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州市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
胡阳秀1,刘彭娟2
(1.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安徽 池州 247099;2.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
摘要: 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与留守儿童有关的各种问题频繁出现,这些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生存状况的担忧与关注。此研究以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SDQ)等作为调查工具调研了池州市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现状,梳理出池州市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同伴交往等方面,分析其原因主要与儿童的个体性格、受照顾程度及与其监护人监护程度等有关。基于此,为改善池州市留守儿童健康现状,此文从人际、群际、社会等多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干预对策,可为后续池州市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池州市;留守儿童;心理健康;SDQ;同伴交往;对策
1 研究背景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与留守儿童有关的各种问题如自杀、离家出走、犯罪等频繁出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生存状况的担忧与关注。心理学界主要关注留守儿童的自我态度、心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池州市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的调研,梳理池州市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客观分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可为后续池州市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②《解释》 第一条: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1.1留守儿童概念界定
改革开放40年来,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推动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这种现象被称为“民工潮”,这一大批流向城市的农村人口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大多靠体力劳动在城市中打拼而将其子女留在农村学习、生活。这种“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的群体被称为“留守儿童”[1]。依据这一概念界定的留守儿童,据统计,2015年我国留守儿童已达6876.6万人[2]。2016年2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号)中重新定义了留守儿童,明确将“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群体界定为留守儿童,2018年8月底民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从监护情况看,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剩下4%由其他亲戚朋友监护;从健康状况看,99.4%身体健康,0.5%残疾,0.1%患病[3]。
1.2与留守儿童相关的国内外研究
国外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是以无法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移民儿童为研究对象,且以儿童教育为研究视角。其研究主要关注亲属抚养、父母外出以及政策支持度等对儿童发展的影响[4]。有研究表明,来自于移民家庭中的儿童相对于其他儿童,在自我感觉方面,有更多的孤独、愤怒、悲伤等消极情感体验,并伴随躯体化反应,也呈现了更多的犯罪行为[5]。
国内有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有些研究只是描述留守儿童的问题与行为现状,诸如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精神状态、自我感知、压力应对、攻击行为、孤独感进行描述等。第二,以留守儿童的消极表现为研究视角。部分研究者对留守儿童存在着“问题儿童”标签化的刻板效应,这就体现了研究者自上而下的“以研究者为中心的视角”,部分留守儿童的极端表现归因于与其父母不在身边有关,是这种视角的体现。第三,整群研究的范式而忽略异质性的存在。留守儿童存在多方面个体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有多个群体异质维度可观察,比如不同的性别、年龄、区域以及家庭收入等。第四,缺乏动态思维思考留守儿童所存在的问题。个体的发展呈阶段性,且具有连续性的特点,但部分研究呈现出片段式、分离式的研究特点,忽略了问题背后其他可能潜在的原因,比如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问题可能是个体发展历程中都可能遇到的,根据发展连续性的特点,到下一年龄阶段自然就能适应了,不一定都与其留守经历有关。第五,对所存在的问题采取的干预措施不够科学系统。我国留守儿童群体仍会大量存在于一定周期内,对他们的问题干预不能孤立地只考虑留守经历本身,还要考虑其年龄特征、个体发展规律、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学校环境等,需要有涉及个体、群体及社会的全面系统的干预措施[6-8]。
2 研究过程
2.1研究对象
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和青阳县两地随机抽取了3个街道(乡镇)进行整群抽样调查。选取6~12岁(包括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被试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有一系列情绪与行为的问题开始逐渐呈现,且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及时干预更显重要且有效。
