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基诗学思想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思想论文,论刘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刘基已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其诗文创作也有许多人涉猎，但对其诗学思想却很少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钱谦益曾经注意到刘基诗作在元末与明初的巨大差异，并试图通过朝代更替的史实探讨其诗风变异的原因，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并已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但实际上，刘基的诗学思想要复杂得多，他对诗歌的看法不仅有元末与明初的巨大差异，而且即使在元末或明初也都不是单一因素的呈现，而是包含着颇为复杂的内涵。这种复杂性自然是由于其生平遭际的多变与人格心态的多元所决定的。本文即结合其人生历程来探讨其诗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与纵向演变的过程。
刘基的诗学思想颇为强调儒家的教化功能与干预现实的倾向，体现了浙东诗派的共同特征，但他的诗学观却与浙东诗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宋濂颇为不同。宋濂是一位饱学的儒生，一生理想便是通过诗文创作来达到参赞化育、黻黼朝廷之目的，其事功的实现有赖于文章的写作，尤其是那些实用功能强的文章的写作。刘基则不同，他更愿意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慧投入实际的政治运作，从而取得更为直接的政治效果，只有在理想得不到实现时才会进行诗文的写作，以抒发自我的抑郁不平之情。关于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白：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庙堂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块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获，则心愧耻若挞于市。是皆以天下为己忧，而卒遂其志。故见诸行事而不形于言。若其发而为歌诗，流而为咏叹，则必其所有沉埋抑挫，郁不得展。故假是以摅其怀，岂得已哉？①
在刘基看来，“遂其志”就是要“见诸行事”，而一旦“见诸行事”也就不必“形于言”。只有在遭受挫折而“郁不得展”时，才会借诗文抒发此种“沉埋抑挫”的胸怀。此种看法当然不始于刘基，前此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都包含有这层意思。不过这种观念却导致了刘基文学创作的两种鲜明特征：一是以诗为主的文体选择。既然他将文的功能定位于抒发抑郁不平，就不太重视那些实用性强而抒情性弱的文体。当然，他有时也用散文以寄托希望与抒写不平，如《郁离子》之写作。但最宜于抒情泄愤的还要首选诗歌，所以刘基所留下的26卷诗文别集中就有14卷诗歌，而仅有12卷散文，这其中还包括了《郁离子》与《春秋明经》这些原来独立的著作。刘基是浙东诗派中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少数作家之一，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此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二是由于强调抒情泄愤，也就不像宋濂那样时时想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限制。他在《梦草堂遣怀》中曾特意强调了此一意旨：“即事在自得，强歌非正音。所以春草句，声价重兼金。若人千载下，遗响邈难寻。”②他认为杜甫最有价值之处就是能够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感情，如实地表现诗人的现实感受与自我体验，而不能对其矫饰与隐匿。“强歌”便是言不由衷，就不是诗家之“正音”。由此则当怨刺亦必怨刺，不必温柔敦厚以限制自我情感。所以他才会如此理解儒家诗教传统：
《诗》三百篇，惟《颂》为宗庙乐章，故有美而无刺。二《雅》为公卿大夫之言，而《国风》多出于草茅闾巷贱夫怨女之口，咸采录而不遗也。变风、变雅，大抵多于论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使其有讪上之嫌，仲尼不当存之以为训。后世之论去取，乃不以圣人为规范，而自私以为好恶，难可与言诗矣。③
