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雅俗观：中国现代文学阐释的新视角——由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俗论文,现代性论文,论题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338（2007）01—0149—04
当下，海外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其中，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则尤为引人注目，对于它所生发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以及这一文学史叙事同“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理论命题之间的复杂关联，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往往将其纳入当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格局中进行阐发，着重论述的是它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这一论题背后的理论基点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坐标性位置却未能作进一步的探究。在这里，我们要追问的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何以能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出挑战？它同既有的研究范式之间的分歧究竟在哪里？这种分歧除却现实思想根源之外，是否另有更为深刻的缘由？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的内在思路，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阐释，以期由此激发起我们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思考。
一
晚清至五四，一向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这两个历史时段间的复杂纠葛亦备受文学史家瞩目，诸多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刻论述都是以此作为思考的背景从而产生问题意识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也将晚清文学作为了立论的切入点，然而，与之前的研究迥然不同的是，在这里晚清文学似乎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性意味，被推向了与五四新文学相对峙的立场，而且这种对峙关系也已经超出了既有研究范式的阐释范畴。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的开篇，王德威即断言：“有关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问题，近年已屡屡被提出讨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典范意义，尤其引起众多思辨。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是晚清文化的重新定位。”[1] 所谓“重新定位”，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文学史分期问题。在他看来，内涵繁复的晚清文学绝不应仅仅被视作现代文学的序曲、前奏，较之五四文学，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其实更富于现代意味，并进而推论，是“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2]。将晚清文学纳入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进行论述并不鲜见，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章中，研究者们就已经把晚清文学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并置于同一文学谱系中，认为从晚清起“与古代中国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开始了：从文学观念到作家地位，从表现手法到体裁、语言，变革的要求和实际的挑战都同时出现了”[3]。然而稍作辨析我们就会发现，虽同样是从晚清谈起，对晚清文学的价值也都予以积极肯定，但二者之间还是存有既微妙又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被概括为“两种晚清文学”之间的区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所言及的晚清文学意指戊戌变法之后所产生的新的文学形态，这种以“新小说”为代表的新式文学肇始于严复、梁启超、林纾等新派人士对西方文化、文学的广泛引介。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走向世界”的文学，与五四所标举的启蒙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和五四文学一起完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断裂”。王德威则直言，他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狭邪小说、科幻乌托邦故事、公案侠义传奇、谴责小说等产生于中国文学传统内部的文学样式，不仅与启蒙知识分子无关，反而在文学史上一直遭受到五四以来启蒙现代性的压抑，被排斥在现代文学的概念范畴之外。从以上的简略对比可以看出，对“两种晚清文学”各自所做出的不同认同，实际上彰显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态度的本质差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的标志性意义不容置疑，它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则尤为显著。那么在这一背景下，上述关于晚清文学的两种不同选择、阐释便不能仅仅局限在晚清文学研究的领域里去理解，这其实是“晚清现代性”与“五四启蒙”这两种文学史观之间的对峙与抗衡。
我们知道，文学史观的意义体现于它对文学所作出的独特理解和阐释，而这种独特的理解和阐释首先是建立在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遴选之上的。换言之，每一种文学史观的产生都意味着一条特定文学史边界的形成，这一边界昭示出一种文学价值评判标准，并以强制性的力量将与这种评判标准相背离的文学形态排除出去，从而构筑起了封闭性的文学秩序。众所周知，《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代表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追求现代化”为学术取向的研究理念。作为一种启蒙文学史观，它最突出的特征就表现在以五四新文学为核心，以现代、传统这一对范畴为基点来构建现代文学史的逻辑框架，“两种晚清文学”的分野似乎即证实了这一点。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作一回顾便可以发现，在20世纪文学史上启蒙文学史观虽几经曲折却始终植根于现代文学之中，是“现代”一词支撑起了我们的文学想象，并赋予了现代中国文学以独特的意义内涵。同时，也正如汪晖所言：“现代文学这个概念一方面是建构一个独立的文学领域，另一方面则是排斥性的，即通过现代／传统、新／旧的二元对立，而将大量文学实践排斥出去。”[4]
