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反思及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向型经济论文,内需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导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7)03-0050-07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关于出口导向和内需主导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事实上逐渐形成了以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促进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为重要支撑点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开放式加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1]。时至今日，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效。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整体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增强、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种出口导向战略的带动和刺激效应逐渐弱化，其弊端日益显现。为了保持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的顺利转型，我们有必要对目前这种发展战略进行反思和调整。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起源于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经过战后10年的重建和恢复，从1956年开始，日本全面转向追赶欧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贸易立国”的国策，充分利用进口国外资源，积极发展加工业，在限制进口的同时，大力促进出口主导型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这一经济发展模式被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进一步采用，并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但是，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阶段性。二战后，美国出于对抗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对以上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扶持的态度，加上当时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持续繁荣，向这些工业赶超国家和地区打开了大门，因此他们的工业才能以超过自身需要的规模扩展，工业加工能力迅速提高，并由此通过巨额的贸易顺差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必不可少的资金，从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说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东亚8个高速增长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家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出口额占世界的出口的份额由1965年的7.9％上升到1989年的18.2％[2]。此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开始使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遭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一方面，冷战局面的结束使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扶持力度减弱，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以上国家和地区已形成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和出口规模导致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矛盾日益尖锐，美国无法容忍快速增长的进口对本国产业和就业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巨大的贸易逆差。1985年9月，在美国主导和西欧国家支持下，美、日、英、法、德西方5国出台了支持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其中主要是针对日元的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3]。该项措施在20世纪90年代曾一再阻滞日本出口强劲增势，导致日本经济两次复苏中途夭折，致使日本金融体系遭受重创，日本经济10年几乎没有增长。1997年，外汇制度的仓促改革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从而严重打击了东南亚新型工业国家和韩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停滞多年。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德国社会学家、亚洲问题专家格罗·詹纳分析各国的工业化道路时，认为目前已经成型的工业化道路中，以促进出口刺激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日本模式是现代化起飞的最有效的发展工具。日本模式对出口的重视，决定了其成功实施的基础是全球开放性的自由市场，日本模式的推行需要新自由主义模式为它开道，即要以贸易自由主义为前提。由于过于强调出口，这种富有侵略性的出口战略在增加本国财富的同时，也使得其他国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其不断用自己的产品替代别国产品或将别国产品排斥到市场之外。由于日本模式是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上，一旦其他国家竞相采用它，国际经济联系就会崩裂，它的作用就会消失。这是日本模式的致命软肋。[4] (第3-7页)实际上，这也是出口导向战略的内在缺陷。实现出口导向战略，要以贸易的自由化为前提，以其他国家的巨大需求为基础，这就决定了这种发展战略对别国的高度依赖性，使本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个别国家或地区实现出口导向战略且出口规模不大，国际经济发展平稳、需求旺盛时，这种战略的实施就会比较顺利，不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如果参与实施的国家太多，特别是有大国参与，产品出口的规模过大，对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造成冲击和损害，就会引起贸易摩擦，导致对方采取限制措施来抑制产品的过快进口，从而导致出口方产品出口下降。在出口导向战略的主导下，出口国的产业结构一般是围绕着出口建立的，当出口受到抑制后，扭曲了的产业结构在短时间内难以调转和扭转，产能过剩，从而引起经济的长时期衰退，给本国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打击。
因此，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赶超型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指导战略是行之有效的。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必须适时地进行调整，通过不断提高本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加强技术创新来继续维持经济的增长，以最终完成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否则，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持续扩大的出口受到阻碍后，本国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较大的挫折。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做法。同时，与之相比，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外依赖性更强。一是中国在更大程度和范围上鼓励和支持外商进入，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而日本为避免对外的依赖性，比较注意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因而对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韩国在开始的时候向国外借入了大量的贷款，后来它也决定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建设一个不断发展的、均衡的工业结构。二是中国国内市场对外的开放程度较高。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中国采取了以市场换资金、技术的做法，外商就地设厂、就地销售，虽然在较长的时间内中国对进口保持了很高名义上的关税，但外商通过投资打开和占领了中国的市场；而日本、韩国在积极促进出口的同时，十分注意保护国内市场，想方设法将别国商品拒之国门之外，以防止对本国工业产生竞争威胁。[4] (第8-10页)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更严重地依赖外资外贸和国际市场。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性经济大国，必须具有自己自主性较强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世界竞争舞台上，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有自己的生存战略。显然，大国战略与小国战略之间应该有本质的区别。”[5] 大国通常国内区域广阔，经济发展所需求的各种资源一般比较丰富，经济发展的潜能很大；而且大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很大，拥有比小国更多的国内贸易机会。