刘基的解释是否合乎《诗经》的创作实际还可以商量，但是显然与《诗大序》的解释不一致，因为他不仅专注于论刺，而且更强调了“直指其事、斥其人”此种不讲温柔敦厚、优游不迫的犀利诗风。从刘基重视陈诗以观风的教化功能看，他并未超出儒家兴观群怨的诗学范围，这是其保证浙东诗派底色的重要前提。而从其重情感抒发之透彻性与自我宣泄性的角度看，又具备了自身鲜明的诗学特征。当然，这种观念并非能够贯穿其诗歌创作的全部过程，在各个时期有所调整与变化，而且其产生的原因也与其个性特征及遭遇有直接的关联。
刘基在其留下的作品中很少谈及自己的家世与学诗经过，所以他不像宋濂那样能够寻觅出清晰的诗学背景。尽管有学者经过认真探索梳理，已将刘基的家族上推至其11世，并概括出其“远祖尚武，近世修文”④，但却与诗学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所能知道的，还是其父辈刘淪在元代曾为“遂昌教谕”，其家庭当时为从事读书讲论的“儒户”，如此而已。从现存的一些文献中可知，他年轻时曾与一些诗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他为季山甫的文集作过序，说“予与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实长予九岁，其学问、才识，非予所能及也”⑤。此处虽没有单独言诗，按常理应包括诗，则他们之间少年时相互切磋诗艺是可能的。他还为另一位文人项伯高的诗集作过序，并言“项君与予生同郡，而年少长”⑥。此处明言为诗集，则他们更有可能有诗歌创作上的来往。另一位与他有来往的诗人是徐舫。宋濂在《故诗人徐方舟墓铭》中曾记载了至正二十年他与刘基等四人前往南京途中与徐舫相遇的情景：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书币起濂于金华山中。时则有若青田刘君基、丽水叶君琛、龙泉章机溢同赴召，遂出双溪，买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黄冠，服白鹿皮裘，腰绾青丝绳立于江滨，揖刘君而笑，且以语侵之。刘君亟延入舟中，叶、章两君竞来欢谑，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载上黟川，丈夫觉之乃止。濂疑之，问于刘君曰：“此何人斯，诸公乃爱之深耶？”刘机曰：“此睦之桐庐徐舫方舟也。”濂故闻方舟名，亦起而鼓噪为欢，共酌酒而别，声迹不相闻之久矣。⑦
然后记述了其学诗经过与超然隐居的高风，尤其言其“出游江汉淮浙间，与名士相摩切，而诗道亦昌”。观此可知徐舫与刘基、叶琛、章溢均较熟悉，尤与刘基为密切，他敢于“语侵之”，而且刘基居然要拉他一起去南京，都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那么此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因为徐舫的惟一身份是诗人，而且明确说他曾到浙江一带与人摩切诗艺，则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均作为名士切磋诗艺而相识。就文章内容看，宋濂与徐舫并不相识，而且后来也再无接触，则传记中所述内容很大可能是刘基提供的。刘基之所以对自己的学诗经历及诗学水平罕有言及，说明他并未将作诗视为其人生头等大事，而是热衷于仕途进取。但这并不代表其不具备较高的诗歌创作水平，从其交游与创作实际看，只要他出手，依然不失为一流诗人的水准。
刘基在诗歌创作上较集中的时间大都在其辞官的隐居时期，这的确符合他借诗以抒其不平的一贯看法。刘基有明确创作时间可考的诗歌作品是元顺帝至正六年以后。他在至顺四年中进士三年后的至元二年才得以至江西高安为县丞，又于三年后的至元五年转任江西行省掾史。尽管他初入仕途即抱定仁慈爱民与公正廉洁的志向，但终因其孤高的性格难以适应复杂的官场，而不得不于次年投劾归隐。他后来总结此一段经历说：“我昔筮仕筠阳初，官事窘束情事疏。风尘奔走仅五载，满怀荆棘无人锄。”⑧不仅有官场的窘束，而且还无人倾诉，胸中犹如长满荆棘荒草。他在家乡共隐居了8年，有年代可考的作品集中于至正六年，因为这一年他到京城去“干谒”，也就是托关系图谋新的官职。可知他隐居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打算。此一行程留下了20余首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那首《北上感怀》。本诗为五古长篇，模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痕迹较为明显，但其中所抒发的情感与描述的史实都真实而深刻，因而依然不失为名作。诗的开头写道：
倦鸟思一枝，枥马志千里。营营劳生心，出入靡定止。伊余朽钝材，懒拙更无比。才疏乏世用，嗜僻惟书史。虽非济世具，颇识素餐耻。既怀黎民忧，妄意古人企。宁知乖圆方，举足辄伤趾。尘埃百病侵，贫窭万感累。艰难幸息肩，迟暮窃所喜。明时登骥騄，驽马但垂耳。自非冀北姿，莫羡追风耳。便欲解衣冠，躬耕向桑梓。终怀葵藿恋，不慕沮溺诡。
