纹理亦呈泥条状，与前述灵台太和十六年塔之佛像具相近特征。此三尊像袈裟覆摆呈四个倒三角形，可以在犍陀罗艺术雕刻中找到相同的处理手法（图五）。三尊像背面雕刻阿夷占相、踰城出家、白马吻足和树下思维等佛本行画面，而踰城出家情节中马前足高于后足、马头高高昂起的雕刻特征，又是关中地方北魏早期以来流行的技法。

在关中地方，北魏早期（386—438年），耀县北魏始光元年（424年）造像碑（图六），碑阳开龛，左释迦右天尊并坐。该碑施主魏文朗以对等地位造佛、道像。主尊头、颈部甚长，几乎占坐像的五分之二，雕刻技法朴拙，这种造型在关中地方持续到西魏时期（535—556年）。主尊人物服饰的纹理呈细隆线雕刻，是源于犍陀罗艺术的雕刻技法，到北魏晚期（494—534年）此技法在关中地方还有相当影响。该碑二主尊两侧胁侍身材细高，此造型在关中地方一直流行到西魏时期。线刻骑马供养人与牛车作法则持续到北周时期（557—581年），影响所及超出关中，远至宁南陇东、晋西南与豫西地方。

北魏中期（439—493年），兴平皇兴五年（471 年）弥勒像代表了关中地方的一种新风格造型（图七）。弥勒面形丰阔，双手当胸，通肩式袈裟作镶双边泥条状，背面分栏减地平雕呈S 形布局的儒童本生情节。故宫藏一弥勒像与此像造型几乎相同（注：该像1957年由故宫博物院购藏，残高42厘米，灰石灰岩质。背面中央残存一主尊并二胁侍菩萨，右边及下部刻须达拏本生，情节由右上方而下，到上排由右而左，再转到下排由左向右发展。尚存太子被父王放逐，太子携妃及二子告别母亲，太子城外树下辞别来送者，太子一家乘车、马离去，婆罗门乞马、车而去，太子及妃自负二子涉水入檀特山，太子树下修行以及忉利天化作狮子当道而蹲八个情节。典出《太子须达拏经》，见《大正藏》第3册。），应出自相近的地点和时间，背面刻划了一组呈∽ 形布局的太子须达拏本生情节（图八）。美国纽约陈哲敬藏北魏延兴二年（472年）弥勒像（注：何承恩等：《中国古代石雕艺术》图1，台湾历史博物馆，1983年。），形制及风格与上述二像无异，唯袈裟纹理作粗泥条状，背面分栏减地平雕萨埵本生、睒子本生及释迦降生画面。此三像表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宫尚藏一说法佛三尊像拓本（注：拓本造像残高49厘米。）（图九），由隆线雕服饰及修长的胁侍菩萨造型，可知是关中地方作品，分析主尊左手执袈裟，右手施说法印以及修长双狮相背蹲坐的特点，又应是北魏中期遗物。此像主尊饰八字胡的手法在犍陀罗雕刻中常见，在中原北方地区却十分鲜见，这无疑是受到了中亚文化的影响。

北魏晚期，关中地方受到河洛地方的影响，产生了以西安查家寨子景明年间（500—503年）造像塔为代表的新风格作品（图十）。佛袈裟雕刻刀法刚劲，与龙门石窟同时期雕刻一致，但袈裟纹理仍作泥条状，不同于龙门石窟的倒阶梯状雕刻。尤其是佛的面形丰圆，部分保留了兴平皇兴五年像的特征，与龙门石窟同时期佛像较瘦削的面形存在较大差距。传出黄陵的永平年间（508—512年）善跏趺坐佛像（图十一），其修长的胁侍菩萨及隆线雕技法，继承了关中北魏早期以来传统，但背屏较北魏早期变得尖长，主尊头身比例渐趋合理。

以上三个地方主要流行造像塔和背屏式造像。佛像造型敦厚古朴，关中与宁南陇东地方胁侍菩萨身躯较修长。北魏早期即存在说法佛造型，关中地方本生故事情节采取分栏呈S形布局发展。该地区造像还保留了许多接近于中亚艺术的因素，某些造像中搀杂了道教因素的情况在同时期其它地区造像中亦属罕见。

