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小品文体之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唐论文,文体论文,小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3)03-0141-04
在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上，六朝小品含蓄隽永，韵味悠长；明清小品明白晓畅，语致清远；晚唐小品则别是一种境界，显得冷峻尖刻，行文命意间可见多种文体的影响，鲁迅誉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镳。”[1]尽管晚唐小品与着意营构诗性境界的小品文不同，然其托物寄意、命意新奇、短小精悍的文体特征体现了晚唐小品文体之新变，展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一、变文与寓言体小品
唐王朝发展到中晚期，帝国中央政权日渐衰落，尚怪之风盛行，同时佛教讲经中的变文演绎故事的形式影响到了晚唐小品文的创作，寓言体式成为这一时期小品文最为新颖独特的表现形式。
俗讲变文的风行与晚唐小品文中寓言的产生有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文风与世风的变化。随着文学的世俗化，平民作者与佛教信徒皆深受当时世俗与民风的影响。中唐时变文讲经法会已盛况空前，“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軿。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2]可见讲经已影响到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变文讲唱的内容从佛经故事到民间传说都有，从其表现手法讲，很有寄寓意味。《佛本生经变文》、《降魔变文》、《维摩诘经变文》、《目连救母变文》等皆意在弘扬佛法，然而以生动、工细、隽妙的言辞动人，为的是引导听众度脱苦海。从这个意义上讲，变文本身即是具有隐喻性与象征性的寄寓之言。《百鸟名君臣仪仗》一篇中，大虫为长、凤凰为尊，俨然人间朝廷的再现；《四兽姻缘》变文中，迦毗罗鸟、兔、猕猴及象四兽结为兄弟，行恩布义，互相尊敬，皆有寓言说理的因素；甚至变文《燕子赋》就是两篇寓言。其中《燕子赋》上篇说：
乃有黄雀，头脑峻削，倚街傍巷，为强凌弱。睹燕不在，入来校掠。见他宅舍鲜净，便即兀自占着。妇儿男女，共为欢乐。……燕子被打，可笑尸骸：头不能举，眼不能开。夫妻相对，气咽声哀：“不曾触犯豹尾，缘没横罹鸟灾？”遂往凤凰边下，下牒分析：“燕子单贫，造得一宅。乃被雀儿强夺，仍自更着恐吓，云明敕括客，标入正格。阿你逋逃落籍，不曾见你膺王役。终遣官人棒脊，流向儋崖、象白。云野鹊是我表丈人，(
)鸠是我家伯。州县长官，瓜萝亲戚。是你下牒言我，共你到头；并亦火急离我门前，少时终须吃掴。”[3]
尽管此篇文字或有舛误，但仍可看出这是一个黄雀霸占燕巢的寓言，以燕雀之争斗喻人间之事，比直接说理生动形象得多。从唐代小品中可以找到与之相近的寓言。司空图《说燕》一篇述燕子相互夺巢之事：
燕虽同类，有巧拙之目。里人构其寝始就，而拙者遽巢其间，巧者既至，必搏而逐之，俾之他室，虽童稚亦以为恨。里人不能决其去留者，辩之不早辩耳。[4]
可以看出司空图《说燕》与变文《燕子赋》的形式与内容很相似，极有可能受到了变文《燕子赋》题材的影响。变文中通俗化寓言体式的熏染无疑加速了小品文向明白晓畅的文体嬗变。
