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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04)04-0088-05
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提出了公共物品比较精确的分析性定义，由此正式奠定了公共物品理论研究的现代基础。近几十年里，西方学者围绕公共物品的提供、需求以及搭便车问题，对公共物品进一步展开了深入分析。
一、关于参与者人数的增加对公共物品有效提供影响的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随着承担公共物品成本的人数的增加，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出现不足。然而，它并没有具体分析参与者人数对公共物品提供量的影响，也没有深入分析人们自愿供给公共物品的条件。基于此，奥尔森建立简单模型分析了集团中公共物品提供量达到最优的条件以及个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条件，然后根据这些条件得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提供公共物品，但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小集团中的提供量低于最优水平；而大集团中公共物品的提供量偏离最优水平报远，甚至有可能为零。
奥尔森是严格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来分析一个集团中公共物品提供量多寡的，但是，对现实世界中人们为什么会积极投票和匿名献血以及其他一些慈善捐赠活动——这些活动显然有悖经济人的理性或者人们并没有像通常说的那样在集团中积极地搭便车，却无法解释。这一点奥尔森自己也承认，他的理论不能解释林林总总的团体，（注：Olson,M.,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60-163.）这说明奥尔森单纯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问题显然有其局限性。事实上，在人们的决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诺斯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积累，这些意识形态，如道德和伦理法则，可使人们克服搭便车行为，使人们不再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来行事和斤斤计较。
另一方面，即使从经济角度来看，奥尔森虽然注意到了参与者人数的不同对公共物品提供量的影响，但他没有具体分析参与者的人数变化是如何影响公共物品提供水平的，也没有分析公共物品提供的次优水平。所谓次优水平是指一种配置是可行的、激励相容和个人理性的配置。显然，与理想化的最优配置不同，次优配置考虑了信息结构和产权结构等社会约束。Mailath和Postlewaite分析了在包含不完全信息和自愿参与的贝叶斯情况下参与者人数变化是如何影响公共物品自愿提供水平的，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参与人数突破极限，公共物品提供的次优水平收敛于零。然而Mailath和Postlewaite假定任意给定水平下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随着参与者人数增加而增加，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既考虑了参与者人数的影响又考虑了技术变化的影响，而非单独考虑参与者人数的影响。Martin F.Hellwig通过将技术因素固定而将参与嗜人数的影响分离出来，发现很多人承担公共物品的成本带采的好处要大于随之而来的激励不足的逆向影响。这时，如果公共物品提供的最优水平是有界的，那么当参与者数量众多时，公共品提供的次优水平会收敛于最优水平；如果公共物品最优提供水平是潜在无界的话，那么对于等弹性收益和成本函数的情形，随着参与者人数的增加，公共物品提供的次优水平趋于无界。尽管存在参与和激励约束的问题，公共物品的高水平提供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当参与者很多时，能够得到的人均预期总剩余很大，只不过这时最优和次优提供水平的悬殊很大。当参与者的人数趋于无穷大时，激励和参与约束就变得关键起来，次优和最优的总预期剩余比率将趋于零。参与者人数众多虽然使提供一定量公共物品变得容易，但由于比较严重的激励问题，公共物品的边际供给越来越低。
二、政府干预对公共物品提供效率的影响
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理论中的标准结论是：在自愿供给下，纯公共物品会出现提供不足，因此需要政府干预以激励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而恢复最优配置。Warr的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不会改变公共物品的均衡数量，在贡献者之中进行收入再分配也无济于事。
Bergstorm等对Warr的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发现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从而改变了贡献者集，中性结果就不再正确。Boadway等则提出通过税收减免或按比例给予津贴来资助公共物品的自愿贡献，证明了在合适的津贴率下，假使贡献公共物品的人没有识破政府的预算约束，任何公共物品帕累托有效配置的纳什均衡都可获得。
