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与香港的产业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香港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背景
香港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近2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全面的结构转型。转型的推动因素主要为：
一是由于中国内地开放，在劳动力、土地和税收成本方面，香港与珠江三角洲近邻地区相差巨大，而香港的法律、经济制度和服务业却可同时提供给近邻地区的外资企业，服务的范围覆盖超越香港，扩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出走，在9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已转移至珠江三角洲和内地其它地方。
二是由于转移内地的制造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返回或滞留在香港（香港取得海外订单，内地生产），内地开放初期的非法资金流入（包括走私和各种形式的资金外流），以及为了刺激97回归时的经济繁荣，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庞大资金投入（包括中资企业和内地政府机构在香港向本地及外国银行的举债），在缺乏工业或新科技产业投资的机会下，总数投入了香港以内需为主的服务业（以房地产和股票买卖的金融业为代表），使之与转移往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所需而扩展的生产性服务业一起，推动香港的服务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并在扩张的过程中带来资产（特别是房地产）泡沫化，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此消彼涨，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但是，在1997年回归之后，出现了新的因素：
(1)回归后，政治考虑改变，中央政府无须以资金投入来支撑香港在回归时的繁荣；
(2)中国开放进一步扩大，香港的中介作用下跌，中国内地外流资金亦减少以香港为终点站；
(3)经90年代两次调整后，中国法制趋于健全，内部供应改善，走私活动大幅减少（走私也不局限于广东与香港之间，而扩散于全国其它边境地区）；
(4)香港转移往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开始面对当地本土企业及广东以外其它沿海地区的本土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利润收益率相对回落。
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日本和欧洲在香港的信贷资金回撤，东南亚流入的资金亦全面收缩，加上上述四个因素，香港经济体系内净资金流入大幅减少。金融危机对投资信心的破坏使社会资金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流出，泡沫破裂，依附于投机和投资活动的内部消费服务行业需求突变。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亦逐步转型：
(1)与香港成替代性的本地服务业开始兴起，其成本较低（要素成本与交通时间成本），随着它们的深化发展，对香港服务业产生出越来越大的替代作用。
(2)从传统劳动密集制造业转往信息产业，内销比例上升；出口付运数量减少，并从海运转往空运；所需的先进生产性服务(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与香港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不同。
结果是，即使珠江三角洲持续高速增长，其对香港服务业的需求也停滞不前，且当地服务业对香港服务业的替代作用越来越明显，范围越来越大。由此对香港经济结构产生的后果是：
(1)香港传统制造业依然快速萎缩。
(2)传统服务业的内部需求部分，随泡沫破裂、资产贬值而大幅收缩，外部需求部分则增长乏力，转口规模虽然继续增加（但转口货运增长下降，越来越大的新增部分转移至成本较低的深圳港口），亦无法推动服务出口较大的增长。
在90年代下半期，香港经济结构开始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出现总体规模萎缩，无力突破的困境（只是由于转口持续快速增长和供内部需求的进口萎缩，才依靠贸易逆差减少来维持GDP的表面增长）。
