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青春——试论青年现象的消失与存在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寂静论文,现象论文,意义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0 文献标识码：A
一、青年的“被”合理化
“青年”的概念不代表一种具体时间，因此对青年的年龄上限和下限的议论会一直持续下去。“青年”是一种普遍时间的象征，是人对社会时间这一抽象物的认识程度，以及自觉地与社会时间互动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处于自在阶段的年龄并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时间性；有着普遍意义的时间性永远是和作为自为的自我的存在保持着一致。
人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存在，“青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种世代传承与克服人的异化的象征。在社会科学中青年虽然被当做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但是对青年本质的讨论，对作为个体的青年，对作为群体的青年，对青年现象的正面性、青年现象的负面性，对作为社会进步的希望与实践的青年的定义的讨论从没有停止过。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课题，“青年现象”或“青年主义”仍然处于未知的领域。
如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一样，青年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在我们的知识系统中是一种常态、一种周而复始的世代循环的现象。可是到了21世纪初期，这一处于常态的有关青年的知识系统突然地发生异变，我们以为会持续不变的青年现象，却和其他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类文明现象一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后现代化时期）会呈现出衰退与消失状态，出现“寂静的青春”的现象。这就与生态环境保护一样，维持和保护社会的青年现象，已经成为保持经济活力和社会生命力的重要工作。
今天的日本社会中80后、90后的青年人已经很自然地顺从社会的规则与风俗习惯，与冒险相比更趋向安定的生活。青年并不期望遭遇偶然的机遇性，因为他们不想也没有欲望与能力来驾驭这种自我或社会的变化。青年尽可能地回避不可预测的事件，在被保障的范围内选择自己人生的目标。与以前世代的青年相比他们的独立性更强，更加自我中心，能够选择自己的前途；而另一方面，失去了对偶发事件的对应能力，失去了对不可知的偶然性的适应能力。互联网所造成的虚拟世界使得青年不必亲身去参与实践，只需在虚拟世界就可以获得经验的一种错觉。多次重复的虚拟体验使得青年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以至于逐渐失去了行动与实践的能力。①
法国历史学家阿里埃斯有关欧洲“青少年”概念的产生以及对“青少年”存在的发现起于13世纪的《儿童的诞生》一书，对作为思想的“青少年”、作为日常生活的青少年的诞生曾做了详尽的研究；与此同时，他在1980年的一篇论文里根据欧洲出现的出生率降低的现象，以及儿童在家庭中的王者地位逐渐失落的现状，非常有预见的提出了“青少年”现象消失的可能性。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者波斯特曼在1982年的论文中也提出了“青少年期”消失的理论。他认为，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需要传递的信息主要是由文字组成的，因此青少年期的存在是与获得读写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法国构造主义学者拉康在1930年曾提出“青少年”的辞源是“缺乏语言之人”的论点②），青少年期是与学校教育制度的出现同时诞生。但是随着电视等非文字化的现代传播媒体的出现，公开的、大量饱和的信息将使得青少年与成人的区别越来越少，最后导致青少年现象的消失。
自20世纪初期起，青年心理学就开始对青年现象与社会规范的同一化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结果是用同一化的理论、阶段化的管理、角色化的规定，用社会功能的合理性来证明社会等级的合理性，把青年现象更多的认识为病理性与异端性。从这一方面来说，近代青年心理学的普及与实践使得青年丧失了其原始性和自然性。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可控制性（或者是合理性），社会在一个可计算、可调节的条件下运行，包括青年群体在内都被安排在一种有序系统之中。在青年问题上，这种社会控制通过青年心理学的理论，通过青年自身的内在的动力，使青年在意识和无意识中服从于一种合理性，也可称为“被青年化”，即现实社会的合理化。青年心理学规范了青年的这种发展形式的合理性。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种文明在处于上升时期，特别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青年现象就会出现、对社会产生政治影响。这也是“青年”的概念和现象是近代社会产物的政治学定义的由来。而对青年阶段性发展的控制和调节，关系到一个社会发展的效率性、有序性和可预测性，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达程度上的重要区别。利用专门化的知识与政策将青年群体的不可预知、不可预测的行为和方向性加以规范化，建立一种可以控制的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从近代社会初期对青年的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严格管理，到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对青年发展阶段、发展形式的合理性、个人权益的客观性调节体制的创制，青年在社会化中实现了这种形式的合理性。
