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危机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农业领域的推行过程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包括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减少国家干预和国家开支等内容，这些政策在世界农业领域的推行主要是由美国农业跨国公司推动的。
1935年通过的美国《农业调整方案》阻止农业进口，以使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对农业的这种支持导致美国农民生产过剩，美国于是通过向国外提供廉价食品援助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剩余农产品。一些大农业公司如嘉吉公司（Cargill）和大陆公司（Continental）从家庭农场收购谷物，然后通过受国家补贴的食品援助项目出口，取得了巨大收益，开始繁荣成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霸权地位受到巨大挑战，于是美国对国内外政策作出了巨大调整。1973年美国颁布的《农业法案》（Farm Bill），取消了很多对农业的干预和限制，并鼓励农产品出口。于是，美国大公司主导的农产品出口大增。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占全球小麦进口的10％，到1980年，这一此重增长到57％，其中进口的主要是美国大农业公司的产品。
根据《农业法案》，私人银行代替国家成为农业贷款的主要提供者，而私人银行更愿意为大农业公司而不是小农户提供贷款。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危机进一步打击了小农场，而有利于大农业公司。于是，美国大农业公司实力大增。美国农场在20世纪30年代有700万家，到90年代中期只有180万家，其中在80年代的农业危机中，小农场数下降了17％。到1994年，美国50％的农产品来自2％的农场，而73％的农场只生产了9％的农产品。该年美国80％的牛肉由三大公司提供。该年美国小麦出口占全球小麦出口的36％，玉米、大麦、燕麦、高粱占64％，大豆占40％，棉花占33％。这些出口主要是由美国大农业公司提供的。
随着美国大农业公司实力的剧增，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关贸总协定（GATT）的谈判中，一改以前将农产品问题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的做法，提出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列入谈判议程。1994年，GATT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初步达成了农业领域自由化的协定。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进一步推进了全球经济包括农业领域的自由化进程。其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将知识产权的保护扩展到极端的程度，极大地有利于大农业公司垄断农业技术。而多边投资协定（MAI）对世界经济自由化的规定更为极端，它主张外国资本可以在任何国家的任何经济部门（农业部门当然包括其中）投资，外国资本得到的权益甚至比本国公司还要多。
世界农业领域的自由化的真正推动者是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全球企业和农业出口大国是自由化的关键支持者。事实上，美国在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原初建议书就是由嘉吉公司的前副总裁起草的。嘉吉公司和大陆公司一起约占美国谷物出口的50％……农业跨国公司利用WTO阻止各国政府的农业计划、阻碍农产品供给保障、降低各国农产品价格。通过减少各国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大公司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最大化，并从全球‘自由’市场中获取最廉价的投入。”（注：Philip McMichael，Global Food Politics，Monthly Review，July-August，1998，pp.105—106.）
二、西方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在世界农业中的垄断地位
20世纪美国不断将工业上的技术优势大规模地应用于农业，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发达农业，即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农业。这种农业需要持续的大量的外部投入，使传统的家庭农场式的、劳动密集型的和依靠耕作经验的农业在市场中基本失去竞争优势，纷纷破产。西方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在世界农业中于是建立了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有如下建立方式。
1.控制农—工综合体产业链条的顶端
西方大农业公司为了形成垄断地位，它们起初往往长期大量地增加某种农产品的产出和供给，使该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低迷。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场和农户由于不能长期承受损失，就往往被迫停产或转产，这样西方大公司初步垄断了该国该农产品的销售。
在当地自主的农业破产之后，这些大公司除了兼并一些小农场，还往往采取这样的做法：和很多小农场签订供货合同，使小农场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以什么价格出售等方面都受大公司控制。这是对大公司很有利的一种控制方式。以智利为例，该国50％的水果生产和出口被五个外国跨国公司控制，跨国公司控制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和小农场签定供货合同。总之，在农—工综合体产业链条中，“耕作只是一个重要步骤而已，而提供农业投入和将农产品转化为消费品等环节在农业经济中开始取得支配地位。在农业食品体系中，耕作价值现在只占食品价值的10％，而投入占25％，其余65％归农产品的运输、加工、营销。在20世纪初，耕作价值占农产品价值的40％，因为那时很多投入如种子、肥料和饲料等都可以依靠农场内部而获得”（注：R.C.Lewontinm，Farmers as Proletarian，Monthly Review，July-August，1998，p.74.）。从如上价值分割可见，这种控制方式使大公司获利极大。
2.控制农业生物技术优势
20世纪80年代，西方大农业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上大量投资，却很少获得成熟可行的技术成果，到90年代，为了收回投入，这些公司加速将很多不成熟的可能损害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生物技术，如转基因技术和荷尔蒙生长刺激技术等引入市场。WTO等国际组织都极力地为这些大公司的技术提供过度的不合理的保护。这些公司甚至为植物种子的基因材料申请专利保护，而植物种子是世界人民世代耕作的遗产，因此这种申请是不合法的。这些大公司利用WTO等国际组织的不合理的技术保护，也可以建立一种垄断地位。
