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崭新的理论命题——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命题论文,精神文明建设论文,新发展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具有贯通性和涵盖性（贯通和涵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切重要领域和重要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理论，高举旗帜不动摇，同时又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也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其在文化建设方面新的理论贡献，从创新角度来看，主要有下列四个理论命题。
一、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一论断，首次把文化提升到综合国力的高度来认识，开辟了从国力来理解文化的新视角和文化力的新思路，是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理论命题，包括文化国力的构成要素、文化国力的标示性能和文化国力的动力功能三方面内容。
（一）文化国力的构成要素
文化国力（或文化力）作为综合国力系统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成果和文化发展水平，标示着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民族创新能力的发挥。它与经济国力等因素相比较，具有物化形态与灵化形态相融合的特征，是文化活力、文化潜能、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力的一体化。
就文化力本身的构成要素而言，包括精神力量、智力因素、文化产业和网络系统、文化传统四个维面：（1）精神力量是指理想、信念、 道德等价值观念、价值目标，同时也指文化创造的精神成果。它作为价值理性有着导向功能和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文化创造的精神成果，则是民族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并反映国家的学术、艺术水平。精神力量成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拓展张力，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2 ）智力因素主要指科技生产力和教育生产力及其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成果。科技与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关键地位和基础地位。科技生产力对增强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第一推动力作用和第一决定性力量。教育生产力主要表现为发挥人才资源作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创造性人才，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科技和教育的这种作用越来越显著和突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作用；（3）文化产业是文化国力的重要构成之一， 它以高新技术为依托，成为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其巨大经济效益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网络系统包括电脑信息网络和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文化国力的硬件而发挥技术手段功能和文化载体功能；（4）文化传统则渗透于文化国力的构成要素中， 其与现代科技知识相融合，则使民族的创造力得到空前发挥；其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则使民族的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强化。文化国力的这些构成要素，分别突现了文化的原动力、创新力、凝聚力的作用。
（二）文化国力的标示性能
文化国力作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具有彰显综合国力的标示性能。具体表现为：
第一，文化以其特殊的精神生产方式和精神产品形式来标示综合国力 科教、文化事业以其特殊的生产方式和成果形式被纳入国民经济体系和国民财富体系，它不仅以其知识资源和人才资源为物质生产领域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管理谋略，而且以其丰富多彩的精神成果为国民精神财富的积累和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和价值导向作用。
第二，文化以其独特的创新力来标示综合国力民族文化不仅以其自身的先进性和优胜力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并确立优胜精神形象，通过其深远的渗透力和辐射力来发挥巨大影响作用，而且以其无限的开放精神和纳新能力促进文化自身的变革和发展，并以其新的文化形态和新的文化精神影响和引导世界文化潮流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显示了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的价值标向，而且还在于成为显示综合国力的深厚力量。
第三，文化以其独具的凝聚力来标示综合国力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强力粘合剂，不仅使民族大家庭成员具有内在的认同心、归属感和向心力，而且通过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兴旺发达来显现综合国力。悠久的文化传统、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攸同的文化心理，成为联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其巨大的感召力和激发力成为凝结、激励和鼓舞海内外华夏子孙为中华民族全面振兴而努力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特殊的精神形态、无限的创造力和强大的凝聚力这三大特质，使民族文化成为相对独立地反映综合国力的主要表征。
（三）文化国力的动力功能
文化力不仅本身构成和标示综合国力，而且还以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环境，以形成整体动力功能来增强综合国力。
第一，文化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提供精神动力 当今文化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愈来愈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文化以其价值理性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条件和正确的价值指向。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导向作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思想保证、制度保证和精神动力。它不但以思想理论形态和舆论导向方式给予经济建设和物质生产以思维引导，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向，而且还以管理科学形态指导着经济的政策和规划的决策和实施。
第二，文化以科技生产力、教育生产力方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科技文化不仅以产业化形式直接增强综合国力创造物质财富，以智性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提高经济活动的科技含量，而且通过对象化于生产力各要素中，有力促进经济活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教育事业以其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和造就“四有”新人的特殊功能为增强综合国力提供全方位的知识资源和人才资源。国力的可持续增长是以人才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开发为决定性因素和先决性条件的。人才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创新能力的无限发挥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教育生产力对人的素质和潜能提供提升力，对人的创造才能提供激发力，因而它正是通过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创造才能来促进综合国力的。