二、结构转型
经济发展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制约。在香港产业发展的历史里，结构大转变主要有两个时期：
(1)4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纺织服装业，因政治因素大规模地移植至香港，根本上把香港的转口服务型经济，改变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经济；
(2)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香港制造业出走和中国内地出口扩张，使香港再转回至转口和服务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
这两次结构大转变都不是市场主导，而是因为政治或政策的大变化使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相对经济条件出现根本性转变。在这个经济环境的突变下，市场因素推波作澜，才完成结构的转型。
在结构大转型之外，自40年代后期建立起来的香港制造业在产业部门组成方面亦有所变化：
(1)劳动密集制造业从纺织服装业扩展至鞋类、玩具等杂项制造业产品；
(2)电子工业的兴起。
这两个变化主要在60年代至70年代里完成。大致原因有：一是美国（包括较为次要的西欧）经济在战后长期增长，形成内部消费需求的扩张，开始超越内部供应能力；二是香港在发展中国家及经济中，在制度方面接近美国和西欧（主要是英国），制造业发展水平有相对优势，当时仅次于日本，故此在美国把制造业能力外移过程里，先于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台湾等接收了美国的外来资金、技术转移和生产订单。这两个因素亦同时改造香港的纺织服装业，使之更集中于服装业，并促成技术及管理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个产业部门组成的变化亦有两个特色：
(1)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生产部门——纺织往服装、鞋类、玩具等杂项产品的发展，属于水平扩张，在产业结构上没有大的提升，并没有像日本、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典型的工业化发展步骤，在劳动密集的轻工产业后，进升至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
(2)电子业发展的资金、技术、市场都来自美国等外地，本地贡献或提供的能力，如技术和管理能力(technological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有限，连市场机会都由外部供应和选择，不是香港社会本身创造或主动争取得来。香港企业所作的主要是代工(OEM)，但由于大多数工业企业的贸易取向强大，在技术和人才投资方面十分匮乏，与典型工业化国家偏重技术和人才投资的做法大相径庭。政府亦没有产业政策来作协助。
从香港的产业发展历史看，诱因和推动力量都来自外部，本地主要是被动地配合和适应。而最为关键的是，在制造业方面，技术和组织创新都来自外部，并不在香港内部自发产生。即使90年代的服务转型，在金融方面，亦是以外国企业为主。转口和生产性服务中，外国企业亦是技术和组织创新的主要来源。这个现象反映出在整个工业化过程里，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科研及人才的投资规模不相符，始终不脱来料加工的低端生产模式。也反映出香港经济的殖民地性质，政府不愿对本地投资，而以自由经济或不干预政策作为借口。企业亦是过客心态，不愿作较长期的投资。
从香港的历史经验来看，香港的结构转型，特别是根本性的转变，不可能由本地市场因素推动。即使在产业部门之内的调整，香港亦缺乏推动技术和组织创新的能力。在外力不可得的情况下，香港若要从目前结构转型困难中脱拔出来，达成结构的良性转型，唯一的方法是从政府政策入手，用政府的政策资源（包括资金）来掌握外部和内部的市场机会，高效率地集中利用历史积累下来的本地资源，并借用海外资源。这也便要求特区政府从政策方向、原则和具体方法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更新转变。
三、政策主导
