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强[1]2000年在《明清苏州地区土地利用及其可持续性研究》文中认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是当今和未来土地开发利用的战略趋势。本文初步探讨了明清苏州地区土地利用及其可持续性，意在从历史的、区域的角度为这一课题提供借鉴和依据。 本文首先分析了明清苏州地区土地利用的结构和布局。根据苏州地区本身的自然地理形势、社会经济条件、历史传统，本文将其结构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即水网平原土地利用（以种植业为主）、水面利用、山地丘陵利用、市镇土地利用，分别探讨了它们的布局和结构。其次，对土地利用的广度、深度和水平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涉及土地开发利用的程度、人地比例、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产量及土地利用的特点等方面，初步分析了蕴含于其中的自然、社会、经济等促动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土地生产力、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应、生态效应等方面评析了明清苏州地区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方面，体现在稳定增长的土地生产力、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及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效益上。本文还分析了土地利用的非持续方面，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滥垦滥围滥种以及不适当的经济政策等原因，造成了土地抛荒、人口流亡、水利壅塞、水旱灾害加剧等后果。总的说来，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土地利用持续性发展占据主导地位。最后，本文在结论部分依据文中的主要观点对当代土地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参考意见。
乌再荣[2]2009年在《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苏州古代城市空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基因”是与基因相类比而产生的一个概念。人类从野蛮到文明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神(心与物)的相互关系和秩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以“内隐的”方式存在的文化基本因子,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基因”,它储存了文化的信息,蕴含了文化的传播规律。正是文化基因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民族进入文明阶段的路径不同。城市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伴随着文明的产生而产生。城市空间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各种活动的载体,是城市发展程度、阶段与过程的空间反映。它不仅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产品,也是承载人类文化的容器。古代城市空间是城市空间的一种,具有城市空间的一般属性,是承载古代城市社会以及一切城市文化活动的容器,由古代府、州、县城以及宋代以后的市镇两大组成部分。以往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大多建立在以地理环境和生产力为主要因素的物质决定论基础上,把文化归结到精神因素,对其认识也着重在文化传统或文化现象,因此文化对城市空间影响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完整地揭示出来。这就需要我们从文化整体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基础上,以基因的视角来看待城市空间的起源与演化。然而,目前关于文化基因与城市空间研究过程中存在着各自独立,缺乏联系的状况,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整与系统的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基于文化“基因”的视角,认为文化传播具有与基因传递相类似的特征,文化的“基因”对文化系统具有控制作用,并有遗传、变异和选抒的能力。本文独创性地把文化基因与城市空间的关系类比于生物体的基因型与表现型之间的关系,把作为人类文化载体的城市看作文化基因的表现型,通过对吴文化与苏州古代城市空间的研究,探明吴文化基因与苏州古代城市空间的内在联系；以整体性和动态性的观点,运用城市科学与模因学的理论方法,结合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的研读,取得研究第一手资料,运用历史考察法和横向比较法,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探求文化基因对城市空间的控制机制和规律：以时间为线索,揭示文化基因的变异与苏州古代城市社会变迁及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的演化之间历时性的对应关系。以空间为线索,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基因和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乡土文化基因在城市空间和市镇空间中的控制作用。最后通过必要的哲学思辨,揭示文化基因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在文化基因变异影响下的城市空间演化规律,从而得出结论,并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保护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这是一项具有多学科交叉意义的研究成果。