第三，文化为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营造优化的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文化环境是通过对人和社会的作用机理来影响综合国力的。从文化环境对人的作用来看，文化环境通过自身的结构因素对主体的人格塑造和素质建设起着特殊的潜移默化的整塑作用。从文化环境对社会的作用来看，文化环境一方面通过正面主导性价值观的引导机制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通过调谐人际关系和整合不同利益阶层来维护社会稳定。文化环境对综合国力要素的潜在影响力和整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江泽民的文化国力论是具有时代精神特色和深度开拓意义的科学论断，文化国力论是对跨世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文化实力新特点的科学总结。这一科学论断，给予文化以国力属性定位，推进了文化的属性超越，将文化的传统意识形态论提升为国力要素论；赋予文化以动力作用，推进了文化的功能拓展，将文化从工具功能转向实力和素质的性能；视文化本身为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推进了对文化的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把握，把文化促进经济、政治发展和文化自身发展（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统一起来了。文化国力论是与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初级阶段“基本纲领”论（包括文化纲领）相一致的。
二、以人为本，重在素质
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的“四有”公民，这种新型公民作为“全面发展的新人”而具备公民素质[1]（P107）。大力提高“公民素质”、“国民素质”、“劳动者素质”（或“劳动力素质”）、“民族素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宗旨，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向。“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P120 ）这是从增强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角度强调素质建设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大提出：“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四有”公民。这是从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角度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四有”公民；今后十五年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包括“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这是从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要求角度对“公民素质”的内容规定。而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基础工程的教育，则把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作为基本任务，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战略目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就落脚于人，以人为本，重在素质，着眼于社会主体的素质建设，这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又一个新发展新贡献。着眼于素质建设，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加强素质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从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来看 社会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四有”公民就是对人的现代化的要求），即人的素质的现代化，社会主体从精神心理到实践行为都必须具备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综合素质。而科技革命依赖于“人的革命”，即人的整体素质的改善和新变。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持续创新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最根本要求是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整体素质。一切发展要以人为核心，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题，又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只有切实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才能促使经济社会得到持续发展，同时促使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从生产力系统论的实践要求来看 就生产力系统论而言，现代生产力系统主要包括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等要素。而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则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因素，愈来愈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可见，生产力作为人改造自然和变革社会的能力系统，实质上就是人的智力潜能的外化或对象化，而加快提高劳动者的内在素质，则成为加速推进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方法。因而，“提高劳动者队伍的整体素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3]
第三，从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来看 世界范围内高科技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整体素质的竞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取决于创新主体的综合素质。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人才素质的培育和提高，已成为首要的关键性问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的智能知识、创造能力和信息能力具有压倒性的至高价值，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开发人的智力资源，这是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杠杆。要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科技的时代条件下，加快实施两大发展战略，顺利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圆满达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最根本问题在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4]。
第四，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来看 使每个人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全新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也是人类自我解放的理想目标和根本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内在要求和基本前提；要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就必须使人的素质得到整体性的提高和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社会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两个维度，两者的整合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本质不断丰富、价值思维不断完善和人的个性特征不断完美、人格精神不断超越的过程。人的社会化发展的丰富性完善性和人的个性化发展的升华性超越性都需要人的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来予以保证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每个维面和每个层次都渗透着精神文明成果，都离不开素质建设的深层动力作用。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以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塑造人为核心的社会系统工程，大力突出素质建设的关键性职能，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素质建设的内容构成要素