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系要改变原来的产业结构，单靠市场的力量是不易达成的。最明显和极端的例子是韩国。70年代开始的重化工业发展，并非按照韩国当时的经济条件和资源优势，而是60年代朴正熙军事政变带来的政治、政策转变和政府规划的后果，而伸延至今天的韩国发展模式（政企合作、出口主导）也是60年代的军政府所创立的，与在此之前的经济体系（依赖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全无关联。与此相对的是智利1973年的市场化改革。即使改革只是营造一个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改革的力量却是政变、政权转变带来的政治及政策的逆转，并且是以政府资源来转变经济体制，迫使经济结构重新转向传统资源产品的出口主导。在智利经济市场化的转型里，政府的因素与韩国的例子同样关键。与韩国不同的是，智利的例子是政府改变体制，撤消阻碍，并定出优惠的条件，放手让企业，特别是外国的企业按智利当时的资源条件来进行投资、发展生产、开拓出口。结果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智利经济由出口带动，增长可观。但代价却是智利经济的非工业化，以自然资源为主的传统农矿产品出口扩大，采取的手段却主要是高度资本密集的生产方式。出口为主的农矿部门并没有给整体经济带来新的就业和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事实上，出口产业对本土产业和经济贡献有限，主要是国民生产总值数字的增长，与韩国经济全面现代化的效果大不相同。而更重要的是，当国际产业结构在90年代开始往信息产业阶段过渡时，韩国模式成功地克服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且火凤凰再生，成为与日本并驾齐驱的先进宽频网络技术和应用的科技国家。相反，智利仍然困处于自然资源的出口阶段。由于贸易条件或比较价格劣势，21世纪的发展前景不佳。
严格地说，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体系瓦解，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发展出了根本性的变化。核心的变化是国际经济的竞争格局由相对静态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竞争转而为“动态的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由于国际上资金供应越来越过剩，国家／地区市场的制度、关税屏障逐步瓦解，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化（模块化、跨国生产和跨国供应链经营管理体系发展）等，通过政府和政策的作用，资金和技术（通过进口设备或技术转移）都较容易取得。本土的技术（硬件和软件）转移和技术发展、管理能力亦可以在短时间内培育出来。只要一国一地的战略性产业政策(strategicindustrial policy)适当，当地的产业发展水平和由此积累和借助集聚效应而产生出来的竞争优势，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改变当地的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的能力。韩国自70年代以来的重化工业化和信息产业化就是一个例子。80年代下半期以后，中国台湾从传统劳动密集的制造业，转变为以个人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及由下游代工组装、零部件生产，再转往上游的半导体设计、生产、测试、包装和LCD光电产业生产链的发展，经历不过10多年时间（基本上与个人计算机自80年代中期至2000年的产品周期相同）。推动力量除了美国Wintelism体制下生产外溢的市场机会外，主要还是台湾的产业政策、科技研发、引进、消化的投入和相应的人才培育政策。
另一个例子是爱尔兰。在1990年以前，该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极其落后，1990年，政府的政策吸引英特尔公司(Intel)在该国建立供应全欧洲的半导体芯片生产厂后，跨国计算机企业（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全面入驻该国。其中软件企业（以微软为首）投入尤为集中。在不足10年期间，该国成为全球软件行业的主要中心之一。一方面软件出口急速增长，另一方面本土软件企业亦在跨国企业之外蓬勃发展。爱尔兰的软件行业之所以优胜于印度，在于除了替跨国企业代工外，本土企业的系统整合能力深厚，因此可直接出口国际的细分市场(niche market)。印度则主要为代工，依附于美国企业，容易受美国景气变化影响。计算机产业（包括软件）和较次之的药业的发展，使爱尔兰的经济在1990-1999年达到每年平均增长7.9%。在OECD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当中，仅次于新加坡的8.0%。爱尔兰的成功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成功，特别是集中于计算机产业的产业标准政策(industrial targeting policy)，也包括了政府在80年代不顾市场的短期需求，全面扩展工程学教育的政策。爱尔兰90年代的成功例子也显示，软件产业的发展所需时间和涉及的投资远低于硬件制造业。