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提出目前关于文化基因和城市空间之间的研究存在着各自独立,缺乏联系的问题,明确本文以吴文化与苏州古代城市空间为研究对象,呈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和新意所在；第二章,通过对吴文化基因内涵及特点的分析,探明其对春秋时期灵岩古城的选址、功能布局、空间结构与形态等方面产生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三章到第五章,通过历时性的研究,选择六朝、两宋和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分析吴文化基因的变异在苏州古代城市社会的变迁与城市空间的演化中所起的控制作用,进一步揭示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第六章,在前述历时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共时性的研究,探讨作为乡土文化基因的民间信仰对苏州古代市镇社会与市镇空间产生的控制作用。第七章为结语,总结全文,并提出后续研究的建议。研究表明,吴文化基因对苏州古代城市空间的控制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对应关系。进而,文化基因从社会性与物质性两方面对城市空间产生控制作用,文化基因的变异是推动城市社会变迁和城市空间演化的内部动力。
谢小敏[3]2008年在《苏州地区水乡古镇空间拓展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针对目前苏州地区水乡古镇空间拓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苏州地区水乡古镇空间拓展中存在着多种影响因素,在他们的共同作用下,促使了水乡古镇的空间拓展形式。而哪些影响因素对水乡古镇的空间拓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及水乡古镇从历史到现在以及未来的空间拓展影响因素又会如何变化、其空间拓展的未来特征又是如何则是论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本文从研究苏州地区水乡古镇空间拓展演变历史和现状出发,通过对国内外各种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分析,得出苏州地区水乡古镇空间拓展的历史影响因素和现状影响因素的变化的观点。并在解析苏州地区水乡古镇空间拓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其空间拓展的未来影响因素及空间拓展机制的未来变化,从而推出水乡古镇空间拓展的未来特征。为苏州地区水乡古镇空间拓展的优化和未来发展以及其它地区水乡古镇空间拓展的科学化提供了借鉴。
胡勇军[4]2015年在《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对全国的政治统治。为了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意图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建构地方政权,从而极力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与扩张。那么国家通过何种途径渗入基层社会,在渗透的过程中又遭遇什么样的困境,基层社会对此又作出何种反应,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通过对苏州乡村的个案研究,以此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具体操作上,笔者主要遵循以下研究思路。本文首先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政治力量来构建和完善县级以下的地方行政政体系,经过多次的调整和规划,最终确定了乡镇机构在基层社会的重要领导地位,而在乡镇之下则先后通过邻里组织和保甲制度进行强化控制。除此之外,还大力发展党部、农会、警察系统和保卫团,以此来构建整个基层社会的防控体系。其次笔者分别从租佃制度改革、围剿湖匪、改造社会风俗以及乡村建设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经过考察,笔者发现由于国家在勘荒和催租事务上面的介入,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租风潮,加剧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围剿湖匪方面,通过军警之间的有力配合,剿匪效果显著,对维护乡村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面对乡村中烟赌和迷信活动的盛行,国家意图通过强制力量对乡村社会风俗进行改造,但却因自身原因而收效甚微。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乡村经济,国家不得不承担起重责,并联合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开展乡村建设。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不断渗透,国家在乡村事务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民众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和改造状态。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国家对乡村事务的过多干涉,从而将自己置于农民的对立面,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发挥其主导作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从而推动乡村的治理和建设,但又由于自身原因而存在种种弊端,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在近代转型中的艰难性。
沈婧[5]2017年在《关于明清时期苏州“三农“问题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农业大国的地位至今没有动摇,"三农"问题一直被政府以及学者所关注。明清时期苏州发展为江南经济的典范,使得苏州"三农"问题成为学者追捧的对象,研究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存在明显特色。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今后关于明清苏州地区"三农"的研究方向。