但是这种机制设计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理性的个体会知道他获得的资助将来可能提高他所缴纳的税额，也就是说理性的个体不存在“预算幻觉”(budgetary illusion)。这样，Andreoni和Bergstorm提出了以税收为基础的津贴模型，模型中，尽管贡献者会预料到津贴的成本，但是政府依然可以增加公共物品的均衡供给。
然而以政府资助为基础的模型普遍存在一个缺点，就是可能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引起财政收支不平衡问题。针对这个问题，Josef Falkinger（注：Josef Falkinger,Efficient 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by Rewarding Deviations from Averag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2,1996,pp.413-422.）提出了一种激励机制，可以增加纳什均衡状态下的公共物品私人贡献量。这种机制不是补贴公共品的贡献水平，而是奖励公共物品贡献值对其平均值的偏离，具体思路是：如果一个人的贡献值高于平均值，他就能获得奖励——政府津贴；如果一个人的贡献值低于平均值，他将受到惩罚——交税，这种机制可以避免政府预算膨胀和个人的预算幻觉，通过选择一种恰当的奖励方法，使个人受激励与贡献的平均水平保持一致，最后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有效均衡大致可以实现，并且财政负担很小或为零。
政府有效干预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如完备的信息、政府的政策工具不受限制等。但是这些条件通常在实际中难以达到。Mark Gradstein（注：Mark Gradstein,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n a Large Economy.Economics,Letters,61,1998,pp.229-234.）通过构建模型表明，在供给公共物品所花费的个人成本是私人信息，并且政府仅依靠成本分布来行事时，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税收政策：所有的贡献者从不贡献者那得到津贴。这样，只要公共物品韵社会最优量是独立于个人成本分布的，就能获得最优的配置。Mark Gradstein的模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完全所带来的政府有效干预的困难，但在实践中却缺乏可操作性。因为，他提出的税收政策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这种效率配置使所有的贡献者要比不贡献者富有，不贡献者的境遇变糟了。因此这种政策的采纳有赖于赞同这项政策的低成本的提供个体组成的获胜联盟的支持，而这种条件经常无法满足。例如，在公共选择中，当遵循简单多数原则时，若不贡献者投票反对这项政策，且达到一定比例时，这种税收津贴政策将不会被通过。
三、对公共物品自愿贡献机制及如何化解公共物品搭便车难题的实验研究
既然公共物品自愿提供的政府干预也并非完美，并且有效的干预还需要关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完全信息。这使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公共物品的自愿贡献、探索影响公共物品自愿提供的不同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物品自愿贡献机制。很多实验经济学家考察了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Voluntary Contributions Mechanism)，发现搭便车并不像传统经济理论预测的那么严重，他们通过多期VCM试验证明，实验初期公共品的贡献很显著（平均达到有效率水平的一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参与者经验水平的提高，贡献水平下降。随着实验的继续进行，集团贡献的整体水平通常开始接近搭便车的理论预测，而在非常大的集团中或从公共品中获得的人均收益较高时，不存在这种情况。
Isaac和Walker的实验结果表明，这种下降趋势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扭转。如果实验的参与者在作出自己的贡献决策时，能够有机会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这样，甚至是有经验的受试者，对公共品的集团贡献额都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通常超过效率水平的80%。van de Kragt,Ostrom,Walker和Gardner等的研究也证明了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尤其是面对面的讨论）会促进合作。
前述实验中，实验的参与者都能及时获得有关参与组贡献情况的信息，这可以为下期的合作水平提供决策依据。然而现实情况下，这些信息往往是不可能获得的，人们不得不在决策信息不完备时行动。例如，在一项涉及集体行动的项目中，不同组之间时相互监视通常是不可能的或成本很高，一般人们认为在这种不完全监视中，人们会有比较强的搭便车动机从欺骗中获得货币收益，故而这时公共物品的预期贡献水平比较低。Timothy N.Cason和Feisal U.Khan（注：Chen,X.P.& Komorita,S.S.,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itment in a Public Goods Social Dilemma.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60,1994,pp.367-386.）通过实验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完美监视即决策信息不完全时交流的作用。结果表明，既使在不完美监视下，相互交流也是确保高水平的组贡献的极强的处理变量，并且整个组的贡献水平在完美和不完美监视水平下差别不大；同时表明，改进的贡献水平监视在实验者不能参加口头交流时也不能增加贡献水平。