他看到了自身不合时宜的性情与“举足辄伤趾”的挫折，也明知朝廷分文人为等级的“自非冀北姿，莫羡追风耳”之官场劣势，但他依然不甘心“躬耕向桑梓”的隐居生涯，因为他对朝廷有一份“终怀葵藿恋”的忠诚。他在诗中还记述了“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蕌”的荒凉景象，“长戈耀白日，健马突封豕”的盗匪横行，“身行须结集，一寐四五起”的危险行程，并由此提出警示：“勿云疥癣微，不足称疮痏。滔天其滥觞，炎冈发星烜”。也许正是这种危机感与责任感，才使他有了重回官场的打算，而且是那么急迫：“痛哭贾生狂，长叹漆室里。何当天门开，清问逮下俚！”⑨
刘基元末的诗学思想以至正十一年为界限可以划为两个阶段。在元末陷于全国性的战乱之前，刘基尽管已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局，但对朝廷还没失去信心，对国家形势尚未绝望，所以作诗尚能从容讽谏。此种观念集中表现在《照玄上人诗集序》一文中：
夫诗何为而作哉？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国风》、二《雅》列于《六经》，美刺风戒，末不有裨于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验风俗、察治忽，以达穷而在下者之情，词章云乎哉。后世太师职废，于是夸毗戚施之徒，息以诗将其谀，故溢美多而风刺少。流而至于宋，于是诽谤之狱兴焉。然后风雅之道扫地而无遗矣。今天下不闻有禁言之律，而目见耳闻之习未变，故为诗者，莫不以吟风月、弄花草为能事，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定轻重于众人，而不辨其为玉为石。昏昏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转相诋訾，而诗之道，无有能知者矣。⑩
可以看出，他此时所针对的诗坛不良风气，是元代中期以来的两大弊端，即歌颂溢美的台阁诗风与吟风弄月的山林诗风，也就是黄溍曾经概括的台阁与山林两大诗体。这两种诗风的共同缺陷就是缺乏力度与气势，从而使元诗流于纤弱秾艳。稍早于刘基的杨维桢为纠正此种诗坛弊端，大力倡导写作古乐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形成了所谓的“铁崖体”。刘基之所以为照玄上人诗集作序，是因为其诗作具有如此特征：“盖浩如奔涛，森如武库，峭如苍松之栖县崖，凛乎其不可攀也，而忧世感时之情，则每见于言外”。从现实的角度，刘基的确感受到了时代的危机，因而认为有必要针对朝廷与社会的弊端进行讽喻；从诗学的角度，也正是有了此种“忧世感时之情”，才会使诗作具有“峭如苍松”之风骨。
最能体现此种诗学思想的是其乐府诗的创作。刘基的乐府诗有系年的很少，向来是研究的难点，但我认为大多都作于此一时期。比如钱谦益认为：“《巫山高》，刺奇后也。庚申君宠高丽奇妃，立以为后，专权植党，浊乱宫闱，故作《巫山高》以讽。”(11)并认为《楚妃叹》、《梁甫吟》亦为奇后而作。所谓奇氏即完者忽都皇后，姓奇，高丽人。她原是宫女，因顺帝临幸生太子，于后至元六年被立为第二皇后。此事当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故钱谦益有刺奇后之说。如果真是讽刺奇后，当不会晚于至正十年，因为讽喻的目的在于及时，若太晚也就造不成什么讽喻效果了。但是这类乐府诗如果不探知其本事，很难领略其讽刺意旨。如《乌生八九子》：
树上乌，一生八九子，相呼鸦鸦聒人耳。何不学衔泥燕，和鸣集桃李；又不学鹰与隼，奋翅高飞碧云里？胡为巢此庭树间，啄腐吞腥饕吻觜？少年挟弹如流星，祸机潜发不见形。翅翎摧折伸首磔，蝼蚁伤残谁汝惜？(12)
《乌生八九子》本属汉乐府“相和歌辞”，原是表现生命无常之主题的。刘基在此紧扣汉乐府本事，在题材上未作发挥，并采取了不动声色的叙述。但通过他的叙述还是改变了原有的主旨，突出的是乌之群生后，既不能和睦相处，又不能各自奋飞，而是挤于一处争夺食物，最终遭致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在元代后期，朝廷内部常常骨肉相残，内讧不断，从而导致朝政的混乱与动荡。读刘基的作品，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另有寄托与寓意，也很容易联想到当时的朝中此种现象。但他并没有明确表达其所刺对象，因而说该诗表现得是家庭兄弟间之纷争亦无不可。此种委婉含蓄的诗风体现了此时刘基的诗学思想，说明了他在尚未对政治完全绝望之时，还保持着一份温和与从容，坚守着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
刘基于至正十二年赴台州参与平定方国珍之乱，职务是浙东元帅府都事。面对混乱的局面，他渴望能够施展其才能而有所作为：“干戈方自此，行役敢辞劳？”(13)但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作为地位低微的刘基并未能做成什么，而在朝廷与地方大员的运作下，同意招降方国珍，战事暂时得以平息。“方氏兄弟纳款请降，凡以兵事进者措弗用。”(14)既然当初是由于平定方国珍而用刘基，战事结束也就不再继续留任。黄伯生的《行状》说刘基因反对招安方国珍与上司意见不合而被“羁管绍兴”，已被许多学者指出系子虚乌有之事(15)。尽管刘基不能决定是否招安以左右局势，但他却有自己的看法。从他的一贯主张看，他是不同意招安此类倡乱祸首的。他认为应该同情的是那些孤弱无助的百姓，对那些倡乱的“渠魁”必须严厉惩办。而大臣们却由于担心祸及己身而一味姑息养奸。招安的结果是鼓舞了暴乱，祸害了百姓，更严重的是令那些忠心为国者无处容身。