赵云[6]2010年在《清至民国时期固原地区土地利用及其环境效应》文中提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是当今地理学科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随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成为土地覆被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以史为鉴,通过对历史时期土地利用的考察,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土地利用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当今土地利用提供借鉴。黄土高原丘壑区的固原地区,地处农牧过渡带,以山坡地为主,生态环境脆弱,土地利用稍有不当,就会造成环境恶化。本文选取固原地区历史上土地利用变化最强烈的清至民国时期,通过考察其变化、分析其驱动因子和负面环境效应,以期对当今本区的土地利用有所借鉴。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固原地区土地利用的基础。首先论述了固原地区的气候条件、水资源状况、土地资源、土壤类型等。其次,对研究内容的空间和时间范围作了设定,并简要回顾了清以前固原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第二部分:论述清至民国时期固原地区土地利用的变迁,这是本文的主要部分。回顾了清至民国时期本区的耕地开垦史,并对史载田亩进行了考释,认为史册中的田亩是纳税单位,小于实际耕地面积数,但与实际耕地面积数存在联系。随后利用现有方志资料相关记载对清代中期、清末期的实际耕地面积数进行了恢复,并将耕地数和垦殖率绘制图表来反映耕地变化状况。第三部分:简述了清至民国时期固原地区森林和草地覆被的变化。首先论述森林的变化,再论述草地的变化。通过探讨,认为300年间,本区的森林草地面积随着人口的增加,垦殖空间的扩大,在不断缩小和消失。第四部分:研究了清至民国时期固原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影响土地利用的驱动因子很多,既有气候变化、地形和土壤及自然灾害等自然限制因子,也有赋税政策、垦殖政策、人口因素、战乱影响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等人文驱动因素。其中人口变化是推动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五部分:分析了清至民国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效应。山坡土地的不断垦殖,大量天然林草地消失,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的平衡,加剧自然植被的逆行性演替、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水土流失加剧、土壤退化、水文状况恶化和水涝灾害频发等自然和生态灾害。
余同元[7]2005年在《中国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明清时期(公元1520年代—1920年代)江南工业人力资源中的技术主体——传统工匠及其现代转型(包括传统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两方面)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从历史科技地理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对江南区域传统工匠的技术形态转变(即以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化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转型)、角色地位变化(即以传统工匠向现代技术工人工程师转变为主的角色转换)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历史地理学的动态考察与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揭示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基本脉络,探讨江南早期工业化中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科学技术生成与构成、生产制度建构与结构等要素特征及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力图勾勒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科学化途径与模式,从而从根本上去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内涵与变化规律。 论文着重从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两方面探讨江南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的动力、途径、表现与发展规律,并借以揭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的科技互化特点。不敢说达到了研究目标,只能说先行提出问题、梳理基本资料、构建研究思路并搭成研究框架。论文最后认为明清江南区域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工业发展(即早期工业化)为主、工业科技进步(即工业技术教育与科学研究)为先、人力资源开发(即传统工匠的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本的社会历史进程。这一历史发展的脉络显示出:早期工业化是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传统工匠现代转型是江南区域工业化的基本动力,工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的本质内涵。
