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带病提拔”：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度重视论文,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在干部工作中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有些干部早就存在各种问题，但在推荐、考察和讨论决定等环节却未被及时发现，导致这些干部继续得到提拔重用。这种现象被称为“带病提拔”。据中组部的一项统计，各地受到党纪、政纪或刑事处分的县处级和地厅级领导干部中，在提拔前就存在严重问题的占了20％左右，个别地方甚至达到50％以上。如何严防和纠正干部“带病提拔”，是摆在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干部“带病提拔”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研究和解决干部“带病提拔”问题，必须首先厘清“带病”的形式和特点。干部“带病提拔”有以下五种类型。
一是“藏而不露”型。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领导干部腐败潜伏期正逐渐变长。在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来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当年作案当年被查处的只有不到两成。潜伏期变长给贪官带来很多“带病”被提拔的机会。韩桂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韩桂芝从1991年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起，就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950万元，且一边收受贿赂，一边不断高升，从组织部副部长一直升到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高位。腐败干部贪污受贿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既反映了体制上对干部监督不到位、反腐机构获得案源线索的渠道狭窄等现状，也表明腐败干部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二是“露而难定”型。有些干部，其问题已有所显现，但用人单位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就匆匆提拔任用，结果提拔不久就被查处。张国光从辽宁省调任湖北省省长岗位上不久，就被纪检部门采取了组织措施，但其事发地主要是在沈阳。张国光在辽宁省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96万余元。沈阳市一位老干部说：“张国光在沈阳当市委书记期间，就与大款打得火热，这人人皆知。”有关部门也曾数次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但都因为线索不具体、事实难以认定而告终。不能认定事实，就要给干部一个“说法”，就不能影响提拔使用，这似乎成了时下一些地方用干部的“潜规则”。正是在这样的用人“潜规则”下，张国光“带病”被提拔到了省长的高位上。
三是“露而不究”型。少数在某方面具有一定能力的干部，虽然个人存在严重问题，干部群众也有反映，但有关部门却以生活小节无大碍、人才难得为理由，在争议中不断被提拔重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曾被认为是一个有经济头脑、发展思路清晰、工作有魄力的难得的领导人才，虽然反映其问题的信件不断飞向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也知道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却始终认为群众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一些生活小节问题。因此，尽管王怀忠的名声一直不好，却依旧在声声民怨中步步高升。
四是“违规操作”型。虽然《干部任用条例》实施多年，但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情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选拔任用干部不搞民主推荐，或以个别谈话代替民主推荐。干部考察也流于形式，甚至搞所谓的“考察服从调整”。有的领导同志在既没有充分听取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也未经过必要的民主推荐程序的情况下，就要求有关部门对某人实施重点考察。有的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存在临时动议、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个别的甚至用领导班子成员“圈阅”的方式代替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干部。由于没有按照《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选拔任用干部，或者使其流于形式，“带病”干部得以顺利通过民主推荐、考察考核、讨论决定关，得到提拔任用。
五是“明知故犯”型。就是用人者明知被提拔使用的干部“带病”，但因为与其有着各种不可告人的关系，还是明知故犯，依然予以“带病提拔”。这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权力私有化”，把手中的权力视为己有，把自己管辖的地区和部门当作自己独立的领地，无所顾忌地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只要是圈子里的人，尽管有“病”也要提拔；另一种是“权力商品化”，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利用手中掌握的用人权大肆卖官鬻爵，明知“买官”者劣迹斑斑，但只要交了“拜门钱”、“捐官款”，就将“官帽”送给他们。
干部“带病提拔”的严重危害与主要原因
虽然被“带病提拔”的领导干部只是极少数，但影响极坏，危害极大。
首先，干部“带病提拔”引发了群众对领导干部队伍的信任危机。作为一般群众，他们看整个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往往是从身边的领导干部的言行来判断的。在群众中口碑极差的“带病”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虽然是个别情况，但这种情况在群众心头累积起来，势必引起群众对整个干部队伍的怀疑，甚至以此推断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带病”被提拔上来的。“带病”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往往又胡作非为，这更导致群众对整个干部队伍产生信任危机。