虽然相互交流，尤其是面对面的讨论，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促进合作。然而在大集团中面对面的讨论变得不可能或不可行，这时限制性的交流，例如发誓可能比较现实。Chen和Komorita通过两个实验分析了发誓在解决公共物品困境中的作用，这两个实验检验了5种条件下发誓在促进合作方面的作用，这5种条件分别是：(1)无约束发誓条件。这种条件下，实验对象在实际贡献之前发誓，但誓言无约束力。(2)最小约束发誓条件。这时实验对象要求发誓的贡献额至少要与所在组中贡献最低数目的成员发誓贡献的值相当。(3)控制性条件——无需发誓。(4)平均约束发誓条件。这时实验对象的贡献额至少要达到全体组成员发誓贡献的平均值。(5)约束发誓条件。这时实验对象被要求的贡献额至少要与他们个人发誓将贡献的一样多。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最小约束发誓条件下实验对象的贡献额要显著高于无约束发誓和无发誓条件下实验对象的贡献值，并且后两种情况下贡献值无显著区别。此外，他们还发现最小约束和平均约束发誓条件下贡献值要显著高于约束发誓条件下的值。对此结果，他们的一个解释是：最小约束发誓和平均约束发誓都是以组为基础的发誓，这时组成员所要求的最低贡献量是由所有成员发誓贡献的量所决定的，最小约束和平均约束发誓条件要求组成员间的贡献值相当，这使人们有更强的组身份识别和关键性感觉，组成员就难于搭便车和被人搭便车，这两个条件使实验对象摆脱了“恐惧(fear)”（害怕别人搭其便车）和“贪婪(greed)”（受背信的诱惑而搭别人的便车），结果组成员合作水平提高。
但是，他们对组身份识别和合作行为的因果关系如何以及关键性感觉是如何促进人们的合作行为的，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Xiao-Ping Chen通过对256名本科生的实验，证明了发誓、组身份识别以及关键性感觉的相互作用可提高合作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她进一步评估和验证了有关发誓效应在促进合作行为方面的解释，即组身份感解释、关键性感觉解释和“没有贪婪、没有恐惧”解释的正确性。她的实验结果表明：较强的组身份感并不导致较大的贡献，组身份感是必需的，但要诱使合作行为还不够，组身份感（组认同）与关键性感觉结合起来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较完整的解释。而“没有贪婪、没有恐惧”解释则没有得到完全验证。
该研究证实了，沟通或发誓在促进合作方面的作用是由受试者的关键性感觉以及组认同感觉能被诱发的程度所决定的。其政策意义在于，可以设计一个以组为基础的制度来解决公共物品难题。
四、对公共物品自愿捐赠主体和原因的分析
公共物品的搭便车问题使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总是不足，但现实中为什么有些人愿意自愿捐赠公共物品？如何解释人们的捐赠行为？Andreoni（注：Andreoni,J.,Privately Provided Public Goods in a Large Economy:The Limits of Altruism.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es,35,1988,pp.57-73.）建立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当公共物品的提供惟一地由个人捐献的总数决定时，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仅仅具备特定品味(one particular taste type)（在异质社区中）的最富有的人才会捐献。但此模型的预测在实践中没有充足的证据。实际上，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有自愿捐赠的行为，乐善好施似乎与贫富没有太多的关系，而与个人的同情心、道德水平有关。Andreoni单纯从收入的角度来分析人们的捐赠行为有一定的缺陷，对现实中的很多捐赠行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考虑其他的有关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解释。Cornes和Sandler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们假定对公共物品的自愿捐献也会给个人带来利益，对这种个人利益的解释有很多种，其中之一就是赠与带来的“光热效应(warm glow)”。Cornes和Sandler也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捐赠现象，认为捐赠也会给个人带来利益。这未免流于庸俗，否定人们捐赠背后的道德因素，一味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来分析问题，而忽视个人的其他属性，如爱心、同情心等；这只能使问题过于简单化和不足，从而弱化对现实中人们行为的解释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分析为公共物品的筹资提供了一个思路：既然人们从捐赠行为中也可能获得所谓的个人利益，那么可以对这种行为加以正确利用和诱导来为公共品筹资，例如政府发行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等。事实上，针对Cornes和Sandler对人们捐赠行为的个人利益解释，Simon Vicary也曾进行了反驳，指出如果个人贡献公共物品是出于自愿和能够从中获得某种个人利益（如从慈善商店里购买东西），那么可以预测，在“大经济(a large economy)”中，自愿捐献量将为零。随后Vicary建立模型说明了慈善捐助者在人数众多时也存在，并且不一定局限于富人。Sugden则从道德方面解释了自愿捐赠，认为道德准则迫使捐献者捐献的数量要和其他人大致相当。