2.2研究方法与工具
由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只有7岁组的留守儿童在同伴交往、困难总分上体现出差异性表现(p < 0.01、p < 0.05)。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7岁的孩子已开始意识到可以用善意的态度来达到良好的人际关系,但他们可能会因怕受伤而自动启动逃避的心理防御机制,且无论对方释放的是善意还是恶意。
上述研究表明,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在部分情绪行为上有差异性表现,基于此,本研究以留守儿童是否存在困难问题为因变量(1表示有,0表示无),以表1中所列的所有可能影响因素(经赋值与数量化)为自变量,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究留守儿童有差异性表现的具体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避免侧滑的发生要做到正确熟练操作,例如: 不急转弯、不突然加速等。与此同时,对于车辆的日常检测与维护也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主要应用滑板式侧滑试验台来检测车辆车轮外倾与前束的匹配情况,进而得出车轮的侧滑量数据。侧滑检测时,汽车以3km/h~5km/h的速度垂直侧滑板驶向侧滑试验台,使前轮(或后轮)平稳通过滑动板,在行进过程中,不允许转动方向盘,转向轮通过台板时,测取横向滑动量[9]。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的规定,用侧滑试验台检测侧滑量不应超过5m/km[10]。
主要仪器:Leica CM1950 冰冻切片机(德国);光学倒置显微镜,日本OLYMPUS公司;NikonE600显微照相图像采集系统,日本尼康。
疑似期组男30例,女30例,日龄为0.53~6.17d,均值为(2.62±0.15)d。体重区间为2.71~3.64kg,均值为(0.95±0.59)kg。两组受试者基线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2.2.2.1 人口学变量
2.2.2 研究工具
人口学变量主要以自编的儿童基本信息表作为调查工具,包括儿童的年龄、性别、年级、营养情况、是否留守、监护人信息(监护人自我感知、监护人主观意愿、是否按时寄抚养费等)、留守儿童信息(儿童个体性格、儿童受照顾程度)等。在SPSS软件中处理统计这些变量信息时,具体赋值与数量化见表1。
表 1人口学变量赋值与数量化
在问卷收集时,严格执行指导语且坚持专业人员在场的原则。
时光的脚步来到了11月,寒风乍起,西北风着地而行,吼地生寒。不知不觉间,季节已悄然转换。清晨开窗时,扑面而来的凉,是否吹醒了昨夜的倦意?站在窗前的你,看着眼前落光了叶子的银杏树和枫树,会不会无声地感慨:冬天,真的要来了!
选用SDQ(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调查本研究被试的情绪与行为问题现状,该问卷编制并使用于1997年,信效度良好,编制者是美国心理学家R Goodman。问卷中包含5个因子共25个条目,涉及情绪、品行、注意力、交往力、社会适应等问题,除去社会适应,剩下四部分问题得分构成困难总分。问卷以“0、1、2”三点计分法计分,五项反向记分的条目有第7、11、14、21和25条。问卷用来评定个体在近6个月的情绪与行为状态,困难总分15分以下则为正常,高于20分则为异常,中间得分的列为疑似。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引进该问卷,并对SDQ(父母版)进行了信效度检测[9],现已被广泛使用。本研究对该问卷进行了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各条目与问卷总分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6,五个因子与问卷总分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8,表明问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因此,本文以SDQ(父母版)作为本研究的测评工具,由儿童监护人评定儿童的情绪与行为表现。为保证数据收集的有效性,在问卷收集时,严格执行指导语且坚持专业人员在场的原则。
2.3数据统计与分析
2.3.1 一般描述性统计
2.2.2.2 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
本研究有216名被试,回收了有效问卷204份,94.4%的有效问卷投放。有效被试人数为204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分别为105人(占51.5%)、99人(占48.5%)。根据卡方检验结果可知,两组被试在性别与年龄上没有差异性体现,卡方值为 0.214,t 值为-0.121,p >0.05,表明统计学上无差异性。SDQ量表的困难总分是本研究的重要关注因子,依据困难总分15分以下则为正常、高于20分则为异常、中间得分(16~19分)列为疑似的标准,经对回收的数据统计分析,困难程度正常、疑似及异常的分别有128、29、47人,分别占总被试的62.7%、14.2%、23.1%,在47例困难儿童中,留守与非留守的分别为28人(13.7%)与19人(9.31%)。
2.3.2 基于不同年龄的SDQ评分比较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对其SDQ各维度评分进行比较分析,进而说明儿童的心理情绪行为表现在年龄上是否存在差异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两组不同年龄( L 1表留守、 L 2表非留守)儿童 SDQ评分比较
注:*p < 0.05;**p < 0.01
2.2.1 研究方法
在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时,关于共线诊断分析,Hair等研究表明,VIF>10,共线性问题便存在[10],如表4所示,本次分析VIF值为1.014~1.201,无共线问题存在,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依据SDQ量表总分高于20分表示存在困难问题,表4的研究结果呈现出有五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分别为儿童个体性格、监护自我感知、儿童受照顾程度、监护主观意愿、按时寄抚养费与否等,p 值均小于0.05,表明具有统计学意义。