21世纪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走向保守、表现出衰落状态时，与近代化、现代化共生的青年现象就开始慢慢地淡化、逐渐地消亡了。现代化社会，以及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青年心理学的出发点是在努力制造一种没有反抗性、没有批判精神的青年群体，或者说，从青年特征中剔除反抗性质和意义。这里成为问题的是，没有了批判精神的青年是否还能够称得上青年。
如法国思想家巴坦尤(G.Bataille 1897-1962)所指出的没有批判精神的青年是属于“没有共同体的共同体”；或者用萨特(Sartre 1905-1980)“人是使得自己成为其所是”的“自在—自为”方法论来看，没有批判精神的青年也没有使得自己成为“青年”，没有表现为“青年”，没有演示“青年”的存在。在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显示出一种“青年”概念的过时性和退化现象。或者说是一种青年的保守化过程导致了被典型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具有革命性质的青年现象逐渐消失。大众文化的出现在相当的程度上、在潜移默化中造成了保守化的市民群体，而青年正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媒体用市民的语言，用大众的表达方式，用非政治宣传手段，诠释并使统治阶级的行为和意图合理化、正当化。
青年不仅是社会客观关系的整体，可以用定量的、客观标准的方式去理解和评价“青年”，同时青年也是一种主观的存在，是一种思想的存在。是人类为了解决自身在文明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在近代、现代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在世代的交替中分化出“青年”这样一种带有一定革命成分的“创造性主体”。从政治学的立场出发，“青年化”而不是“同一化”才是解决青年社会问题（如压抑、退缩、贫困、沮丧等）的唯一途径。这种“创造性主体”的青年在带有批判意义的运动时，就可能与作为社会主体的成人群体发生对立和冲突。而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生态环境保护，教育还是就业问题，甚至退休金问题，都会影响到青年一代，涉及到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被称为“世代间的均衡性问题”。
英国剑桥大学的希维克(Sidgwick 1907)所著《伦理学方法》已经注意到了“如果未来世代的利益与现存人类的利害关系出现对立的话，我们应该在何种程度上照顾他们的利益”所面临的问题。他以为，伦理学应该保障每一个世代生存者的幸福。另一位剑桥大学的学者毕库(Pigou 1920)在《福利经济学》中写到：“由于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此，大大缩小了未来世代的幸福与快乐。”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理论界已经开始考虑平等对待各个不同世代的利益。21世纪初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潮流，正是国际间跨越国家的界限为了未来世代的生存环境以及资源分配所做出的努力。法国哲学家多沃金(Dworkin 2000)，经济学家伏罗倍依(Fleurbaey 1995)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责任与补偿”理论，从古老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也应该怎样对人”的“黄金律”的立场出发确定现世代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与分担的补偿。美国政治学者罗尔斯(Rawls 1971)在著名的《正义论》中对世代之间利益分配的差别、储蓄与消费等社会问题在道德哲学的领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20世纪后期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该说，发达国家对世代均衡性理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青年阶层的贫困与负担问题，同时也为“青年的消亡”铺平了道路，奠定了世代之间公平分配的理论前提。
二、青年的欠缺美学
青年是美的一种象征。人通过青年阶段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予以实践，用想象的方式争取“人的解放”。正是通过青年这个有着欠缺特征的载体，潜能、未完成、可能性、创造力等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要素才能进入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去。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有过这样的表述：人在其具体的历史存在中，是尚未实现的“类”的人。也就是说，社会的历史形态妨碍了普遍的人类潜能或人性的发展。