五、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公共物品需求和供给的分析
不完全信息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关于公共品消费者的不完全信息，如个人的偏好显示等；关于生产者的不完全信息，如生产者的生产技术和成本等。萨缪尔森在完全信息的假定下，分析了市场机制如何把消费者关于公共物品的偏好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但是，现实中完全信息是一种理想状况，不完全信息则是一种常态，Clark,Groves和Green,Laffont（注：Green,Jerry R.and Laffont,Jean-Jaques,Incentives in Public Decision-making.New York: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79.）研究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公共物品提供问题，非完全信息将代理人有关公共物品的偏好视为私人信息，这样，他们设计了非市场机制来诱导出有效提供公共物品所需的信息。Green和Laffont的研究结果表明，为诱使个人诚实表露其偏好，需要使用类似克拉克－格劳维斯(Clarke-Groves)机制的方法，例如，在克拉克－格劳维斯税制下，说真话即表示个人的真实偏好是其占优策略，它是一种激励相容税制。虽然克拉克－格劳维斯税是一种巧妙的方法，但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真实偏好的表露机制还存在着不足，因为这种税制假设人们不能形成联盟；而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团体以及利益集团，人们通过结盟就可能使社会决策有利于本团体。鉴于此，克拉克－格劳维斯税制不一定具有群体激励兼容性。此外，这种税制还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它不能真正实现帕累托效率结果：由于征收这种税的目的只是为了促使人们表露其真实偏好，因此这项税收构成了政府的财政盈余，然而这种盈余又不能返还给个人，因为这会削弱个人表露其真实偏好的动机；这种盈余也有可能在个人故意夸大其偏好时，被政府浪费在某些支出项目上。
蒂布特(Tiebout)分析了地方公共物品（如地方教育供给水平）的需求显示问题，指出人们会（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选择居住地点来表露他们对这些公共物品的偏好。蒂布特称之为通过“财政选购(fiscal shopping)”来对他们最偏好的公共物品篮子“用脚投票”。但遗憾地是，这种偏好显示方法至少需要具备两个相关的前提条件，其一就是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居住地，而不会受到某些制度性壁垒（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限制和束缚，而他隐含地假定这种束缚不存在，这与经验并不完全吻合。事实上，有些国家就存在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制度和政策；在一国公民在地区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这一隐含前提下，蒂布特假定人们的生存主要是靠非劳动收入，这样人们就不会因为工作而被固定在某个地方；在这一条件下，财政选购的机会就会被最大化。但是，这种假定显然过于理想化，因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资收入在一个人的总收人中依然占有很大的比例，人们不得不从工资收入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居住地，而不是依地方公共物品提供量的多少或质量的高低来确定居住地，从而来实现蒂布特的“用脚投票”。此外，从统计技术上来看，这种“财政选购”方式意味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按地域分类，这有可能导致需求估计的选择偏差问题。当然，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分析，也可通过简单的公共选择规则来显示公共物品的偏好，例如，中位选民的偏好可作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依据，但是这种政治机制也需要严格的条件。
前面几种需求显示方法属于间接偏好表露法，近些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以调查和同卷形式作为获取个人对公共物品偏好的手段，这种方法是一种直接偏好表露法，被称为“或有估价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其思想是要求人们对研究人员所描述的某种假设事件作出可能的回答，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研究人员能设计出一种能产生所需信息的问卷，并可以建立自己的数据库。Gunnar Rongen使用CV法实证分析了挪威地方公共品的提供效率，即是否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偏好，他发现各个市的几项关键性公共服务没有达到有效率产出水平，综合服务水平不均衡，太多的资源配置在了行政和文化开支上。与此同时，对教育和老年人健康方面的投入又太少。或用估价法建立在资料丰富的数据库基础上，且不仅限于地方公共物品的需求估计上，而且具有更广泛的应用领域。但这种方法也并非十全十美，主要是在统计分析中有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偏差，以致于会影响估计结果，而解决这些偏差无形中又增加了这种方法的使用难度和影响了其应用范围。
