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1]2003年在《西汉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文中认为先秦至秦汉是中国政治的重要转型时期。然而，秦政昙花一现，是继之而起的西汉王朝承秦之制，又反秦之弊，真正为大一统专制政治奠基并使其颇为完善。其间，西汉儒士们承先秦遗风，纷纷投身于西汉政治活动之中，企图以深厚的学理在西汉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实现士人向往的理想政治与良好的人文秩序。他们积极入世，努力用世，进取有为，改造汉政。同时，他们仍不忘记传承儒家文化的烟火，直道而行，为实现其理想人格，为坚持儒家的理想与价值，为变异儒学，复兴儒学，推动经学在西汉的兴起和发展不遗余力。正是汉儒们共同的用世践履与价值取向，促进了西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大发展。到西汉中期，西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日益巩固，儒家文化已发展成为独占鳌头的官方统治思想，西汉社会也进入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西汉中后期，儒士们纷纷发挥经义的经世致用功能，以经论政，并进而促使其自身的经学思维与经学化的形成。到了西汉后期，西汉政治已日薄西山，儒士们为了挽政治大厦于既倾，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儒士们的诸多努力尽皆失败，前功尽弃的情况下，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景下，儒士群体的用世践履与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重大分化。为此，文章分四部分，即西汉前期儒士群体的入世与用世追求，西汉前期至中期儒士群体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儒士们的经学思维及西汉后期政治、经学衰变下儒士群体的价值分化并对之进行了具体阐述。
李禹阶, 汪荣[2]2003年在《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秦至秦汉是我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初儒士承先秦遗风 ,积极投身于汉初军功集团的政治活动之中 ,努力用世、进取有为、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变异儒学、复兴儒学、推动经学思潮成为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和共同的价值取向
韩玉峰[3]2011年在《秦汉时期儒生的命运与国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秦皇、汉武、新莽、桓灵时期的儒生为例,揭示秦汉时期儒生的命运和国运的关系。儒生从先秦的“士”中转化而来,由秦及汉,发生了从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到受到专制体制束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一部分儒生失落了,而一些儒生仍然坚守儒家的道统,成为文化的血脉。第一部分,以秦始皇时期的儒生为例,首先介绍了秦始皇时期儒生所继承的道统以及专制主义的确立,而后在此背景下讨论了秦始皇与儒生的关系,由相对融洽到焚书坑儒的大冲突。第二部分,以汉武帝时期的儒生为例,首先对儒生的时代环境和武帝时期的人才政策进行了梳理。继而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了汉武帝与儒生的叁种关系:一是依附型关系,如公孙弘、儿宽等;二是对抗型关系,如狄山、徐偃等;叁是既对抗又一致的关系,如王绾、赵臧等。第叁部分,以王莽时期儒生为例,首先介绍了儒生的政治环境,从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朝廷大门就向儒生大面积敞开。无论是博士弟子还是中央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儒生在其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儒生大量涌入了朝廷,儒生出身的王莽在代汉和改制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儒生的大力扶持,但也遭到了反对,其二者之间演绎了合作、对抗和半依附半合作的关系。最终,由于王莽对儒生态度发生了变化,加之本人崇尚古制,以人亡政息而收场。第四部分,以桓灵时期的儒生为例,在此一时期,儒生处在一个政治黑暗,并且仕途遭到堵塞的时代。儒生为了解除朝廷之弊和解决自身的出路,无论是群体性的事件,如叁次请愿运动,二次党锢之祸;还是个体性的事件,直言进谏者遭到迫害等,可以看出,此时期儒生与皇帝的关系大多表现为对抗性。结论部分,在对秦皇、汉武、新莽、桓灵时期儒生的命运与国运的梳理上,得出以下结论:一、儒生与皇帝大冲突的时期,一般是国家衰亡的时代,以秦始皇、桓灵时期为例;二、儒生与皇帝合作的时期,一般是国家相对兴盛安定的时代,以汉武帝时期为例。而王莽时期,以上两种情形兼而有之。因此,最终得出结论,儒生的命运与国运是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然而,儒生的命运与国运并不都是合辙的,因为儒家道统与专制皇权存在着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
高海云[4]2011年在《两汉之际儒生价值观念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西汉时代,儒生群体的地位渐次提升。自武帝“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儒生孜孜追求于仕途,且循着儒家理想试图改制汉政。然汉廷在制度设计及其制度运作中并不能满足儒生的入仕需求,而汉家“杂霸”政治亦不完全合于儒生理想。面对西汉末期严重的社会危机,儒生群体曾提出过一系列挽救社会危机的主张,如限奴、限田、用贤、再受命等;然统治阶层并不愿损减自身的利益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所追求的是维持既得利益和高位。随着古文经在西汉末期的兴起,儒者似乎找到了一幅理想的“政治蓝图”,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并在王莽代汉过程中“颂德献符”,将之推上皇帝宝座。然王莽改制过程中,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但其所行并不完全合于儒生理想政治,而且王莽亦未为儒生大开入仕之门。随着王莽改制所造成的社会更加混乱,兴起了“人心思汉”的思潮。儒者或因失落隐居山林,而更多者则转投标榜“辅汉”、“兴汉”的地方割据势力。刘秀是两汉之际历史剧变的亲历者,他清楚认识到儒生群体在政治和社会的力量,一方面提倡“重儒”、“柔道”,极力求得儒者支持;另一方面则通过官定图谶和经学,限制儒学在学术领域的自由发展,又通过“吏化”,以法律课以吏职,将儒生限定在政府职位,不再允许儒者评议时政。由此,儒生功利性价值追求更加甚嚣尘上。