从19世纪末产生的青年思想和青年行动成为这个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现象，成为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动力，直到21世纪初在发达国家社会里明显逐渐淡化，呈现出消退的态势，也可说是一种社会革命思想的退潮，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所谓青年是对“青年”的一种意识；青年也是人类社会在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和知识水平基础上最先显露出来的一种不可预测的潜能，一种潜在的创新与革新能力，这些潜能在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实现。我们日常所说的“青年”，用现代流行语来说就是一种“被”青年，一种青年被价值化，现实中的青年被超越的认识过程。价值就是自我，实现价值也就是实现自我。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萨特指出，这是一种“不断地从自我推向自我，从反映推向反映者，从反映者推向反映”③的，即青年从自在、自我走向自觉、自为的实践和认识的过程。青年本质里的历史意义的存在，关注自己的未来，从现实的可能性与今后的自由的互动中（青春期的危机），祈望对自我未来的证实。因此，原创时期的“青年”概念具有象征的神秘性质。在青年存在的历史时间的内在意识里，过去属于自在阶段，现在是进行中的自为阶段，将来通向自觉阶段。
马克思在分析人的异化现象中指出，个人一旦进入了生产和劳动过程，那么一切社会形态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形态的劳动过程考虑的就不是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发展问题，而是社会的资本和生产的利益。所以，青年的特征就是这些年龄阶段的人还没有进入或者完全进入到劳动契约的社会关系中去，还暂时保持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希望与行动的自由。青年是现在的内容受到了未来化的意图所推动。这种意图超越了现在进入了未来的世界，超越了现实的合理性，接触了未知的偶然性。将来是青年要成为的东西，正因为青年还不是将来。青年的本质不在青年的对象之中，而是青年现象所内含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意义，是把它揭示出来的那个显现青年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青年作为一种对人的欠缺性和非完美性的超越性的价值，表现为理想人的状态，象征着人达成自觉与自为的理想的完美境界。如果说欠缺性或不完全性是人的本质的话，那么青年正是显现出人的原始潜在性的一种欠缺的美学。在想象和认识的世界里，“青年”实现了超越人性中的欠缺之美。在一定范围里，青年的本质体现了有欠缺的思想自由和有欠缺的行动自由。和所有短暂的、失落的和不可重复的事物一样，青年现象也构成了一个对完美人生追求的生命意义上的最高潮。
如果借用弗洛伊德的有关俄狄浦斯现象（弑父情结）的假说，④以及自我为中心的青年在生物学意义上反社会倾向的理论，我们可以设定青年与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并且导致经常性、日常性的矛盾与冲突。社会如何处理青年的反抗与对青年持续不断的控制，是近代历史上的文明社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弗洛伊德关于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冲突理论，决定了青年在与社会的冲突中将获得发展和成长。青年在这种紧张关系中的反叛与成熟的实现，标志了与社会竞争的发展结果。而埃里克森的同一化理论，正是希望通过实现社会角色的阶段性过程，使得青年在他律的世界里相对地达到了自律（社会化），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现代化社会用合理化的人生设计终结了青年的反抗，使被人们所熟知的青年的特征：叛逆精神、自我表现、青年文化、代际差别、理想主义等渐渐沉静下来，逐渐淡化，以至于消失了。青年被市场经济的社会化角色分割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不再能继续维持青年的整体特征。有意识的青年人格在逐渐减少，青年群体的思想与情感被统一于比较共同的与现实社会一致的方向上。
19世纪末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不是解放而是禁锢了人的人格自由，同样，现代市场的自由经济的发展也局限和削弱了青年所具有的自由的人格。青年的自我理想向社会共同理想的转化，在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方便的文化接触中，在大众文化的社会里青年作为一种批判精神的形象严重退化了。现代青年研究的数据化和系统化是与青年生活环境的数据化、程序化、阶段化，社会环境的普遍数量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与青年的消失同步，对青年本质的研究同样被社会的需求边缘化了。
在青年研究中与其用“自由的主体”来形容青年，不如用“有欠缺的自由主体”更能够勾勒青年的历史地位及使命。青年这种有欠缺的自由主体性质，使得青年具备了革命精神和革命使命的可能。这也是中国的青年研究和西方青年研究根本的区别所在。西方青年理论主要是为了维持成人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从哲学理念上否定青年的革命性质，心理学和社会学则用同一化理论、角色化、发展阶段理论来塑造青年，降低青年的批判精神，最终只会消除社会中的青年现象，造成后现代社会中只有少年和成人的现状。
