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主义解析与文学理论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本质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滥觞并流行于欧美的反本质主义，作为与反权威、反中心、反稳定、反主流紧密相关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对检视和消解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具有可资参照的价值。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传入当代中国后，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本质主义浪潮，成为一个被关注的理论热点和学术前沿问题。解析各式各样的反本质主义，不仅有利于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而且对发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强化文学的思想深度和精神力量，提高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都是有益的。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本质问题有系统的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观具备完整的框架体系和科学的基本理论。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本质主义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马克思、恩格斯不只是反本质主义者，他们首先或同时是科学的本质主义者。援用当代富有时尚感的学术话语来说，他们既是旧的本质理论和思想体系的解构主义者，又是新的本质理论和思想体系的建构主义者。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考察他们对本质的理论和态度，应进行具体分析。他们对那种僵化的、过时的、失去了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的本质，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是揭露和抨击的，是通过舆论，特别是倡导通过实践的强有力手段，加以改变的；而他们对那种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本质，则是充分肯定的。他们努力探索蕴藏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部联系和客观规律，进而驾驭和利用这些规律，为实现人的预期目的服务。马克思、恩格斯逐步地体察和认识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所谓的“永恒的理性”，包括它的“理性王国”和“理性社会”“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基于“这个永恒的理性”的社会中，“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妒忌。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失望的讽刺画”，“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①。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追求更加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积极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隐秘，从而用新的本质主义理论取代旧的本质主义理论，为社会的进步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强大的科学的思想武器。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一生苦苦求索，发现了人类历史和市民社会的两大规律：一是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一是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的发现”②。夺取政权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发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即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农民战争，中国革命的动力是通过土地改革调动和激发农民的历史主动性，中国革命的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的战略是“持久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期实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这些独特规律的发现，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和对象的本质的存在和发展是多维度和多向度的。(1)本质是全面的，是全方位开放的。恩格斯肯定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对当时法国社会的全景式描写，通过他所勾勒的当时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中心图画”，“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③。列宁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作品时指出：这位现实主义的巨匠，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通过他所描绘的“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④。这位现实主义大师通过他的“世界文学中的第一流的作品”，出色地完整地表现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展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宗教、法律、文化、家庭、婚姻等各个领域。从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和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论述中，启发作家、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作和作品，更加全面完整地反映生活，努力从空间的横向上拓展对象的本质面，向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进军。(2)本质是分层次的，是可以不断向纵深开掘的。列宁认为，对象或事物存在着“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⑤，人们对对象和事物的认识必然经历着“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无限深化的过程”⑥。有的当代中国作家谈创作经验时说：“要潜心体验生活，挖一口深井”，此乃至理名言。有思想追求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地向生活的深处钻探，从纵深向度上不断发掘对象的本质层，向反映生活本质的深度进军。(3)本质是流动的，是变化不居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本质是相对稳定的，但又具有时间上的暂时性，本质不是凝固的、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是事物的辩证法。