中唐以前，六朝志怪小说中已有佛经的成分，但散文中很少有寄寓性的小品。唐代变文的体式当受到了志怪小说的影响，而通俗的语言、寄寓的表达、说唱的形式，则为志怪小说所无。在中唐古文运动中，韩柳之文中“杂说”体里已不时用寓言说理，韩愈《杂说》诸篇、柳宗元《永某氏之鼠》、《蝜蝂传》等都有寄寓之意味，为晚唐寓言体小品的兴起开辟了先河。至于晚唐，寓言体已成为小品言说的主要形式。变文的流行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晚唐小品文代表作家如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都擅长以寓言表达自己的情趣与观点，甚至多数篇章都有深刻的寄寓性，与先秦时代《庄子》的通篇近于寓言的形式与精神都很相近。小品文作家大量使用寓言来表达个性与情趣，动物世界中的猫(牛僧孺《谴猫》)、鼠(陆龟蒙《稻鼠》)、虎(皮日休《悲挚兽》)、鸡(罗隐《天鸡》)、鱼(司空图《说鱼》)，甚至无生命的土偶(陆龟蒙《野庙碑》)、隋鼎(皮日休《隋鼎铭》)都可以用来作为比譬之物，在诡异的形象、诙谐的言辞中寄寓着深刻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典型的寓言多以异类来讽喻鱼肉百姓的官吏，如陈黯《本猫说》：
心与鼠类，反与鼠同为盗。农遂叹曰：“猫，本用汝怒，为我制鼠之盗。今不怒鼠，已是诚失汝之职。又反与鼠同室，遂亡乃祖爪牙之为用。而诱鼠之为盗，失吾望甚矣！”乃载以复诸野。[5]7985
这则寓言指出猫与鼠合流，危害作物，以猫喻贪吏，表达了罢黜他们的愿望。又如来鹄《猫虎说》：“为鼠迎猫，为豕迎虎，皆为害乎食也。然而贪吏夺之，又迎何物焉？”[5]8534将苛政猛于虎诠释为贪吏甚于猫虎。可见，寓言体在唐代小品文中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广。
除了直接使用寓言表情达意，作者的寄寓之言还通过以古喻今或借他人的言行体现出来，这与变文中多数篇章的表现手法相似，具有劝谕的意义。皮日休《皮子文薮》多以古说今，罗隐《谗书》也善说史事，陆龟蒙则多就当世之事立论。罗隐《谗书》中《越妇言》一篇以朱买臣妻绝食而死讽刺了士大夫贪图享乐、醉心功名的本性。另一篇《英雄之言》则借刘邦、项羽的感慨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刘蜕之作，“如《山书》十八篇、《古渔父》四篇，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6]，皆有寄寓之意味。
由于俗讲变文的风行，晚唐文坛寓言体小品勃兴。相对于情致曲折的小品来说，别有一番境界，其文章所具有的寄寓性不是小品文中衰的体现，而是小品新变与兴盛的标志。
二、传奇与记叙体小品
传奇中奇幻的境界、玄幻性题材是形成晚唐小品奇诡峻峭风格的重要因素，营构了记叙体小品独有的情韵。
在晚唐小品中，作者往往通过虚构一个陌生化的境域造成读者对作品的距离感。陆龟蒙《怪松图赞》说：“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图其真；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7]诡异新奇的小品文成为时代“病症”的写照，作品中时时展现出奇特的境域，这在记叙体小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李商隐《李贺小传》即以奇特的幻境引人入胜：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8]
作为传记文，此文与言必有据的传记写法大不相同，以道听途说的传闻，将李贺的死写得浪漫神奇，显然近于记录异闻，与唐代传奇的作法相近。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中就有此番景象：
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娣，各乘凤翼辇，亦往来其间。[9]
此情此景虽为南柯一梦，其中所述情境中有浪漫神奇的音乐、衣金霞帔的仙子、神仙所居琼楼玉宇、缥缈恍惚的情境，与李贺临终时的场景相似。此外，与之相近的情境还有陈鸿《长恨歌传》中的仙界与天庭、沈既济《枕中记》梦中的幻境。唐代记叙体小品与唐传奇情境与笔法相近者还有很多，如黄滔小品文《唐城客梦》由梦境而及现实与沈既济传奇《枕中记》的语境相类。陆龟蒙《野庙碑》则渲染了瓯、越间的野庙之阴森，“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鴞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7]颇有传奇小说的境界。前人以为“唐人文多似诗”[10]，这些小品文中无疑浸润着唐诗的浪漫风神，然而传奇笔调与之更为相近。这种蕴蓄着诗情画意的叙述之笔更直接受到了传奇之风的熏染。