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中，发现青年的革命性质并使这种革命精神进入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运动中去。这是中国青年研究的开端、基础与特征所在，是中国青年研究与西方青年研究在本质上的区别。西方的青年研究主要是为了克服青年、特别是个体青年与社会的矛盾、解决青年个体发展中的问题，将青年的欠缺只看做是一种非连续性、一种未成熟的表现，而不是人本身的、贯穿整个人类史的、人的发展的不完全性的一种连续性的传承。青年群体所具有的叛逆精神正是从有欠缺的自由主体出发，批判有欠缺的社会现实。这种批判不一定仅仅表现为破坏，也表现为未来价值的现在化、历史价值的个体化、变革价值的公共化、全球价值的地域化；表现为“梦想”、“创新”、“超越”与“希望”等“美的规律”（马克思语）。
历史学家将舍弃由近代化所带来的既成观念，更加深入历史本身。一方面，是以现代的方式重新组合历史常新的青年理论，即在面对青年的困境时，去构造青年角色的阶段性，层次性；青年心理学在青年的发展过程中否定青年的革命性质，即所谓“告别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逐渐从人本主义的青年学说，过渡到自然主义的青年本质论。这种自然反映了人的自在—自为的生命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人是按照“内在尺度”实现自我的价值目的⑤，对青年研究来说就是“按照美的规律”（人的内在尺度）⑥一种有欠缺的青年美学来创造人类的未来。
三、青年的象征意义
青年不是一个封闭的年龄系统，而是一种思想和认识的时空。青年的范畴和它将来的关系既不是静止的，也不是给定的。青年是社会的欠缺与个人的欠缺之间的唯一的空间纽带和连续性的时间象征。
发达国家青年群体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对现实社会的信仰危机外，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象征性贫困的现象，即个人欲望的衰竭、个体化的衰退、自我意识的淡薄与消失。⑦而独立性、自我意识、无限的追求正是青年现象的主要特征。最近，在日本社会里出现了一种青年群体脱离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如不想买轿车，对名牌奢侈品不感兴趣，假日里不打算海外旅行，只想在住宅的周边走走，总之，与花钱相比更重视储蓄。⑧这种活动范围的萎缩、对各种风险的逃避与早期资本主义清教徒的理性节制与禁欲主义（M.韦伯）绝不相同，只能被认为是与生产过程分离的消费领域的贫困；强调感受性、经验性，远离理性的思想领域贫困的象征。
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Lacan 1901-1981)在著名的《形成〈自我〉机制的镜像阶段论》(1936)一文中，提出了幼儿是从镜像这种象征中的存在里发现自我，完成自我的同一化的一种假说。在此之前，幼儿对自己身体的认识是片面的、分段式的，镜像第一次提供了自我的全体形象，有了一种整体的概念，开始认识到他者，产生了区别自我与他者的能力。拉康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从出生起，就和周围环境相适应，在与“自然”调和中生长。而人从诞生起就存在一种“特殊的不成熟性”，即大脑的复杂性与成长中的身体的不协调，人与周围环境不相适应，与自然不协调。通过对镜像的投影，自我与自我的形象一体化、同一化的过程，对自我的存在才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拉康认为，在镜像出现之前，人对自我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概念。
镜像中的反映与被反映虽然只是一种个别的经验，却可以用现代脑科学的“感觉质”(Qualia)理论来解释。Qualia源于拉丁语的“质”一词，曾在A.阿圭纳斯(354-430)的《上帝之城》一书中被使用，用以说明时间的本质与精神的统一，以及上帝存在之间的象征关系。1929年美国哲学家G.A.路易斯的著作《精神与世界秩序》中，感觉质(Qualia)被赋予现代的意义，即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一种“感觉质”的体验，因而在个别的经验中（如镜像）能够认识其中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感觉质(Qualia)是指外部的信息通过人体的感官传达到脑内，随即产生了感觉与意识。与心理学上称为“感觉”的概念非常接近。这种“质”的感觉并不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传统认识论的过程，而是从一次体验（如镜像）直接进入到“质”的层次上思想的飞跃。现在，“感觉质”这一概念已经成为脑科学、认知科学、身心关系、自由意志等课题研究的重要方法。象征意识、主观体验等概念也比较接近感觉质(Qualia)所表现的意义，但感觉质(Qualia)在涵盖象征意识、主观体验的范畴。“感觉质”这一名词，作为脑内科学的概念成为现代社会的流行语，也为镜像的象征性理论增添了新的解释。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体系里有关“方诸”（镜像）学说⑨，以及“方诸青童君”的神话与“青年”词汇原创时期等诸多关系可以看出，对自我身体有一个整体的印象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知识与希望的基础。镜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提供想象的道具，创造出无限可能的印象。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里，有过“在镜像中显现上帝的形象”的辩论，在讨论中做出了“在镜像中反映的并不是上帝本身，而是整个世界”的象征意义上的神学诠释。