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必然会认为“真理是过程”⑦。列宁认为：“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⑧。对本质规律的研究将会恒久持续，永无穷期。有志向的作家、艺术家应当树立谱写反映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的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像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那样，从时间的流向上，表现所属时代的社会历史的转型、经济结构的更替，阶级关系的变革，文化蕴涵的嬗变，从容地捕捉和驾驭生活本质发展的轨道和踪迹。(4)本质是一种深层的关系。从关系视阈界定事物和对象的内部联系，是学者们把握本质的重要途径。狄德罗认为“美是关系”。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和赞成“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特别是应当真实地描写和表现人的“现实关系”⑩，真理是由现象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列宁认为，“真理只是在它们(指对象或事物)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11)。人和人与事物之间的联系，都通过关系而存在，都存在于关系中，在关系中发展，在关系中完善，在关系中更新。因此，只有从关系的环向上，才能不断揭示对象的本质链，发现和凸显事物的本质性关系的新生面。学术研究理应多维度、多角度、多视阈地拓展对象本质的新方面、新层次、新踪迹、新趋势、新关系，使之对事物本质的探索，不断做出新的发现和新的建构。
任何一种本质论都反映着对研究对象的一种体认和理解，都是对所指涉的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抽象和学理概括。当这些理论和学理所赖以依托的时代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语境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总会不同程度上具有这样那样的合理因子。取舍的标准应当确认究竟是什么样的本质。不能断论，凡反本质主义均好，凡本质主义皆坏。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把所有的理论、学理和理性都视为理障，都视为研究对象所蕴涵着的真理的掩盖物和遮蔽物。学者们不能随意抛弃先贤们的心智成果。人们总不会脱离世界的文明大道，从头做起。没有理论思维能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味地非理性化、非本质化、非理论化，可能会造成一个民族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的退化和矮化。一概地拒绝本质沉思和理论思维，可能造成极端的相对主义和绝对的虚无主义。这是必须加以防止的。没有正确的理论，决不会有正确的行为和实践。理论，包括阐发本质的理论，在思维层面，能够更正确、更深刻、更完全地反映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在告别教条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本质主义理论的同时，更要创造和建构先进的科学的本质主义理论。
各种反本质主义的学理解析
各种持反本质主义观点的学者，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都把本质界定为像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所推崇的那种先验的形而上学的“实体”。但马克思主义对本质的理解，并不是黑格那种先验的形而上学的“实体”，或相当于康德不可知的所谓“物自体”。因此，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观与黑格尔和康德的那种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观严格地区别开来。诚然，本质确实不是上面所说的“实体”，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脱离实体的本质。实体是本质的家。本质与实体的关系，相当于人的灵魂与躯体的关系，没有灵魂的躯体和离开躯体的灵魂都是不可能的。正如不存在脱离本质的实体一样，也不存在脱离实体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观认为，本质寓于现象的“实体”当中，并通过现象的“实体”表现出来，虽然本质不是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实体”，却存在于现象的“实体”之中，反映着客观对象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和共同规律，可以通过人们的理论思维，提炼和概括出来，形成关于本质理论的逻辑系统，以期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规律是本质的现象或现象的本质。对事物的深层的本质规律的洞察，形成真理。探索规律，把握本质，追求真理，是一切理论家的天职。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家解构和颠覆那些片面的、僵化的、过时的、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阻碍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本质主义固然功不可没，但理论家的主要职责是对事物和对象的本质规律加以发现和进行建构，不断拓展和开掘事物的本质规律的新方面和新层次，向反映和驾驭对象的本质规律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关于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本质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和能够充分体现后现代主义精神的解构主义或称为解构批评都是非理性主义的，实质上是最有代表性的反本质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正面意义与积极作用表现为：从舆论、语言和修辞层面批判、消解、颠覆最能体现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客观上起到思想政治同盟军的作用，宣扬怀疑精神，有助于催发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力倡语言层面的变革，使人们可以获得假定性和幻想式的有限的自由和“解构的快感”，所标举的“怀疑一切，怎么都行”的口号，尽管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主观随意性，但有助于搅扰和消解专制性的体制和机制；对边缘的关注，有利于培育大众的民主意识和改善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负面因素的反思，有利于启发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现代化的历史作用，对社会的健全发展，具有超前的警示和借鉴意义。