玄幻性题材的记叙体小品也是唐代小品文传奇式笔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传奇小说“事非经济，动涉虚妄”[11]的特征在玄幻性题材的晚唐小品文中随处可见，借物写人、以神写人都是唐代小品中常见的玄幻手法。如皮日休《惑雷神》一篇显得尤为玄幻神秘：
彭泽县乡曰黄花，有农户曰逢氏，田甚广。己牛不能备耕，尝僦他牛以兼其力。逢氏之猾恶，为一乡之师焉。得他牛，则昼役夕归，箠耕於烈景，笞耨於晦冥，未尝一息容其殆。忽一日，猝雷发山，逢氏震死。[12]
尽管雷神只是皮日休批判现实的引子，但表现的内容近于神话，文章借此营构出了奇异的氛围。唐传奇中与雷神有关的描写甚多，如李朝威《柳毅传》、李复言《杜子春》、佚名《灵应传》等传奇中都描写了雷霆之景象。又如陆龟蒙小品《蠹化》说蠹虫化而为蝶，将蠹虫变化过程描绘得栩栩如生，也增加了文章的奇幻色彩，显然有隐喻的意味。尽管只是生物形体之变，蝴蝶变形的构想近似包湑传奇《峡口道士》中化为道士的虎，其奇幻又似沈既济传奇《任氏传》中逝去若蝉蜕的狐妖任氏。此外，罗隐小品《荆巫》中为人祈福的女巫也近似唐代传奇中的形象，如白行简《三梦记》中就有赵巫，沈既济《任氏传》中也有巫者形象。这些怪异的题材当与元和以来世风相关，传奇集中渲染了这一点。小品文引入了传奇中的玄幻性题材，遂使文章更为生色，由此产生了兼有清韵与奇幻色彩的记叙体小品。
可以看出，奇诡的境域、玄幻的题材造成了晚唐小品的陌生感，是唐代传奇笔法在小品文中的呈现，对晚唐小品冷峻峭刻的精神风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生成了独具特色的记叙体小品。
三、古文与史论体小品
从散文的角度看，晚唐小品文深受中唐古文运动影响。其中韩柳之文影响最大，“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13]罗隐、皮日休、陆龟蒙、来鹄等人为文风格颇近韩柳古文，其史论体之作命意新奇，戏谑多变，同时融入了其他文体。
在句式使用上，晚唐史论体小品以古文为主，骈散结合，不拘一格。在骈体文盛行的晚唐时代，晚唐史论体小品仍多以单行散句为主，或一问一答，或叙议杂陈，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彰显了作者独立特行的个性。近代林纾评述韩愈之文：“东坡称为游戏斯文，谈笑奇伟。真非虚语。”[14]这种笔法影响到了元和后的文风。在晚唐的小品里，散文句法与技巧得到了充分展示。如好为骈体的杜牧所作《送薛处士序》中即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散文句法：
处士之名，何哉？潜山隐市，皆处士也。在山也，且非顽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盖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宁反与市人木石为伍也。国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国病也，故处士之名，自负也，谤国也，非大君子，其孰能当之？薛君之处，盖自负也。[15]
文章有中唐古文的气度，以散驭骈，使用了设问句式和递进、对举等手法，以调侃诙谐的态度立言，上承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之颂赞之词，下启刘基《卖柑者言》讥评之语。柳文申述官吏之职责时体现出了句法跌宕多变的特点：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唯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16]