在镜像中呈现的是一种人对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自我的认识，这种“反映与被反映”的过程形成了早期的青年理念，即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束缚、永葆青春的自然人的理念。青年是作为一种思想出现的，“青年”的理念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努力，是对大自然的讴歌，是力图超越时空追求永恒。因此，“青年”与“希望”成为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并存的、褒义的、正面的词汇。人的内在希望与外在的合理性、现实生活中未完成的主体与客体以马克思主义为媒介获得统一的理论，德国的布洛赫(E.Bloch 1885-1977)在《希望的原理》(1959)一书中已经作了详尽的论述。
以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为基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思想里孕育了原创的青年概念，作为追求人的完美性与永恒性的象征。道家原始的镜像所反映的“方诸青童君”，是青年自我的“明了性”、“透明性”、“反映性”的象征。在古代社会，青年只是作为被反映者存在，而到了近代社会，镜像中所象征的被动型的青年开始产生了历史的主动性，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镜像中的被动消极的、反映型的象征，转变为灯台型的主动参与的、投射型的象征。⑩青年也开始从古典的自然主义向近代的创造主义转变。众所周知，青年与人类知识的发展、信息的处理有其特殊的关联性。现代是感性的时代，是对理性至上主义反省的时代，现代青年的象征性质与21世纪的感性“文艺复兴”、感性消费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青年的象征意义与新的社会理念或信仰之间的关系，“青少年完全意识到了他的行为的神秘意义而同时又应该完全置身于未来，以便决定他是不是正在渡过一个青春期的危机或者以便真正介入一条虔信的道路”。(11)萨特在他那本传世之作《存在与虚无》中虽然对青年问题着墨不多，但是他指出了一个在青年研究中不断出现并反复议论的课题，那就是如果用“自在—自为”方法类型来看待青年问题，那么，从人的自为的本性的“存在”为出发点，“我们将永远知道这样一种青年时期的体验是有益的还是不祥的，这样的青春期的危机是反复无常的还是我的未来介入的真实的预成，我们的生命的曲线将永远是确定的”。(12)这个以人的自为本性为终极价值，以人从自在通向自为作为生命（个人与群体）必由之路的青年观，构成了萨特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坚定地支持青年对社会的批判，肯定青年历史作用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个曾经是法国共产党党员的哲学家萨特的青年观，很显然受到了马克思的关于人的价值创造“内在尺度”理论的影响，并且发展为以“自在—自为”为方法类型的青年观。萨特虽然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但是他的青年观应该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四、青年的解构机制
作为青年现象的消失的另一侧面，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是青年过剩现象。全球化的趋势也使得青年研究超越国家与地域的局限，在人口统计的国际范围深入研究，也表现出青年对社会的解构机制。这里介绍一下美国的重要智库和情报部门对中世纪以来的历史人口的变化与战争的关系，特别是青年人口与战争的关系所做的分析(13)。这项研究对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以“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理论所作的战略与外交的转变；以及2001年“9·11”以后迅速制定反恐战争的长期与持久的战略规划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它的有些结论，我们不能同意，但它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视角。
首先，根据历史人口学的研究，15世纪以来欧洲人口，特别是青年人口的迅速增长的现象，是欧洲开始大航海、发现美洲大陆、殖民地活动的主要动力和人力资源，当然也推动了欧洲内部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从1493年至1900年的四百年间，欧洲为了征服与殖民向世界送出了累计近5000万青年。到了1900年欧洲人口为4.6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4，20世纪初欧洲膨胀的青年人口也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当时，墨索里尼的黑衫队、希特勒的党卫军里80%成员年龄都不到30岁。
现在，世界宗教人口增长最快的是伊斯兰教。据统计显示，自1900年至2000年，伊斯兰人口从1.5亿增长到12亿，根据这个发展速度，到2020年伊斯兰人口很可能占世界人口的1/4。一些西方研究机构认为，这将成为国际形势的不安定要素之一，是宗教文明之间冲突的原因。
这项研究的主要推论将男性人口中15岁—29岁划为战斗年龄，称之为军备人口。并且认为青年人口迅速增长是产生社会暴力（恐怖行为、大规模集团迫害、内战等）的重要原因。这项研究认为，出现社会暴力的根本原因，不只有贫富差别、宗教之间、民族之间的纷争，青年人口的过剩和膨胀以及这种青年过剩人口所产生的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也是重要的要素。如果国家政权不能够在体制上、政策上、措施上解决青年过剩人口的需求，努力吸收超越社会正常负担的青年群体，就有可能产生社会性的动乱，出现恐怖行为、集团迫害、种族纷争以至于发展为内战，导致地域社会或者国家的解体。法国哲学家巴坦尤(1933)认为在战争环境里，军队的团队精神会使青年出现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对各种命令都认为是“自己给自己的命令”，产生崇高的、超越自我的情感。