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负面意义与消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对处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存在着明显的时空错位和历史反差。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主要表现为反理性，包括反认知理性和科技理性，这是需要研究的。当代中国，为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最需要认知理性和科技理性。问题的主导方面并不是认知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膨胀压抑人，而是因为认知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落后，使人受压抑，阻碍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解构主义或解构批评推崇和迷信语言修辞的魅力，通过互文性的概念既把文学文本和生活文本联系起来，同时又把文学文本和生活文本混淆起来，企图凭借文本修辞，假手于重塑语言结构改变现社会历史结构，这种属于“词句革命”的“语言变革”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反本质主义对增强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促进思想解放运动是有益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但不能笼统地反对一切本质。反对旧本质和发现新本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当解构即解构，应当建构即建构，建构必须解构，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解构与建构是一个持续发展、不断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至于“反稳定、反中心、反权威”，也理应作具体分析。反对压抑人的和阻碍历史发展的坚硬的超稳定性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同时连正常的稳定性也反掉了。反对大一统的中心和一言堂的权威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把合理的中心和权威也反掉了。一个民族和国家，没有中心和权威是不行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通过把空间共时化和时间空间化，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合谋，表现出抵制现代化进程和否定社会转型、历史变革的精神意向。由于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从未成为欧美意识形态的主流，进而导致内部营垒的分化，以罗蒂和格里芬为代表的一翼，表现出对一味地怀疑、消解和颠覆本质的质疑，开始倡导从解构走向建构。这种后现代主义内部转向的新趋势开始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关于解释学和现象学的本质主义理论。尼采曾说：“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各式各样的解释学，实际上都认为解释即真理，解释即本质。一些解释学家的心目中，客观事物中并不存在着本质、规律和真理，而是解释主体为了满足和适应自身的主观需要，对对象进行解释的产物。这里必然产生一个解释的客观标准问题。有的解释既能考虑到主体的需要，同时又能符合对象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属性，有的解释只考虑满足解释者的主观愿望和心理欲求，根本违反对象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属性。因此，解释行为中恪守和实现以客体为基础的主客体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规则。由于受到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各种机缘的召唤和触发，适应人的新的需要，解释和对解释的重新解释往往能对事物的本质做出新的发现、新的重塑和新的建构，甚至可以开创一个新世界和新天地。如伯恩斯坦对牛顿的超越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对事物的解释，应当有助于发现、深化和推进对客观真理的认识，而不是诱导人们遮蔽本质和背离真理。换言之，我们应当倡导正确的解释，拒绝胡乱的解释，确立和改善健全的思维方式和解释行为。
文学经典作为所属时代的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可以标示和展现出一定时代的历史结构和社会风貌。从一部经典作品或一个经典人物可以看一个时代。特别是那些史诗般的经典，往往以自身的独特的杰出的思想性或艺术性，书写在人类的文化思想的历史上，具有恒久的意义，成为永不消失的精灵，世世代代铸塑着人们的魂魄和风骨。经典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每当我们重温那些有感染力、说服力和震撼力的经典，仿佛聆听到天籁般的福音，承蒙着思想上的净化，沐浴着精神上的洗礼。爱护和珍惜经典，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诚然，经典的意义和价值，同样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嬗变的。对文学经典的改编，实际上是改编者对文学经典的再理解和再创造。经典实际上都是再创造者们心目中所接受、所希望、所利用，并借以达到解释目的和获得解释价值的经典，通过改制，企图把经典“变得合于自己”。一方面，应鼓励改编者通过对经典的再创造，作出新的解释，使传统经典的生命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赋予新时代的新意义；一方面要尊重原创的经典，不可随意消解和亵渎经典，特别是涂抹神圣的英雄形象，或对反面人物加以正面描写，进行不适度的美化和诗化，以致改变这些人物的品格和本性，使之骤然“变脸”或“转身”，甚而酿成是非、美丑、善恶、爱憎的错位和颠倒。
现象学特别强调人的意向性和意向的选择性，注重对现象的感性的本质直观或获得直观的本质。现象学关于对象行为和对象意识的构造理论，关于倾注主体意识的内在体验、感性直观和沉思的理论，关于通过感性直观解析现象和本质的关系的理论，关于“现象学还原”的理论，对重释和重构客体性和主体性的相互关系，都具有深刻的方法论启示。实际上，我们想获得对世界的真理性认知，没有正确的理论概括和逻辑抽象是不行的。其中，对“现象学还原”的本土化演绎和运用，使中国当代学者对“现象学还原”的内涵和功能的理解更加扩容，有的还原为“关系”，或还原为“事件”，或还原为“经验”，或还原为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主体的建构力量”，或还原为“人的愿望和需要”。“现象学还原”作为对僵化的、凝固的、过时的，已经不再适用发展了的新现象的旧本质的摆脱和遗弃，作为对“本质即现象”的反拨是有意义的。“现象学还原”让脱离了现象的本质重新回家，接受现象的检验和重审，权衡旧的本质界说还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新现象的实际情况，从而作出更加确切的理论概括和逻辑规定。较之于抽象的本质而言，现象更加丰富和生动，任何理论概括，都不能穷尽现象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因此，理论家们必须时刻关注不断发生变化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然而，从现象上升为本质，从非理性上升为理性，毕竟是人类思维的进步，对现象作本质的说明，是思想先辈们辛勤劳动的心智成果，理应加以尊重，不宜轻易割舍。
关于直觉主义和幻想主义的本质主义理论。从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到各种现象学的直觉主义，都认定只有靠直觉才能把握对象的本质。这种“直觉即本质”的理论，实际上夸大了直觉的洞察能力，带有不可理喻的神秘的意味。排除理论思维的直觉，或许有时能呈现或达到所谓“澄明的境界”。但实质上是一种审美的幻象或错觉。人们经常把这种直觉的体认效果喻为相当于宗教的“神启”和“顿悟”及创作的“灵感”。但这种境界的出现正是基于长期的经验积累，触而发之。完全滤净经验、理论和逻辑思维的纯粹直觉的观察方式是不存在的，是无法把握生活的真理和对象的本质规律的。