因此，大国如果能够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规则整合国内资源，面向国内市场，发展国内贸易，也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像韩国、荷兰、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如果不引进国际竞争，很容易形成垄断性的国内市场结构，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经济发展失去活力。虽然中国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但也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庞大的13亿人口能够使任何一种进入普及期的产品形成巨大的生产规模，尽管人均收入水平偏低，但是国内市场容量极大，从而为工业产能的大规模持续扩张创造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国内重要的资源都十分丰富，发展加工业的物质条件十分有利；国土面积庞大，各地的消费习惯与消费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能够产生各种不同的需求，可以培养出一批产品差异性较大的生产企业集团，从而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并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中国即使不过分依靠于外资外贸和国际竞争，只要在有着一个良好有序的环境下，通过国内的区域贸易和区域竞争，也可以维持国内市场的竞争性，改善市场结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创新活动，从而保证经济健康发展。
从发达大国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它们往往比小国更少地依赖外资外贸，而是更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来支撑经济的增长。这一点能够根据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得到证明。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在1978年是14.9％，到20世纪80至90年代基本上维持在15％～18％的水平；而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其外贸依存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约为21％～26％，到了80年代中期则下降到20％以下。[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呈直线上升态势，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大约为1.15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按调整后2004年中国的GDP为1.93万亿美元)的比重为60％左右，远远高于其他大国包括发展中大国的水平，这里面虽然有汇率因素造成了人民币值的低估，但也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相当大。这种状况不仅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不相称，而且在剧烈动荡、竞争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容易受到伤害。这一点已为日本、韩国的发展教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所充分证明。
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开拓强大的国内市场和扩展对外贸易一定要平衡发展，二者不可偏废；内外两种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应通盘考虑，均不可漠视。通过依赖出口来维持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模式，既不适合我国国情，也不符合当今国际竞争环境。立足国内市场，有效增加内需，适度发展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才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目标。
从现实情况看，在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之后，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以出口导向为重要支撑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继续实施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外阻力，中国也正在为这种发展战略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
1.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外部阻力
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从而引发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事件急剧增加。
贸易摩擦首先表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同，从而导致双方在经济利益领域产生冲突。凭借经济全球化和入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中国充分发挥自身劳动力资源丰富和规模化生产优势所带来的竞争力，对外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在有力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给进口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就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全球化是为了给那些西方工业国带来利益而设计的，而现在中国、印度及亚洲其他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好处，西方国家就想改变游戏规则”。[7] 在没有获得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给自身带来巨大利益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西方发达大国必然设法阻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从他们所倡导的贸易自由主义开始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以保护国内产业和国内就业为借口，逼迫人民币升值，有针对性地单方面对中国出口设置各种障碍，来压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其次，出口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及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从而导致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冲撞加剧。从表面看，贸易摩擦是一个普通的贸易和经济问题。正如许多美国专家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所提供的廉价商品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很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商品实行配额限制或征收高额关税，将抬高美国国内的物价水平，使普通消费者付出代价，中国在美国所失去的市场份额只不过由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取代。[8] 而且，贸易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加以解决，以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但从更深层次上看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忧与遏制。
第三，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大进大出现象导致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从而造成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关系上产生矛盾。当前，中国出口所引发的反倾销争端事件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例如墨西哥、土耳其、巴西等，这表明中国目前所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首先，从国际产品市场看，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出口产品结构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国产品所具有的竞争力和快速增长的出口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市场，使他们受到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其次，从国际资本市场看，中国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低廉的工资水平、熟练的劳动力以及越来越完善的投资环境，对国际资本充满了很大的诱惑力，在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方面占有更大优势。另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加工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甚至成为一些战略资源(如石油、铁矿石、铜等)国际价格上涨的重要诱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依赖资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本。如果继续遵循传统的出口模式，势必恶化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从而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基础。