图三灵台太和十六年造像塔

图四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北魏晚期三尊像

图五欧洲私人藏斯瓦特菩萨立像

图六耀县始光元年造像碑拓本

图七兴平皇兴五年像

图八故宫藏北魏中期弥勒像及背面拓本

图九北魏中期说法佛三尊像拓本

图十西安景明年间造像塔

图十一黄陵永平年间像

图十二蔚县太平真君五年像

二中原东部地区

中原东部地区主要包括河南、山西、河北和山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域，其中以定州为中心的河北中部地方是一个重要的佛教艺术发展区域，中原东部地区的5世纪石佛多出自这里。定州石佛缺乏北魏早期遗物，北魏中期实例大多为背屏式造像，可以分为结跏趺坐佛、交脚弥菩萨和半跏趺坐思维菩萨三种。结跏趺坐佛出地明确的有定州太平真君元年（440年）朱雄造像（注：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图442，日本佛书刊行会图像部，大正四年（1915年）。）和蔚县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像（图十二），与此风格相近的还有太安元年（455年）张永造像（注：分别见松原三郎：《增订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图16、14、19、20a，吉川弘文馆，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太安三年（457年）宋德兴造像（注：分别见松原三郎：《增订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图16、14、19、20a，吉川弘文馆，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故宫藏“辛亥”年像（注：此像岳彬旧藏，现藏故宫博物院。残高39厘米，灰砂岩。造型近同于延兴二年（472年）张伯□造像，其辛亥纪年推定为延兴元年（471年）。）（图版三）和延兴二年（472年）张伯□造像（注：分别见松原三郎：《增订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图16、14、19、20a，吉川弘文馆，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它们均施禅定印，肉髻呈半球状，多螺发，面作丰满椭圆形，内斜著僧衹支，外着右肩半披式袈裟，袈裟纹理呈泥条状。主尊两侧均刻形体较小的胁侍菩萨。其中蔚县太平真君五年像作双象座，比较少见。张永像为当时流行的双狮座。宋德兴像、故宫“辛亥”年像与张伯□像，将双狮刻在座前护法的位置。狮身修长，相背蹲坐，向内反顾，这是由双狮座发展而来的形式。张永像背面分栏刻萨埵太子本生、睒子本生与释迦降生情节（图十三）。宋德兴像、故宫“辛亥”年像与张伯□像背面均分栏刻释迦降生，其中张永像背面刻画的题材、造型和布局与前述关中地方的延兴二年弥勒像出于同一样本而稍有不同，反映了两地文化的密切联系。又，太平真君三年（442年）鲍纂造像塔座（注：此塔座传清末出土于山东，而施主鲍纂为定州常山人，推测原造于定州，或至少有定州造像的因素。）（图十四），其护法狮造型与上述诸像相近，两侧面亦刻执长莲花供养人队伍。一流往国外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图十五）为定州地方北魏中期风格作品，此像之造型、宝缯、胸前璎珞，较大程度地保留了犍陀罗艺术特点，与日本私人收藏的犍陀罗交脚菩萨相似（图十六），而前者在整体造型、人物面形、肌肉处理方面都已经中国化了。近年易县出土的和平六年（465年）交脚弥勒菩萨也是同一风格作品。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交脚弥勒菩萨（图十七），其像座模仿了金铜佛形制，座两侧面刻合掌供养人行列，人物面形方硕、形态古拙、双手叠于胸前的作法与关中兴平皇五年像一致。定州风格的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思维菩萨像尚保留了某些中亚风格（图十八），同种造型在云冈第二期（466—493年）石窟中还可以比较多地看到。太安元年张永像主尊两侧各雕一半跏趺坐思维菩萨的形式是已知最早出现的这种形式。又一定州风格的皇兴五年（471年）□知法像，背面雕刻的二半跏趺坐思维菩萨开始以主题画面并坐形式出现（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册1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年。）。思维菩萨造型对东魏、北齐时期的定州系白石造像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魏晚期，定州地方产生了一种呈上宽下窄莲瓣状背屏的高立佛像，主尊两侧各雕一小胁侍菩萨。其中唐县太和十九年（495 年）释迦像（图十九），面形方阔，躯体宽厚，通肩式袈裟纹理呈倒阶梯状，继承了云冈石窟太和（477—499年）后期的造像风格。出于涿州东禅寺的约太和后期立佛（图二十），身躯瘦长，面作长椭圆形，通肩式袈裟纹理呈扁片泥条状，是以前的泥条状纹理受到到阶梯状纹理的影响而产生出的新式样。造型与此接近的还有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比丘僧欣造像（注：Osvald siren: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the Fourteenth Century.PL119,Lodon Emest Benn Ltd.1925）、景明三年（502年）刘未等造像（图二十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未造像背屏顶部已趋于尖长，袈裟摆端向外扬飘，显然已进一步受到云冈石窟太和末期或龙门石窟初期造像因素的影响。佛所着胸前结节的对领式袈裟尚不见于其它地方。京都山田氏藏太和十八年（ 494年）像（图二十二），佛面形、服饰及护法狮的形态均沿袭了定州地方北魏中期背屏式坐像的式样，且仍旧作从前的禅定坐姿，而背屏已变得尖长，右肩半披式袈裟的纹理也发展成倒阶梯状。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神龟三年（520 年）像，佛、菩萨造型与同时期中原东部其它地方一致，像座为仿金铜佛式样，二护法狮保留了北魏中期相背蹲坐、回头反顾的特征（图二十三）。而同时期的佛像护法狮则几乎雕成相向蹲坐形式，狮身也变得粗壮。