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视域来看，公民素质（或国民素质）内容构成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民主法制观念和综合能力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主义道德素质。思想政治素质要求主要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确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确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艰苦创业精神。道德素质建设主要指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加强“三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提高精神境界、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科学文化素质要求主要指人的智性品质和智力水平，包括由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内化而成的知性品格、技术能力和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同时也包括由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内化而成的人文精神、理性能力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科学文化素质要求人的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抽象思辨能力与艺术审美能力的一体化发展。民主法制观念要求主要指增强民主意识（包括民主政治意识、民主管理意识等）、增强法制观念（包括法律意识、依法治国意识和监督意识等）和增强权利与义务观念。它要求道德自律与法律约束的有机结合，把外在法律规范内化为主体内在自觉心理。综合能力素质要求包括竞争与协作能力、协调与管理能力、挫折承受力、利益调整承受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等。人的素质又包括个体素质和民族素质。个体素质要求已如上所述，民族素质要求主要指民族凝聚意识和民族振兴意识以及内外开放、兼容并包的民族心态。
就素质建设内容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而言，如果说思想道德素质是灵魂和核心的话，那么科学文化素质是关键，民主法制观念和综合能力素质是保障。加强素质建设，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仅要求个体素质的全面提高，而且要求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不仅要求保证人的素质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要求努力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和谐发展，注意防止那种重智性素质而轻德性素质、重科技理性而轻价值理性的倾向。在社会持续发展中日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指人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这就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首先必须大力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其二指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就强调，加速现代化建设首先必须着眼于人的素质建设。总之，素质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努力促进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所体现的时代内涵。
三、以立为本，重在建设
以立为本，重在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思想性质的问题，要用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去解决；“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即把注意力集中到团结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上来，集中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来。这是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强调正面的建设意识。这种建设意识是针对“文革”中那种“斗争哲学”和“大破”意识而言的，着眼于建设意识的积极性建构功能，表现出理论新思维特点。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则把这种建设意识提升为基本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突出强调“要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则明确把坚持“重在建设”方针同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一起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了其对“繁荣学术和文艺”的重要意义和重大作用。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立为本重在建设，这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又一个新发展新贡献。
（一）重在建设方针的理论依据
重在建设的方针是以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为理论依据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总结归纳为八个方面，其中两个方面是“强调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实行开放政策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我们用教育和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队伍决不能削弱，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要以说服教育为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简单粗暴，也不能不闻不问。”[4]（P9 ）这里所标示的邓小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教育引导为主的观点，是重在建设方针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基础。邓小平多次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以教育引导为主，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2]（P145）。他强调要以正面的建设意识代替那种极左的“破字当头”思维模式，以说服教育工作代替那种运动式的操作方法。对于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一定要拿起批评的武器；但不要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要“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而不是“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1] （P336）。他指明，“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不能丢。”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1] （P390）邓小平还提出，对于改革开放中的腐败现象和坏的东西，“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2]（P148）邓小平关于错误思想倾向要以说服教育为主、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进行教育”[2]（P204）、“着重在教育”[2]（P235），最终说服要靠事业大发展的论述，突出了着重于积极性建构功能的建设性新思维。而重在建设的方针则是这种建设性新思维的理论提升，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思路。
（二）重在建设的内容建构维度
重在建设的方针，也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新时期以来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一个科学总结。这一方针除了强调用教育引导为主这一正确的思维和方法取代极左的“大批判”思维模式和政治运动操作方式的意义指向之外，还包括下列内容要求：
第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持正确价值导向 按照重在建设的思维路向，要求积极引导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具体落实到思想建设方面，就必须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具体落实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就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开展“三德”教育，引导人们确立共同理想和树立正确的“三观”，以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第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正面引导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基本保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贯彻正面引导的方针。在教育效能上既要注重以理服人，又要注重以情动人，充分显现其说服力和感化力。思想政治建设的着眼点要放在教育人、培养人上，坚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立为本，认真搞好思想建设、制度建设、阵地建设和队伍建设。努力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总原则下，改变那种说教训导式、生硬灌输式的方法，把说服引导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使广大群众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