石中华[5]2012年在《作者身份与中国古代文学活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是在考察中国古代作者“身份”构成的特点,以及其特殊身份：“官员”身份对文学活动的影响这个主题上展开的。围绕着这个主题,笔者首先简要论述了本文的理论依据：西方后现代“身份”理论。依次论述“身份”理论的提出,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以及总结“身份”的后现代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身份”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活动中“作者”的看法,并因此激起了人们对作者身份与文学活动的研究,认为作者文学之外的身份对其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研究业已获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以这种理论和研究成果为依据,笔者把触角延伸到了中国古代作者的身份构成及特征上,试图通过分析中国古代作者身份构成和身份的特殊性,来重新认识中国古代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些内容的研究,笔者力图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联系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分析中国古代作者多重身份尤其是“官员”身份背后的形成机制和渊源,并将20世纪西方学界在“身份与主体”、“作者身份与文学活动”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有选择性地用于本文。在此基础上,笔者先是重点分析了中国古代作者身份构成的特点,点出他们最为特殊的身份：“官员”,然后就这种特殊身份的形成,以及与作者其他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并选取了中国古代文学活动中的一些较为突出和特殊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试图论证“官员”这个特殊身份对中国古代作者的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呼应本文的研究主题。除却绪论和结语之外,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后现代“身份”理论的产生、发展及研究成果所作的简要梳理；第二章重点阐述中国古代作者身份构成的特眯,点出中国古代作者最为特殊的身份：“官员”,并详细分析了“官员”身份的构成因素；第一章就“官员”身份在中国古代作者多重身份建构过程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并通过个案分析来具体阐述中国古代一些特殊文学活动,强调它们的形成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作者“官员”身份的影响；第四章重点分析中国古代作者“官员”身份意识的形成,以及这种身份意识对作者文学观念和文学趣味的影响。具体论述则为：绪论部分首先点明本论文选题的缘起,是在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作者身份构成的特殊性,以及作者身份对文学活动影响重视不够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笔者通过援引西方后现代“身份”理论中对作者身份与文学活动研究的理论成果,从作者身份这个角度来论述中国古代作者身份构成的特点,试图证明中国古代作者的特殊身份对其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见出中国古代文学活动构成的复杂性和丰富多样性。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将给本论文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的着作分为两大部分进行具体介绍,第一部分专门就国内外学者对“身份”理论的阐述,以及从“身份”理论切入文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作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则就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古代作者及文学活动的研究作了一个系统梳理,并在其中分别阐明了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指出当下研究的不足,即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作者身份构成的特点,尤其是在“官员”身份对作者其他身份构成的影响和制约上,其研究仍然不够深入,缺乏一个从中国古代作者整体身份构成的特点来看其对文学活动影响的专题研究。因而,本文把分析中国古代作者多重身份构成的特点,以及其特殊身份：“官员”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作为专题,试图从一个系统和整体的层面上讨论作者身份构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及这种身份上的特殊性对其文学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第一章“身份、作者身份与文学活动”,重点就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界对现代主体理念的颠覆、解构,以及身份理论的发展作简要梳理。