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分析——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建研究员与中央党校进修二班部分学员研讨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计委论文,中央党校论文,侧记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员：在企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很多同志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从大局出发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了解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企业在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时，才能站得高，看得远。那么，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态势？
王建：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分析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无论对政府宏观经济决策，还是对企业微观经济决策都是十分重要的。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非常特殊。按照常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第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应以轻纺工业为主，第二阶段以重加工业为主，之后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恶劣，从准备打仗的目的出发，走上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与此相适应，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虽然集中了财力物力，在短时期内实现了赶超，但长时间地采用工农业剪刀差和降低消费的办法，必然导致微观经济活力不足，整个社会缺乏持续发展的后劲。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为三大转变：一是战略目标的转变，由过去以重工业为主转变为以农业、轻工业为主，并且把高积累降下来，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二是体制模式的转变，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一步步引导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三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改变封闭式的发展方式，实行对外开放。这三大战略转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80年代头10年间，经济增长年均8.9%，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高的。通过这三大转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
到了90年代，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出现重工业增长加快的势头。89、90、91三年，中国经济进入紧缩期。到91年9月，经济发展明显加快。走出低谷后，中国经济增长形态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从91年下半年开始，首次出现重工业增长高于农业、轻工业的情况。如何看待这一新的变化，有人说，是不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形态的恢复？实际上这是一种符合规律的变化，这一变化预示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这要从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来加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79年到84年，农业增长最快，新增国民生产总值中一半以上是农业创造的。这一时期农业的超常规发展是因为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农村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增长；二是居民的消费指向了农产品，拉动了农业的增长，使农业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但是到了84年农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出现了农产品卖难的情况。84年到88年，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另一方面，居民的消费指向了家用电器。这一时期工业增长比重提高，工业中又以家用电器方面的轻工业为主。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迅速进入居民家庭，有力地带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此后不久，家用电器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出现了。根据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经过家用电器这一轮消费之后，就要进入以万元以计价单位的住房、汽车等高档产品的消费阶段。我国的情况是，居民收入水平虽然提高了，但要形成相应的支付能力，还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社会向居民提供适应需求的住房、汽车之类的高档消费品也要有一个过程。因此，进入新的时期之后，没有像前两个时期那样立即形成新的共同的消费热点，于是89、90、91三年出现了市场疲软。居民的收入转向了储蓄。居民的储蓄率88年为7.4%，到90年时已变成了15.2%；国家银行一改80年代贷差的局面，从91年开始出现了存差。这实际上给了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信号：如果大量的存款能够变成贷款，贷款变成投资，就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展示了经济运行中这样一个规律：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资产结构的变化、社会价值分配结构的变化，并且最终将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
因此，从91年下半年开始，首次出现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工业增长加快的势头，表明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期。进入这一时期后，实际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重工业的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原材料、能源、交通等等，这一阶段发展完善了，供给能力形成了，就进入重加工业发展阶段，这时重加工业成为主导产业。96、97年中国市场上出现新的卖难，过去长期短缺的能源、原材料出现了相对过剩。这表明，我们不仅进入了工业化阶段，而且已经进入工业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以重加工业为主的增长阶段。这是个比较长的阶段，在未来的十几年内，中国有可能走完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趋势也可以从亚洲四小龙及日本完成工业化的例子来说明。1955-1975年，日本出现了重化工业比重不断加大的势头，投资带动了重化工业的增长，重工业的比重从1945年的40%上升到1975年的75%。到这时日本已成为工业发达国家的成员了。60年代中期，韩国、台湾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阶段，到80年代中期，重化工业增长都在70%左右。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它们的工业化任务就完成了。显然，进入这一阶段后，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工业发展速度都很高。因为储蓄率高，可以提高投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而投资不断转化为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在20年时间里，保持9-10%的经济增长率。