刘基在至正十三年台州解任后，并没有回家乡青田隐居，而是于十四年举家客居绍兴。原因是：“是时浙东六郡皆警于盗，惟越为无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16)他在绍兴的主要生活内容是漫游山水与赋诗倡和，同时又对时局充满了忧虑。他有一首作于至正十三年的《立夏日有感》诗，也许最能概括此时心情：
朝旦天宇静，逍遥步廷除。温风自远至，绿树嘉犹豫。登高展暇眺，万象各以舒。念此客行久，感彼时节徂。退食耻尸素，进思愧庸驽。仰视日月高，俯察川原纡。愿欲凌风翔，周流观六虚。天路修且阻，惜无奇肱车。倚松玩悬萝，藉茅想连茹。公叔实尚贤，宁武不能愚。何当脱尘鞅，归卧园田居。(17)
他在客居绍兴时，有充足的时间考虑许多问题。在悠闲却又无聊的漫长时日里，他感受到了岁月的流逝。可目前他处于“退食耻尸素，进思愧庸驽”的矛盾之中，他不愿在烽火连天、生灵涂炭的艰难环境中尸位素餐，因为他曾经是朝廷的进士与官员。可他又没有丝毫的机会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徒然有“愿欲凌风翔，周流观六虚”的大志向，但是“天路修且阻，惜无奇肱车”，有谁会为自己提供哪怕是一点点机会？在此时，刘基的心情复杂且痛苦，是他最为苦闷的一段人生，但在创作上却颇为丰富，他写了大量的感怀诗、山水田园诗与送别诗，显示了多方面的诗才与诗境。
至正十六年，刘基重新被朝廷启用为行省都事，协助枢密院判官石抹宜孙同守处州。这是刘基最为兴奋的一段日子，一是与石抹宜孙关系融洽、性情相投，二是维护家乡安宁责无旁贷。为此，他与石抹宜孙等人在公事之余相互唱和，篇幅颇丰，并结集为《少微唱和集》。尽管此集现已不存，但保存在现存别集中与石抹宜孙唱和的作品便有70余首，大大超出与其他人的唱和作品。钱谦益曾称赞这些作品说：“其在慕府，与石抹艰危共事，遇知己，效驱驰，作为歌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18)这些诗大都用七言律诗写成，显得慷慨激昂，音韵铿锵，主旨则围绕“相期各努力，共济艰难时”(19)而展开。然而，这却是刘基元末尽忠国事的最后一抹夕阳。从形式上看，刘、石二人感情融洽，关系密切，但实际上却永远消除不了民族等级的区别。石抹宜孙对刘基此类江南文人并不深信，种种事务仍然付诸自己的亲信。于是刘基便彻底绝望了，遂隐居青田以著《郁离子》。与刘基先后离开石抹宜孙幕府的还有胡深、章溢等人，他们最终均投入了朱明政权的怀抱。离开石抹宜孙意味着刘基对现实的彻底绝望，因为所有的道路，所有的可能，所有的努力，全都已归于破灭，在孤独与绝望中，他只能隐居山中，惟一的选择便是“形于言”而抒发其抑郁不平，于是就有了《郁离子》的写作。当然，他已不再为元王朝写作，他深知元王朝已“无人以救之，天道几乎熄矣。”他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20)此一句“以待王者之兴”，使他告别了曾经魂牵梦绕的旧王朝，并有了新选择的可能。
由于此一时期刘基旋仕旋隐的复杂人生经历，遂导致其诗歌创作体貌的多样性，同时也构成了其诗学思想的复杂内涵。首先是其儒家诗教的观念尽管依然为其思想的主线，但却更加突出了情感抒发的直接与浓郁，更加强调了对现实的讽刺强度与不加掩饰。在《项伯高诗序》中他集中论述了此一观点：
言生于心而发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悦以豫，秋虫之音凄以切；物之无情者然也，而况于人哉！予少时读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而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疑冰矣。(21)
诗人之情感会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喜怒哀乐的不同，这是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是自《诗大序》以来感物诗学发生论必然拥有的见解，而其中尤以陆机、刘勰与钟嵘的表述最为集中。与刘基同时的宋濂也重复过此一点，而且还加上了诗人不同之性情亦将导致其相异的诗风。但是，承认其存在是一回事，认肯其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儒家诗教从“观”的角度允许对悲伤怨愤情感的表达，但从诗人主体的角度又为之规定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限定前提，从而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冲淡之美，宋濂所持的正是此种观念。刘基却不同，他曾经理解杜甫“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的创作特征，但是却并没有真正会心。