2.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程
推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构筑合理的产业体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同样是经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方面。而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的。
一是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更加突出，升级优化难度加大。长期以来受出口导向的影响，国内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国际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国内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外资的大量进入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的外资大约70％投在了制造业方面。[9] 今后如果继续大力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将大量投资引向出口产业，必将导致与出口相关的制造加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不利于构筑统一协调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从长远看，不仅增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而且降低了经济整体发展的效益和水平。
二是出口效益偏低，产业发展对外依附性较强。中国的产品出口行业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投入少，市场进入门槛低，容易引起投资过剩，投资过剩必将引起生产和供给过剩，最终导致产品出口的恶性竞争、低价销售，压低了产品的价格，企业甚至不能获得正常的平均利润。如果我们继续维持这种粗放型的出口方式，资金积累速度很慢，不仅难以支撑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而且技术开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无法掌握生产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从而在产业发展中形成市场、资金和技术三重倚赖国外的情况，始终难以摆脱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处于产业链末端位置的局面，长此以往，将致使国内产业结构畸形化发展。
三是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之初，对外开放城市和区域全部集中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对于一个中小国家或地区而言，通过出口业的快速发展积累资金能够带动整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腾飞，从而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现代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无论是外贸出口还是外来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收益，都不可能迅速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区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而是培植出东部沿海少数发达城市和地区。在极化效应和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全国其他地区的资源会加速流向这些城市或地区，从而导致地区发展差距加大。
3.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国内社会矛盾不断积累
在中国已经进入发展的高风险期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继续实施，必将使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加扭曲，加重已有的各种矛盾。
一是加剧了资本和劳动关系的不平衡。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下游的中国出口企业，风险转移能力差，为了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出口产品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保持市场占有份额和获得利润，势必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减少必备劳动条件投入来提高竞争力，从而导致工资过低，工作环境恶劣。而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招商引资的“政绩”，常常对有关劳工利益保障的法律规章的执行力度不够，对侵犯工人权益的事情听之任之，甚至在劳资产生冲突时站在资方立场上。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极度扭曲，不仅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加重了社会矛盾，而且破坏了政府的公正形象，降低了政府管理社会和处理突发矛盾事件的能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二是加剧了产品出口方和国内其他方面利益的不平衡。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产品出口方凭借劳动力的低廉成本、优惠政策及较低的汇率水平，在出口快速增长中获得巨大收益，成为中国出口发展的最大受益者。而出口所产生的很多成本却由国内其他方面来承担。从国内企业看，人民币汇率水平长期保持在低价位上，就加重了许多国内企业进口产品的负担，提高了生产成本，降低了利润水平，同时外资企业及出口企业在税收、贷款、用地等方面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使国内企业的发展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从而冲击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从消费者看，低汇率水平所带来的进口商品的高价位，增加了国内个人消费支出，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从整个社会角度看，首先是政府在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实现了财政资金向出口商和国外的转移，损害了国内公众的公共消费水平；其次，中国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低价竞争所换取的巨额贸易顺差，包含了廉价劳动力的对外贴现，实际上是降低国内整体社会福利水平而补贴给了国外消费者，致使国内财富和价值向国外转移。
三是加剧了少数开放发达地区和广大落后地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从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结果看，虽然各地区都有了很大发展，但相对而言，多数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迟缓，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加大。反映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就是区域收入分配水平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如果大部分人不能充分享受发展的成果，不仅会对改革开放基本国策认同度降低，增加下一步改革的难度，而且导致很多人对社会充满失望不满甚至是仇恨情绪，强化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无论是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来看，还是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我们必须对现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全面的调整。
中国要保持经济的长期快速健康增长，就必须改变当前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由国外转移到国内，建立以内需主导为本、外需出口为辅的经济发展战略。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过渡应分步骤、分地区逐步实现。为了更好地发展内需经济，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内需主导战略的转变，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1.推动产业和技术创新，增强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目前，中国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及产业组织不合理是制约国内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对外倚赖的重要因素。发展内需经济，形成经济的自主增长机制，必须不断推动国内产业和技术的创新，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从根本上摆脱国民经济发展对外倚赖的状况。
促进技术创新必须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降低创新的成本两个方面入手。企业要具有技术创新的永久动力，就要有保证企业能够从技术创新中获得应有高回报的良好环境。因此，应完善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及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为所有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要从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安全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高产品进入市场的门槛，以加速落后产业的淘汰，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紧迫感和压力。在依靠自身力量开发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上，根据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引进国外适用技术，重点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以缩短研发进度，降低研发投入，实现技术开发的跳跃式发展。
