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保台活动”及其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条严重地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内容就是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对此，全国上下喧声鼎沸，义愤填膺，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霸占中国领土。俄、德、法三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于4月23日同时发出照会，郑重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在日本政府不得不归还辽东半岛的前后，清政府希望再次依赖帝国主义列强势力保住台湾。但是，这一设想结果却最终成为泡影。
一
《马关条约》的签订，震惊全国，舆论哗然。当时恰值各省举人汇聚北京会试，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首先发难，联合在京的奉天、四川、福建、江苏等十八省一千三百余名举人，发动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公车上书事件。在公车上书事件和广大民众爱国怒潮的推动下，清政府各级官吏自王公贝勒、内阁、总署、各部司、御史、翰林以至各省督抚司道纷纷上书，反对割地求和。自4月中旬至5月初，反对割台奏章共140件，签名者达数千人。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台湾巡抚唐景崧、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编修丁立钧、徐世昌等先后上书呼吁：台湾逼近闽粤江浙，为南洋第一要害，必不可弃。河南候补道在《劾权奸误国奏》中也指出：辽东是北洋的藩篱，台湾是南洋的门户。今日失去辽东，明日就将无北洋；今日失去台湾，明日就将无南洋。在蓬勃发展的废约高潮的震撼下，清政府也担心会因此而失尽人心，所以光绪帝曾一度“意欲废约颇决”①。
如果说，这个时期国人的爱国呐喊尚不能改变清政府割地求和的立场，而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却使战败而濒临绝望的清政府看到了一线希望。1895年4月23日，也就是中日《马关条约》草签之后的第六天，俄、德、法三国驻东京公使同时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并表示：“如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最近的目的，为切断日军从中国大陆与其本国的一切交通，使它孤立。”②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简直是晴空的一声炸雷，几乎一下子打破了它们刚刚建立起来的梦想。当时日本经过八个月的侵华战争，陆、海军已疲惫不堪，财政和军事物资也濒临枯竭，从外交上争取英、美等国支持，对三国实行反干涉活动，也遭到失败。这样，陷于内外交困的日本，不得不对沙俄等三国作出让步。5月4日，日本内阁召集会议，认为“已进至无可再进之地，止于不能不止之处”③。5月5日，日本政府向三国正式宣布接受劝告，放弃辽东半岛。5月10日，日本政府以天皇诏书形式，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
在三国干涉还辽期间，清政府迫于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同时借助于国际上出现的暂时有利条件，采纳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与法、德以及英、俄诸国进行接触，开展了所谓的“保台”活动。张之洞、唐景崧是这一政策的首倡者，也是最积极的推行者。马关盟成以后，唐景崧等人发起乞请各国援助之运动。4月23日，台湾巡抚唐景崧致电总理衙门，请求清政府委托列强公断台湾之事。电报说：“台湾为各国入华咽喉，归之倭人，不独台民不服，恐各国亦不愿从。……恳将此电饬下总署，与各国使臣从公商断不胜待命之至，乞代奏。”④唐景崧在该电中还流露出试图利用中国、朝鲜与列强的利害关系来诱劝各国援助台湾。恰逢英领事金璋访台，唐景崧向他提议，将台湾归英国保护，“将煤金两矿并茶脑磺各税酬之，恳其转达公使。”⑤在这个意见遭到金璋的拒绝后，唐景崧又致电总理衙门，提出仿照舟山和朝鲜巨文岛不让他国占有之例，与各国公使协商公断“台湾中立化”或将“全台畀许各国为租界”。4月27日，唐景崧致电他的“恩师”张之洞，希望由两人联名请英国保护。张之洞担心此举可能引起清政府的猜忌，便委婉推托。不过，他劝导唐景崧以台民不愿归属日本，否则将激起暴乱为由，电奏朝廷，然后他再上奏。同日，唐景崧又电奏总理衙门，声称：“……兹据绅民血书呈称，誓不从倭。”⑥
光绪帝在各地奏章沓至、保台呼声如潮的情况下，电旨李鸿章深思熟虑，观察情形，能否借三国的力量与伊藤博文交涉，“详筹挽回万一之法”⑦。翁同龢等人也竭力阻止光绪帝批准条约，要求拒约再战。这时，李鸿章从日本归来后托病滞留天津，复电拒不奉命，理由是：如果改约，立即会导致和局决裂，日方将再次大举兴兵。