第一节“从‘主体’到‘身份’”,着重阐述现代主体理念在20世纪西方的被质疑和颠覆,在此基础上“身份”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并总结了“身份”的后现代特征,以及主体身份意识的形成；第二节“‘身份’理论对‘作者观’的影响”,主要就“身份”理论出现后,人们对文学活动中“作者”的看法发生变化,深化了人们对“作者”的认识,以及对作者身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作重点论述;第叁节“‘作者身份’与文学活动”,重点从作者多重身份与文学话语复杂性,身份选择与特殊文学话语的形成,以及作者的文化身份对其写作立场所形成的影响等叁方面,来详细阐述作者身份对文学活动产生的重要影响。第二章“中国古代作者的身份构成及特点”,分为两大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也就是第一节“中国古代作者的身份构成”,指出中国古代作者身份构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官员”身份为主导的,这使得他们有着区别于现当代作者最为典型的创作特征,即非专业化的文学写作；并且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份确认：“士”,“士”与“官”在先秦时就有的密切渊源,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身份构成；其次,分析了中国古代作者身份构成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将其与中国现代作家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作者身份构成作了一个对比分析,以显示出中国古代作者身份构成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点出了中国古代作者最为特殊的身份：“官员”,以及通过数据统计来证明这种身份是中国古代大多数作者都曾有过的一个身份,因而也是他们区别于中国现代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文学作者最为显着的身份特点。第二节“中国古代作者特殊身份：‘官员’身份的构成”,则是专门就中国古代作者“官员”身份构成所作的详细论述,从文化和政治体制两大方面来分析他们“官员”身份的构成,认为作为“官学”的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他们的身份构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他们这种特殊的身份。第叁章“‘官员’身份与中国古代文学活动”,主要就中国古作者多重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官员”身份所起的作用,以及这种身份构成特点对文学活动的影响进行重点分析。第一节“‘官员’身份与作者多重身份的构成”,依据后现代“身份”理论中所提到的影响了主体身份构成的各种因素,从文化成因、社会政治体制和个体意识等叁方面,分别论述它们在建构中匡古代作者的多重身份中的决定性作用,并突出这些因素与作者“官员”身份的关系,以从侧面来证明官员身份对作者其他身份构成的影响和牵制作用。第二节“个案分析：‘官员’身份影响下的文学活动”,是在论述中国古代作者身份构成特点的基础上,通过个案分析来论述某些特殊文学活动的发生与作者特殊身份的关系,认为追究其根源,这些特殊的文学活动的发生及变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作者“官员”身份的影响。第四章“‘官员’身份与中国古代文学话语”,是针对中国古代作者最为特殊的身份：“官员”身份对文学话语的影响所做的具体阐述。第一节“官员身份意识的建立”,主要从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官员”群体身份的认同、他者的“凝视”这叁方面来讨论作者“官员”身份意识的建立,认为正是这种官员的身份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者的写作,从而形成了一些颇为特殊的文学话语。第二节“个案分析：官员身份对作者文学观念的影响”、第叁节“个案分析：官员身份对作者文学趣味的影响”,则是就中国古代作者的特殊身份：“官员”,对文学话语所形成的具体影响方面去探讨的。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最为特殊的“文以载道”观,“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以及“美刺”的文学功能论等几个文学观念的产生；“隐语”、从“心怀魏阙”到“寄情山水”以及“以文为戏”等文学趣味的形成,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官员”身份的影响,是作者“官员”身份话语在文学话语中的直接或间接渗透。文章的结语,“从‘身份’理论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强调西方后现代“身份”理论的引入,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文学作者的认识,还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视角,尤其是启发了我们对中国古代作者身份与文学活动的全新认识。这种新的研究视角,以及中、西文论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是我们以后的文学研究打破成规,走向创新和深化所值得借鉴的方法。
禹平[6]2008年在《汉代儒生的社会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系统地考察了汉代儒生群体的社会活动。文章采用历时性研究方法,勾画出汉代儒生发展与演变的轨迹,并对儒生的政治、经济及礼制、文化教育等问题都展开了探讨。