北魏中期在定州外围地方，天安元年（466 年）曹天度造于平城的千佛石塔为完全中国化的上大下小楼阁式，满雕千佛和释迦、多宝佛。其粗壮相轮尚保留了北凉石塔风格。天安元年冯受受造像（图二十四），像座正面护法的内容、式样与曹天度塔座正面相同，佛作丰颐方形脸，与云冈石窟造像风格一致，可能是出于晋北地方的作品。佛施说法印，且双狮相向蹲坐，是单体造像中较早的一例，表现了与当时定州地方流行禅定佛不同的情况。出于豫北的延兴二年（472 年）黄□相造释迦像碑（注：分别见松原三郎：《增订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图16、14、19、20a，吉川弘文馆，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可谓中原腹地较早出现的说法佛像例，佛亦着右肩半披式袈裟。山东历城太和七年（ 483年）造像碑（图二十五），主尊结跏趺坐，双手拱于胸前，着条形袈裟，造型颇具地域性特征，二胁侍菩萨作经行像式，与同时期金铜佛像无异。河北东北部迁安万军村发现的佛立像（注：据1992年刘建华女士调查资料。）（图二十六），躯体宽厚，着袒右肩式袈裟，与北魏中期云冈石窟造像风格接近，当与平城地方佛教艺术因素向东北地区传播有关，佛左右下方雕小胁侍的作法也表现了早期石佛特征。

北魏晚期，山西东南部的高平王黄罗造千佛像碑（图二十七），约为太和末至景明、正始间遗物。主尊佛面作长椭圆形，施禅定印，与定州地方北魏晚期前段佛像近同。高平与定州的地域相邻，极有可能受到定州方面的影响。佛饰莲花项饰与着无纹理的右肩半披式袈裟则极为鲜见。此像二胁侍菩萨修长的身躯以及龛梁上龙的形态又表现了受关中地方影响的痕迹。山西东南部沁县出土了大量北朝晚期（520—581年）造像塔，其中属于北魏末期（520—534年）的遗物，显然受到了洛阳地方造像因素的影响。如二○○号塔，其交脚弥勒菩萨面形瘦长，裙摆、帔帛轻盈外飘（图二十八）。山东临淄建义元年（528年）造像塔（注：李静杰编著《石佛选粹》图158，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通身作圆柱体，由顶端受花、上部龛像、中部供养人、下部刊铭和下端仰莲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北凉石塔的特征，但已完全是中原式样。

中原东部地区主要流行背屏式造像。定州地方的石佛造像艺术在北魏中期前段，即云冈石窟开凿之前已发展起来，直到北魏晚期一直保持着地方特色。该地方北魏中晚期石佛深受本地曾兴盛一时的禅定金铜佛像艺术的影响，坐佛像基本施禅定印，某些石佛的形制和造型也保留了金铜佛特征。人物面形由北魏中期短椭圆形发展到晚期的长椭圆形，佛右肩半披式袈裟不仅出现时间早，而且出现频率高。北魏中期后段，伴随着云冈石窟的开凿，平城地方的造像特征逐渐向南部和东部波及，对定州和其外围地方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定州地方北魏晚期流行一时的高立佛像以及北魏晚期后段定州外围地方出现的说法佛坐像。同时，定州地方的造像对云冈石窟初期造像艺术产生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诸如着右肩半披式袈裟禅定佛像之造型。龙门石窟开凿以后，其秀骨清相、潇洒飘逸的风格独树一帜，其影响逐渐扩大，在北魏末期单体石佛中表现得尤其显著。