Gradstein等人分析了完全及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连续性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标准性结论就是：由于存在搭便车，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方式总是使公共品提供不足。这时，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提供公共品来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并且通过强制性税收来为其生产筹资。然而，Bergstrom等先后指出政府供给公共物品会产生全部或部分的挤出效应，他们的结论认为，如果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是由自愿供给内生决定的，那么连续性公共品的私人供给不足的结论就是可靠的。
但上述学者未能分析离散性公共物品私人提供情况。Palfrey和Rosenthal分析了完全信息条件下离散性公共品的贡献博弈(contribution game)和订购博弈(subscription game)。贡献博弈是指若贡献的钱不能弥补公共品的成本，那么贡献的钱不能返还；订购博弈是指若公共工程未能完工，则局中人拿回他捐的钱。与标准的连续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相对比，他们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在贡献博弈和订购博弈下离散性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都是可能的，既使无效率的均衡也存在。
但是Palfrey和Rosenthal并没有说明他们结论的普适性到底如何，Flavio M.Menezes,Paulo K.Monteiro和Akram Temimi（注：Flavio M.Menezes,Paulo K.Monteiro & Akram Temimi,Private Provision of Discrete Public Goods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35,2001,pp.493-514.）完善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考察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离散性公共品的贡献博弈和订购博弈，并对订购博弈优于贡献博弈进行了验证。首先，他们分析了提供博弈，这种情况下，局中人自己提供公共品是可行的，常见的例子包括，打开炎热房子里的窗户，在交通事故中营救受伤人员等。他们证明了当提供成本不是高的惊人从而打消了单个局中人提供公共品的念头的话，总会存在一个均衡，其中对公共品评价足够高的人在贡献和订购博弈下都会提供公共物品。其次，他们讨论了为使公共品得以提供而使多个人的贡献或保证成为必须时的贡献和订购博弈，发现订购博弈存在均衡，这时，所有贡献公共物品的人贡献量都是一样的。其结论显示：在任何均衡状态下，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概率都要小于贡献和订购博弈时的概率。此外，他们证明：对贡献博弈来说，当成本很高时，离散性公共物品便不可能生产出来，且订购博弈要优于贡献博弈。
六、关于合同有限承诺下的公共物品提供问题的探讨
公共物品最优供给的萨缪尔森条件隐含地假定一个经济具有完全承诺特征，这时合同一般来说具备完全的强制力。然而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合同的执行不具备强制性，这时，当家庭发现违背合同可使他们的福利改善时，他们就有可能不履约。Alejandro Hajdenberg分析了当合同不能完全强制执行或者代理人有限承诺合同执行时，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有效配置和风险分担程度。他发现只有当不违约时，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之和才等于边际转换率。他进一步分析了公共物品在完全不能排它、完全排它和部分排它时的配置情况。发现当公共物品的消费不能完全排它或部分排它是可行的时，和在完全承诺的条件下一样，公共物品一样会出现提供不足。作者对此的解释和传统的关于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解释一样，也是由于搭便车问题所至，背信的代理人不能承担公共物品的整个损失。作者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专制，它是一种使代理人愿意放弃私人消费而承担更多的风险的制度。在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完全排它性时，作者分析的结论表明：不履约时公共物品的配置和在完全承诺时一样，所不同的是这时的私人消费更具分散性。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的萨缪尔森条件依然成立。缺乏公共物品的威胁使代理人提高了风险分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