王繁[7]2012年在《东汉儒、道思想与社会风俗》文中研究说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一体两翼，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自西汉以来，二者由互绌走向互融。就东汉一朝而言，儒道思想的变化概括来说即是儒道思想此消彼长：作为官方学术的儒家经学在经历了极盛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而道家思想则与之相反，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开始走向复兴。儒、道思想作为学术文化，是一种雅文化，与之相对的风俗文化则是俗文化，二者虽然是文化的两极但是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风俗文化更是作为与学术文化相辅相成的一种行为文化而存在。在统治者的政策导向和强力推动之下，学术文化则始终制控着风俗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本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东汉儒、道思想的此消彼长。首先，分析其历史原因。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此消彼长以及地位的转换，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谁能更好地适应政治统治的需求，谁便能占据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其次，论述儒家经学在东汉时期衰落的表现。东汉经学的衰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学术危机，即经学日益神秘化和政治庸俗化，表现为荒诞、繁琐和日趋僵化；二是儒家思想信仰危机，即儒家学说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下降，世人对儒家学说产生质疑，文人学子多以浮华相尚，以趋势交游为先，儒学作为一种价值观受到质疑。再次，论述道家思想复兴的表现。表现主要有叁：一是黄老政治思想的抬头。从光武帝“柔术治国”到东汉统治者对黄老学者的尊崇再到统治者的个人修养，无不显示着黄老政治思想的抬头。二是黄老养生思想的流行。上至皇帝贵族，下至文人隐士多以黄老修身。叁是道家思想学术地位的提升。这在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的学术继承和发展中表现的极为明显。第二部分论述了东汉儒、道思想对社会风俗的影响。东汉学术文化对风俗文化的影响概括而言就是士人在行为方式上向道家的复归。具体而言，有叁方面的表现：一是由重仕进到尚隐逸的转变。士人的仕进热情有所下降，大批士人主动或者被动隐逸山林，致力于着书教授。二是由重名节到“贵生”的转变。在政治黑暗形势的压迫下，以李膺、范滂为首的东汉党人重视名节，与外戚、宦官势力奋勇抗争。之后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之下，东汉士人的个体生命价值逐渐觉醒，人们从对名节的重视转为对生命的重视，名儒马融即为典型。其叁是由讲名教到尚独行的转变。东汉后期，儒学日益式微，以“叁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纲常名教影响削弱，士人纷纷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独行之举见重于世，社会上兴起一股特立独行之风气。第叁部分论述了东汉儒、道思想影响社会风俗的主要途径。途径主要有叁：一是乡举里选。乡举里选作为汉代最重要的选举制度之一，由于其实行于民间乡里，推重名声、德行，所以极大的推动了东汉社会民间风气的改善。二是儒学教育。汉代的儒学教育又分为由太学和地方郡国学校组成的官学以及私学和家学。不同的教育模式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推动了儒家思想地位的强化以及对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渗透，引导着社会风尚的变迁。叁是儒士阶层的社会示范效应。东汉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儒生，他们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推动了学术文化向风俗文化的渗透，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
郑伟伟[8]2009年在《先秦儒家知己意识探析》文中指出先秦儒家知己意识有其产生的深刻原因。随着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解体,周天子的地位日薄西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崩乐坏引起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贵族之“士”地位衰败,同时,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平民之“士”涌现出来,这两个群体构成了知己意识的主体。先秦时期,“士”独立人格逐渐觉醒,自我认同能力不断增强,而激烈动荡的社会与理想的极大落差使他们产生了忧患意识。儒士特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积极入世,寻求知己,渴望知遇,这就促使了先秦儒家知己意识的产生。己知和他知构成了先秦儒家知己意识丰富的理论内涵。己知是其根本和基础,追求君子人格是先秦儒家己知的理想目标,修己修身是获得理想人格的途径。他知是其延伸和重点,其中主知是重中之重。经世济民和报名主的思想使先秦儒家积极奔走,希冀获得君主的知遇,实现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且不断用行动来实践,即使屡次碰壁,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坚定信念依然执着不改。在现实寻求知己受挫后,先秦儒家便把目光投向了“天”,天命观的转变和天人合一思想使他们认为天是道德的载体,唯天知己,以求从天那里获得慰藉。先秦儒家也有丰富完整的朋友观,以志同道合为基础,不以地位的高低为选择准绳,这些积极因素闪耀着人性光芒。先秦儒家知己意识对后世影响深远。随着西汉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士倡导的独立人格丧失了生存的现实环境。在现实和救世思想的矛盾挣扎中,他们有的选择了屈从于现实,从“志于道”到“从于王”,知己意识沦化为奴化意识。也有些清高之士,不愿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依然保持崇高的尊严和洁身自好的品质。在无奈现实的逼迫下,在慨叹知己难遇后,他们或以身殉道,以生命的代价来保持人格的清醒,或则以消极避世的态度隐退山林,在山水间寻得知遇,或潜心蛰伏,等待时机,厚积薄发,或以红颜为知己,在风尘佳人中获得精神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但当真正幸运地遇到知己时,他们不惜以生命的代价酬知己,用行动捍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