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更是想方设法，奔命呼号，力主保台。鉴于英国在台湾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张之洞最初向英国建议借款二三千万，以台湾作保，并通过英人总税务司赫德和驻英公使龚照瑗进行试探。《马关条约》签订后，他又三次电奏朝廷，极力劝阻议和，但都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因而，当获悉唐景崧已经按照他的意思电呈总理衙门之后，遂于4月29日电奏总理衙门，声称台湾已发生民乱，这正合乎西方公法，可以借此请列强阻止日本侵台，“仰恳朝廷熟筹全局……或有转机”⑧。与此同时，张之洞还致电正在巴黎的钦差大臣王之春，要王找法国政府外交部谈判。不久，王之春发回复电，说：与法国已达成协议，约定如三国与日本开战，即由法国驻兵台湾，实行“保护”，并称法国已调兵舰前往台湾。据此，张之洞于5月1日电告总理衙门：“……谨飞电上陈，法既已发兵阻台，仰恳暂缓批准，熟察各国大局，再定办法。再法外部一经中使与商，立即发兵相助，是俄英各国此时仍有可图，俄押地而喜，我以他地易之，仍可归我。”⑨张之洞还将电文抄致唐景崧。不料，法国政府出尔反尔，推翻成议。5月5日，法国公使施阿兰赴总理衙门，表明法国政府的态度：法国虽然欲驻兵台湾予以保护，但现在已经劝日本归还辽东，“中国既将台湾许与日本，自不便再想别法，致启衅端，本国亦不便出而干预，现在此事可作罢论。”⑩5月中旬，驻俄公使许景澄电告总理衙门：“俄国不及顾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说话；德国已由领事告台民不能保护。”(11)
其实，对台湾问题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法、德两国。法国之所以被迫放弃对这一地区的攫取，道理是清楚明了的。然而，相比之下，法国觉得自己没有捞到多少好处，似乎不太甘心就此停手，提出将澎湖列岛“中立化”，严禁在此设防。西班牙也有类似的要求，德国却竭力反对。德外相马沙尔通知驻英大使哈茨菲尔德说：“法国和西班牙……企图限制日本新近取得的海岛属地，或许是要扩大它们自己的海岛属地”(12)。俄国对法国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最后，法、俄、德三国达成妥协，商定由日本声明保证不将台湾及澎湖列岛让与他国，同时承认台湾海峡为各国公共航路，不得由日本独自享用。5月2日，光绪皇帝在国内投降势力的胁迫下，无可奈何地签署批准了《马关条约》。
纵观上述事实，可以得出：张之洞的用台湾“保借款”，唐景崧的将台湾“许各国为租界”，虽然都是以牺牲台湾的某些局部利益为前提，但是同求和派的割土卖国的主张是有原则的区别的。这种“优与利益，许以重酬”以保全领土的政策，决不能简单轻率地说成是“用另一种方式将台湾出卖给其他帝国主义”。试想，当日本侵略者以战胜者的姿态，漫天要价，盛气凌人，且肆意恐吓，“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时，命令一下，我六、七十艘运输船即可搭载增派的大军，舳舻相接，立刻前往战地。这样，北京的安危，实不堪设想。”(13)而其他列强坐山观虎斗，幸灾乐祸，并且随时有从中图谋渔利的可能，那么，作为甲午战争的战败国，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只有忍气吞声、乞求列强的干涉了。也还有人指责张之洞、唐景崧的“许外国厚利”的策略，不但没有能够保住台湾，反而导致列强从此掀起了瓜分中国领土的狂潮。事实上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自近代以来，列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为开端，到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蛮横地割占中国领土，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在洋枪洋炮的打击下沦为“洋人的朝廷”，这段历史发展的曲折进程，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化道路的无法逃脱的结局。需要认识清楚的是，以张之洞、唐景崧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所从事的“保台”活动，由于他们不作任何积极备战，以争取主动，抵制日本政府的武力要挟，奉行的却是一味地依靠列强的消极策略，把自己的脖子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口下移放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刀刃上，其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二