西方农业垄断公司凭借以上方式建立起垄断地位，攫取了巨额的利润。大农业食品公司“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使它们实质上可以控制从农民那里收购原材料的成本，而同时抬高卖给大众的食品的价格而获取巨大利润。食品工业在美国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暴利行业”（注：Fred Magdoff，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H.Buttel.Introduction，Monthly Review，July-August，1998，p.5.）。
西方大农业公司在世界农业中的垄断地位恰好是通过挥舞新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的旗帜取得的。这倒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标榜自由竞争的目的是为垄断公司建立更大的垄断。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农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三、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危机
新自由主义使西方农业垄断公司可以自由地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扩大势力，造成这些国家巨大的农业危机，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1.农业破产和农民贫困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发展中国家农业的主体即劳动密集型的小农业直接面对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的国外大农业，根本没有市场竞争优势，不得不走向破产。这些小农场要么被收购，要么转向种植特定出口作物。
但是后一种转型也是不成功的。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国家对农业不再提供实质性支持，小农业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如水利、道路系统等日益破败。小农业也不再能从国家那里获得扶助性贷款，而由于小农业风险极大，它们也不太可能从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它们往往只好转向高利贷。“二战”后很长时期，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农产品销售上给予支持，保证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和定价合理，使农民免受变幻无常的市场波动之苦。但是农民现在得不到这种支持，不得不直接面对极不稳定的过度竞争的国际市场。种植经济作物需要大量的投入，如上所述小农户往往只能通过借高利贷来支付这种投入，但是国际市场又充满巨大波动和过度竞争，这些使小农户收入极不稳定甚至下降，导致农民负债、贫困化。
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往往使发展中国家面向中产阶级的市场被西方优质的农产品占领，而这些国家力图扩大出口的那些农产品在国际上又处于过度竞争的局面，即使增产也不增收，几乎无利可图。以乌干达为例，该国主要出口作物咖啡的产量从1993年的280万包增加到2000年的320万包，但是由于国际咖啡价格剧烈下降，咖啡出口收入却从1994年的4.325亿美元下降至2000年的1.648亿美元。（注：Structural Adjustment：the SAPRI Report，Zed Books 2004，p.137.）
2.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
农民破产和随后现代大农场的引入，导致农村传统的经济循环被彻底破坏。研究者谈到：“过去，当家庭经济是农村社区的主导体制时，有4到5倍的乘数效应。一个农业部门所创的钱在社区中循环，从一个家庭经济体转到另一个家庭经济体，要转手4到5次才离开该社区，这增加了该社区的经济活力。但是现在，在农村的农业大公司将利润迅速地从农村拿走，转到大城市的总部或股票持有者手中，只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报酬留在农村。”（注：William D.Heffernan，Agricuture and Monoply Capital，Monthly Review，July-August，1998，pp.57—58.）
因此家庭农业破产的结果，不仅是农业部门而且是农村所有经济部门都受到巨大损害，整个农村于是破产。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
以拉美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极其频繁。在巴西，无地运动通过直接占领土地的方式已经为15万户100多万流浪贫民夺得了土地，并争取到在21个州将土地改革列入政治议程。在哥伦比亚，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队已发展到15000多战斗人员，将影响扩展到全国约一半的农村，其中心政治要求包括土地改革、保护人权和建立农会等。在巴拉圭，棉花价格暴跌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农民为夺取土地和军队不断展开激战，并成功地阻止了军人专政。在墨西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大批农民破产，1994年恰帕斯州的农民发动起义，并发展为一场持续的农民运动，以反对自由贸易作为中心的政治议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回应。在厄瓜多尔，农民和印地安人领导的运动指责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使马华德总统辞职。（注：James Petras，the New Revolutionary Peasantry，Z Magazine，October 1998，p.25.）
在亚洲的菲律宾、尼泊尔等国也能看到新自由主义破产所导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3.粮食安全的危机
粮食安全是指一国所有的人在所有时间都能得到充足而有营养的食物。
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恶化。以墨西哥为例，“调查表明，墨西哥的食品供给赤字、谷物进口和营养不良都在增加。由于进口自由化和政府减少对小农场的支持，该国人均基本谷物产量在1980年到2000年间下降了10％，粮食依赖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的18％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43％”（注：Structural Adjustment：the SAPRI Report，Zed Books，2004，p.142.）。在津巴布韦，“在20世纪90年代，贸易自由化使粮食生产未能跟上人口的增长，粮食安全状况恶化，30％的5岁以下儿童长期营养不良”（注：Ibid.，p.140.）。
粮食安全危机的产生有如下两个原因。
（1）对外粮食依赖增加。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为外国富人的需要而生产，本国穷人所需的粮食的种植面积因之大为减少。这种减少使一国粮食的供给不得不依赖被西方农业垄断公司控制的变幻不定的世界市场，而这些垄断公司总是利用其垄断地位牟取暴利。以1996年的国际粮食市场为例，每增加100万吨的需求，粮价就被垄断公司抬高5％。像中国这样粮食需求以亿吨计的国家，如果对国际市场依赖过高，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2）农民贫困买不起粮食。由于农民破产、土地被兼并，农民在粮食上不再能自给自足而必须购买粮食，但是由于收入低，同时在子女教育和家庭医疗上的负担较以前大为加重，农民能够用来购买粮食的钱就极其有限。这些不利因素再加上国际粮价被垄断资本抬高，使近些年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状况恶化。