第三，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健康发展 要建立一套稳定、协调、高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保证精神文明建设健康持久地发展，并使其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从领导体制建设来看，必须按照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进一步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各方面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为统筹规划和统一协调，中央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这是完善精神文明建设领导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从工作机制来看，必须进一步健全有关职能部门主管、全社会分工合作的工作机制，包括责任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和信息机制。通过这些工作机制使精神文明建设有效运转和高效达成。
第四，制定具体规划扎实推进，强调务求实效 要围绕精神文明建设总的目标和要求，制定具体规划，把长远目标同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把精神文明建设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各项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都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要从大局着眼，下大气力解决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全社会普遍关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要动员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行动，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千家万户。要总结新经验，探索新办法，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使精神文明建设以新的面貌跨入新世纪。
从方法论视角来看，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实现方式和有效方法就是运用教育和法律手段。教育手段就是正面教育和正确导向（包括正确价值导向和正确舆论导向），要求运用充分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有效发挥其感召效应和导向作用。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需要进一步改善教育手段，纠正那种简单片面、硬性灌输和冷漠说教的方式，沿着寓教育于求乐、求知、求美、求善之中的方向发展。在强调教育引导为主的同时，必须辅以法律手段，充分发挥其强制性约束作用。只有构建精神文明建设强有力的法律约束机制，并使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轨道，才能使道德建设获得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并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两种手段相兼相济相辅相成。教育手段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着不可代替的感化和引导作用，但它并非万能的，还必须运用法律约束机制，依法加强社会管理，教育手段和法律手段共同形成内在约束机制和外在约束机制，促进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的结合。
重在建设的方针，强调以立为本，不等于不要破，不等于放弃批评的武器。对于错误的思想倾向，应该展开必要的批评；对于丑恶的行为和现象，必须展开坚决的打击和整治。重在建设的方针，强调文化的建构功能，扎扎实实在建设上下功夫，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上来，集中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来。因而，重在建设的方针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全面发展”意识是直接相关、密不可分的。
四、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所确立的一个根本性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1994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这一理论主张。 1996年12月，他在第六次全国文化会、第五次全国作代会上又强调“使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满地统一起来”[5]。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五大报告，都把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一基本原则与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一起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全面繁荣的三位一体的保障系统，三者具有等列的权威性指导作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作为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方针，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又一个新发展新贡献。
（一）主旋律与多样化的依据分析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基本原则的提出，有其外在依据和内在依据。从外在依据来看，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形成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这就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利益主体价值取向的多维化。因此初级阶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内含的一多建构关系决定了文化创造的主导性和多样化。其次，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发展以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为主导的求善、求美、求知、求乐等多样化的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因此，在改革和发展中我国社会生活及主体需要的主导性和多样化也决定了文化创造的主导性和多样化。再次，在推进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中，面对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既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又要坚持求同存异、博采众长，“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6]（P48）这种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的文化交流原则也要求文化创造的主导性和多样化。从内在依据来看，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的内在规律蕴含了主导性与多样化相统一的要求。江泽民强调“要尊重文艺创作的规律”，“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4]（P16、19）。而文艺创作规律最根本的是独创规律（创作个性化规律），文化发展规律最根本的是传承——变异规律，两者突出多样性（差异性）和新变性；而文化发展和文艺创造又总是要显现和反映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主导性本质。因此，也就必然要求主导性与多样化的统一以与之相对应。总之，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和统一性，即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原则作为共同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又确认不同利益主体价值取向的多维化，提倡一种主导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价值选择方式和文化创造范式。
（二）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内涵分析