进行上述讨论的目的在于：
(1)经济结构转型，特别是产业结构转型，不可能依靠市场力量来驱使企业自发转变。在市场机会的牵引下，在现有经济产业结构内的既有利益者企业以外，需要其它力量来引进新产业所需的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capability)，包括硬件和软件。
(2)这个现有结构以外的力量可以是外来企业和本土政府。但是，在缺乏本土资源特别是规模经济和集聚效益的时候，引导前者进来投资，创建新的产业和技术能力，需要政府提供强而有力的诱因和主动争取。
(3)只要政府的战略性产业政策，能恰当地把引进的技术能力与市场机会结合起来，新产业发展和结构转型的时间不需太长。台湾的个人计算机产业发展时间是10多年，半导体也只是10年左右，LCD的光电产业发展时间更短。但现在台湾在这三方面都已站在国际领先地位。LCD的光电产业更可以在不足5年时间里，通过政府支持，企业大量投资，一举在产值规模上超越个人计算机和半导体产业，且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快速超越日本和韩国，居世界首位。爱尔兰用10年左右发展软件产业，也足以使它们成为全球领先者。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后的产业信息化转型，更不过是5年时间。而在中国内地，深圳、东莞、上海的信息产业发展，从无到有，经历时间更短。转型时间趋短是由于国际经济的全球化促使：资金、技术（硬件和软件）、人才等的流动性加强，更容易趋向政策主导、竞争优势较强的地区集中。而在集中趋势形成后，更有马太效应，集中速度加快，比重加大，并以此作为竞争优势来排斥其它地区的发展。
以国际经验来看，香港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不可依旧在政府不干预（实质是维护现有制度，趋向垄断性市场竞争格局）的政策环境下，让原有结构的既得利益企业自发地转型或发展新的产业，来适应已经根本改观的内外市场机会和竞争趋势。政府应该转变为提升本地竞争优势的主要力量，需要动用政策资源（包括战略性的产业政策）和资金投入来引进外来技术能力。而在这方面的发展，政府的战略性产业政策应有几个主要的考虑：
(1)市场机会。这可分本土、地区和国际市场的机会，也需结合本土、地区和国际经济的发展周期，以及全球性的产业、产品周期来评估市场机会。关键是战略性的前瞻取向，和与此相匹配的资源投入。
(2)国际市场竞争格局和香港后发而上的条件限制，加上香港作为小型开放经济本身有限的资源，政府不可能全面铺开发展众多的产业和产品，而应作战略性的集中，并借此尽早在发展过程里产生规模和集聚的经济效益。
(3)吸取其它国家经济结构二元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二元结构之间缺乏有机关联，存在本土就业、本土需求和技术能力发展后继乏力等等弊端，因此，战略性产业政策亦应包含就业作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联作用，和本土技术能力持续发展等因素的考虑，应有相应政策来发展本地区的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的机制和体制（这方面欧盟的地区发展政策，以及意大利、德国南部的工业区域的发展经验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四、具体产业发展政策的建议
这里只选择软件产业和服饰时装产业作为例子，但并不是说香港没有其它新的专业可以发展。选择这两个产业只是用来阐述香港发展新产业的政策考虑和战略方向。
这两个产业都有颇大的上下游产业链，因而发展空间十分大，同时还有两个特色：
(1)技术能力的分散化，这会有助于本土技术能力和创新机会的持续发展；
(2)相对的投入较低，而就业的机会较大，发展所需的时间相对较少。
（一）软件产业
1.市场机会
(1)香港本土服务行业，包括政府机构和公共事业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软件需求。
(2)珠江三角洲的个人计算机和手机等信息产业、家电产业（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技术和产品整合和网络化）、汽车产业及其电子信息化(telematics)的发展需求。其中日本三大车厂（丰田、本田、日产）正在广州地区建立起年产近百万辆汽车的生产基地。汽车产业在二三年内可发展成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产业，对软件需求会十分巨大。