清政府“保台”活动的失败，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台湾的情况同辽东半岛不同，帝国主义列强在该地区的利益分配不均，矛盾深化，谁也不敢冒险独吞台湾而成为众矢之的。正如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曾向清驻英公使龚照瑗所作的表示：“敝国无端得地，他国贪涎难咽，妒眼倍明……所谓于英无利也。”(14)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发展进程来看，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对于俄国来说，辽东半岛直接关系到其切身的利害关系。俄国根据《中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吞并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但是，沙皇贪得无厌，还妄图掠取渤海的全年不冻港口，并垂涎整个中国东北。1891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加紧向中国东北及东方各国侵略的阴谋暴露得淋漓尽致。甲午战争爆发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本不仅占领了朝鲜全境、侵入中国辽东地区，并进犯山东半岛，控制了渤海湾。这些，不能不激起沙皇的严重不安。因此，1895年4月，俄国得知中日《马关条约》的内容，发现日本竟然要求割占辽东半岛，立即表现出不满和抗议。财政大臣维特鼓动沙皇尼古拉二世说，假如日本人在大陆上获得巩固的立足点，“我们将毁掉一切的成就，以及您的尊敬的父亲曾经作过崇高巨大的努力但尚未实现的极其宏伟的事业。”(15)按照维特的分析，日本侵占辽东半岛，其锋芒主要是向着俄国。辽东的占领，以后一定会引起朝鲜的全部归并日本，这样对俄国的远东领土和西伯利亚铁路造成严重威胁。法国之所以加入干涉，除了它的自身利益关系外，还由于法俄是盟友。法国政府意识到，如果拒绝俄国的串联，势必损害俄法联盟，因而终于同意随同俄国参加干涉。条件是，俄国可占领一个适当地方作为补偿，法国也须得到“海南岛西北的中国小岛作为报酬。”德国则是为了实现其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它的政策是迫切地在中国占领一个海港，作为扩张的基地。因此，德皇威廉二世抛弃旧仇，支持俄国。所以，俄、法、德三国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企图，在为了从中国谋取某种报酬的同一愿望的基础上，达成谅解，结成以沙俄为主轴的三国还辽的临时阵线。但是，5月5日，陆奥宗光向各国声明：“日本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奉天半岛之永久领有。”(16)俄国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态度，相反转过来催促清政府如期履行交换条约批准书的手续。
对辽东半岛最感兴趣的是俄国，而台湾地区则招致着德、英、美、法诸国的青睐。还在1894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怀疑法国有侵台的计划，主张立刻由德国海军先将台湾占据；英国早在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扬言要占领台湾或舟山群岛；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也秣马厉兵，进行各种侵台活动；法国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袭击台湾，并一度占据澎湖列岛。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块“肥肉”。但是，由于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互相牵制，谁也不敢单独以身而试。况且，台湾已经是日本嘴边之食，要想夺得该地区，至少须冒着对日作战的危险。法国政府曾同清政府秘密约定，对台湾实行军事“保护”，但是由于遇到德国的嫉恨而改变了协议。据台湾巡抚唐景崧报告：“有德人来说，中德交情最厚，向无微嫌，台事……独未及德，似未周到。因此德领事探商，渠亦以为应有电旨饬许星使向德外部商请阻割台湾，并由总署向德使筹商。查法德素不相能，……今请法不请德，恐德难以为情，致添一层痕迹，似非邦交所宜，惟添德国，于大局似有益无损。”(17)德国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在此也反映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到难以调和的程度了。
第二，日本政府既然已经忍痛归还辽东半岛，自然不会再轻易地放弃台湾。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展开多方面的外交活动，一边争取三国撤回劝告，一边争取英、美、意三国联合支持日本，以对抗俄、德、法三国的联合干涉。当反干涉活动失败后，日本政府则迅速执行“对三国让步，对中国一步不让”的原则，在放弃辽东半岛的前提下，迫使清政府换约，表明了其在向三国让步以后，决不再退让的态度。