与技术相比，产业组织的改革和创新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要培养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产业和大型企业群体，首先要在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基础上建立产业内企业间的新型组织结构，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逐渐变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企业团体之间的竞争，通过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和整合能力，迅速形成规模生产，在产业间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市场上增强整个产业的竞争能力；其次要通过建立技术开发中心、生产流通协作网、组建企业虚拟联合体等方式，构建市场化的新型产业组织体系，形成一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新型机制。
2.强化政府公共服务，激发国内有效需求
长期以来中国财政支出是典型的建设型财政，过多的财政资金被投向基本建设，而对公共福利消费品的投资则严重缺乏，导致公共产品稀缺和价格上升。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只能通过涨价的方式到民间来筹集缺口资金，导致教育、医疗成本居高不下，这不仅增加了社会公众的支出，更严重的是出于未来看病和教育下一代的需要，便大量压缩即期消费而转向储蓄，从而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国内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观的情况下，应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对现有的财政支出方式应进行适当调整，从投资转向医疗卫生、教育领域、社会保障，从物质基础设施转向社会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公共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量，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公共消费扩大来启动个人消费增加，降低公众的储蓄意愿，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应把保护广大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重点。当前，贫富差距加大、弱势群体权益受损，不仅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也是制约内需扩大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为下岗、失业等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初级保健、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产品服务的同时，应建立和完善普通劳动者利益保护机制，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由于当前劳资双方的力量、谈判和博弈能力很不对称，导致一般产业工人工资多年停滞不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长期的低工资制度不仅限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而且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不是普通商品，其价格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保证普通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是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应不断完善劳动者利益保护法规并加大执行力度，同时要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以法律的手段并辅以行政指导、道德劝告等方式推动工人工资水平的合理增加，改善劳动环境和条件。
3.加强宏观调控，保障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投资的效率、质量和结构决定了生产的效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从而影响到国民收入的变化情况。如果国内投资的整体效益较好，国民收入增加较快，资本收益预期和居民对未来工资水平预期较高，则即期和未来居民的消费意愿也较高；反之则低。当前国内投资的收益率并不高，主要在于中国国内投资的主要领域本身就是投资效率不高、利润空间微薄的低附加值制造业领域，加上国家对投资的宏观调控不力，重复投资突出，产能严重过剩，产品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资本的收益率。这使得劳动力工资的上涨空间不会很大，甚至很可能在某些投资过剩行业出现相对下降的趋势。因此，合理规划国内产业的发展，加强对国内投资的干预和调控，引导资本的投资方向，提高资本的收益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是今后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
合理的商品价格体系有利于引导消费者进行理性的消费决策，带动投资和产业的合理增长，实现经济的良性互动增长。近年来，一些特殊的商品尤其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商品，包括汽油、天然气和商品房等，价格上涨迅猛，对居民的其他消费造成排挤效应，从而制约了消费总需求的增长。特别是房价的持续上涨，吸纳了很多居民的大部分储蓄和未来收入，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开支，致使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严重失衡。因此，对于这些特殊性商品市场，政府必须进行积极干预。这样不仅有利于理顺消费品市场的价格，促进消费，而且能够避免某些产业的畸形发展。
4.调转出口发展模式，改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
在由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转变过程中，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防止总需求缺口过大，出口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要摈弃那种不惜代价追求扩大出口的传统战略，提高出口效益，缓解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为中国经济及出口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实现出口模式的转变，必须以国内产业和技术的创新为推动力，在逐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品牌战略，逐步培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产品品牌，不断提高产品出口的附加值，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非价格竞争优势；同时，在学习国外企业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国际营销方式的创新，形成自己的国际营销网络，掌握住产品营销的关键环节，以尽可能获取产品的最大价值增值段，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的利润率。在对外贸易中，要重视出口市场布局的调整。根据2006年1月11日海关总署所发表的数据计算，2005年中国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3％，如果再加上韩国则超过50％。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不仅带来了贸易摩擦和争端，而且由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性强，则容易受制于人。因此，在稳定现有出口市场的同时，应加大对新市场的开拓，不断扩大出口市场的布局，减少在国际市场上的风险；同时，应加快与周围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这样不但能够获得静态贸易效果，而且还能通过区域内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缓和限制进而提高竞争力等，达到更大的动态收益。[10]
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越来越大和贸易争端的增加，增强政府对出口的调控能力和服务功能就显得日益重要。因此，政府应强化相关机构和职能的建设，建立起信息披露机制和出口风险预警机制，注重对国际市场动态信息、贸易伙伴国政策变化以及政府与国外的谈判结果等情况的搜集和研究，迅速传递给国内出口企业，引导企业及时调整出口战略和方向，以规避出口风险。为了切实维护本国的利益，在加强与贸易伙伴国的沟通和交流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国内产业发展情况，在合理的框架内通过立法(如《反倾销法》、《反垄断法》等)制定透明、公开的贸易“对等歧视措施”，这在有利于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同时，震慑贸易伙伴国谨慎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以减少或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商会、协会、行会等在沟通政府与出口企业、本国行业也国外行业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要重视中介组织的建设，依靠这些中介组织，能够有效协调行业内部各出口企业行为，规范出口秩序；方便与国外相关行业组织的交流和沟通，减少贸易摩擦和争端；组织本行业企业参与国外的反倾销应诉，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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