可经过了几年的“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才真正体味到“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从而也才真正与杜甫产生了心灵的共鸣。须注意的是，此处刘基的表述并不是为他人作序而说的客套话。因为项伯高的诗作并没有此种凄怆愤惋的体貌，而是“冲澹而和平，逍遥而闲暇”，所以他也用不着虚意赞美其朋友。他反倒认为项伯高所以有那样的诗风乃是身处“王泽旁流”的承平时期，如今项伯高已处于乱局，其“复能不凄怆愤惋而长为和平闲暇乎否也？”因此，此处刘基的表述无疑是对其本人与文坛主流诗风的概括，并认为这是无可规避的自然呈现。在《王元章诗序》中，他更是从正面肯定了此种怨愤不平的诗风：
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避地会稽，始得尽观原章所为诗。该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心，去恶拔邪之志，恳恳悃悃，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22)
刘基此处所序诗集的作者王元章，就是元明之际的杰出诗人兼画家王冕。王冕在元末虽隐居不仕，但却关心国事民生，诗风慷慨悲壮。四库馆臣称其诗曰：“冕天才纵逸，其诗多排忧遒性之气，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23)今观其诗，多有与刘基相近之处，即同情民生疾苦，控诉官府贪残，感叹前途渺茫，抒写自我愁闷，但又均以忧国忧君为旨归。刘基看重王冕诗作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恳恳悃悃”的凄怆愤惋之情，更在于其“忠君爱民之心，去恶拔邪之志”。刘基重视怨刺，他可以怨刺官府，怨刺朝廷，甚至怨刺皇上，但所有这些又全是为了忠君爱民的目的。因此，刘基从本质上说并没有离开儒家诗教的立场，尽管在理解诗教传统时他与宋濂具有比较大的差别。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所表述的那样：“予闻国风、雅颂，诗之体也，而美刺、讽戒，则为作诗者之意。……其谤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劝，故嘤嘤之音生于春，而恻恻之音生于秋。政之感人，犹气之动物也。”(24)在公众的场合公然强调诗之讽刺怨谤，这的确是刘基诗学思想的鲜明特色。
此一时期刘基的隐逸倾向也扩展了其诗学思想的内涵。他在旅居杭州与绍兴期间曾创作过一批山水田园的优美篇章。如《题李伯时划渊明归来图》、《题揭伯洪山居图》、《张子英闲止斋诗三首》、《耕云寺三首为堵无傲作》等，都具有类似陶诗的意境。这些创作实践使他加深了对于自我适意诗学内涵的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此类诗作的价值。他在《郭子明诗集序》中，便称郭子明“读书好为诗，有交于前，无不形之于诗，其忧愁抑郁，放旷愤发，欢愉游佚，凡气有所不平，皆于诗平之。”以致“颠沛造次，梦寐想象，莫不有诗。”但郭生的此种爱好却并非着眼于政治，而是为了满足其自我性情之需求，因而，“其为诗也，不尚险涩，不求奇巧，惟心所适，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则有人不能知而已独知者。盖孔子所谓‘好而乐之’者欤？”此种没有实用价值的追求，当然是由于其超功利的审美人生观所决定的，是真正的诗人的特殊需求。刘基显然是理解并同情这种审美追求的，故而他总结说：“得之不足以疗饥寒，而失之无伤于其身。彼之不顾，而我则为之。盖有所感激自异于人以为高也。”(25)其“异于人以为高”之处，正在于其无功利的独特选择。此处郭子明的人格境界有类于高启，他是把作诗视之为发自心底的爱好与自我生命的寄托，并以诗作为高于他人之优雅品格。元代后期有许多这样的文人，他们以自身的文化优势自立于江南社会之中，并赢得社会的尊重，像王冕、杨维桢、倪瓒、王蒙等等，均为以诗画傲然挺立于社会之中的高雅文人。刘基在此处称赞郭子明，其实是认可了此一文人群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显示了其诗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当然，这没有超出刘基的诗学思想范围，即郭子明的诗歌创作是喜怒哀乐情感的真实抒发，而不是吟风弄月的言不由衷与玩弄技巧。
当然，讲究怨刺才是刘基此时诗学思想的主体，追求超功利的审美境界只不过是他对别人的宽容，以及他在某个特殊时段内所萌生的观念。也许用他自己一首诗中的话来概括其诗学思想比较合适：“甚欲赋诗追杜子，也能纵酒学陶公。”(26)追慕杜甫的忧国忧民，写出沉郁顿挫的诗篇，那才是陆游的主体，也是刘基的主体。至于追随陶潜的超然物外，吟诵得意忘言的美妙诗篇，他们都有此种能力，只是在遍地烽火、生灵涂炭的时代，他们的兴趣不会集中于此而已。