宋青[8]2008年在《苏州城市森林群落结构及优化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在2005年9月～2008年4月间,按照生态梯度采样法(“Urban suburban rural”gradient),根据苏州城市森林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所处位置与修建时间的不同进行采样,从群落学与生态学的角度对郊县4种典型的次生林群落、3种人工纯林群落、主要公园五种风景林类型50个群落、18个市民广场36个典型样地、20个居住区40个典型样地、11个外城河河及滨江水系样地、82条行道树的物种组成、15个道路绿地样地共154个样地进行了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与分析,并通过调查、采集标本、查阅文献,对苏州城市森林的植物区系进行了总结。具体研究成果如下:1.苏州地区共有维管束植物737种(含栽培种和种下等级),隶属于167科、473属,其中蕨类植物有19科、26属、38种;裸子植物有6科、14属、23种;被子植物有142科、433属、676种。在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为123科、348属、560种,单子叶植物19科、85属、116种。木本维管束植物有694种,其中乔木为393种,灌木为235种,木质藤本有63种,草本植物有806种,其中一年生/多年生/草质藤本约为4/9/1。苏州地区的蕨类植物区系中在科、属的等级上,以热带分布类型占优势,可见该地区的蕨类植物具有较强的热带倾向。在种的水平上,有超过一半的物种是东亚分布类型,证明了该区的蕨类植物区系地理成分与日本植物区系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苏州地区种子植物种类丰富,地理成分较为复杂,整个植物区系应属温带和热带成分组成,而温带属占绝对优势,R/T比值说明苏州市的植物区系有一定的热带性质,具有明显的过渡性。2.调查的次生林群落的物种丰富,种群结构已相对比较稳定,生态效益好,符合群落的顺行演替。物种丰富度指数S平均值为43.14,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K平均值为1.43,叶面积指数平均值为20.65,苏州香山森林公园苦槠次生林群落的发现证明了常绿阔叶林是苏州地区地带性植被类型之一,说明苏州具有形成常绿阔叶林的温度、水分等气候条件,同时也为苏州市的城市森林人工群落中模拟北亚热带常绿群落类型提供了理论依据。3.苏州地区人工林群落的物种比较丰富,物种丰富度指数S平均值为50.3,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K平均值为1.62,叶面积指数平均值为5.12。针阔混交林的叶面积指数明显高于针叶林与竹林的叶面积指数。在未来的演替中,这些针叶林群落和毛竹林群落最终会演替为落叶阔叶林。4.主要公园风景林各类型样地中的植物物种都比较丰富,以垂直郁闭型风景林样地中的植物最为丰富,物种丰富度指数S平均值为31.3,空旷型风景林样地中的植物相对最少,物种丰富度指数S平均值为14.7。各风景林类型样地的结构层次均比较分明,物种的常绿与落叶之比约在1:2.5～1:2。园林栽培树种至少占6成以上。各类型样地中的乔木层物种数一般集中在1～5种。在相同面积的样地中,乔木物种的个体数的多寡一般与其平均高度、胸径、冠幅呈负相关。灌木层物种一般集中在16～23种,常见物种为孝顺竹、大叶黄杨、海桐、毛鹃、红花橙木等。乔木更新层中的物种一般在9种(含9种)以上,更新小苗以乡土树种为主,而园林树种中更新苗最多的为棕榈。马尼拉是各样地草本层使用最为广泛、盖度最高的草坪植物,其次为麦冬。野生物种中早熟禾、酢浆草、婆婆纳、蛇莓的相对盖度、相对频度也较高。各样地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中的物种丰富度指数S与乔、灌、草的物种数有直接的相关性,而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的高低与该样地的乔、灌、草的物种数与个体数的多寡有较为直接的关系。5.苏州市民广场的群落的物种相对比较单调,层次结构比较分明。乔木层中一般每个样地的物种数集中在2～6种,以桂花与香樟出现频率最高,乔木的生长强健的不足6成。灌木层中占主导地位为小叶女贞、红花檵木、毛鹃、金叶女贞等。常见的草坪地被植物主要集中在高羊茅、马尼拉。各群落的生物多样性综合性指数、叶面积指数相对较低,分别只有0.51和1.46,生态效益相对较低。市民广场的植物物种的多寡与广场建立的时间以及所处区域的经济条件有很大关系。一般,建成时间较早、经济不太发达地区的市民广场的物种较少。6.居住区植物物种的多寡与小区建成的时间不成正比,新建小区的物种并不一定丰富。物种的多寡与小区的面积大小、小区的档次有关。在中高档小区中,会经常使用比较新颖的植物素材。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标与小区的档次有一定直接联系,但不成比例。各居住区植物群落层次结构比较明显,但垂直绿化使用较少。同等胸径的老小区的乔木树冠的平均值大大高于新小区的乔木树冠的平均值,说明重剪、截头的现象在新小区中普遍存在。每个居住区带有一定的“时间规律性”。香樟、构树、悬铃木这些速生树种在20世纪80年代或更早以前建造的小区里出现的频率为100%,而在1998年后营建的小区中则更多地出现色叶树种、季相树种。各居住区的植物养护管理水平参差不齐。7.苏州外城河河水系植物种类相对单一。乔木层的主要物种有垂柳、水杉、枫杨、香樟等,灌木层的物种主要集中在珊瑚树、金叶女贞、毛鹃、夹竹桃、迎春等,草本层中的草坪以马尼拉为主,水生、湿生植物使用较少。滨水绿带的植物群落结构一般比较复杂,但偏远地段的群落结构比较单一,景观效果与生态效益也相对较差。抚育管护相对较差,植物的生长势相对较弱。8.苏州行道树的物种不够丰富,但以园林栽培树种占绝大多数。乡土树种应用较少,行道树缺乏地方性特色。苏州行道树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径阶20cm以下,树高在3～8m,冠幅在4m以下的行道树占调查数据的一半以上,而大树的冠幅受到了重剪的株数已达到相当多的数量。近35%的道路种植结构相对比较单一,速生、慢生树种搭配不够合理。在分析大量的实地调查数据、参阅相关文献以及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根据层次分析法确定苏州城市森林综合评价指标的因子与权重,根据18个不同评价因子,建立完全相关得分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依据评价体系的指标,对城市森林的不同组成部分的154个样地进行打分。根据专家的意见,把得分70以上的群落作为基本配置模式,并对各种类型群落的模式的应用进行了补充与扩展。9.在废弃宕口调查到植物共有39科77种,分别约占江苏植物区系中科、种总数的23.6%和10%。其中乔木13科19种,灌木19科22种,草本21科28种,藤本(攀缘)7科13种。2、植物种类在5种以上的仅有菊科(Compositae)7种;2-4种的11个科,其中蝶形花科(Papilionaceae)4种,蔷薇科(Rosaceae)、大戟科(Euphorbiaceae)、毛莨科(Ranunculaceae)和茜草科(Rubiaceae)3种;禾本科(Gramineae)、榆科(Ulmaceae)、桑科(Moraceae)、漆树科(Anacardiaceae)、蓼科(polygonaceae)、百合科(Liliaceae)2种;植物种类仅为1种的有17个科。3、从种类和频度上看,调查样地含种最多的科是菊科;而含种较少的科占了极大的比例,只含有一个种的科占了全部科总数的53.8%。