“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即把批驳的矛头指向了这种现代／传统相对峙的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王德威认为：“五四作家急于切断与文学传统间的传承关系，而以其实很儒家式的严肃态度，接收了来自西方权威的现代性模式，且树之为唯一典范，并从而将已经在晚清乱象中萌芽的各种现代主义形式屏除于正统艺术的大门外。”[5] 在他看来，其实正是这些被视作“传统”的文学形态才具备更为强烈的现代意味，只不过在文学史上一直遭受到接受了西方现代性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压抑，否则“可能早已为中国之现代造成了一个极不相同的画面”[6]。可以看出，在这里以往现代／传统之分的界限被消弭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种现代性——五四启蒙现代性与晚清现代性之间的对立，同时这种对立又被表述成了精英／非精英之争。精英一词尤其值得关注，王德威一直将它与“儒家”、“上流文学”、“正统”、“文以载道”等概念并用，目的似乎就在于将五四新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中的雅文学联系起来。在笔者看来，雅俗观念其实正是王德威重构现代文学谱系的理论基点，其意图就在于引入雅俗体系来“搅乱（文学）史线性发展的迷思，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而同时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7]。我们看到，在“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所构建的文学等级秩序里，雅俗标准成为评价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主要价值尺度，只不过与传统的雅俗内涵界定相反，在这里雅文学是以压抑者的面目出现的，所以作为“现代雅文学”的五四新文学受到了指斥和贬抑。而从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到新感觉派直至沈从文、张爱玲，这一脉“被压抑”的现代文学则被认定真正体现了“由即将失去活力的中国文学传统之内所产生的一种旺盛的创造力”[8]。
现代／传统对峙与现代意义上的雅／俗对峙，两种文学史观各自所划定的这两条文学史边界产生了交叉。正像王德威所预期的那样，既有的文学史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搅乱”了，不仅许多以往约定俗成的概念、定论受到了质疑，而且一批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也无法摆脱“再解读”的命运，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笔者认为，“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之所以具备如此巨大的冲击力，原因就在于它把雅俗观念引入了现代文学评价体系，使得现代、传统、高雅、通俗等范畴交错纠缠在一起，从而触及到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久被忽视的重要理论语域——现代雅俗观，而现代雅俗观则直接关涉到现代文学的历史定位这一关键性问题。
二
作为生成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态，“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即：它既是“中国”文学，又是“现代”文学。这种双重界定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要面对中国文学以及现代文学这样两种异质的文学传统，须在两种文学传统各自所设定的价值标准之间取得合法性。
雅俗观念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评判标准。它本源自于音声，在周代“雅乐都是为政教服务的，祭、飨、祀因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用乐规定，体现了信仰世界和世俗生活的等级秩序”[9]。及至后世，当雅俗观被推延到文学领域后，很自然地就凭借其自身所蕴含的这种等级意味而演化成人们品评文章的标准、尺度。概而言之，在古代文学传统中，雅文学与诗、文、辞、赋等文体相连，是指由文人雅士创作、流传于上流阶层的主流文学形态。而俗文学则与之相对，泛指那些来自于民间的小说、戏曲、民谣等文学样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即以“圣文雅丽”作为文章的审美规范，同时又指出文学的发展“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文学秩序的建构还是转换，其实均是以雅俗观为坐标。当然，每个历史阶段对于雅俗概念的界定都有些许的差异，对于雅俗关系的阐释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一对范畴始终居于文学等级建构中的基点位置，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文学等级建构的两极，雅、俗既相互排斥又共存交融，正是这种复杂的张力造就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类文体的消长、审美风格的嬗变乃至于文学创作接受群体的整合，均能够从中得到说明。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现代”一词意味深长。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指出：“在整个19世纪，尤其很明显地在20世纪，有一个运动使modern的词义演变朝向正面意涵。modern的正面意涵实际上等同于‘改善的’或‘令人满意的’或‘有效率的’。”[10] 这种颇富道德感的含义来自于它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的时间维度，“‘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11] 在近现代中国这一历史语境中，国势衰颓的现实更加强化了人们对于“现代”的理解和认同，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历史意识，其特点即在于把人们对于当下现状的整体态度予以时间化。具体而言，就是指以现实为中心把传统与未来分别置于历史的两个端点上，使其呈现出紧张对峙的趋势，并分别赋予它们以浓烈的情感色彩。饶有意味的是，在这一历史叙事中，现实与未来是截然二分的，传统与现实却被解释为一种因果承袭的关系，这样人们对于现状的不满态度势必就会转化成对于传统的激烈批驳和对于未来的强烈向往。于是，现代、传统这两个标志着时间意义的范畴遂凭借其自身所融注的丰富内蕴而演化成为一种崭新的价值尺度，并继而引申出新／旧、进步／落后、革命／保守等一系列的评判标准。