此外，美国经济史学家曾把1956年作为一个转折点。这是因为在这一年美国的白领工人的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第三产业首次超过了70%。他们认为，这标志着美国的工业化的进程已经完成，消费方向指向了服务业，服务业将成为主导产业。这时，美国的人均GDP是2500美元。70年代中期，在英、法、德、意、日几个国家，人均GDP也超过了2500美元，在这之后也出现了服务产业加速发展的情况。这说明，走完工业化道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均GDP2500美元。现在我们的一些省市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提出要以发展服务产业为主导，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只有当消费指向服务业时，它才能发展。在现阶段只能发展物质产业，这一阶段不走完，不可能出现大的转折。按照现价计算，90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购买力计算则又太高。有人曾用物质产品如铜、煤、电、粮、棉、油等这些主要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做过国际比较，发现与日本比较，我国91年与日本55年是十分接近的。当时日本人均GDP是500美元，到90年达到2500美元。假如在今后十几年间，中国人口14亿，经济增长保持在10%左右，到2010年人均GDP可达到2500美元。也就是说，到了2010年，中国将跃过完成工业化这个关口。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要素市场为主的阶段。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最初是集中在商品市场发育方面。从90年代开始转向以培育要素市场为主的阶段。在资本、土地、劳动力三大要素市场中，核心是资本市场的发育。92年出现了炒股热、炒汇热，这和80年代抢购彩电、冰箱、洗衣机热就完全不同了，是资本市场出现的信号。92年以后，又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这表明土地开始进入市场。另外，90年代还出现了民工潮、机关和学校的知识分子下海等现象，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要素市场是比商品市场更高一级的市场，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又向前迈了一大步。然而，要素市场刚出现时，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出现了自发的、混乱的局面，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秩序。比如，92、93年由于银行把钱拿去炒作，使农民在春耕大忙季节得不到生产贷款；国家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资料严重短缺。各种紊乱都集中在要素市场方面。94年中央提出了财政、金融、投资、外汇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改革都集中在要素市场。而要素市场是市场发育的高级形态，改革进入到要素市场发育阶段，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
第三，世界格局的变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90年代初苏联解体，战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称霸的局面一朝瓦解，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相当深远，后来出现的欧元问题、亚洲金融风波问题，都与这种大格局的变化有深刻的关系。这一格局的变化虽然发生在外部，但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过去，帝国主义就是战争，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进入冷战期后，苏美两国都是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可以不过度依赖进出口就能实现长期发展。因此，美苏两霸争夺的主战场不在经济，而在意识形态，支配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来自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为了抵制社会主义的扩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往往采取经济上让步的办法来换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如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开放市场，这期间日本与美国多次发生过摩擦，从汽车、纺织品到电子芯片，都是美国开放了市场，对日本作出妥协。欧美关系也是这样，要么是欧洲对美国作出让步，要么是美国对欧洲作出让步，以取得对方的支持，共同对付苏联。苏联解体后，对西方国家来说，敌人没有了，朋友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美国对日本是利用关系，现在不需要它作为节制共产主义的助手了，经济利益的冲突就显露了。欧美之间也不需要对方的支持作为平衡政治力量对比的砝码了，欧洲可以不买美国的账了。于是92年欧洲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欧盟统一货币，实现政治、经济联盟，与美国公开对抗。美国赶紧也搞了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区，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起来。还搞了一个环太平洋论坛，输出自己的观念，力图控制环太平洋地区。可以看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区域性的经济实体一个接一个地产生，欧洲一块，美国一块。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过去依赖向欧美市场出口为导向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怎么办？欧美两个市场一旦封闭，就会对它们形成排斥。以香港为例，与85年相比，香港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100亿美元。韩国对美国的出口也在减少。而中国的生意却越做越大。