三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早期石佛基本集中在成都地方与苏南浙北地方。成都地方包括成都及其附近的平原和山地。成都万佛寺宋元嘉二年（425 年）造像碑（注：刘致远等编《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录，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以山峦树木为背景，通体雕刻了佛本行故事。故宫藏成都万佛寺元嘉二十五年（448年）无量寿像（图二十九），佛结跏趺坐禅定，唇部突出，螺发，头部造型带有一定域外特征。着胸前呈U形皱的通肩式袈裟，与同时期南北方流行的金铜佛像服饰相同，袈裟纹理呈泥条状以及背屏右下方雕一小胁侍及其帔帛式样，亦表现了与北方石佛的一致性。护法狮身躯修长相向蹲坐，是已知此造型最早的实例。像座左侧面刻一列合掌供养人，沿袭了犍陀罗艺术作法，尤其是佛袈裟前面摆端连续折叠的式样颇具犍陀罗艺术特征，类似的处理手法在许多犍陀罗雕刻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摆端折叠式样开创了南北朝晚期褒衣博带式袈裟表现形式的先河。茂县齐永明元年（483年）造像碑（注：刘致远等编《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录，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碑阳刻无量寿佛立像，碑阴刻结跏趺坐弥勒佛，佛面形方圆，慈眉善目，颇具人世间色彩。此像为所知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的最早有纪年的实例。

在苏南浙北地方，绍兴永明六年（488 年）维卫尊佛像（图三十），佛结跏趺坐禅定，身体粗壮，面形方硕，螺发，神情祥和，与其它地方造像风格迥然不同。此像袈裟胸前作大U形皱，纹理呈倒阶梯状，与北方同时期金铜佛像一致。维卫尊是小乘佛教信奉的尊像，位列过去七佛之首。齐永泰元年（498年）王敬则造像碑（注：据《南齐书·王敬则传》，此碑施主王敬则为晋陵（今常州）南沙人，永泰元年任大司马，活动于江浙一带，故此碑当出自苏南左近。虽造像记云造弥勒像，实际未雕刻其内容。）（图三十一），雕刻了牧女奉乳糜和白马辞别两个情节，白马骨瘦嶙峋，人物清癯潇洒，与南京西善桥墓竹林七贤雕砖像一脉相承，为典型的秀骨清相风格作品。这一艺术流派对北魏迁都洛阳（494年）以后的中原北方佛教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淮安梁大同四年（ 538年）造像碑雕刻了阿弥陀与弥勒佛（注：故宫博物院藏拓本。），南京陈永定二年（558年）造像碑雕刻了无量寿佛（注：故宫博物院藏拓本。），是对该地区早期造像题材的继承。

故宫所藏一早期青瓷禅定佛像（注：为陈万里捐献的故宫博物院藏品。高16.2厘米，青黄釉多已脱落。笔者曾根据早期金铜佛编年研究结果（见李静杰：《中国金铜佛·早期金铜佛谱系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比定其为3世纪中叶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遗物，新近湖北鄂州孙吴时期墓葬果然出土了造型与此几乎相同的佛像作品。）（图三十二），面形短圆，双目圆睁，额饰白毫，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西晋时期堆塑罐所见佛像风格相近。施八字形胡、着胸前呈方圆折皱的通肩式袈裟则与北方同时期金铜佛像特征一致。就如北方石佛兴起之前存在一个金铜佛发展阶段一样，南方的青瓷佛像也可以和5 世纪的石佛连接起来了。

南方早期单体石佛以造像碑为主，亦有少量背屏式造像和圆雕造像。坐佛结跏趺坐禅定，着胸前呈U字形皱的通肩式袈裟，沿袭了早期禅定佛金铜像特征。肉髻不突出、满覆螺发的式样有别于中原北方地区。在雕塑题材上，无量寿佛所占比重极大，其次为弥勒佛，本生故事题材比较缺乏。同时，佛本行故事雕刻在情节选择和表现形式上也与中原北方存在较大差别。在域外佛教艺术的中国化方面则较中原北方更为进步。

