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界市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中国政府决定开始实行“开放政策”，旨在让中国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但是该政策还有另一个目的：推进“改革”，即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在坚持公有制的同时克服计划经济的弊端。为此，中国政府决定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国家借鉴有用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迎接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私有部门的挑战。而所有这些都必须以加入世界贸易的游戏为前提。在摸索中，所谓的“中国模式”逐渐成形，中国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独特道路，它被命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成为越南学习的典范，古巴也开始从中受到启发。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发展进程顺利，但是中国模式似乎受到了对外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强烈冲击，因为加入世贸组织为对外开放扫清了所有障碍，同时也迫使中国受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威胁。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模式与社会主义的任何形式都截然相反。大多数分析家认为，无论中国愿意与否，“中国模式”必然会终结。但是笔者将在本文中试着阐明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一、融入世界市场的好处
1.开放政策的目标
中国通过采取已先后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获得成功的政策，希望促进出口。然而中国企业既没有按照世界标准(特别是质量标准)生产产品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灵活的、竞争力较强的商品化流通渠道，亦没有通过有效的方式达到上述目标的商业技术，其惟一的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因此，中国经过反复思量，决定鼓励外商直接投资，首先开放“特区”吸引外商投资。这一做法取得了成功：外资对出口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应当指出，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是联合中资共同推动出口的——这其实才是最主要的投资形式。目前，中外合资企业占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的58％，并且这些外资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再循环”的中资(“循环投资”即中资往复的现象非常严重。中资离开中国之后，在香港或者某个避税天堂转一圈贴上外资的标签，再回到中国，以便轻而易举地享受大量税收优惠)。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中国出口产品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起初仅局限于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或进口元件的组装产品，而现在更多地扩展到加工制造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
鼓励出口的政策不仅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力求赚取外汇以增加进口。在主要的进口产品中，消费资料相对少于生产资料、技术及非物质性投资。还有一点成功之处在于(我们都知道在组建中外合资企业时中国的谈判代表是如何就技术转让问题讨价还价的)，相当多的外国投资者为求在“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占有一足之地，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
2.开放政策的结果
最终，中国的贸易出现出超。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全球第三大出口国。这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密之一。
中国所取得的成功有一部分应归功于加入世贸组织，因为这为其贸易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事实上，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总是遭到出口壁垒的限制(特别是纺织和服装产业存在出口配额)，往往受制于进口国家的意愿：中国每年都必须就“最惠国”条款与进口国家进行谈判，这使它被迫承受许多政治压力。摆脱这种困境成为中国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原因。就其本身而言，中国的开放程度不再对其发展构成过多的威胁。此外，由于出口产品的多样化，中国避开了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的危险。