现在被世界注目的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的人口，自1950年至2008年从24万增加到150万，人口增长率为4%，为世界最高水平。如果日本也有这个人口增长率的话，1950年日本人口为8000万，到2008年就不是现在的1.27亿，而将是5.2亿人。日本的平均年龄就不是现在的44岁，而是15岁。研究显示，1950年日本的人口的年龄构成的比例与2005年处于战争状态的阿富汗的人口年龄构成的比例非常接近，说明了日本在20世纪从初叶到中期的青年过剩人口一直处于可能随时投入大规模战争的临界点。
美国的情报部门将有战斗能力的年龄层称为“军备人口”，大致规划在15岁—29岁青年人口数量的范围。如果这个年龄层的人数超过了总人口的30%的话，就会出现所谓青年过剩现象。欧洲自15世纪以来，历史上由于青年过剩所引起的事件大约有如下各例，即移民、犯罪、政变、革命、内战、集团迫害、越境战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军队大多由家庭成员中的第3个男孩或第4个男孩所组成。根据统计，1914年欧洲、北美洲、澳洲、新西兰的有战斗能力的白人人口比例为总人口的35%。
1450年欧洲人口大约为500万。1500年至1914年欧洲人口从6000万发展到4.8亿。1500年欧洲的军备人口的比率大约为10%，而到了1914年这个比率上升到35%。日本的人口自1650年至1850年的200年中从2500万增加到3200万。同期欧洲的人口从1.05亿增加到2.65亿。
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仅仅用了五代人的时间，就从1900年的1.5亿人增加到2000年的12亿。中国在20世纪的100年里人口也扩大了3倍，从4亿发展到12亿。印度从2.5亿人扩大为10亿，增长了近4倍。而地球人口自1800年至2000年从15亿增加到60亿，增长了4倍。青年数量的增长，特别是第三世界、伊斯兰世界青年数量的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安定。青年过剩人口的研究结果认为，21世纪蔓延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其根源不是贫困而是青年对社会地位的需求；对社会承认的需求。青年在得不到这种满足时，他们就会趋向暴力行为，对社会做出激烈的冲击。
从社会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男性青年的过剩现象加速了社会问题的激化，形成了变革社会的“解构机制”。在世界的124个国家里，存在青年过剩现象（青年人口超过人口总数的30%）的国家有67个，其中60个国家近年都出现过动乱和内战的经历。其中，穆斯林人口的高出生率引人注目。移民是解决青年过剩人口的主要非暴力方式。土耳其在1961年青年过剩人口为2800万人，到2002年增长为6800万人。其中500万青年过剩人口通过移民方式转移到欧洲的其他国家。近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部族意识、环境保护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福音派别、反全球化运动、反犹太运动等，为青年运动的国际化和政治化创造了理论的条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主张用非暴力的手段改造世界。
世界人口统计显示不满15岁的人口比率：中国24%（其中台湾地区21%、香港地区17%），美国22%，法国18%，俄国16%，日本14%，朝鲜（韩国）22%，土耳其27%，德国15%，英国19%，巴西28%，阿根廷26%，意大利14%，加拿大18.5%，西班牙14%，等等，没有达到因青年过剩现象而导致社会暴力机制的出现，因此社会解构的机遇也随之减少。社会解构的几率降低并不一定全是正面因素，没有经常变革的社会可能会逐渐走向衰退和消亡，导致人类文明的再生能力的衰竭。
青少年人口比例较高的有：印度33%，印度尼西亚31%，巴基斯坦40%，孟加拉国34%，菲律宾37%，刚果48%，越南32%，埃及35%，伊朗32%，苏丹45%，肯尼亚42%，乌干达51%，阿富汗42%，伊拉克41%，马来西亚34%，柬埔寨41%，索马里45%，等等，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中美洲等都有严重的青年过剩现象。因此，这些地区和国家在政治局势以及社会管理上都比较容易出现动荡不安。(14)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统计，2003年中国未满15岁男性少年儿童的人口为1.65亿，女性为1.5亿，占人口总数的24%，没有达到30%这个的青年过剩人口的临界点。而且，在1995年中国的就业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为10∶1；而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缩小为3∶1。根据这项研究的统计结果，美国的情报机构得出了在21世纪初的10年或20年之内中国出现战争（内部动乱与对外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小的青年人口学上的结论。
五、青年的英雄主义