日本政府归还辽东半岛事件迅速在国内引起军国主义者及部分激进民众的猛烈抨击。政教社创始人三宅雪岭发表了《我对辽东时局的看法》一文，煽动性地说：“（归还辽东）既有损面子，又丧失一胜利成果。”他严辞质问陆奥等人：“百战百胜反而招致了外来的侮辱，其责任到底在哪里？”(18)郑重要求外交当局辞职。还有人弹劾陆奥外交“受制于内，而不得已夺取辽东；受迫于外，又极端狼狈。结果轻易放弃辽东，仅在两旬之内便一反前日奏请发布之诏书，他们对于国家之罪可谓深矣。”(19)更多的人则借此挑战反政府热，追究外交失败的罪责。“平素反对政府的党派，看到社会上这种趋势，又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把一切屈辱，一切错误，完全归咎于政府的措施失当，对政府的外交大加责难。”(20)陆奥等人不仅仅受到国内社会舆论的无情攻击，来自军方的强大压力也足以使他们无法招架。当马关谈判的媾和条约行将签字之际，大总督小松亲王及其麾下幕僚们几乎倾尽全国精锐向旅顺口进军，一时大有横渡黄海，脚踏北京城垣之势。从当时的军人嚣张气焰来看，日本政府是不能容忍归还辽东半岛的结局的。假使说，归还辽东半岛是在三国干涉下，“逐两兔而不得一兔”，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的话，那么，台湾及澎湖列岛就成为日本政府必须确保之地了。否则，日本兴动近40万之众以损伤几万日军的代价发动侵略战争，结果一兔而不得，必然难以平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怨愤，甚至导致伊藤、陆奥政府的垮台。因此，在《马关条约》换约之前，日本政府担心重新讨论割让台湾问题并且害怕列强再次插手其中，遂于5月10日将桦山军令部长晋升为大将，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以便使占领台湾迅速成为既定事实”(21)。桦山大将于24日从宇品乘船出发，并在途中与从大连直航南下的近卫团在冲绳岛中城湾会合，驰向台湾。
第三，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内部意见相左，斗争激烈。没有实际兵柄和权力的光绪帝虽然支持许多主张拒约再战的廷臣疆吏，但是，抗争不过操有生杀大计的卖国求荣的妥协势力。在甲午战争中推行误国方针的慈禧太后，为了推卸其割地求和的罪责，把事情一股脑儿地交给光绪帝，自己装病躲入深宫，以图把出卖国家主权的罪名强加在光绪帝身上，暗中却和李鸿章等人上下勾结、相互呼应，逼迫光绪帝最后批准《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前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为帝后两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主和，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主战，两派之间围绕着战与和始终争执激烈，互不相让。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遣使议和，说明了帝党主战的失败。但是在关于议和条件特别是割地问题上，帝后两党斗争更加白炽化。后党坚持“必欲割地为了局”，认为“不割地不能开议”(22)。李鸿章居然借用日本人恫吓他的语言威慑帝党说：日人“已派运船六十余艘，载兵十万，……必欲直犯京畿……”(23)，并为割地进行诡辩，说：“台湾则郑成功取之荷兰，郑本日产，康熙年间始归我版图。”(24)在他看来，卖国确实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不仅说台湾本非我有，连郑成功也说成是日本人。帝党反对割让土地，特别是台湾地区，认为“饮鸩止渴，名曰自救，其实适以自戕”(25)。《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派人将条约文本于4月21日送到清宫。第二天，后党官僚便紧相配合，诱劝光绪帝批约用宝。光绪帝则在翁同龢、李鸿藻的支持下，拒绝签字。同日，各省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废约。清政府也有不少官吏奏清毁约，广大清军将领“一闻和约，义愤填膺，必欲决一死战。”(26)在朝野上下一致废约再战的呼声感召下，光绪帝表示要“亲卒六师与贼一死战”(27)，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以及李鸿章等后党权贵在慈禧太后指使下，接连“捧约以进”，逼迫光绪签约。在后党轮番进攻、外国公使极力劝说，再加上天津风雨海啸冲毁许多兵营的情况下，光绪帝“顿足流涕”，“绕殿急步约时许”(28)，只得签字批准换约。清政府在“保台”活动失败后，决定如期向日本交割台湾，特派李经方为全权委员，在科士达陪同下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6月2日，李经方遵照科士达的建议，在基隆港外日舰上会见日本台湾总督，献上割台清单，中国的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就这样被葬送了。
二