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于现代中国这一时空境遇中，是在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推动下获得独立地位的，因而注定与现代性具有天然的复杂关联。在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无疑成为了审视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主要视角，而“现代文学”这个概念也往往与“新文学”相等同。我们看到，无论是微观的作家作品论还是宏观的文学思潮流派研究，抑或是“新文学整体观”，其实都是在谨守着“现代”这一价值立场。应当承认，对现代立场的固守是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得以存在的理论前提，将现代与传统予以明晰的区分也有助于我们更加从容地把握现代文学的内涵和意义。然而问题在于，仅仅用单一的现代标准对文学史实进行阐释和评价，由于缺少一种外在的参照系，这种现代标准就成为了一种不言自明的概念体系。在其自身的规定性与合法性无法得到验证的情况下，现代文学建构中各种因素的价值定位及其相互关系也就必将引起种种质疑的声音。近年来关于旧体诗和通俗文学的历史评价问题就曾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学术论争：在整个20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这两种文学样式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它们与新文学的关系如何？是否应被纳入现代文学史的论述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论争双方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针锋相对，但其思维取向在本质上却具有一致性，就是都未能超越现代／传统相对峙的研究思路。这样，虽则各执一词、观点犀利，却也只是在对两个概念进行一种循环阐释而已，或以现代来论说传统，或以传统来解释现代，难以对论题真正有所推进。由此可以看出，当下只有适时地引入另一种评价体系作为参照，我们才有可能突破研究中的“瓶颈”，才有可能对文学的现代意识予以深入探察，对现代文学既有格局的合理性作出恰切的论证。在这种情势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雅俗观就显示出了它的意义所在。
三
“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的创见就在于将雅俗观念引入了现代文学评价体系，从而触及到了现代雅俗观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因受制于自己的理论预设，王德威对这一问题作出了颇为悖谬的阐释，在开启思路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研究的误区。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将生成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予以辨析，区分出了五四启蒙现代性与晚清现代性这样两种理论形态，并将二者之间的对立表述为雅俗之争。然而，若细加探究就会发现，在这一界定的背后却潜藏着深刻的逻辑悖论，使之难以自圆其说。我们注意到，在表述对“现代”一义的理解时，王德威征引了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观点以强调“现代”内涵的纷繁复杂，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现代性’是在哪一个历史点上，摆脱了时间观念的枷锁，成为存有的批判精神；由一个瞬息即逝的时刻转化而成神秘性的存在；由一个不断出现的情境，以完成‘历史’而抹杀了历史的变异？”[12] 这表明，王德威试图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去寻找马泰·卡林内斯库所谓的“两种现代性”的踪迹。带着这一问题意识，他“发现”了取得“理性”权威的五四启蒙现代性以及充满着“颓废”情绪的晚清现代性。不过，西方的“两种现代性”是指称“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13]。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一“分裂”为什么在“移植”到中国之后却有了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时间差？它们又何以转化为雅俗之争？中国传统的雅俗观念与西方的“两种现代性”是否具有一一对等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王德威自然无力给予明确的解释，他只是一味地以“假设”的语气和“想象”的姿态为那些萌芽在晚清的现代主义形式而深感惋惜。在笔者看来，问题的症结其实应归结于王德威所持有的理论预设。他以传统的雅俗观念对“两种现代性”进行界定，然后将其演绎到现代文学中去，以此来对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进行二元对立式的置评。这样以传统雅俗观静态地观照文学的现代结构，用雅俗标准去对现代性作硬性裁决，势必无法达到逻辑上的谨严、自洽，更不能解释现代文学传统生成的必然性和复杂性，最终只好以“想象”来作为遁词。
现代雅俗观其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这里有两点需加以说明：（一）它并非静止的传统意义上的雅俗标准，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由传统雅俗观转化而来的现代意义上的雅俗观；（二）现代雅俗观也不是指现代／传统、雅／俗两套标准的并列使用，而是在两套标准体系相互作用下生成的唯一标准。传统雅俗观向现代雅俗观转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文学的现代演变过程是同一的。晚清至五四，文学的现代观与雅俗观同时生成，现代雅俗观从而得以建立。
现代雅俗观的意义即在于提示我们用双重视角——从雅俗角度观察文学的现代意识是如何生成的，从现代角度探察这种新的雅俗结构的历史必然性——来审视现代文学的发生机制，以追溯现代文学格局形成的复杂过程及其内在张力。在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过程中，旧的雅俗秩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解重组，问题是在新的秩序中，雅、俗的内涵是什么？它是怎样与现代文学联系到一起的？现代文学秩序的建构是基于雅还是基于现代意识？雅与现代意识的关系如何？俗在现代语境中有何内涵？各种文学史叙事所标榜的雅俗又有何差异？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将以往静态的现代标准还原为动态的现代雅俗格局的建构过程，这样，新文学、通俗文学等文学形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才有可能得到恰切的观照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