至正二十年后是刘基诗学思想的另一个时期。本来从至正二十年到明初洪武七年左右，诗坛上有一个蓬勃向上的时期。因为文人们在投入朱明政权后，具有了明确的政治追求，君臣遇合，风云际会，于是就有了昂扬的气概与充实的情感，故而写出的诗篇也均慷慨激昂，气势豪迈。比如像陶安、汪广洋、宋濂，甚至高启，都有过此种创作经历。可是，刘基却基本没有。他在投入朱明政权后，大约有七八年时间几乎没有写诗。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可以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智慧精力付诸实际，而不用徒托空言了。最值得思考的是，当洪武建元，大明立朝之后，处于万象更新环境中的刘基，他的确是又开始写诗了，只不过写出的不是气势盛大的篇章，而是悲穷叹老的低婉深沉之调。钱谦益最早对此做出了概括：“(刘基)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未有存者。”(27)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诗学思想导致了这种前后异致的创作状况呢？钱谦益在另一处给出了解释，他引用了刘永之为乡人王子让诗集所作序文中的一段话：
子让当元时，举于乡，从藩省辟，佐主帅全普庵勘定江湖间，志弗遂，归隐麟原，终其身弗仕。余读其诗文，深惜咏叹。嗟乎子让，其奇气硉矹，犹若佐全普庵时，以未祼将周京故也。有与子让同出元科目，佐石末主帅定婺越，慕府倡和，其气亦将掣碧海，弋苍旻。后攀龙附凤，自拟刘文成，然有作，噫喑郁伊，扪舌骍颜，曩昔气澌灭无余矣。(28)
尽管钱谦益认为刘永之的这种议论对于刘基来说过于苛求，但还是承认了刘基以前朝进士的身份改仕明朝影响了他的创作。毫无疑问，刘基在仕明的过程中，的确有过犹豫与顾虑，宋濂曾记述当年他在被朱元璋征召时，“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29)。尽管经过反复权衡他最终至南京应召，但心理的阴影一直未能消除。比如他在至正二十年曾作诗悼念守城而死的同年进士余阙曰：“江州太守文儒宗，骂贼就死真从容。天翻地覆元气在，斯人万古其犹龙。”(30)那么，他在元末亦曾慷慨陈词地忠于元室，如今他的元气哪里去了。而且，即使他本人能够放弃二臣的顾忌而置身于救民于水火的大业之中，他却很难抵御周围环境的议论，这包括当今皇上朱元璋在内。比如洪武三年元顺帝病死的消息传至朝中，众大臣相率称贺，但朱元璋却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31)刘基是前元进士，又担任过政府官职，当然包括在这不许称贺的范围之内。而且朱元璋决不会只限于不让称贺的这些仪式性的行为，据考刘基的不能参与撰修《元史》，洪武年间的官场浮沉以及最后的退隐家乡，均与此因素密切相关(32)。前人研究刘基入明后创作之所以陷入叹老嗟悲低调的原因，总认为是朱元璋严酷的政治与文化政策所导致，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气节问题的巨大心理压力所造成。在夷夏之辨上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33)但在君臣之义上他却很难摆脱他人的非议，于是他只好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当然，身仕二朝的心理压力只是刘基心情抑郁的原因之一，同时还有与朝廷中淮西官僚集团的矛盾，以及他本人孤高耿直的个性等等。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政治希望的失落。刘基之所以弃元而仕明，当然不能排除功名的追求与身家性命的保护等个人动机，但更重要的则是渴望实现自己的儒家政治理想，用他在《郁离子》中的话说就是“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但是待明王朝建立之后，他发现距离其理想非常遥远。他所面对的是严酷的政治文化政策，所看到的依然是帝王的威严和随时可能获罪遭贬的臣子。作于明代初年的《二鬼》诗应该是此种心态的最好体现。本诗是一篇长达1214字的长篇歌行，以奇崛险怪而为后人所称道。诗中塑造了结璘与郁仪的二鬼形象，尽管典故生僻，行文飘忽，但基本脉络依然清晰可寻。据钱谦益所说：“所谓二鬼，公盖自谓及金华太史公也。”二鬼本是日月之化身，责任在于帮助天地维护秩序。“天帝怜两鬼，暂放两鬼人间娭”，恰逢宇宙变异，秩序大乱，诸般妖异作怪。“两鬼大惕伤，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约讨药与天帝医。”然后即叙写其理想与结果：
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奉事周文公鲁仲尼曾子与孔子思，敬习《书》《易》《礼》《乐》《春秋》《诗》。履正值，屏邪欹，引顽嚣，入规矩。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谋之不能行，不意天帝错怪恚，谓此是我所当为，眇眇末两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呶呶向瘖盲，泄漏造化微？急诏飞天神王与我捉此两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奇。(34)