其次，干部“带病提拔”造成了党的局部执政权力的丧失。我们党在总体上掌握着领导国家的权力，但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当干部“带病提拔”现象相当严重时，这个地区、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权力就会落到腐败分子的手中，造成局部执政权力的暂时丧失。马德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工作6年，平均每天不合法收入万元左右。全市到他那里买官的干部有260人之多，几乎覆盖了全市所有的部门。张华琪在安徽省颍上县任县委书记的40个月里，平均每月受贿6次计5万多元，共计有250多名干部向他买官，全县31个乡镇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向他行过贿。干部“带病”被提拔后，很难保证能够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现在这样的群体性用人腐败案例不在少数，由于腐败分子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掌握了权力，其必然引发连锁反应，致使微观执政环境正不压邪，党的领导权力暂时丧失。
再次，干部“带病提拔”现象诱发了干部的投机心理。选什么人、用什么人，对干部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慕绥新、韩桂芝等一个个腐败分子“带病”上岗并得到提拔，其“作秀不能少、政绩包装有必要、独断专行为魄力”的“升官秘诀”，势必在干部队伍中产生负面影响，诱发干部的投机心理。在干部“带病提拔”严重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往往会形成一个难以抗拒的漩涡，使好的干部倒霉受气，而坏的干部则青云直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本党风正、作风硬、能干事的干部也会不自觉地随波逐流，使漩涡越卷越大，微观执政环境越来越恶劣。
最后，干部“带病提拔”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无穷祸害。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带病”被提拔上来的干部掌握了权力，其心思很难用在工作上，而是在腐败的漩涡中继续搞腐败，进而形成长长的“系统腐败”链条。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事实表明，“带病”被提拔的干部往往是搞“形式主义”、搞“浮夸”及所谓的“政绩工程”、“路边工程”的高手，其结果必然造成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在王怀忠主政阜阳的几年里，当地随处可见各种大标语，什么“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一时之间，走进阜阳，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大跃进”年代。据估计，王怀忠的一系列“政绩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市未来10年的财力。
一个干部的提拔任用，按正常程序必须经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党委（党组）讨论，然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上报、上级组织部门进一步考察、提请党委讨论审批等一系列程序。这么多的“体检”环节为什么竟然查不出腐败分子的“病症”，反而让他们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呢？笔者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把握用人标准有偏差。德才兼备历来是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但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把握用人标准上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了偏差。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用人只要看“才”就行了，有德无德的无关紧要。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急于改变落后现状，在用人上片面强调大胆起用能干“大事业”、“敢闯”、“敢干”的“开拓型”干部，而对干部的“德”重视和考察不够。有的明知一些干部在“德”方面有问题，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一些在某方面能力较强但政治素质很差、思想作风不良的人选拔到了领导岗位上。
二是腐败分子善于伪装。腐败分子大多虚伪，善于做戏，他们在被查处前大都披着冠冕堂皇的外衣，用假象掩盖真相。这些人在公众场合或会议上讲起廉政来，往往是声情并茂、头头是道；有的还故意把一些不便收或不起眼的礼品拿出来上交，以标榜自己“廉政拒贿”。王纯在担任吉林省白山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在各种场合言必称“廉政”，曾经疾言厉色地对送礼人下逐客令。可就是这样一个被群众认为很不错的干部，却受贿款物折合人民币170余万元，还有205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三是干部考察失真失实。现在干部的活动范围、工作领域越来越大，但一些地方对干部的考察由于方法简单、范围狭小、力量薄弱、时间有限，而很难及时发现干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的即使在考察中听到一些反映，也因缺乏具体线索，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查清楚。对干部“德”的考察缺乏有效办法，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另外，一些考察人员素质不过硬，识人水平不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查深查透，对一些重要情况没有调查核实，也使一些“带病”干部得以顺利通过考察关。
四是对一把手用人权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一些地区、单位用人上产生的不正之风，“风源”就在一把手身上。目前，对一把手用人权的监督，形式上的东西多，实质上的东西少；上级领导对一把手迁就多，下级对一把手顺从多。如果一把手自我要求不严格，就很难保证不出事。韩希鹏在任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区委书记期间，提拔干部看似履行程序，貌似集体研究，而实质上提拔谁、安排在哪个位置上，都是他直接跟组织部长说，然后由组织部门准备汇报材料，在书记会上通过后再履行组织程序，结果是“程序上合法中规中矩、本质上体现个人意志”。
五是用人失误责任追究不到位。现在，一些地方既不对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核实，也不对违反规定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予以纠正。对在用人上确有问题的领导干部，不批评教育，不进行组织处理；对严重违反规定且已经构成违纪的，也不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等等。这些年来，发生了那么多干部“带病提拔”的问题，但真正追究用人者失察失误责任的不多。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这些“带病”者受到处理，却极少看到对那些负有领导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治党不严、监督不力，查处问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是造成用人上不正之风乃至少数干部“带病提拔”后长期得不到查处的一个重要因素。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主要对策