殷晓岚[9]2004年在《20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20世纪百年以来苏南地区农业与农村变迁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索经济转型过程中苏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动力与条件，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20世纪以来，中国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逐渐向一个新兴的工业社会演进，政治、经济、社会及科技的这种结构性变迁必然对农业和农村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强对这一阶段农业与农村历史的研究，探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动因，从历史变迁过程中认识和把握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运作规律，把历史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当今我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开展。 苏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它既是我国南方精耕细作农业的典型，又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典型。20世纪以来，苏南进行了较为连续和完整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转型过程，它为传统农业如何向现代农业转化以及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与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相互关系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范例。认真回顾和解析苏南地区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在晚清以来的变迁历程，寻找和探索其运行的轨迹，不仅有利于这一地区自身的发展，还可以给全国广大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借鉴。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苏南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来说，没有农业的现代化，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成了问题，整个区域的现代化就会落空。由于其较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在其经济转型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一系列特征，应当说，目前，苏南地区已经有条件有基础真正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但是，苏南地区农业开发早，土地利用率已经很高，其单位面积产量已与国际上的高产指标不相上下。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时，如果把目光局限于农业内部、农村内部，也难以真正实现较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换言之，苏南农业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战略取向，不在农业本身，不在农村内部，而在农业、农村之外。 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农业论农业”是不可能讲清楚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各自所依托的社会环境，孤立地谈农业发展或农业现代化而不考虑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关系，不考虑社会经济的转型不可能真正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必须把它放到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中去考察，探索国民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找出长期以来一再强调重视农业但落不到实处的根源。 因此，本研究注重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农业与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以动态的和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农业。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比较专一的立足于“长时段”视角，对研究对象的具体观察，注重从历史进程上进行纵向的比较分析与研究，根据过去和现在的辩证关系，律性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上做一些尝试. 本文的结构及其研究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介绍苏南地区农业和农村发展所依托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在这种背景下所形成的农业生产特色(第一章)o 第二，从农地制度、生产技术、工业化、城市化等方面的发展探讨了20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动力和条件(第二一一六章)o 20世纪以来苏南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革，随着这些变革的发生，苏南农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可以说，土地制度是维护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决定性的基本制度。土地制度的变革及其相应的法律规范，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因素。 晚清民国时期，苏南的土地所有制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占有集中，租佃关系发达，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租税负担沉重。