他们在此所提出的救世方案，几乎就是《郁离子》中以待王者兴的理想之重复，设想不可谓不宏伟，气魄不可谓不盛大，愿望不可谓不善良，这也是刘基最后一首，也是最有气势的诗作。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满腔热情却惹恼了天帝。天帝的恼怒不仅在于其提出的内容，更在于他们僭越的行为：天帝认为整顿宇宙秩序是他独享的权利，二鬼竟然“越分生思惟”而泄漏天机。于是便不能不将其拘囚起来，则刘基的政治理想也就随之破灭。二鬼得到的结果是：“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糜。莫教突出笼络外，踏折地轴倾天维。”从这样的结果里，可以肯定本诗乃作于明代初年，因为在元代刘基始终处于颇为卑微的职位上，很难称得上是被“养在银丝铁栅内”。至于宋濂，又何尝有一日受过朝廷供养，更不必说“衣以文采食以糜”了。在传统社会里，锦衣玉食与光耀祖宗当然都是文人出仕的应有之义，也是普通文人的人生理想。但作为胸怀大志的刘基，政治理想的实现才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只要达此目的，他甚至可以功成身退，依旧去山间林下过那种逍遥自由的平淡生涯。
在明初的政治环境里，刘基面临着许多无奈与尴尬。二臣议论的压力，政治理想的破灭，耿直个性与官僚体制的冲突，朝中派系的相互倾轧，更加上他日益衰老的身体，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遂构成其灰凉悽伤的心境。在此种心境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再写出慷慨激昂的诗篇，气势盛大的文章？然而，明初的政治环境与元末已大不相同，元末风雨飘摇的动乱局面使得朝廷无暇顾及思想的控制，文人们尽管遍尝痛苦，但他们却能够自由地表达其甜酸苦辣的人生感受而不必有所顾忌，所以刘基敢于怨刺朝廷，表达痛苦愤激。明初则局势全变，面对猜疑的君主，身处敏感的朝廷是非之地，任何不谨慎的言辞均会招致飞来的横祸。
儌福非所希，避祸敢不慎？富贵实祸枢，寡欲自鲜吝。疏食可以饱，肥甘乃锋刃。探珠入龙堂，生死在一瞬。何如坐蓬荜，默默观大运。(35)
这是他作于洪武元年的诗篇，“探珠入龙堂，生死在一瞬”，他敢不谨慎从事吗？于是刘基的诗学思想便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新特征。
首先是刘基具有主流文坛所提倡的主流话语的表述。当时以宋濂为代表的开国文臣倡导一种理明气盛的文风，以适应王朝兴起、鼓吹休明的政治需要。刘基在入明后所作的惟一诗论文字《苏平仲文集序》中对此进行了论说：
文以理为主，而气以摅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文与诗，同生于人心，体制虽殊，而其造意出辞，规矩绳墨，固无异也。唐虞三代之文，诚于中而形为言，不矫揉以为工，不虚声而强聒也，故里明而气昌。玩其辞，想其人，盖莫非圣贤之徒，知德而闻道者也，而况又经孔子之删定乎！(36)
在该文后半部分，他表彰了合乎此一标准的诗文创作，这包括西汉、唐代、宋代与元代。汉唐诗文乃中国古代公认的盛世，而宋代之被表彰则除欧、苏、曾、王的古文成就外，还有周、程等人的理学背景。元代诗文之足以垂于后世，则由于其“土宇之最广”。在此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是“理明而气昌”的观念合乎浙东学派的论文传统，也是明初政治的需要，所以宋濂曾经做出过集中的论述。刘基如此立论既符合了主流文坛话语，也没有违背自我的立场，是其得体之处。二是他失掉了元末谈诗论文的一些重要观点。如不再提及怨刺的诗学原则与借诗以抒不平之气的见解。可知此类说法明初已不合时宜。三是他并未认可明初的诗文创作。尽管他出于友情而肯定了苏伯衡，言其诗文“辞达而义粹，识不凡而意不诡，盖明于理而昌于气者也。”但从整个时代论：“今我国家之兴，土宇广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夫何高文宏辞未之多见？良由混一之未远也。”这意味着“理明而气昌”还只是一种朝廷论文的美好理想，而不是文坛创作实绩的概括。由此可知刘基的论文态度是很严肃的，他可以避开敏感的话题不谈，也可以附和主流观念，但却决不虚言溢美，言不由衷。
其次是刘基的创作实际与其论文理想并不一致。“理明而气昌”的提出仅代表了刘基理想的一面，他认为在一个新的王朝里，诗文创作应该呈现此种风貌。可他很清醒，就连其本人也难以写出这样的诗文。刘基的文学思想在元末与明初呈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悖论：元末时他曾主张抒写自我的悲愤感叹，结果却写出了那么多关心民生疾苦，讽刺朝廷官府的优秀诗篇，从而具有史诗的格调与深沉的情感；在明初他渴望能够出现“理明而气昌”、以鸣国家之盛的鸿篇巨制，结果却创作出低沉哀惋、感伤凄凉的诗歌作品。刘基明初创作的主要倾向是其私人化情感的抒发与深沉的悲剧感。与元末相比，这种对私人情感的抒写更为隐蔽与婉转，诗中所呈现的悲剧感更为绝望与彻底，带有人生整体性与不可抗拒性。在大明王朝刚刚建立的洪武元年，他居然一气写出了50首格调低沉的《旅兴》诗，不厌其烦地咀嚼吟诵自己无尽的忧愁感伤。暂不说他那些直接抒发自我情感的诗篇，甚至在写一些应景作品时也不免流露出来，而且越到晚年越发强烈。如：