4.资源和环境危机
资源危机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无政府主义和过度竞争造成的。以乌干达为例，“贸易自由化使乌干达渔业产量增加，但是随后很快下降。为了利用国际市场难得的机会和快速获利，渔民对湖泊过度捕捞，导致渔业资源枯竭”（注：Ibid.，p.137.）。
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西方农业模式在全球的扩展是造成农业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农业造成的环境危机有两波。第一波危机与农场专业化（包括单作物种植）和杀虫剂、化肥等的投入有关，其后果是土壤侵蚀和土地养分流失、土地盐碱化、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以及野生植物、动物基因资源丢失、自然的自我平衡能力的破坏，等等。第二波危机与以基因技术为主的生物技术有关，这些技术损害了生物基因的多样性，可能造成不可预见的生态灾难。
四、超越新自由主义
1.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解决不了世界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农业领域的推行，本质上是将农业这个特殊的当前世界就业人口最多（约30亿）的部门商品化，即资本主义化，因此，有评论说，“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的农业（实际上是自然本身）的商品化——为利润而组织农业——是农业自由化的本质”（注：Fred Magdoff，Introduction，Monthly Review，July-August，1998，p.13.）。
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已经导致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农业危机，但是很多人还主张农业应更彻底地资本主义化，并认为这将解决当前的农业危机。但是，事实上，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假如实行这条道路，那么全球现在约30亿农民将被2000万现代农民代替。这意味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无数的人失去土地并被驱赶出农村。即使世界经济按7％的增长率持续增长50年，也只能吸纳这些被排斥的人口的1/3。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重复欧美的农业资本主义化道路。首先，欧美农业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经历的时间很长，可以逐渐转移农业剩余人口，而且从前的农业技术对劳动力的排斥远没有现代农业技术那么严重。当前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时间去吸纳、消化现代农业技术将排斥出来的如此大量的农业人口。其次，欧洲在历史上可以向美洲转移其农业中排斥出来的人口，现在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可供移民的地区。再次，欧美当前的农业模式如前所述，恰好是以支配、控制、损害发展中国家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根本颠倒世界既定秩序，根本无法建成欧美式农业。依附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根本解决不了农业问题，他说：“我们经常忽视的是，当资本主义在它的中心解决了农业问题时，它是通过在外围制造更大的农业问题实现的，资本主义只能通过灭绝一半人类才能解决外围的严重农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只有毛主义理解这一挑战的严重性。因此，那些指责毛主义有农民性失误的人事实上缺乏理解帝国主义的分析能力，他们将帝国主义归结为一种关于一般资本的论述。”（注：Samir Amin，World Poverty，Pauper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Monthly Review，October，2003，p21.）
2.世界农业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曾预见，资本主义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这一预见仍适用于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当今世界，不过，这种失业和贫困采取了越来越骇人听闻的城市贫民窟这种表现形式。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01年，地球上有47.7％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31.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里。贫民窟的居民主要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造就的，贫民窟“源自全球农村，这些农村社会在大型农—工综合体的不平等竞争下被摧毁了。由于农村地区失去了其‘储藏人口的能力’，于是城市贫民窟取而代之，成为剩余劳动力的沉淀之地，并且代替农村‘退化’的是城市的‘退化’。……10亿人的劳动能力被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哪种方案能使他们重新成为有生产力的工人或消费者呢”？（注：Mike Davis，Slums，New Left Review，March-April，2004p.14.）
这些被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所排斥的大量人口将成为世界政治危机的根源。当前在贫民窟活跃的是五旬节教派（号称有5.3亿信徒，诞生于城市贫民窟中）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们已成为贫民窟的“政府”。它们组织夜校、提供医疗和法律援助，宣扬和实践团结友爱。没有人知道贫民窟中将诞生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但是历史也许会给我们一些线索。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曾强制亚非的自给自足的农民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从传统家园中被连根拔离，全球出现庞大的无家可归的无生计的流民，于是20世纪成为农民起义和以农民为基础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世纪。凭借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正在全球大力推行的农业的资本主义化，难道不是又在为21世纪的政治危机制造火药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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