加入世贸组织的另一个好处在于更便于外资进入中国，由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大增加，其总额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0％。如今，这些外汇储备的数额确实已经相当大了，大概有一万亿美元之多。拥有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具有两点优势：一方面，该储备可以与国际货币——美元维持平价(波动的空间较小)，即使美国和其他国家一再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目的在于减少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若需筹集大量资金，则该储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开放政策(指对商品和货币的开放)的实施，中国掌握了使用货币的主动权，但同时也由此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使用这些外汇储备？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将这些外汇储备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武器。中国政府大量购入美国国债，尽管这部分国债在国债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并不算高(2％)。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政府能够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融资(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并促使美国的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为美国家庭消费的增长提供了大力支持，自然也有利于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大量涌入美国。由于中国加入了“美元体系”，它已经能够吊足美国的胃口，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由此必须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我们不禁要问，两国之间这种心照不宣的协定最终是否会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外汇储备能够用作其他用途，特别是用于改善作为一个国家自我发展根基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体制，并以此应对日益显著的贫富差距。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开放政策对中国而言毫无疑问都是相当有益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开放政策会不会动摇“中国模式”的建设及其持久性？中国实行这种政策会带来什么结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
1.国有部门具有重要地位
从管理形式上看，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已被授予了管理自主权，但它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部门，大部分的决定仍由这些政府部门作出。无论是从国有企业雇佣的员工数量还是从这些企业在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来看，国有部门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应当认识到，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已经转变成为股份制企业，不过国家依然保留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因为企业的资金仍全部或部分来源于国家。
然而，国有部门的阵地每年都在受到私有部门的侵蚀。正因如此，许多人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通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简而言之，中国在这条路上比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走得更缓慢、更渐进，掌控得更好——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实行的“休克疗法”产生的不良影响抱有成见。有些人并不相信中国具有这种政治意愿，他们认为国家控制一旦放松，就会自发地、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私有化运动。笔者认为这两种论断都是不恰当的。
党的领导集体和国家的领导机构都不信奉自由主义，这不仅是信念问题，还因为他们正是从国有经济中取得了地位、政权和成功，他们的合法性是以劳动者的共识、“工人阶级”的支持为基础的。起初，他们只把私有部门视为一种有益的“补充”，这束缚了自己。但是，由于改革旨在削减冗员、减轻企业负担，他们越来越多地将私有部门作为一条吸纳无业人员和过剩劳动力的途径：从农村返城的年轻人、养老金非常少的退休人员或提前退休人员、下岗职工都受到鼓励去建立或加盟一些小型企业，但同时还保留他们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享受“单位”的某些社会福利。此外，国有企业在政府部门的鼓励下，建立了许多与自身行业毫不相关的子公司用于安置这类职工。但是不可否认，有一些管理者(一般都不是最高层的领导者)在企业自主权增加、国有化程度降低的过程中找到了中饱私囊、加官晋爵的机会。因此，私有化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直到90年代末期，根据“抓大放小”的原则，国家决定向管理者、职工团体或外商出售一部分这种类型的中小企业，以便为母公司自身补充资金或者将资金投给其他国企。不过，国家只出让“跛脚”企业。因此，通过这种方式，私有部门的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它既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也不是通过自发产生，而是一种自救的结果。