爱默生说过，“追求伟人是青年的梦想，是成年最严肃的事业”。(15)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青年作为一种新型的群体受到了哲学和政治学的普遍赞美。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内，青年作为一种思想、作为一种群体的英雄性和革命性都被当做社会发展的动力，当做保守的小市民阶层的对立面出现在近代历史舞台上。近代青年现象与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的，都承担着解放人类、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近代的青年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代际关系，作为一种超越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农民阶层，超越一切只为了目光短浅的目标生活的旧世代人的一代新人的形象，所以被称为“新青年”。近代青年的英雄气质是青年本质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后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社会中最先消失的青年特征。安娜、弗洛伊德在《自我与防御》中写道：“青年们对抽象问题的辩论以及思辨行为，并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课题。他们的精神活动是一种对潜在欲望的暗示；是感觉、知觉层次上敏感的反映被翻译成为抽象的思考。”由此可见，青年的革命性与其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青年的英雄气质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延伸与实践。反之，青年与战争的关系，也与这种英雄气质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联。
青年的概念是一种对崇高的感受，是崇高的美学。崇高就是一种浩然之气（孟子）；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关于崇高》一文中，崇高被认为是对超越日常生活的终极价值的精神层次（灵魂）的深入感受。近代青年的英雄气质与崇高的问题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青年的理念是从物的枷锁中得到解放，精神得到升华；青年化的过程是一种精神的“脱物质化”或者是“脱个体化”的过程。在青年化的过程中，青年在精神上感受到摆脱物质和个体的自由，得到了思想上的解放，达到了崇高（英雄）的境界。这种青年化的体验不受学历、认识能力、人生经验、聪明智慧的限制，在生命的临界点上俯视人生与历史，感悟自我的历史（革命）使命。对崇高的感受是青年通向自由和自觉的必由之路。
19世纪末，近代日本在创作“青年”这一词汇源于对英文Young man的翻译。1880年一位叫做小崎弘道的传教士从《唐诗选》“宿昔青云志，蹉跎百发年”一句中取其“青云之志”的含义，造句而成。胸怀青云之志的“青年”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青年的概念、青年组织、青年政治与日本现代化进程，以及近代国家的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曾经作为民间的“青年团”也开始成为连接国民义务教育与军事教育的政府对青年进行教育与训练的机关。和学校教育制度相结合形成了“青年训练所”、“青年学校”等有组织的青年政治团体，实现了义务教育、青年教育、军队教育的一体化。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青年的英雄主义被有组织地误导至战争行为中，使“青年”一词增添了浓重的国家主义的色彩。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青年”的衰退，“青年”的消失成为被社会瞩目的现象。根据《朝日新闻》的数据统计，自1984年至2001年“若者”、“青年”、“青少年”这三个名词在报纸上出现的频率有所上升，但其中“青年”一词在相对减少。只表示年龄的差别，不关心社会变革，自我中心、安分守己，带有中性色彩的“若者”概念，越来越代替了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青年”理念。
巴克(E.Barke 1729-1997)在《崇高与美的观念的起源》（1757年）中认为崇高的体验源于对“苦难”和“恐怖”的感受，是以对痛苦的感觉为基础的。康德《判断力批判》（1790年）则重视“理性”与“觉悟”对产生崇高的经验的影响力。而稍后出现的近代青年的崇高性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和对社会革命的激情；是源于对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希望。而21世纪初期的发达国家的保守主义，呈现出一种非历史化的倾向，它表现在贬低青年的革命角色，强调传统文化、自我中心，并不提倡英雄主义。
E.H.埃里克森(1920-1994)在研究马丁·路德的青年期时认为：“在思春期与成人期之间的阶段中，传统的资源和新的人的内在资源融为一体，创造出新的潜在的可能。新型的个人组成了新的世代，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人类的历史时代。”(16)确定了将个人的研究、世代的研究以及历史时代的研究统合为一体的青年研究的方法论，进而解释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产生与发展，以及青年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埃里克森认为，传统也罢，制度也罢，社会作为外在的现实存在向青年提供的不仅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必须整体性地认识人生发展的全过程，研究青年期时不能够忽略幼年期和成年期，人类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因此，埃里克森通过马丁·路德——一个伟大的青年、一个宗教改革的英雄有关宗教危机的心理学上的历史研究，解释自我心理与社会心理发展的规律。青年的英雄气质与革命精神这两股潮流都有一个共同倾向，那就是源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在新的世界观中，作为自然的青年成了负责的、自主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使命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崇高价值，是表现青年英雄主义的最为理想的形态。
