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企业家的形成与日本式经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企业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要介绍和分析的是，在近代日本工业化过程中三种类型企业家的形成过程和经营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目的在于探索日本式经营方式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素和人的因素。因为我认为，就企业经营方式与企业家、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而论，企业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经营的组织和管理，都是企业家和经营者根据客观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一手设计和创造出来的。因此可以说，之所以有日本式的经营，是因为有日本式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如果忽视了对他们的考察和分析，那么我们对日本式经营的认识将是不全面的。
三种类型企业家的形成及其作用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相继进行了地税改革，废除身份制度，取消了武士俸禄，等等。这一系列颇具力度的改革虽然造成社会各阶层在短时期内向贫富两个方向急剧分化，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强烈反抗，但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不仅使资本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集聚，出现了大量的可供雇用的劳动力，而且还造就了一批在工业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与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企业家相比较在构成上有着鲜明的特征，他们的主体不是原来的手工业生产者，而是由下述几种类型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演变而成的。
一、指导者型企业家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是由一些曾在明治政府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所组成，他们作为明治维新后制定各项国策的参与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们辞去官职的直接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从事工商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实现兴业强国的理想和追求。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尽管人数并不太多，但其能量和影响都非常大。他们弃官经商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官贵民贱的社会观念的转变，促进和带动了民间的经商活动；他们了解西方国家的企业状况，懂得如何组织企业和发展产业，所以他们的企业活动对民间起着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在这方面涉泽荣一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明治维新取得成功后不久，日本便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制度，但当时资金主要集中在华族和地主手中，而他们对股份公司制度却很消极，不愿冒风险。鉴于这种情况，涉泽荣一在辞去官职之后，利用自己的威望，为建立股份公司奔走呼号，成功地说服了华族和各界人士，利用他们的资金按照股份公司制度建立了为数可观的国立银行和私立银行。涉泽荣一还认为：日本要在产业领域同西方强国展开竞争，就必须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1882年他力排各种阻力从华族和棉业商人那里募集了25万日元的资本，开办了大阪纺织公司。该公司引进了外国设备，拥有10500支纱锭，是当时日本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纺织厂，为日本纺织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此外，涉泽荣一还十分重视培养产业人才，他极力主张提高实业界的道德水平，宣扬“道德经济统一说”，号召企业家都成为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式的人物，为此，他积极参与创办了多所商业学校。涉泽荣一所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他身兼数职，在民间起到了日本工业化组织者的作用。
二、政商型企业家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大多是由江户时代的旧商人演变而成的。他们在封建制度下就已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财富，特别是一些大商人与幕府之间早有联系，并依靠这种关系暴发而富。明治维新之后，封建经济和旧的流通渠道的崩溃，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受到了打击。但是，由于明治新政府的经济基础还相发脆弱，因而又不得不对旧商人加以利用；另一方面，这些旧商人在新的环境下，要闯过难关维持生存，也有必要靠近新政府，以借其仅谋求新出路，这使两者产生了结合的必然性，从而使旧商人演变成了政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井、住友等家族在明治时期的发展以至演化为财阀的整个过程得到充分的证明。
当然，在政商之中也有像三菱财阀家族创始人岩崎弥太郎那样的“新人”，虽然论家业历史无法与三井、住友相比，但其在明治时期之所以能暴发大财，也完全是靠与政府官僚的内线关系，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特殊恩惠。例如，1874年岩崎弥太郎乘日本入侵我国台湾之际，通过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的关系独揽日本到台湾之间的全部海运业务，为日军运送给养和军火，获得了巨额利润。此后，岩崎弥太郎和他所创立的三菱公司几乎连续不断地受到政府各种形式的援助，致使他在短期之内一跃成为日本的“海运之王”。