2.股份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仍然受到国家监督
首先应该探讨一下促使中国政府将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企业的原因，而这场改革仍将继续下去。在西方国家，资本开放是私有化的前提，国家最多保留一部分资本以保证它在企业中说话时仍具有一定的分量。中国则是通过这种方式赋予企业真正的自主权，为负担沉重的企业减负，实现政企分开，因为国企往往集所有者(投资、改组、兼并和收购的领导者)、管理者(生产决策、人事政策和商业措施的制定者)、债权人和债务人(通过国有银行的介入)于一身。角色的混乱成为“万恶之源”：行政事务繁重、不透明、账目不清、财务管理松懈、各种形式的贪污。混合所有制企业至少应该找到与外国公司的共同语言，再达到筹集资金的目的，而国家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需求，财政收入不足往往限制了国家出资的可能性，因此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在光明正大且渠道正当的基础上，主要依靠自己筹措资金。
所有这些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中国的股市生机勃勃，但是如果真要依靠金融市场仍然会处处受限。国家的股票不可出售，而股票市场在2006年以前并没有什么生气。鼓励股市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提高政府在企业管理方面的透明度。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未来的前景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中国当局只是想令死气沉沉的股票市场恢复生气，但根本不想将股票市场变为对企业及其相关领域运作的最高审判者和最终评判者。
当局鼓励私有部门的发展，将其视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用宪法的一项条款加以保护。私有部门所占的比例当然是会增大的，但可以肯定，它将不会主宰整个战略部门。这便是中国自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原因。
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对此进行一番讨论。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应当对两者进行明确的区分和判断。诚然，所有这种企业——无论国企还是集体企业——都是以寻求赢利为导向的，但是，它们与西方企业由于股东企盼而追求赢利截然不同，因为国家或地方行政部门并不将赢利作为惟一目标，并且计划性尚未完全消失。真正能够提出批评的地方，在于经济民主方面存在缺陷：雇佣劳动者即使具有股东身份，在企业决策中也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民主与中国的尊重权威、等级观念、家长式管理、尊敬上级及下属忠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追求和谐等传统风尚格格不入，简言之，中国人自古奉行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跟主张个人主义、个性、竞争和严格遵循法律条文等符合民主风尚的要素相去甚远。
3.农村的社会主义面貌
如今，中国农民的情况非常特殊，其类型可谓独一无二，这是因为我们既不能称之为私有部门，也不能视其为社会主义的传统形式。因此，我在此使用了“社会主义面貌”的表述。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农村仍然相对于城市存在差别，这不仅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还可以追溯到中国更久远的历史时期：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被束缚在村镇中，不能轻易离开；此外，他们遵从于祖上代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这种思想也为他们提供了社会保障的空间。
农业部门所使用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46％，但是生产成果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如今中国的农业既不是一种国家农业(除了几处例外)，也不是一种合作农业，而是一种依靠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即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定期地分配土地。农民不能出售土地，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大地主死灰复燃以及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不可能实现土地的合并，农业经营仍然采取小农经济的方式；由于缺少大量的生产资金，生产力仍然很弱。正因如此，中国才需要大规模地从国外进口谷物等农产品，而这定会对中国的农业构成威胁。
乡镇企业继承了人民公社的工厂，往往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要么以“股份合作”的名义，要么以私人参股企业的名义，在乡或镇政府的指导下运作(有的企业是由农村私营企业家领导的，但是顶着公有的“红帽子”)。大部分乡镇企业的规模较小(往往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它们具有惊人的活力，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常常为城里的大企业承担加工工作。将这些乡镇企业归入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做法似乎仍然不能得到肯定，但是这一做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许多乡镇企业似乎与西方国家的地方混合经济公司相去甚远。