结语
对青年的现实性和青年的本质性的认识的历史过程决定了“青年”概念的诞生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出现“少年”一词起，直至清末民初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大约在3000年的漫长岁月里有关政事的史书记载中都是以“少年”的概念表现青年的现实性。而原创于公元5-6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年”的概念则是表现人的全体性、理想性、本质性的特征。由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对人的束缚，所以“青年”的理念除了在诗词等艺术领域偶尔出现以外，始终得不到充分生长的自由空间。直到近代，“青年”的概念与青年的革命性质在国家近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中结合起来，使得青年的本质性、公共性超越了青年的现实性，或者说是青年的本质性与现实性合为一体，构成了近现代的青年现象与特征，也形成了现代的青年理论（如青年心理学、青年人口学等），以及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青年观。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过：“所谓历史就是人对历史认识的过程，就是人对生命的理解的过程，是人的心灵的发展过程。”(17)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思想的青年观念的发展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构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只要个人从自在向自为的发展、人类从自然向自由的进步不停止，作为这种发展与进步的象征的“青年”就不会消失。无论是作为主体的青年还是作为客体的青年，是作为思想的青年还是作为象征的青年，是作为社会解构机制的青年还是作为时代先锋的青年，都不会消失，发达国家出现的“青年消失”现象，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与内部矛盾冲突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一种青年现象，往往一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蕴涵着一种新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历史必然性的逻辑。
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的解放才是人的最原本的可能性。对人的解放的希望和实践导致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也就是对“青年”意义与价值的认识。对青年的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产生的基础之一。青年通过间接性、媒介性、代理性等社会过渡期，逐渐具备了内在化、概念化、抽象化的能力，人通过青年自己创造了自我本身。青年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思想、一种对宇宙（自然）规律的认识、一种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青年”的理念即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青年”的概念具有自在与自为两性共有的特征。从这一历史必然性导出的历史唯物主义青年观出发，对青年的研究与青年自身的实践，将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理想从理论变为现实。
注释：
①山田昌弘.青年为何出现保守化[M].东洋经济新报社，2009.
②佐佐木中.夜战与永远[M].以文社，2009:33.
③［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三联书店，2007:114.
④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
⑤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97.
⑦［法］B·斯坦古莱.象征的贫困[M].2006.
⑧山冈拓.没有欲望的青年们[M].日经特别策划系列，2009.
⑨月下取水之镜称之为“方诸”.淮南子·天文训.
⑩［法］M·H·埃普朗斯.镜子与灯台，1953.
(11)(12)［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三联书店：625.
(13)如G·富勒.人口统计学对民族纷争的背景的分析，1995(CIA).
(14)以上数据是参照CIA 20033；Lahmeyer 2003a；PPR 2003的统计.
(15)［美］R·W·爱默生.代表人物[M].三联书店：2.
(16)E·H·埃里克森.青年路德[M].三蔫书房(msz)，2002.
(17)［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