先分析主旋律的具体内涵。文化（包括文艺）主旋律有着具体的历史性或时代性特征，标示了一定的时代精神。每一时代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决定了这一时代文化创造（包括文艺创造）的最根本主题和主导价值取向，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都必然存在一个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主旋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是与党的基本路线和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密切关联的。江泽民对于文艺主旋律的具体内涵作了明确阐述。他在1994年1 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7]（P227 ）1996年6月，江泽民在视察八一电影制片厂时指出：“在现阶段， 文艺要反映人民生活的本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好务，就要努力反映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反映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时代的精神，这应该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文艺事业发展的主旋律。”[7]（P242）“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应该成为主旋律。”[7]（P222 ）这就把现阶段文艺主旋律的内涵规定阐述得非常清楚。
文艺主旋律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时代性。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必然决定着文艺主旋律的时代特征。“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本”[5]， 它集中显示了文艺主旋律的时代性特征。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既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分，又以自己独创的优秀成果丰富人类文明，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集中地显示了文艺主旋律的民族特色。在这里，文艺主旋律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是有机统一的。二是导向性。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通过弘扬主旋律而标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才能实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任务”[5]。 这就是文艺主旋律的正确价值导向。精益求精地为人民提供高尚美好的精神食粮，旗帜鲜明地鼓舞人民为壮丽的现代化事业而奋发进取，成为文艺主旋律发挥导向作用的必然选择。
文艺创作弘扬主旋律，要求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表现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文艺创作包括“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问题。在“写什么”的问题上要体现出精神导向性，势所必然要弘扬主旋律。另外，弘扬主旋律并不等于只能表现真善美而不能表现假恶丑。要把歌颂与暴露统一起来，根据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在反映和表现现阶段社会生活的本质、主流和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必须揭露和鞭挞不利于人民同心同德甚至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丑恶现象（包括生活现象和精神现象）。
再分析多样化的具体内涵。强调弘扬主旋律，并不是主张单打一、单调性。提倡多样化，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完美地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1994年1月，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思想内容要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精益求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文化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8]首先， 提倡多样化，是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多样性所决定的。现代社会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本身就是多声部合成的交响乐和多色调集成的调色板。生活的主流和支流，社会的大潮与浪花，时代的强音与杂音，都是共生互动的。多姿多彩的现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精神世界，成为文艺创作的表现对象。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决定了文艺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而言，也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在相对的趋同性中有绝对的差异性和变异性。文艺要努力创造内容健康向上、形式生动活泼的各种优秀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不断发展的文化需求。其次，提倡多样化，是为文艺家的创作个性所决定的。创作主体不同的生活阅历、性格气质、审美趣味和艺术修养等因素导致形成创作个性的差异性。“文艺是一个需要极大地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领域。”[5] 创作个性是文艺家最重要的艺术品格，正是创作个性的千差万别，决定了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再次，提倡多样化，是为艺术创作规律所决定的。从创作本身来看，艺术创作规律内在地要求审美表现的多样化。文艺创作贯彻“双百”方针，文艺百花园是万紫千红、各放异彩，最忌划一化、雷同化和单调化。文艺创作的最根本规律是独创规律（创作个性化规律），要求标新立异，戛戛独造，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除了多样化新异化则别无选择。多样化的具体内涵，主要是指艺术品种、艺术形式、题材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艺术品位等方面多样化要求，它与人们审美趣味的多样化相对应。
从文化建设和价值选择角度来看，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文化价值取向的关系，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必须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统一。此外，从思想道德建设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出发，并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对于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我们都要在全社会加以鼓励和支持，这也是多样化要求的应有之义。
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为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和社会主义本质论所决定不能不弘扬主旋律，为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和文艺审美本性所规定不能不提倡多样化，两者应该是兼胜兼美而不倾倚偏重。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既把握时代脉搏和时代精神，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前进方向，又充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6]（P24），促进文艺自身的全面繁荣。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既符合社会生活本身矛盾统一的客观规律，也成为应遵循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重要原则。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舆论一律”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是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理论思维的创新。
以上四个理论命题，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解决文化建设重要问题和探索文化建设规律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新成果，不仅语言是新的，而且思维也是新的，既具有时代精神和实践特征，又充满创造意识和辩证思维特色，典型地体现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品格。深入认识和把握这四个理论命题的深刻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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