在封建半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下，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农业再生产能力衰竭，是民国时期苏南农村经济凋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苏南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首要条件。50年代中期以来对农民个体所有制的改造，建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农地制度安排，由于片面强调所有制升级，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时期苏南农业发展的波动很大，农业的经营绩效低下，农业生产长期排徊不前。70年代末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农作制，制度变迁效率增进明显。但在实践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逐渐显露出或多或少的制度缺陷，不可避免地出现限制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诸多问题。苏南在8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保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激励和经营自主的优越性，展示了缓解苏南农业矛盾的积极效能。但这种制度安排，在实践运作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苏南农地制度变迁既有对前一时期土地制度的继承，又有对前一时期土地制度的否定，正是“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因此，苏南今后的农地制度变迁也不能不考虑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一?
施琴[10]2010年在《基于人文视角的苏州产业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苏州,这座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凭借其自身的经济文化基础和良好区位优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苏南经济发展浪潮及九十年代以来的外向型经济引入中,迅速崛起为目前中国发展最快,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成为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圈重要的经济次中心,苏南地区的工业中心。苏州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是新的历史时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融合的结果,苏州想要延续这种发展态势,需要结合自身的产业特色和文化基础,找到能够使区域产业竞争力持续发展的道路。本文在对苏州城市产业发展及人文性格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要通过苏州的地方文化打造苏州产业发展的新名片,在苏州城市的“二次转型”中,利用苏州特有的城市精神支撑苏州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理论研究和文献综述。第三章通过对苏州自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历程及特色的分析,提出了苏州产业发展目前面临的六大困境。第四章从“亲商”情结、“崇文”理念、“水”文化及开放融合的文化环境等方面对苏州城市的人文性格进行了解析。第五章展开了对苏州构建区域产业竞争力的人文分析,分别就苏州文化对对苏州产业发展方式的影响,苏州文化对区域产业转型的作用、城市文化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苏州与上海的文化关系及其对苏州区域经济发生的一系列影响进行了阐释和分析。第六章提出“运用文化打造苏州产业发展的新名片,利用苏州特有的城市精神支撑苏州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建设宗旨,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一系列相关建议。第七章为文章结论及不足。文章突破了已有的研究,在苏州城市人文传统的视角下对苏州的产业竞争力建设进行了分析,明确了苏州的城市人文传统对今日苏州产业发展的已有影响,并对苏州产业“二次转型”中产业竞争力的建设提出了“运用文化打造苏州产业发展的新名片,利用苏州特有的城市精神支撑苏州的可持续发展”的建设宗旨。
参考文献：
[1]. 明清苏州地区土地利用及其可持续性研究[D]. 王克强. 南京农业大学. 2000
[2]. 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苏州古代城市空间研究[D]. 乌再荣. 南京大学. 2009
[3]. 苏州地区水乡古镇空间拓展研究[D]. 谢小敏. 苏州科技学院. 2008
[4]. 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D]. 胡勇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5]. 关于明清时期苏州“三农“问题研究综述[J]. 沈婧.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7
[6]. 清至民国时期固原地区土地利用及其环境效应[D]. 赵云. 西北师范大学. 2010
[7]. 中国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研究[D]. 余同元. 复旦大学. 2005
[8]. 苏州城市森林群落结构及优化对策研究[D]. 宋青. 南京林业大学. 2008
[9]. 20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D]. 殷晓岚.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10]. 基于人文视角的苏州产业竞争力研究[D]. 施琴.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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