4.中国的经济仍然主要是负债经济
长期以来，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预算补贴已经被贷款所取代，这种贷款是由国家银行遵照政治命令发放的，目的在于分期收回款项或平稳地实现企业的股份制过渡。这符合某种社会主义道德观：可以借用家庭储蓄，同时付给储蓄账户和存款一定的利息作为报酬。时至今日，主管机关仍更倾向于控制投资的多样性。
该体制的负面作用在于，银行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债权，这一般被视为中国经济的弱点。离开行政部门的命令，银行在风险评估方面可能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风险评估的前提是必须充分了解并掌握借贷方的情况)，如今的做法只能是依靠一些银行管理机构内的外国专家。而对于借贷企业而言，它们往往倾向于将贷款当作补贴。当前的指导方向似乎是用大量的资金保证国企的稳定性，同时让银行对它们债权的可靠性进行检查。
所有上述负面作用尚无法从根本上对负债经济提出质疑，但是有迹象表明，该问题在执政党内部已经引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一些自由主义者主张实现一种充分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主要由金融市场来提供这部分补贴，他们往往以全球化的迫切需求作为自己的论据。还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建议通过国家调控缓和负债经济。但是，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主流派”都不打算放弃信贷经济所具有的统制经济的王牌。
5.计划性尚未消失
中国一直都会制定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这些计划显然不再会对商业领域下达强制命令，但是会对该领域间接地发挥指导作用：在中国，国家会对企业和消费行为征收名目繁多的税，一些贷款便成为由国家补贴的减息贷款。对于某种程度上由银行或国有投资公司参与的投资活动以及重要的商业活动而言，有计划地给予批准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创建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获得批准，遵循一种审批管理制度，在决定是否给予批准时该制度原则上会考虑到国家计划或地区计划的指导方向。
在中国，央行是不可能完全独立的，它必须服从政府设定的经济目标。国家仍然对贷款设立诸多规范(限额)，利息也是如此。经济政策主要是受新凯恩斯主义的启发，对央行指导利率的调整和预算中的公共消费部分发挥作用。
6.基础公共事业有待完善，劳动法的实施缺乏力度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模式”中确实存在着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并非一个简单的幌子。只是从基础公共事业的水平来看，该模式尚显不足：福利国家的建设(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才刚刚起步。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只占总额的很少一部分，而学杂费名目繁多，往往只能依靠私营部门来填补空白或提供高额奖学金。医疗机构已经实现现代化，但是费用分摊不均。治疗与药物需要花费较多，因为公共医疗体系仅承担一小部分费用，并仅限于城镇居民。信息与文化部门较受重视，但是国家的控制在这些领域内呈现出众所周知的弊端。
劳动法并非如我们所听说的那样满是缺陷，但是该法律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循，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失责造成的。
至此，对中国模式的简要概述可以使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全球化(特别是与世界贸易组织签订的条约)会不会动摇中国模式？
三、面临全球化危险的中国模式
1.中国与世贸组织签订的条约在哪些方面能够加强中国模式
该条约有一些有益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中国消除计划经济残留的最消极的影响。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一个重要的缺陷在于中国仍然缺乏西方近几十年来在经济领域为解决各种冲突而实行的制度法规与司法保障：所有制形式尚未写入法典、法院受制于政治压力、法律不完善……对于社会主义市场而言，确定、透明的法律环境以及一定的司法独立都是必要条件，这不仅能够保护所有权和使用权，还能为社会权和消费者的权利提供保障。世贸组织条约在消除歧视政策方面提出的要求，会与徇私舞弊、裙带关系、贪污腐败等集权结束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不良现象背道而驰。
我们还可以看到签订条约的另一个好处。中国存在着某种“灰色”经济，即非法领域：且不说诸如非法商贩之类的小业主，有许多小企业都不进行申报(这样可以不缴纳税款)，当地政府对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西方的商人与工业家在与这类企业打交道时可以获益，但不无风险。因此，可以料想到，已正式注册的企业会对世贸组织的条约表示欢迎，这必将推动地方行政机构采取更为审慎、警觉的态度。
中国经济的另一个缺陷是国内市场不统一，这源于权力下放所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上升。地方上设立了各种壁垒：非高速公路的道路通行税、地方的购买配额、约束性规章条例、对地方生产者的优惠贷款等。这些壁垒有时会引发真正的内部贸易战争。这种地区分裂是毛泽东时期遗留下来的，当时，各省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经济体制，但不与中央政治集权以及极具向心性的征税体制相悖。从多个角度上看，中国国内市场的统一性仍不如欧洲内部市场，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致力于发展一个同质的大市场。