清和天气雨晴时，翠麦黄花夹路岐。万里玉关驰露布，九霄云阙绚云旗。龙文騕褭骖鸾辂，马乳葡萄入羽卮。衰老自惭无补报，叨陪仪凤侍瑶池。(37)
枝上鸣嘤报早春，御沟波澹碧龙麟。旂常影动千官肃，环佩声来万国宾。若乳露从霄汉落，非烟云抱翠华新。从臣才俊俱杨马，白首无能愧老身。(38)
当然，始以颂圣，终以自谦，这合乎台阁体诗作的文体，刘基不会给人以不得体的把柄。但读者还是会从“衰老自惭”、“白首无能”的感叹中，体味出他低沉哀叹的情绪来。
刘基入明后的诗作历来评价都不算高，这自钱谦益以来几乎已成为定论。如果从创作总体成就言自然是不错的，但从明初文学思想主潮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却不尽然。尽管刘基入明后较少从理论上表达其诗学见解，但在其诗词创作中却依然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他那虽然低沉却颇真挚的情感抒发，说明他始终坚持了其“即事在自得”的一贯主张。他的确有自己的诗学理想，他渴望“理明而气昌”的文风出现，但这又必须以国家昌盛、政治清明作为前提。事实上这种文风在当时只有过非常短暂的流行就被严酷的政治所扼杀。因此，刘基在理论上拒绝承认虚假的现实，拒绝违心地写作这样的作品。在明初他只有沉重的心情与哀伤的情感，因而他也只能写出这种低沉哀婉的作品。如果从文学思潮演变的角度看，当时许多诗人都一厢情愿地认为随着大明政权的建立，汉族文化的回归，诗歌也理应出现高昂盛大的局面。但刘基的创作却告诉人们，这种局面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从元末的激昂慷慨更转入了哀婉低沉。从此一点上说，要认识元明之际诗学思想转折的线索，刘基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宋濂以散文创作为主，更多的体现了台阁文体的实用教化功能；高启尽管也有思乡归隐的追求，但他在元末便具有此种强烈的愿望。只有刘基，他对政治是如此的关切，入世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即使在元末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自身受尽诸般不公与屈辱，却依然写出那么多慷慨激昂、沉郁顿挫的作品，始终抱定诗可以怨讽的思想。而入明后他本来渴望一个诗歌创作高峰的到来，却不能不转向悲切苍凉的情感抒写。这样的情感经历，这样的创作过程，这样的思想转向，这样的时代落差，都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沉重分量。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⑧⑨⑩(12)(13)(14)(16)(17)(19)(20)(21)(22)(24)(25)(26)(30)(34)(35)(36)(37)(38)刘基：《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第345页，第81页，第84页，第85页，第289页，第333页，第74页，第248页，第421页，第90页，第137页，第348页，第372页，第62页，第84页，第81页，第137页，第65页，第448页，第524页，第289页，第374页，第88页，第485页，第487页。
④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1995年版，第20—28页。
⑦《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4页。
(11)钱谦益：《列朝诗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9页。
(15)(32)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1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2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竹斋集》卷首。
(2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第13页。
(2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第70页。
(29)宋濂：《故江南等处行省都事追封丹阳县男孙君墓志铭》，见《宋濂全集》第1649页。
(31)(33)《太祖实录》卷五十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