为了研究留守经历是否对儿童的心理情绪行为表现有差异性影响,本研究对两组儿童的SDQ各因子评分做差异性比较分析,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心理隐喻具有由物到人、由被动到主动、由消极到积极、由个体到社会历史变迁的特征。而心理治疗模式具有由客观主义到主观主义、由反映论到建构论转换的转变特征。这不仅仅象征着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暗示了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社会地位的变更。心理隐喻的变迁及心理治疗模式的转换与社会进步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表 3 SDQ各因子评分比较
注:*p < 0.05;**p < 0.01
由表3的统计结果可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同伴交往问题因子得分更高,即存在着更多的同伴交往问题(p < 0.05)。在其他因子分上两组被试均无差异(p > 0.05)。
2.3.4 留守儿童现状的原因分析
所有回收问卷均利用SPSS18.0软件进行处理,经录入数据后,建立回归模型,以期得到留守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再针对数据统计分析结果,经讨论,拟从发展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角度探讨留守儿童问题的干预对策。
表 4留守儿童困难问题影响因素分析
2.3.3 SDQ各因子评分差异性比较
3 讨论
3.1池州市儿童心理行为表现值得重视
调查结果显示可疑困难儿童与困难儿童分别占总被试的14.4%与23.1%,其中留守儿童的困难者占总被试的13.7%,相比于王晓笳等同样采用SDQ对10~15岁农村儿童的调查结果的15.5%的检测率[11],基本上呈现了类似的调查结果,整体看足以说明池州市儿童的心理行为现状不容乐观,而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家庭,也可能来自于学校与社会,须高度重视。在高度重视的同时,我们还须要及时制定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以促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3.2在同伴交往问题上的得分体现了留守经历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同伴交往问题因子得分上,留守儿童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SDQ其他各因子得分没有体现出与留守经历有关,这也侧面说明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未必完全是因其留守经历造成的,可能与其他儿童一样,只是个体成长遇到的发展性问题等。但从整体来看,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自我态度与社会适应能力有较低的表现,这可能与父母不在身边从而造成家庭情感缺失有关。因为当孩子缺乏父母的关心与呵护时,与父母则难以建立有效的沟通,感情也易变得疏远,容易使孩子形成内向、自闭的性格,进而使得他们很难融入环境,也难以对他人产生信任感。
3.3留守儿童现状的原因分析讨论
本研究中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个体性格特征、日常被照顾状态、其监护人对监护的自我感知、监护主观意愿以及是否按时提供抚养费等对留守儿童的情绪行为异常有一定的影响。这可能与留守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归属感与安全感有关。家庭归属感的建立须营造积极的家庭情感氛围与实施良好的家庭教育。特别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儿童施加的影响又是潜移默化的,它涉及到儿童健康人格教育的方方面面,是儿童积极品质的培养、良好习惯的促进、智力优化的开发以及正面价值观的培育等方面的重要基石,也是儿童正常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因此,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实施者,社会对父母(儿童监护人)的正面教育影响也不可缺席。
4 对策与展望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留守儿童整体心理状况令人担忧,池州市也并不例外。鉴于此,对改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事前促进”视角提出以下干预建议供参考。
根据薪酬数据公司Equilar曾做过的一项调查分析,从外部挖来的CEO候选人的平均薪酬比内部提拔的高管薪酬远高得多,但他们的表现往往却不尽如人意。外部聘用的风险总是大于内部晋升。基于此,越来越多公司更倾向于从内部物色接班人。那么内部接班人又要从哪来?《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就有提到:研究表明,大多数公司现任领导者的候选人都虚悬以待,但每年大约有10%—15%的公司都不得不面临任命新CEO的问题。人选不佳、仓促更替是企业权杖交接不得不跨过的槛。
而本文提出的方法是对用户发布的消息中的敏感信息进行模糊化,相比于现有的访问控制机制要么可以访问要么完全不能访问的情况,本文中用户的所有好友都可以访问到消息,但是他们所得到的消息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在保证好友都可以访问到消息的前提下有效地保护了用户的隐私。
首先,从个体人际方面看,积极创造条件为留守儿童做团体辅导,团体辅导是近些年来较为广泛使用的积极干预模式,可有效促进个体的自我态度的提升。其次,从群际方面来看,通过让留守儿童与同龄人的群际接触,逐步摆脱同伴或其他群体对留守儿童就是“问题儿童”这一标签化的刻板认知。不间断的、积极有效的沟通接触也会慢慢地改变留守儿童对自身“问题儿童”的元刻板认知,进而使其自尊与自我意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再次,从社会层面来看,亟待完善村落、社区的管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号)中明确提出要实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包括社会服务组织、志愿者及民政部门等政府机构的力量,同时也须加强家庭、学校、社会的连接,协力做好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工作。
总之,积极干预做好留守儿童的相关工作,对于留守儿童自身而言,有助于个体的全面身心健康发展及获得生活的快乐感;对于留守儿童的父母而言,能缓解其对家庭问题的担忧,减少他们的不安与愧疚感,有助于使其安心建设城市以及提升自身生活水平;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可促使留守儿童的父母安心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参考文献]