与指导者型企业家相比较，政商型企业家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封建残余色彩，他们与政府之间过于密切的结合影响和阻碍了日本经济民主化的发展，导致了垄断资本的过早出现，因而时常受到社会的批判。其次从政商型企业家的经营意识来看，他们多数比较保守，始终不肯放弃家族对企业资产的单独占有。这样，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强烈的占有意识与管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他们只好在维持家族所有的条件逐步退出了经营管理第一线。
三、通常型企业家
所谓通常型企业家是与上述两种类型企业家相对而言的，他们原来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政府当靠山，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在奋斗中成为企业家的。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来自社会各阶层，除了下级武士之外，还有富农、批发收购商、小作坊主、藩医等等。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江户末期就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明治维新后又捕捉到了新的机遇，从而发展壮大起来了；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完全是明治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分化出来的。
通常型企业家不仅善抓机遇，而且颇具实干能力。尽管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资金力量薄弱，因此与指导型企业家和政商型企业家的多角化经营相对比，经营是单一化的，但是他们所进行的企业活动对于打破旧的经济秩序、流通渠道以及封建的行会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从通常型企业家所在行业的情况来看，多数集中在传统生产部门和棉纺织部门。这些部门在明治时期对推动经济的发展与扩大出口的作用和效果都十分明显。以蚕丝业为例：1879年，从业人员在10人以上的工厂达666个，1884年增加到1043个，占当时日本工厂总数的50%以上；生丝出口量在生丝总产量中所占比重每年虽有起伏，但平均高达60%以上（1877年～1905年期间），是明治初期和中期日本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通常型企业家虽然个体力量有限，但作为一个整体不失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财阀企业与专门经营者
以上简述了明治时期三种类型企业家的形成过程和他们的作用，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明治时期企业家在构成上的特点。但是从明治时期的企业经营来看，在绝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中，企业家在身份上具有双重性质，他们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同时又是企业的实际经营者。而与此相反，在大的股份企业以及政商财阀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已经成了普遍现象，专门的企业经营者作为一个阶层已开始崭露头角，并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在企业经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同企业家一样是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代表者之一。
本来，专门经营者的出现是股份公司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明治时期无论是先头的政商企业还是后来的财阀企业，家族式的、排他封闭式的所有形式对于专门经营者的出现并非有利，显然在这里专门经营者能够早期出现，无疑说明了明治时期企业生存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首先，明治时期企业发展的机遇与西欧国家不同，它不是在传统的手工业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海外引进先进技术和移殖西方产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同能够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和创立西方产业部门联系在一起的，否则企业在国内竞争中就很难处于优势，并无法开拓新的市场。其次，日本资本主义从它一开始就面临着国内资源不足和市场狭小的问题，要在国际市场上与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国家竞争，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建立具有较大规模的生产体系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要有相应的管理能力和具体的国际贸易知识。再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先天不足和工业化的突然发动，不仅使银行的建立成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也使银行成了最为有利可图的投资部门，而近代银行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职能上都是旧时代钱庄所无法比拟的，它不仅要求经营者要有足够的组织能力，而且要求经营者要有新的经营意识，并对近代银行制度和主要业务有系统的了解，否则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然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政商型企业家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这不单单是由于他们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有限，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作为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很难摆脱由此而产生的保守意识，因而缺乏开拓和冒险精神。这样，随着工业化的全面展开，面对着大量由此而形成的国内外机遇，他们时常难以做出果断的抉择，结果把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委托给非家庭成员的专门经营者便成了自然归结和出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过份拘泥政商路线，在经营上也积累了不少隐患。例如，三井银行在明治中期日本民间已出现工业化投资热潮的情况下仍然热衷于“官金业务”，而贷出业务也因受到维持与政府要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因素的制约而多有失败，因此积累了金额巨大的不良贷款，以致在1890年日本出现金融恐慌时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束手无策的三井家族只好从外部请进了中上川彦次郎这位近代式的专门经营者。中上川进入三井银行之后，首先果断地清理了不良债权，停止了三井银行的“官金业务”，以此改变了三井以往推行的政商路线。同时中上川还认为，三井欲有大的发展就必须适应工业化的需要，直接加入日本工业化的行列。因此，他一方面在银行内设立了工业部，确立了三井银行以扶持近代产业为业的业务方向，另一方面收买了芝浦制作所（东芝的前身）、王子制纸、镜渊纺织等工业企业，以使三井向以近代产业部门为中心的经营体制过渡。这样到20世纪初中上川病逝为止，三井事实上已经成了几乎包括所有重要产业部门企业的集合体，确立了其作为近代日本财阀的重要地位。