(3)作为全球最大电信、有线电视、广播及互联网生产和消费市场，中国内地信息化的发展需求。
(4)全球中文互联网网络的发展需求。
或是因为香港邻近中国内地，或是因为香港使用中文的文化语言背景，这些可算是香港独特的市场机会。
2.技术能力
香港本身缺软件技术发展的历史条件，但可通过本地培育和从内地和海外引进来作为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2000年美国信息市场泡沫破裂之后，爱尔兰和印度等软件业都受到一定的打击。香港凭借相对较发展中国家和内地更为优越的薪酬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机会把它们的软件人才吸引过来。香港在美国留学和从事软件和信息产业的技术人才亦可争取回流，一如90年代印度发展软件和韩国、中国台湾发展半导体设计和生产的例子。
3.发展战略
作为一个后发参与国际竞争者，香港不易吸引海外软件企业投资，也未必可像爱尔兰和印度那样有软件和信息技术的深厚基础（大学和政府的科研机构）来作支撑，要仿效印度和爱尔兰在大学发展需时颇长。故此只能采取特殊的战略，把发展重心放在开放源码(open source code)的软件体系，包括个人计算机为主的Linux，网络系统的Apache和普遍用于手机、家电的TRON（全球采用最普及的日本操作系统）等。主要原因为：
(1)没有知识产权的限制和成本制约。
(2)可通过各种低成本途径（包括互联网），将有关程序设计的技术、知识快速和持续引进、普及，并参与全球的公开集体研发体系。通过网络化因素，可使香港的企业和个人迅速发展技术能力，且可长期倚赖开放性的国际研发的发展，持续提升本地的技术能力。
(3)微软与Intel的标准与技术垄断联盟体系(Wintelism)已趋于瓦解。特别是在信息产业和技术整合及网络化的过程里，80年代以来以个人计算机为核心的软件产业正处于剧烈转型阶段。个人计算机的热潮已过，甚至其产品周期已趋于终结。软件已脱离商品化的发展模式转往以解决方案为核心的服务化发展模式，且偏重于网络应用。而在硬件生产能力过剩、竞争剧烈、利润下降、微软软件的高成本使硬件生产商难以负担，不少已转往采用开放源码的软件。开放源码的软件将成为发展主流。例如日本的TRON计划产生出来的多种应用于手机和家电的软件系统，已成为全球最普及的系统，且采用的范围和数量正急速扩大和上升。在邻近的珠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内地，个人计算机、网络产品、手机、家电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连个人计算机也转向于家电化。在剧烈的价格竞争底下，技术较优，又没有知识产权成本的开放源码软件系统将会成为主流软件系统。开放源码软件系统的发展在内地尚处于初始阶段。即使在国际市场上，亦没有一个地区经济全力集中发展这个系统。香港若以此来作为软件产业发展战略加以全力发展，大有可能改落后者为先行者，在市场竞争上取得先机和主动。
(4)由于开放源码软件系统及其研发过程公开，软件研发的方式模块化(modularize)，投入发展所需的资金比有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更小，且可容许小企业和个人掌握技术和技术能力，以服务而非商品销售参与市场竞争。技术能力在社会里扩散的程度高，后续发展能力因而较强，且以中小企业和个人为主，对社会就业产生的作用大（不过，这些中小企业不是香港传统的中小企业，而是由技术扩散和创新发展出来，以新一辈技术人才为主的新型中小企业）。
(5)2003年8月，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政府及大型企业集团己开始商讨联合推动开放源码软件来替代微软软件。国际大企业如IBM等亦已全力推动开放源码软件的发展，投入资源庞大，香港可借助它们的力量来节省本身开发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并可与它们合作，特别是可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最近中日韩三国又合作于2005年推出新一代的互联网（采用IPv6体制），网络化的进一步发展与三国的合作努力将可提供香港更佳的市场机会，来发展新网络平台上的开放源码软件。
4.政府产业政策
(1)创造初始市场机会。特区政府可仿效法国、丹麦、芬兰乃至中央政府的例子，用政策规定政府部门、公营机构逐步改用开放源码的软件系统，替代微软等以知识产权来垄断市场的外国软件系统。为防止出现原有系统与开放源码系统相通(interoperability)而涉及国家安全和成本因素问题，政府应设立专门部门或研发服务中心来解决问题和提供支持。