[1] 王勇.弱者理论视域下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D].苏州:苏州大学,2015.
[2] 李亦菲.拨开留守儿童心灵的“迷雾”——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N].光明时报,2015-07-04(007).
[3] 佚名.民政部: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体数量下降22.9%[EB/OL].(2018-09-01)[2018-09-30].http://news.cctv.com/m/a/index.shtml?id=ARTI5jyYnnU0ECUFTK4wckju180901.
[4] JONES A,SHARPE J,SOGREN M.Children’s experiences of separation from parents as a consequence of Caribbean migration[J].Journal of Social Work,2004(3):89-109.
[5] 回俊青,谢兆岗.广东省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以广东某县为例[J].教育教学论坛,2017(5):86-87.
[6] 余玉婷,黄庆丰,宋健.留守儿童体的“污名化”——有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思考[J].世纪桥,2017(5):54-55.
[7] 罗静,王薇,高文斌.中国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9(5):990-995.
[8] 张若男,张丽锦,盖笑松.农村留守儿童是否有心理健康问题[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6):426-430.
[9] 寇建华,杜亚松,夏黎明.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父母版)上海常模的信度和效度[J].上海精神医学,2005(1):25-28.
[10] HAIR J, BLACK W, BABIN B, et al.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the 6th Edition)[M].New Jersey: Pearson Prentice Hall Press, 2005:107-157.
[11] 余学.宁夏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现状及干预研究[D].银川:宁夏医科大学,2014.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Status ,Cua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in Chizhou
HU Yangxiu1,LIU Pengjuan2
(1.Anhui Health College, Chizhou 247099, China; 2.Anhui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Chizhou 247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various problems about left-behind children still remain, which arouses the concern of all walks of life about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zhou by using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as a survey tool, finding out that the mai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zhou that lie in peer interaction. The reasons are mainly related to children's individual character, degree of care and guardianship.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zhou is worry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health statu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zhou,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intervention countermeasures from interpersonal, inter-group, social and other aspects,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follow-up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zhou.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mental health; SDQ; peer interaction; 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 B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562(2019)02-0066-05
收稿日期: 2018-10-31;
修回日期: 2018-12-04
基金项目: 2017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17A0979);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MX-2)
作者简介: 胡阳秀(1981—),男,安徽枞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现代社会心理研究。
(责任编辑:贺嫁姿)
标签:池州市论文; 留守儿童论文; 心理健康论文; SDQ论文; 同伴交往论文; 对策论文;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论文;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