李文敏[9]2016年在《中国传统士德及其当代重构研究》文中提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多元文化汇聚于此交流、碰撞、融合,改革开放前较为单一的价值取向面临中西多元文化交互影响的考验,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受到冲击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道德领域出现了自身科学文化素养与道德品质不相匹配的现象,具备较高专业知识能力的知识分子、在国家行政机关中掌握权力的党员干部、公务员群体在经受社会重重考验,面临道德选择时出现了道德失范的认知与行为。本文认为在道德领域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回溯历史从传统社会士德中寻求解决方案。从现代伦理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研究中国传统士德思想,梳理中国传统社会中士这一阶层所具备的道德品质,寻找适应当前时代需要的合理内容,为建设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发展要求的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资源,与当下的时代紧密结合以解决当下伦理道德建设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士这一阶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其伦理道德追求一直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士德的鲜明特点就是士群体们坚守“志于道”的道德理想,时刻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具有浓厚的家国天下的责任意识,在道德实践过程中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各不相同,因而士德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时期具有时代特点鲜明的历史变迁。对于士德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传承的梳理,就是要归纳并找出士德的内在发展轨迹与士这一阶层中的行为典范。士德在当下重构的危机既有外在多元文化冲击下的认同危机,也有士德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内在道德目标与社会实际相脱离的问题。当前士德重构的标准是其中的合理因素一定能够融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来,要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基于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需要以及士德中的积极成分,我们应当发掘士德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并予以重构。当前对士德的重构应坚持以“中国梦”理论为引领,培育“士志于道”的道德理想,大力弘扬“家国天下”的爱国理念,鼓励知行合一的道德活动。
史娟[10]2006年在《陆贾及《新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陆贾是汉高祖刘邦身边重要的谋臣,他在汉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功绩巨大。本文上篇根据史料对陆贾的生平事迹进行梳理,并讨论陆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生道路以及他高于前人和同代儒生的人生态度。中篇主要以《新语》为依托,讨论陆贾的思想以及《新语》的艺术。陆贾《新语》是汉初重要的理论着作,本文分析了《新语》的思想,认为《新语》系统的继承了先秦的儒家思想;同时结合时代,融合道、法等家思想,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改造。这一部分也总结了对于陆贾以及《新语》等作品的一系列问题,如对于陆贾的学术渊源,本文总结前人的学说进行了推测。本文下篇中立足于以上两篇的讨论,总结陆贾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以及人生道路、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历史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西汉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D]. 汪荣. 重庆师范大学. 2003
[2]. 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J]. 李禹阶, 汪荣. 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 秦汉时期儒生的命运与国运[D]. 韩玉峰.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4]. 两汉之际儒生价值观念分析[D]. 高海云. 苏州大学. 2011
[5]. 作者身份与中国古代文学活动[D]. 石中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6]. 汉代儒生的社会活动研究[D]. 禹平. 吉林大学. 2008
[7]. 东汉儒、道思想与社会风俗[D]. 王繁.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8]. 先秦儒家知己意识探析[D]. 郑伟伟. 郑州大学. 2009
[9]. 中国传统士德及其当代重构研究[D]. 李文敏.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10]. 陆贾及《新语》研究[D]. 史娟.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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