杜牧为文，骈散兼行。柳宗元此篇对杜牧之文的影响显而易见：《送薛存义之任序》赠薛明府，《送薛处士序》告薛处士，一褒一贬；柳文对官吏为民之役的职责作了全新的阐释，言简意赅，逐层递进，正反、譬喻论证兼用，时加以设问，深得司马迁“太史公曰”雄深雅健之气。杜文融入了对句与骈偶，保留了单行古文递进的特点，指斥处士自负谤国之非，文章气盛言宜，有柳文雅洁多思之遗风。由于晚唐骈文之风炽盛，骈散兼行的小品文风行一时。更有甚者，温庭筠《锦鞋赋》错采镂金，段成式《与温飞卿书八首》好尚属对，皆以骈俪展其才藻。但是，罗隐、皮日休、陆龟蒙则多用纯粹的散文笔调，句法参差，文辞突兀，在一定程度上是韩柳古文的延续。皮日休《鹿门隐书》六十篇格言体形式自由，不拘一格。罗隐《谗书》多寓言体，形象奇诡。至于《笠泽丛书》中传序、碑铭、词赋相杂，各尽其妙。相对于致委婉曲折、媚而多思的绮丽文章，史论体小品无疑显得高古淳雅，有其新奇的一面。皮陆诸人所作讽悼、后序、决疑、原、颂、解等史论体小品，皆自成一格，嬉笑怒骂，游戏笔墨，直陈时弊，在晚唐小品文体中卓尔不群。
从文体之新变看，晚唐史论体小品往往与其他文体融合。诗赋常被融入文中，形成了文赋合一、诗文合一的格局。晚唐小品文作家中，皮日休《皮子文薮》中文九卷、诗歌一卷，仅《杂古诗十六首》没有序言，其他诸篇什皆有序文，这些序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小品文的延伸。陆龟蒙《笠泽丛书》尚存诗三卷，合八十余篇，系以序言的四十一篇，同时诗歌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很明显，体现了文与诗的相互渗透。罗隐的《谗书》中《吊崔县令》序文简洁，如韩柳之文，同时将赋作为小品的一部分呈现了出来：
丁亥年夏(咸通八年)，前晋阳崔县令死於通政里客舍，殍也。余虽不识其人，且念其官不卑也，死亦命也。而竟以饿者，是必不为贪吏，为贪吏则不然。因作词以吊曰：南风热兮云蒸乾，缅饥魂兮愁郁盘。……残败肉兮乞狗彘，舍此兮何之？量天地之广大兮，吾不得而知。[17]
文中的序言是纯粹的议论，近于韩柳之古文，正文则是赋体颂词，文与赋在篇章中自然融合为一。此外，如陆龟蒙《笠泽丛书》中《江湖散人传》与《散人歌》互为表里，相映成趣；《祭梁鸿墓文》阐发《五噫歌》之要旨；《问吴宫词并叙》叙述为小品，主体为楚辞体诗歌。当然，将诗歌引入文章的小品文并不限于史论体，皮日休《郢州孟亭记》即为记叙之文。就体式论，晚唐史论体小品中由于多发议论，故有讽悼、后序、决疑、原、颂、解等，或引入经典诗文，或体近辞赋、铭箴，变化万端，吸取了多种文体之长而熔铸为小品。
从罗隐、皮日休、陆龟蒙、来鹄等人的史论体小品来看，他们以单行散体形式表达对世事的讽喻，在一定程度上又是韩柳古文之余波。虽号为“古文”，然而行文更贴近世俗生活。此类在形式上近于古文的小品以史论体为标志，在温李骈体小品之外别树一帜，以犀利的笔调、峻峭的风格展现了晚唐小品文体的新气象。
由此可见，晚唐小品文的出现使日渐衰微的唐末文坛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其寄寓的体式、抒情的笔调、整饬的句式令人耳目一新，体现了元和以来文风对晚唐小品文体新变的深刻影响。寓言体小品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记叙体小品呈现出奇幻诡异的风貌。史论体小品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将六朝高雅清俊的随感式小品演绎为世俗文士的直面现实的愤激之词，为着意营构人生境界的明清小品文开辟了先河。从此，小品文成为中国古代散文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朵奇葩。从雅俗文学之变迁的角度看，晚唐小品文体之新变也展现了小品由高雅的文人文学向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学嬗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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