最后，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无论是在商贸领域，还是在社会和税收领域，竞争都能体现出有益的影响：产品更具多样性、价格降低、质量提高、卫生标准得以遵守，这些都是市场向中国生产商开放得更大以及国外产品带来竞争这双重刺激所产生的结果。
不能相信世贸组织倡导的自由竞争是“没有受到歪曲”的竞争。减少关税壁垒(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标准)的条约和进出口许可的条约对各个领域的限定方式不尽相同：跨国公司为促进其主导领域的发展而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工作。这才是产生问题的关键。
2.如何管束跨国企业
中国与世贸组织签订的条约规定，大多数部门应在2006年打开竞争之门，不分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中国政府希望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但是又想遏制跨国企业的野心，最常用的方法是迫使它们以合资企业的形式与中国企业(几乎是指国有企业)平起平坐。将来，跨国企业将不受任何限制地成为百分之百的外资企业。但是，由于实力强大，跨国企业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占据大量中国小企业甚至大公司的地盘，因为尽管中国企业的数目众多，但是这些企业对于本企业的自我投资往往不够，并且由于倾向性明显的管理模式、计划经济的残余、至今仍然沉重的社会负担，它们自身就存在着许多缺陷。面对这一重大风险，中国政府曾尝试多种方法予以应对。
一种应对方法是实行拖延策略：缓慢、冗繁的行政手续使跨国公司难于起步，这就为中国企业争取了做好迎战准备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应对中国企业采取重组、兼并、整顿财务等措施，加强它们的竞争力。
另一种应对方法是对跨国公司的经营审批进行苛刻的规定，以使它们不敢投资政府希望保护的领域——这种做法并未阻止竞争的发生，毕竟竞争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可以起到激励作用。除了我们在后文中将另行分析的农业部门之外，以下三个部门也特别受到了这类冲击的影响。
(1)在重大工业部门，已经有几家大型的中国企业(国企或半国企)能够与外国企业相匹敌，但是其他企业仍然十分脆弱。在该领域内，各种形式的国有制便是必不可少的防线：即使这类企业是股份制公司，国家或地方政权仍掌握多数股权。这类企业应该还能对抗外来竞争。
(2)在大的分销部门中，国家的保护作用很难发挥，因为国有批发商(特别是技术手段过于陈旧的进出口行业)越来越受到私营批发商和外国批发商的竞争，尽管外国批发商对这一领域仍缺乏足够的了解。大型的国际分销集团往往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中国的行政约束(例如对其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地域限制)无法永无止境地对它们发挥作用。
(3)然而最危险的还要数银行和金融部门。这是最为关键的部门，经济融资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该部门。虽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实力雄厚，但是西方一些跨国银行比它们更为强大。中国政府意欲为这类西方银行留出一定的空间以鼓励竞争，迫使本国银行实施更加透明的管理、更好地评估风险，但并不想让西方银行占领该领域。因此，中国政府规定了一些苛刻的标准用于阻止外国投资者。中国政府还以保护本国公司和储户免受意外伤害为借口，鼓励外国银行入资中国的银行，这是一种监督外国银行的方式。
3.受保护的部门与民族龙头企业的形成
中国政府不久前规定了国家必须监控的战略部门包括：国防与武器、能源、石油与石油化工、电信、民航、海运以及主要矿产资源的勘探。换言之，除了基础公共事业(科教文卫)和所谓的民用物资(例如自来水、工业用电和电信、公共交通)之外，中国还想保留对发展和独立而言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的控制。这并不意味着私人完全不能涉足这类领域，而是国家必将通过在股份制企业中掌握多数股权的方式在该领域内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通过肯定这条政策，事实上相当于在这些领域内不遵循服务贸易总协定(AGCS)。众所周知，服务贸易总协定在世贸组织内酝酿多年，旨在打开公共事业领域的竞争之门(特别是为跨国企业)，包括基础公共事业。各个国家自愿作出承诺，但是一旦加入该协定涉及的某个部门，该国的相关部门则会立即受到约束。可以想见，中国将努力使世贸组织继续留给成员国自由选择的权利。中国的压力当然很大，但是这并不会对“中国模式”构成严重的威胁。
在中国业已完全开放竞争的领域中，中国政府的回击体现在创建一些有能力抗击外国跨国企业的民族龙头企业上。在作为典型战略部门的银行业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另外，在电信、船舶建造、钢铁冶金、电脑生产、家电、汽车等领域，中国政府均采取这种做法，石油部门更是如此。为此，一些国企已经或即将合并，其中大部分转变为股份制，国家持有至少51％的股份。这些民族龙头企业通过购买外国企业，已经走上了国际化之路。
分析家对于中国的大型国企在国内市场上对抗跨国企业和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竞争的能力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往往以这些国企的利润不高、生产力低下、研发能力不足、资本流动性差作为依据，并通常指责国企过于顺从国家的干涉，而这种干涉会扰乱企业的健康运营。然而，这些论据都是较为相对化甚至黑白颠倒的。