(2)政府可成立有关培训基金，以个人为对象，扩大有关程序设计技术、知识在香港社会内部的扩散；增加给大学、社区学院乃至职业学校软件程序设计和工程学课程的资助。这方面，无论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极佳的经验可供参考（由于软件技术和知识的特点，不应把资源过于集中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而应扩及中专、大专水平的培训教育机构，乃至与国外、内地认证部门合作推出Linux一类软件程序专业资格和公开考试体系）。
(3)作为配套政策，政府可仿效日本和韩国，监督、协助本地电信运营商普及和提升本地的宽频网络服务，以此来扩大和发展本地的信息市场，促进信息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在社会里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法扩散、普及。尤其应参与中日韩三国发展新一代互联网的工作。
（二）时装产业
1.市场机会
香港曾长期是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地区时装潮流的模仿和跟随对象。长沙湾地区曾是往东南亚出口和转口服装的生产、设计和批发中心。传统的市场关系今天仍然保存，香港仍有服装（不是时装）连锁企业在内地及东亚、东南亚等地区经营。珠江三角洲（4千万人口且为内地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消费最高地区）乃至大上海地区的消费文化正趋于成熟，对服饰时装化的要求正在扩大和提升。香港凭借过往文化的优势应至少在内地有颇大发展的机会。
2.技术能力
香港转往珠江三角洲的纺织服装、服饰产业经过在当地10多年的发展，已产生出不少技术能力较高的企业，以及专业镇的生产系统和批发市场。一直以来，香港也保持着针对欧美市场的采购中心的地位。关键是：
(1)设计能力。怎样把传统为欧美中低端大众化市场需求的外来设计转变为反映和针对香港本地、珠江三角洲等内地消费文化、口味、生活方式的本地设计。
(2)设计与生产能力的结合。怎样使针对细分市场(nichemarket)或分众市场和本地或中国品味化的设计与生产结合起来，在香港或与珠江三角洲结合起来的跨境区域里，形成小批量、多品种、快起货的柔性生产体系(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
(3)生产与销售的结合。在香港本地形成中小创业企业的集聚地区，一如纽约Soho区初期发展的情况，或东京的原宿、涉谷、新宿代表各自“次文化”特色的分众市场，和韩国汉城东大门的时装批发零售集中区（市场对象已超越韩国而面对中国内地、香港和日本）。这些集聚地区也已各自成为当地的旅游胜地。这样的发展与曾有的把往欧美市场出口的大路货剩余物资在香港作factory outlet销售的方法不同，也与现有的服装连锁店的集团化大批量低价销售不同，而是以设计为主导的中小企业产销合一方式，关键是设计投入大，小批量，多品种，以质量、款式取胜，其发展途径类似意大利、西班牙的中小型服装、服饰企业。
3.发展战略
(1)在国际时装市场上，香港应设法与巴黎、米兰、纽约、伦敦竞争，国际性的时装产品依赖品牌、广告投入。作为后发者的香港应该回避这一模式，而应致力于反映代表本地和中国文化特色，从分众和细分市场入手，逐步扩展提升。这样的发展可与目前已有的产业有一定的分工和配合。舍弃大型企业批量生产、规模经营的模式，而以年轻设计为主的中小创业企业为发展重心。年轻设计师可包括本地（不一定从大专院校出身），以及引进内地和海外的年轻设计师。香港本地的例子是在地产发展商介入改装提高租金之前的尖沙咀百利商场。
(2)可参考海外经验，特别是汉城东大门的发展模式，以集聚的形式建立时装产业的本土中心，或可以长沙湾批发市场作为扩建的基础。具体的方法可以把当地空置的工业楼宇稍作改善，以低价优惠租金出租给年轻设计师，让其创设工作坊、销售点，甚至可招募中国内地、欧美、特别是意大利的年轻设计师来创业。以汉城东大门为例，关键是以低租引来众多不同背景、不同倾向的年轻设计师来集中开设生产与设计结合的销售点，形成集聚效益。集聚之后楼宇和展销场地不必过度装修，避免成本上升打击这些中小创业企业，成功了的企业可以“毕业”离开，进入其它高级商场，腾出空位给予新的创业者。由于过去几十年纺织服装等产业在本地发展的历史，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等院校历年培养的人才，香港已有基本的生产乃至设计的技术能力。东大门方式的低成本销售集聚可以诱发本地技术能力的发挥和提升。只要形成集聚，就能吸引人流，市场的作用会进一步把集聚扩大，且可发展出新的配套供应企业和销售点。若集中在长沙湾批发市场重点发展，实际是重新改造和提升该批发市场，并且可借用原来的配套供应和人才设施，就好像汉城东大门由传统服装及有关批发市场演变成为时装的批发零售集中区那样。或许未必可进一步上升成为纽约Soho区的时装区，但却可以像东大门那样成为时装创业企业的孕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