四小结

综上所述，早期单体石佛在造像形式方面主要流行背屏式造像，其次为造像碑和造像塔，圆雕造像个别存在。背屏式造像中坐像之背屏在北魏晚期前段及以前顶端比较圆印，北魏晚期后段变得尖锐。双狮以座之形式出现的频率高。在北魏中期前段某些造像中双狮已出现在座前护法的部位，尔后逐渐增多。北魏晚期前段及以前双狮多作相背蹲坐相向反顾式样，这是由双狮座演化而来的结果。最早见于成都元嘉二十五年像的双狮相向蹲坐式样在北魏末期以后发展为造像的主流。有些像座四周刻合掌或执长莲花供养人行列，立像往往于主尊两下方各雕一形体很小的胁侍菩萨，这些均表现了早期佛像特征。造像碑流行扁平圆拱顶碑和扁平长方形（或梯形）碑两种简单形式，后者原来多应附有屋形碑顶。耀县始光元年碑下缘刻魏文朗家眷大小一列供养人的作法亦反映了早期佛像的时代特征。造像塔中具浓厚域外色彩的北凉式样石塔，在甘肃的河西和新疆地方取得了较大发展。从临淄建义元年塔的形制看，北凉式样石塔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原。发端中原的楼阁式样塔当时可能较多地用于造像塔，迟至北魏中期后段强烈地影响了河西地方造像塔。北魏晚期前段或稍前即流行于关中和宁南陇东地方的多级组合式方塔，于北朝晚期在晋中地方获得了巨大发展。

在造像内容方面，就主尊佛像而言，坐像主要有结跏趺坐禅定佛、结跏趺坐说法佛和交脚坐像。结跏趺坐禅定佛的情况比较复杂，因北方地区现存实例缺乏相应的题材铭记，不过从同时期的金铜佛情况看，其中一定数量应为弥勒佛。南方地区结跏趺坐禅定佛有无量寿和维卫尊二种形式。北方的结跏趺坐说法佛亦缺乏相应的题材铭记，从相关金铜佛的题材看，大多应为释迦佛像。南方茂县永明元年像则为弥勒。交脚像或佛或菩萨，比照当时相关遗存，可以认作当来之弥勒。立像中定州地方北魏晚期前段流行的高立佛像由题记可知为释迦像，茂县永明元年碑则为无量寿佛像。整体而言北方流行造弥勒、释迦像，南方流行造无量寿和弥勒像。就本生本行故事而言，北方本生本行故事雕刻并重，西北地区本生故事雕刻所占比重又高于中原东部地区，南方多见本行故事雕刻。北方本生本行故事雕刻于背屏式造像背面，作为辅助内容出现，而南方成都元嘉二年碑与永泰元年王敬则碑均刻在造像碑的碑阳，以主体形式出现。本生本行故事及维卫尊佛、七佛题材的流行，反映了小乘佛教对早期佛教艺术产生了诸多影响。

在吸收域外艺术因素和造型中国化方面，早期单体石佛中还带有诸多域外因素，这也是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特征。但是，无论具体造型还是表现形式都反映出中国自己的面貌，而且已出现了明显的区域特征，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地方传统使然，客观上决定了这种艺术的中国属性。在西北地区石佛上还可以看到中亚佛教艺术产生的较大影响，其中河西又比关中地方强烈，这种影响到中原东部地区以后则明显减弱。至于从表现形式上看，南方地区所受影响更小。无疑，当时被视为中国正统文化的南朝具有更大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域外艺术被完全中国化了，情况大不同于由遥远北方入主中原且自身没有多少文化基础的北魏国家。至于南北方造型艺术的关系，成都元嘉二十五年禅定佛像与北方同时期禅定佛金铜像基本一致，它们应本出同源，向前追溯南北方同一像式的瓷佛和金铜佛像可以发现，石佛兴起之前这种造型已经历了约两个世纪的历程。成都元嘉二十五年像胁侍菩萨的帔帛及永泰元年王敬则碑力士像的帔帛式样与北方同时期造像亦无差别。因此，很难说南北方佛教艺术发展存在着不同的系统，某些地区特点不能与系统问题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