从三井家族由政商发展成近代财阀的基本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井家族事业能摆脱危机并不断有所发展是与专业经营者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这有力地说明了专门经营者在近代日本工业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那么明治时期专门的企业经营者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哪些特点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他们之中士族或士族家庭出身的人为数众多；其二，名牌大学毕业或有留学欧美经历的人占据优势。事实上，这两点在很多专门经营者身上是兼而有之的。因为武士在旧时代虽属行政官僚的附属阶级，但却是当时社会的唯一的知识阶层，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大大高于其它社会阶层。在明治时期武士虽然失去了俸禄，但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没有变。这样，当他们或他们的子女成为企业经营者之后，很自然地将武士精神和学人气质结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的风貌。他们做为武士或武士的后代，深深地打上了忠君报主的思想烙印，做为企业的经营者又具有读书人的思索能力和理性。由于他们对新的产业和新的生产技术的了解和认识不是像西方先进国家的经营者那样在实践中产生的，而是通过介绍外国产业文明的书籍和出国留学或考察得到的，因此他们对自己所要从事的事业比较乐观，认为在西方国家能实现的事在日本也能实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企业经营中不为短期的利益所左右，将财阀企业的资金运用到那些工业化发展急需而又没有眼前利益的产业中去。
关于日本式经营
纵观西方先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到，代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企业家在工业化之前便早已存在了，而且工业化本身就是这些企业家经营革新活动的必然结果；而专门的企业经营者做为一个阶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则是在股份公司制度出现之后，即工业化已接近尾声之时。因此在那里客观的经济过程与企业家和经营者的形成是自然而然地衔接在一起的，国家本身既没有必要去承担工业化的主角，也没有必要去为企业家和经营者的生成重做制度上的准备。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日本的企业家和经营者的形成过程与西方先进国家有着截然的不同：企业家的产生不是在工业化之前，而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专门经营者的出现不是在工业化即将实现之时，而是在工业化开始之际。日本企业家和经营者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殊性，实际上只不过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营过程的个别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滞后性。正是这种滞后性决定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得不承担起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必须亲自充当工业化的主角，以身实践自己所提出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从制度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创造条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企业家和经营者不是在自然的经济过程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在国家“人为设计”的经济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日本企业家和经营者形成的这一特殊过程，不仅决定了自身的特殊性格，同时也给企业经营方式带来了难以改变的历史影响。
一、国家观念与企业的对外竞争意识
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在这里民族意识转变为国家观念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当西方先进国家敲开日本国门，日本民族利益遭到巨大威胁和损害之时，国家观念便成了支配这个民族行动的一个重要支柱。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日本摆脱了遭受侵略的危机，但是不平等条约的存续则使日本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在经济上受西方强国摄制的局面便成了企业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企业的经营理念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企业家和经营者出身于士族阶层的人相当多，武士阶层原来所特有的那种忠君思想和志士意识根深蒂固，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把献身的对象由原来的将军、大名转换到国家和天皇身上而已。在他们看来，企业经营不是个人谋生之计，而是国事所需，因此在他们设立企业时，都把“回恢商权”、“夺回市场”当作指导企业经营的一个重要的宗旨。在这种国家主义色彩鲜明的经营理念指导下，企业家进行有组织的联合行动，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外商进行抗衡和竞争，便成了一个带有共同性的经营策略。当然，明治时期企业家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也不只是用于对付外国，而且也用于调整国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以避免因企业间的过度竞争而造成社会经济制序的混乱。