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双刃剑”的困惑与选择——建国后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述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刃剑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困惑论文,党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无疑像一把善恶难分的“双刃剑”。从工具理性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它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服务；就价值理性的视角而言，社会主义与它又是相对立的社会形态，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如何正确处理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棘手问题。对建国后我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演变轨迹加以评析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从建国到1952年，总体上看，我党对资本主义采取的利用和限制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破败不堪的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贡献，而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绝妙之笔。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对官僚资本采取的是没收政策，对外国在华资本通过法令手段对其监督和管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政策有变化），而对私人资本则采取了让其适当发展的方针。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分析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1060～10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这就从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的角度，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必须借重资本主义相当程度发展的基本战略。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一科学概念，形成了“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理论，认为中国“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14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政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其基本点被载入了立国大宪纲《共同纲领》之中。纲领规定：保护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持其发展。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等方面调剂各种经济成分，使之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1950年6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在“五反”运动中，为不使运动走样，毛泽东告诫说：“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6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他还批评了当时理论界否定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两面性的错误。在实践中，采取了许多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例如，当发现私营工商业遇到困难，企业纷纷歇业倒闭，资产阶级诚惶诚恐时，他便果断作出了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政策的决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还把过去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建国初期，我们之所以采取利用资本主义的政策，其原因是：第一，中国资本主义尚有进步性。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各国资本主义的兴衰不是取决于一般的世界形势或时代性质，而是取决于本国社会发展的程度。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到了20世纪初便完全腐朽了，但“落后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国家要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因为“它们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在中国来讲是有利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在世界来讲是有利于世界将来的社会主义。”（注：顾龙生：《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111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第二，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决定了私人资本主义应有一个较充分的发展。旧中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10%，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毛泽东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扩大发展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像中国这样大而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大发展，将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此外，民族资本主义具有地方性和分散性，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这使利用政策具有可能性。
二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我党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开始背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这时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基本上是持排斥态度。
1952年6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文件上作了重要批语：“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当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65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7。）这是毛泽东改变他过去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确认识的一个重要信号。1953年6月和8月，毛泽东在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次讲话中，批判了刘少奇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并明确宣布：“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1953年底，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则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这显然是与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相悖的。事实上，当时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尽管公私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冲突，但并没有达到非要消灭资本主义不可的地步。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指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196～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总号令。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于1956年底之前“过急”、“过快”、“过粗”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目标。针对三大改造完成后遗留的问题，毛泽东曾发表了叫做“新经济政策”的谈话，讲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43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的话，但这些设想并没有形成具体政策，更没有在实践中贯彻，很快又收了回来。
从1957年开始，“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并想通过这一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既然要实现共产主义，自然不能容忍任何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以及可能与资本主义有某种联系的东西存在。于是，社员交出了自留地，并把私有的家畜、林木等转为公社所有，集市贸易被取消，甚至连按劳分配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而废除。此后，全国城乡多次开展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尤其是“文革”爆发后，全国掀起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恶浪，把它说成是“撮合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向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发起猖狂进攻的一股黑风”（注：《人民日报》，1967年11月23日。）。同时，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农民从事的饲养、编织、采集、渔猎等家庭副业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强迫割掉。毛泽东甚至连“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荒谬口号也加以肯定。可以说，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谈“资”色变，绝对谈不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从利用走向排斥，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综合推动的结果。第一，不利的国际环境和苏联的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违背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愿。因此，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失败以后，加紧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压制、封锁和威胁。特别是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再次失败后，更加起劲地反华，使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严重对峙状态，客观上关闭了我们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的大门。这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仇恨和敌视情绪，从而在认识上对西方世界的一切都抱有很深的偏见。此外，尽管我们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对我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不满，刘少奇、周恩来1952年访问苏联时，其领导人都表示：希望中国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要得到苏联的信任和全面援助，就必须以实际行动表明我们在搞社会主义。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而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使资本主义早日退出中国经济舞台。
第二，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直接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对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了资本主义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来说，“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42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这种历史因素不能不影响到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评价。加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看得过重。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脱离实际。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必然会绝对排斥任何形式的带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
第三，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误区。尽管我们一直坚信自己在搞社会主义，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不很清楚。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排斥资本主义就建不成社会主义；二是囿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总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加之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及其形式缺乏深入研究，简单地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结果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三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后，我们变得理智起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追随世界现代化大潮，巧妙地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中寻找同一的基础，从而确立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思路，拓展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
1.学习前提：资本主义高于封建主义。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也就是要彻底埋葬资本主义。这不仅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列宁也明确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是和封建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是“幸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也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这是向西方学习的逻辑前提。
2.学习内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邓小平虽然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这个制度下腐朽没落的东西，但他却积极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所创造的属于人类共同拥有的先进文明成果，坚决主张吸收和借鉴。因为社会主义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生事物，只有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新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就是要大胆地利用外资，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成功管理经验，吸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观点、模式和方法，发展对外贸易等，甚至一些长期以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以利用。
3.政策导向：允许适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唯物史观，我国现阶段应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因此，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说，一方面要适应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建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方面，也要允许与鼓励私营、个体和“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与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这是不能含糊的原则性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在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四
考察我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演变轨迹，我们感到，如何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对我国建设具有战略意义，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一些看似是老问题的问题。
1.必须认清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中国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因此，中国社会主义与经典作家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必然存在巨大差异。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工业高度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脱胎于资本主义的母腹，早已完成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民主和科学得到普遍认同和发展的社会。中国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现实是，如何实现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如何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带头人”，而是与资本主义并列，各自按社会规律向前发展的社会，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滞后于资本主义。只有确立这样一个唯物的基本观点，才能理性地认识和处理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
2.中国社会主义应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状态下建立的，所以在客观上我们国家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任务：发展自己先天不足的生产力。我们应利用自己先进的社会制度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经济发展水平尽快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逐步创造条件。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应有之义，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现实要求。苏联东欧剧变已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开放是全方位的，这就必然涉及到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所以，只要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战略，就能从社会需要、社会进步的角度出发来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避免带有先入为主的感情色彩。
3.对资本主义应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本世纪中叶以来的冲撞、裂变、调整、创新，普遍建立起了具有一定宏观调控能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不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而且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尚在，使生产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改善。同时，他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公平的方针，大搞社会福利政策，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他们还把民主权利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使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因此，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足取的，但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政治上的某些可取举措，价值观念中某些进步的东西，都是全人类的财富，我们应大胆加以吸收和借鉴。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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