许多国企的运营状况不佳，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些国企由于继承了旧制度而背负了沉重的社会负担，从而产生诸多缺陷，并且它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只会造成社会损害，特别是在失业方面。所有这些问题大概都要依靠改革才能解决。不过，随着世贸组织条约的实施，开放所带来的冲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中国立即拿起了一切可能的“保护主义”武器：保持高关税、对外国企业创建控股公司提出苛刻的条件、禁止可能会使外国投资者变成主要股东的公司合并行为……
至于管理模式，中国政府似乎也在力图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给予国企真正的管理自主权，包括财务自主，但同时也不能让国企像私企一样运营。这就需要分离国家的职能，做到政企分开。时至今日，政企分开做得仍然不够彻底，董事会仍然依靠政权，将大部分职能委托给一些财务公司(这些公司往往脱胎于过去的行政办公室)或企业集团，但是无论如何，政企分开已开始实行，这的确赋予了海尔、TCL、联想等大集团真正的自主权。
如果所有这些障碍都被逐一克服，中国的国企(或半国企)就会在与跨国企业的竞争中拥有更多的王牌。首先，中国的国企交给大股东(国家)的股息可以远远低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交给大股东的股息，使国企能够更好地进行自我投资。另一张王牌，就是国企拥有稳定的股东制，这避免了不稳定的金融波动和长期的腐败源泉在国企出现。由此，这些企业可以实施长期的投资政策。此外，自供资金越多意味着潜在的研究发展空间越大。中国国企的第三张王牌在于员工的诚信，由于一些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中国的雇佣劳动者比西方的雇佣劳动者更具有积极性和稳定性，也更遵守规章制度。可以想见，如果民主化取得更大的进步，中国的劳动者在这些方面将会表现得更具优势，而在资本主义跨国企业中，民主化已变得不可思议。最后，国家通过增加资本的方式加大投资，这种做法不会遇到任何障碍，而在欧洲，这是以畸形竞争的名义被禁止的。为了达到国际龙头企业的规模，国家向企业投资是很必要的，但是不会投资那些长期受到并购威胁的不稳定的企业。
4.如何保护农业和农业系统
时至今日，中国农业基本上仍然可以保证自给自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关税持续降低，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需求增加，进口量加速增长。于是，农业自给自足的手段(如国家垄断谷物贸易)面临着失效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竞争，任由农业部门发展成资本主义性质的愿望似乎越来越强烈。然而，由于耕地比重较小、地势高低不平，中国尚不具备发展扩张性农业的地理条件。另外，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农业部门变成资本主义性质不仅会再次引发不平等的现象，而且会加剧农村的失业率，因此这可能会导致悲惨的结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更会打乱原本就已受到影响的社会平衡。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危机四伏、农民的不满情绪高涨，于是推出了多项政策用以稳固中国的农业，保证其根基不被动摇：费转税(不能超过收入的7％)、停止缩减谷物种植面积的做法、加大化肥的生产力度、促进并完善农业设备的生产……然而这些政策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土地经营面积小、在有限的家庭范围内投资不足、过多使用化肥。在这种条件下，可以重新采取农村合作制作为解决措施，推进机械化进程，加强产品的多样性，发展更加“绿色”的农业，这些做法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也更便于出口。乡镇企业已经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它们的发展将会有助于解决就业不足的问题，并能够提供一定的技术经费和销售市场(农产品加工)。另一个问题是，对世贸组织作出承诺之后，在向外国企业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无疑将会通过使用与工业部门相同的规章条例，对商业化的扩张加以控制。
5.继续推行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顺应集体的选择，是中国模式与众不同的特点，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的传统。于是，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融入世界市场不会逐渐导致公共政策被抛弃吗？
时至今日，除了公共开支方面的决策之外，对投资方向的引导主要使用两种工具：审批制度和贷款选择。开放政策是否也对这两种工具提出了质疑？
世贸组织对于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非歧视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除战略部门之外中国必须放弃对本民族企业的所有优惠政策。因此，中国只能在规章制度上设立一些障碍：这些障碍虽然是面对所有企业的，但是至少能够维持中国企业的既得利益。复杂的审批制度可以控制投资者的性质、投资的数额以及是否符合投资领域的目标，特别是针对外国投资：获得批准需要得到二十多个机构的同意。此外，对投资的控制还是通过一种决定性的手段实现的，即外汇管制。事实上，尽管按照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在日常交易方面，外汇管制几乎已经全部被取消，但是对于以兑换外汇为前提的资本操作行为而言，这种管制仍然存在。外汇管制加上审批制度，这对于阻止投机性投资、促进稳定投资而言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工具。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中国才逃过了1997年那场对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金融危机。
另一种引导投资方向的方法是发放贷款。只有在一个颇具约束性的审批体制的框架内，才有可能从银行或者中国投资企业那里长期融资。在国家的五年计划中批准这些融资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应对其加以规定。