这些情况表明，冷战结束后出现了逼迫各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的势头，这对中国来讲是个很好的机遇。为什么这么说？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是华南地区，这是因为香港把它在70年代建立的新兴产业转移到了这个地区，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发展。如果新的世界形势逼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改变以欧美为出口导向的战略，转向有12亿人口的潜力很大的中国市场，一定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强的带动力。因为台湾省的GDP是福建省的17倍，韩国是辽宁、山东之和的5倍，日本是中国经济的6倍。近年来，日本已成为除香港以外对华投资的最大一方，94年就发现日本对华投资增长很快，到去年已超过了美国，成为对华投资最大国。
总之，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都是新问题，而且蕴涵着很好的机遇，我们如果能够抓住机遇，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到21世纪中期就有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学员：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确实很受启发。联系当前的现实，我们感到还有一个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的问题。
王建：从5月份以来，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启动经济，而经济却下滑或者说是停滞。4月份时投资需求出现反弹，下滑趋势停止，4、5、6、7几个月的投资增长率逐渐增高，到7月份已上升到了22.8%。但是7月份的工业增长速度竟然比6月份还掉了0.3个百分点。8月份的工业增长速度只提高到7.9%，基本上和6月份持平，比7月份只上升了0.3个百分点。尽管9月份工业增长出现明显加快之势，增速比8月提高2.3个百分点，但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速度而言，它的增长势头并不很明显，也不很稳定。1-9月投资增长速度在18%以上，但工业增长速度平均只有8%。而且过去启动经济都是带动重工业的显著超前增长，但9月份工业增长结构是轻工业还快于重工业。这就很奇怪，因为过去只要投资一反弹，整个经济速度就会跟上来，这次为什么投资启动力度这么大，却没有出现预期的增长速度？而且投资启动的后面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从1-7月份，一直是在压银行放贷款，而银行的贷款规模就是上不去。于是到了7月份开始动用财政政策，出台了1000亿国债，加到投资上，再配上其他措施。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我认为成因是比较复杂的。一是启动经济的时间晚，传导有个滞后期。二是改革与发展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现在，发展的目标是启动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发展要速度，必然导致金融、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上的扩张；改革要效益，必然导致微观经济上的紧缩。因为微观改革要建立一种约束机制。比如银行改革，有的地方实行信贷员负责制，贷款超过10万元要签字，追不回贷款要承担责任，谁还敢放贷？企业搞改革，方向是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对贷款更加谨慎。此外，各种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也使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把握不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等费用都要由个人负担，因此不敢消费。企业搞下岗分流，减人增效，不仅下岗的人没钱消费，在岗的人也不敢消费。尽管银行利率几次下调，居民还是要把钱存入银行。所以，改革建立了制约机制，但同时也建立了一种制动机制，改革实际上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三是在投资方面，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协调不好。今年投资增加很多，1-7月贷款增加了282亿，可是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却只增加了40亿。这种情况和历次经济启动情况都不一样。历次启动中流动资金所占比例最高，增长最快，今年投资增加很多，但工业却不能及时跟上。这是因为搞基础建设，尤其是修路、架桥这类项目，需要的主要是砖瓦灰沙和人力，不消耗太多的工业品，投资启动不能深入传导到加工业上去。四是贸易结构发生很大变化。95年时贸易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机电产品成为第一大创汇产品，换句话说，出口可以带动工业。但今年出口的表现，年初是百分之十几，5月份成了负增长，到9月份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7%。亚洲金融风波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显现。显然，继续指望出口带动工业增长已是不可能了。但并不是说国内就没有需求，去年国家统计局上表统计的160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有40种超过了16%。其中有两种是食品，有7种是基础工业品，剩下的都是重加工业品。但是，由于国内的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太低了，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所以大量的产品要从国外进口配件。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国内重加工业需求出现了的时候，它带动不了国内重加工业的增长，它和国内的供给结构呼应不起来，却带动了进口需求的增长，这部分需求转到了海外。1990年进口机电产品在进口总额的比重中占29%，到去年就长到了43%。像手机、通讯设备、VCD产品的主机* 等都是靠进口。因此必须对企业加大投资，进行改造更新，否则，当重加工业的市场出现时，这个市场就会转到国外去。1995年到1972年，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在17年间对机电设备的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一般年份的比重不低于25%，高的年份里比重超过了30%。但中国十几年间对机电和电子部门的投资就在5%上下，近几年甚至都到不了5%。所以，我们的一些大的机电、电子企业目前都是非常困难。如果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不能把重加工业拉上来，即便把投资投到基础产业上去了，下一轮的经济增长还是持续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从发展战略角度认识这些问题，不仅要讨论是采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是紧还是松这些问题，更应该讨论结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向基础产业投资就不对，政府要做政府该做的事，就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要再搞重复加工建设。但企业是一个个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方面了解不够，必须制定宏观产业政策去引导它们。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考虑选择一些重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投资和技术改造，使它们成为带动重加工业兴起的主力，成为带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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