近代的中国自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独立一步步地丧失。分析甲午战争以后的国内国际形势，可以看出：辽东半岛的很快复还，同台湾的最终丧失一样，结局都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在甲午战争期间中国的军事的再次惨败，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越来越严重地被帝国主义所操纵。当日本政府企图永久占领辽东半岛的政策与沙皇俄国的远东战略产生直接的冲撞时，俄国便不顾一切地发动“国际盟友”挑起三国干涉活动，不惜一切代价地争夺这一地区。日本在强大的对手面前，认为“决无其他妙策”(29)，而很快退还辽东半岛。与其说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不如说是沙俄凭借其政治、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颇费心机且顺理成章地攫取了这一地区。《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刮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国租借旅顺、大连，长城以北（包括辽东半岛）地区成为其势力范围。列强之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种力量相互争斗，结果是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可以想象，倘若不是日本人侵犯了沙俄的根本利益，俄国必然不会大动肝火，调用兵舰相威胁。停泊日本各港的俄国军舰昼夜升火，西伯利亚总督急召预备兵入伍，集合五万大军，随时准备出动，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所以，日本之放弃辽东半岛，不能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成功。台湾地区虽然也是帝国主义颇为注目的焦点，但是，由于列强彼此矛盾重重，而且英、美、法、意诸国的任何一方又都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它们在权衡利弊之后不得不让步，将台湾拱手交给日本。不过，日本割占台湾，如同兴奋剂刺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神经。西方列强纷纷以“还辽有功”或其他借口，在中国展开了攫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并向中国投资的大竞争。列宁曾深刻地指出：“日本……试图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打开缺口，而当它发现这块肥肉的时候，这块肥肉已经一下子被英、德、法、俄以及意大利的资本家抢走了。”(30)近代中国的黑暗历史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华民族一直没有摆脱掉任人宰割的屈辱命运，并且在半殖民地的深渊里越陷越深。正是基于这个因素，使得我们伟大而神圣的宝岛台湾从她的母体身上被无情地割离了整整五十年。
注释：
①易顺鼎：《盾墨拾余》，丛刊（一），第126页。
②《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29页。
③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2页。
④⑤《清季外交史料》第109卷，第29页；第110卷，第6页。
⑥《清季外交史料》，第110卷，第14页。
⑦《中日战争》，第4卷，第550页。
⑧⑨《张文襄公电稿》第21卷，第16、20页。
⑩(11)《中日史料》，第44卷，第21、28页。
(12)cDie grosse Politik,Vol.9,P.2269。
(13)《伯爵陆奥宗光遗稿》，第493页。
(14)《中东战纪本末续编》，第4卷，第18页。
(15)狄龙：《俄国声名的晦暗》，1918年纽约版，第246页。
(16)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66页。
(17)《唐维卿中丞奏稿》，见左舜生编：《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第316页。
(18)(19)〔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60页。
(20)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89页。
(21)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74页。
(22)《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9页。
(23)(24)《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09卷，第9页。
(25)《中日战争》第三册，第53-54页。
(26)《钦差大臣刘坤一来电》，丛刊（四），第43页。
(27)(28)《中日战争》第一册，第87、128页。
(29)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92页。
(30)列宁：《危机的教训》，《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卷，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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