负债经济将不会让位于由金融市场主导的经济？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指出，2006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占企业外来融资的98.8％，该比率比以前大大升高，股票发行仅占0.8％。中国并不愿改变现有的融资体制，因为该体制能令其控制资本的拨给。然而，这显然是以银行系统的健康运行与全面整顿为前提的(消除无出产性贷款、提高风险评估的技术和实践水平、打击挪用公款行为)。这是一项长期工作，如果国企停止亏损，就会非常有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外国银行的竞争能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但同时还应当经得起跨国金融企业为增加金融市场的份额而施加的巨大压力。
四、结论
研究的最后，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是不可分离的。如果离开了涉及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国家干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连续超过25年的惊人增长。毋庸置疑，开放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在技术领域内。有些人认为中国在贸易上的成功仅仅是由于其低廉的工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倘若这一推断成立，则所有低水平工资的国家都理应达到与中国相同的发展速度。中国的成功不仅是推行主观意志决定的贸易政策的结果，也是实施整个公共政策的结果。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所有这一切是否能够继续下去？世贸组织条约所规定的对外资的开放程度是否会破坏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似乎已经度过了危险阶段，中国有些老话：“摸着石头过河”是说不要掉进水里，“与狼共舞”是说进入全球化的舞池中却不被跨国企业吃掉。这一切似乎表明中国模式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并且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模式的抵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诚然，低工资的比较优势会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缩小，这点变化已然非常显著，但是其他的优势条件仍然存在。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大量的劳动力，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比其他小国具有更多的自主能力。相比之下，美国由于结构性的贸易赤字、相对非工业化和沉重的军费预算，发展能力可能也不如中国。
从经济角度上看，中国有三个弱点：能源和一些原材料不足(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银行体制不健全、耕地面积有限(占领土的12％)。中国政府目前正努力对此采取补救措施：与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签订合作协议、入股外国石油公司、审核银行系统的账目、对农业给予充分支持。但是，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地为这三个弱势领域采取预防措施。
然而，不单是在“经济”方面，中国模式还受到国内矛盾和环境问题的威胁。众所周知，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社会差距明显加大。在旧体制中，城乡双方相对平均。社会等级并不表现为收入差距过大，尽管中国人民曾经遭受过强烈的政治动荡，但是平静与安全仍然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特别是在极端贫困的群体中。如今，中国已变为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于日本、德国和法国。城乡差异、地区差异都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大。这对于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言是非常消极的。就业不足的数据难以统计，但肯定也是非常严重的。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仍然不高，这很容易加重不平等的问题，危及国家所倡导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在这些领域内的改革产生了极为消极的、甚至破坏性的影响。同时，开放政策也产生了影响社会公平的结果。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国模式”与其初衷及理想相去甚远：在“社会主义与市场”这个复杂的方程式中，后者占了上风。在公共部门以及所有行政部门内，操纵杆仍然掌握在国家职员的手中，他们保证私人资产阶级受到监管。
除了由工人和农民斗争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发展之外，中国模式遇到的另一个重大威胁便是环境问题。环境的破坏已然十分严重，加速发展可能会令现状都难以维持。然而，我们仍然以乐观的态度结束本文：中国政府似乎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针对这一点，统制经济制度比起由私人利益操控的政府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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