显而易见，这对于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明治时期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官营企业的大量下放以及各种形式的扶持和保护，对企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政府始终是企业外部环境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十分成熟的情况下，企业也是无法摆脱政府各种形式的干预而独立进行活动。但是由于各国经济管理体制不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很大差异，因而干预的程度和效果会有很大不同。明治时期，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够对产业和企业进行那样直接的扶植和诱导，也正是与其独特的经济管理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可以把日本和美国做简单的比较：首先，在美国，由于企业是按照各州所制定的公司法进行登记的，因此联邦政府对企业不具有直接的规制权限，具有直接规制权限的仅限于州际之间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其次，联邦政府的经济权力受到三权分立体制的限制，有关经济问题的立法权在议会，而政府行政官僚不能参加立法过程。而日本的情况则不同，不仅政府内设有专门的产业行政部门管理和监督全国的产业活动，而且有关的重要经济法案都是由政府官僚一手起草拟定，由内阁提交议会通过的。与美国特别不同的是，日本政府的官僚受内阁更迭的影响很小，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供职到退休，可以说是经济政策的决策人。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管理体制下，对于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外部力量不是议会的议员，而是政府的官僚。因此，在明治时期企业就十分重视疏通与政府关系，和官僚建立各种方式和渠道的联系，以从他们那里优先得到企业所需要的产业情报、技术情况以及各种实惠。为了保持与政府和官僚之间的谐调关系，企业在决定重要的经营方针和战略以及做重要的人事调整时，总是事先与政府官僚进行沟通，以得到其谅解和支持。
三、经营家族主义的继承与改造
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下，与其它关系相比较，企业的劳资关系是一种最具有实质意义的关系。而日本企业劳资关系的特点则在于它并不只是简单地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而在于它渗透着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即经营家族主义。
作为一种企业经营意识形态，经营家族主义要求雇主对被雇用的人采取家族式的恩惠情感，以诱发被雇用者对企业的归属意识和寄托思想；而被雇用者对雇主则要像对待家长一样做出无条件的服从和效忠。经营家族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可以追朔到江户时代的商家经营和家业观念。在明治时期它之所以没有伴随封建经济的崩溃而退出历史舞台，固然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因素，但旧商人自身的存续无疑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如前所述，明治维新之后，一部分旧商人抓住了新的机遇改头换面演变成了政商，又由政商发展成财阀。家族企业形态的这种逐步升级，使其所有者和经营者们清楚地意识到，随着家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确立相应的家业思想体系和劳务管理制度已经成了维持家族统治的迫切需要。而另一方面，企业的经营条件和社会环境也有了明显变化。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企业数量的大量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迅速扩大，劳动力在企业间的流动日趋加剧，同时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潮使社会主义思想对日本工人产生了影响，劳资关系因而空前紧张。这样，如何把劳动力稳定在本企业内并防止工人运动的蔓延，便成了关系到财阀企业前景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本来就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国家来说，继承江户时代就已存在的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意识和雇用制度便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恩情主义的灌输显然有利于缓和劳资双方在感情上的对立，模糊劳资之间的利害冲突，从思想上淡化工人的阶级意识。其次，终身雇用容易使被雇用者对企业产生依附思想，把自身命运寄托在企业的兴亡上，形成一种企业兴衰我等有责这样一种所谓的“爱社精神”。再次，年功序列工资制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压低工资成本，另一方面又束缚了劳动力的流动。总之，这些对于企业来说有利无害。所以，到了本世纪20年代，家族主义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在财阀企业中首先确立起来，并被其它企业所效仿，成了日本式经营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征。
明治维新至今已近130年，昔日资本主义的后进国日本已经成了当今世界的第二强经济大国。今非昔比，企业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批又一批带有旧时代特征的企业家、经营者相继拂袖而去，一批又一批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企业家、经营者登上了企业经营的舞台。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式经营则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国家观念与强烈的对外竞争意识在企业家头脑中还占有重要地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为紧密无间，政府官僚退休之后到民间大企业担当要职的现象仍旧是有增无减，经营家族主义与终身雇佣制度虽然在近几年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仍然根深蒂固。总之，高度的经济发达与非现代的经营方式并存清楚地提醒和告诉人们，离开历史我们就无法认识当今的日本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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