防止和纠正干部“带病提拔”，要在加强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同时，从强化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入手，坚持标本兼治。重点要在以下六个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重才轻德的倾向。政治素质是领导素质的核心，知识素质是领导才能的基础。选任干部，配备班子，既要考虑年龄、文化、能力的因素，又要有政治条件上的硬性规定，绝不能让政治上有劣迹或“带病”的人钻进领导干部队伍。即使对年纪轻、本事大、文化层次高的“难得人才”也不能在政治标准上降格以求。对那些思想政治素质差、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甚至以权谋私的干部，要果断地调整下来。特别是对群众反映问题比较多的干部，使用上要慎之又慎。
第二，改进干部考察工作，深入了解干部的真实情况。要准确识别干部，就必须完善干部考察制度和方法，进一步提高考察工作的质量。考察干部，不仅要征求同级干部的意见，征求考察对象的下级干部的意见，还要听取考察对象所在地方和单位群众的意见和反映。要抓紧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形成科学的实绩考核指标体系，既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又注重考察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既考察干部在本单位工作的表现，又了解他们在“八小时以外”的社会交往情况。对在任用考察过程中群众反映问题突出、线索具体的，要集中考察力量，拓展考察渠道，查清干部存在的问题。
第三，科学规范一把手的用人权，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要科学界定一把手的用人权和责任，对一把手在动议、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各个环节的用权行为作出具体规范，对容易出现问题的行为作出相应规定。要实行干部任用备案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检查制度、上级组织部门派员列席下级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会议的制度，加强上级组织对下级党委（党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要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并严格控制领导干部任期内的职务变动。
第四，加大对反映的问题的查核力度，建立健全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监督机制。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把监督贯穿于干部培养教育、考察考核、选拔任用和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努力拓宽监督渠道和覆盖面。要加强和改进举报受理工作，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沟通和联系，严格执行任前公示制度，加大对群众反映问题的查核力度，建立反应灵敏的工作机制，及时发现和严肃纠正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党的干部工作的严肃性，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健康开展。对领导批办的信防举报件，要深入调查核实，确保件件有回音。对群众反映的干部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廉洁白律、选人用人等方面的问题，内容一时难以查实又不能轻易否定的，应当暂缓任用；反映的问题情节轻微、不足以影响任用的，在任用的同时要与其谈话，进行教育和告诫。
第五，进一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严肃干部纪律。实行责任追究，对于强化选人用人责任、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具有重要作用。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和完善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以明确干部推荐、考察、讨论决定等各个环节的责任内容、责任主体和责任追究方式，切实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主体不明确的问题，避免出了问题无人负责、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对因弄虚作假、瞒天过海导致干部“带病提拔”的，一经查实，坚决处理；对在干部选任中因失察失误导致干部“带病提拔”的，也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从根本上防止干部“带病提拔”。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治本之策是要在深入抓好已有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贯彻落实的同时，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要把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切实贯彻到干部考察考核的具体实践中去，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选拔提名、考核、监督的机制，扩大考核工作中的民主，扩大选人识人的视野，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提拔起来。要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扩大民主和依法办事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改进群众参与的方式，进一步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实群众公认原则。要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和干部交流的力度，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各展其能的机制，使“带病”干部相形见绌。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健全党委集体决策制度，使“带病”的干部无机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