幻想主义脱离社会实践和生活实际，推崇和迷信人的幻想对现实的超越，同时也遮蔽和掩盖了历史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真相。据有现实基础的幻想主义是启蒙开智、解放思想的舆论工具，成为人们追求真实理想的动力，具有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感召力，但那些缺乏生活根据的幻想主义，又往往使人们坠入凌空蹈虚的审美乌托邦。人们往往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苦难，鼓起幻想的彩翼，承载着心仪的愿望，远飞高举，去追寻那甜美而温馨的梦境，以便得到精神上的补偿和心理上的抚慰。人们是需要幻想的，但又不能只靠幻想生活。各种幻想主义者对未来生活图景的创构，只存在于他们的头脑和思维中，只寓于他们的幻想里。应当清醒地理性地认识到，想象中的世界无论如何美好，由于脱离社会实践，不可能转化为生活中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对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从康德的“人给自然立法”和“人是最终目的”，到尼采的“超人哲学”、“权力意志”、“笑一切悲剧”，到弗洛伊德的“做白日梦”，到巴赫金的“对话”与“狂欢”，再到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这些富有魅力的产生过重大精神影响的诗学理论，都寄托着浪漫的情怀，充满着天真的幻想。这种带有先验的强烈的主观色彩的价值诉求，是十分美妙却又是苍白无力的。这些论断实际上都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蓄意把幻想当做现实：不是“人给自然立法”，而是自然本身存在着“法”，只有人掌控了自然界的“法”即本质规律，通过实践加以改变，才能历史地逐步地实现人的“最终目的”；所谓“超人哲学”、“权力意志”和“笑一切悲剧”并不能实际地把弱势群体变成“超人”，改变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无权”的地位和“悲剧”的命运；人们可以在“白日梦”中当皇帝，醒来还是要过穷酸的乞丐般的日子；人们可以在“对话”和“狂欢”中获得语言层面的有限的平等和节日般的短暂的快适，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实际生活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善；至于畅享“诗意地栖居”，更需要巨额的财富积蓄和丰裕的物质条件。这些浪漫的美妙的清谈，大体上相当于“画饼充饥”和“望梅止渴”，用虚脱的惬爽和幻想的高歌，掩盖着生活的窘迫和心境的低吟。这种不切实际和无法实现的幻想主义无助于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的体认，通过实践手段实际地改变社会境况和人生状态。
关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本质主义理论。关注和总结文学经验是探索文学的本质规律，促进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学者们都不会忘怀英国经验主义对人类思维发展的特殊贡献。这种经验主义并不排斥理性，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形成良好的互补互动关系。对事物的实证分析和对对象的理性把握都是不可或缺的。为了推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研究和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珍惜文学经验，实际上是尊重一代文学家的创造性劳动。重视生动活泼的文学经验，并不意味着执迷和囿限于轻视理论思维的狭隘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恩格斯指出：“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荒唐的迷信中”(12)。
实用主义的本质观虽然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从总体上说，是值得研究的。尽管真理的内容和形式具有主观性，但真理作为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本质规律的正确认识，总是以一定的客体性或客观性为基础的。恩格斯说：“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各个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13)实用主义的本质观认为“有用即是真理”，或主张“有用的信念即是真理”，强调真理和事物的本质规律对人的信念、需要、目的和愿望的依赖性、有用性和服从性，但事物本身所蕴涵着的本质规律的客观性，对形成真理的客观性仍然具有重要的制约和决定的作用。因此，应当处理好真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主观性的相互关系，以真理的客观性拒斥真理的主观性，或用真理的主观性抵制真理的客观性，都是违反辩证法的。实际上，离开人对事物的本质规律的体认，或脱净和滤掉客观内容的真理都是不存在的。实用主义者把“有用”和“真理”完全等同起来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有用”可能是“真理”，但“有用”不一定完全是“真理”。不能把真理的价值性和真理的客观性混为一谈，近而以真理的价值性取代真理的客观性。实用主义只强调客体对主体的需要和价值，但实现人的需要和价值，必须以科学的能动的反映论为基础。
“有用即真理”的信条，实际上把功利原则最大化和绝对化了。这种被膨胀了的人与对象的功利关系，对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学艺术的适用程度是有限的。尽管普列汉诺夫曾考察过原始部落人曾把美界定为“有用”，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艺术生产的功利原则空前凸显，但审美领域中对“有用”、“功利”和“效用”的强调，要求合理和适度。笔者认为，“审美距离说”是有道理的。审美不但应与时间和空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与利益、功利和效用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应当充分考虑到文学艺术的审美的本质、价值、功能和作用。纯审美、非功利固然不妥，但非审美、超功利，离文学艺术的本质、价值、功能和作用更为疏远。文学的审美与实际的效用和人的利欲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力免走向极端的实用主义化。恩格斯指出：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的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追溯到它的动因”(14)。
关于多元主义和对话主义的本质主义理论。多元主义的本质主义是具有合理性的。它把文学的本质视为一种多维度或多向度的复合结构，对打破僵硬的本质一元论，解放思想，开拓和发掘文学本质的多层面颇有助益。但多元本质论存在着一个和主元本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文学本质的各种因素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起支配作用的主导方面。换言之，文学具有本质的主导方面，或具有主导方面的本质。文学各种本质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着矛盾的主导方面。因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事物的质，或者可以说，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的。一方面，应当反对以不适度地强调文学本质的主导方面为借口，把文学的本质变成一种具有排他性，不能兼容的独元，甚而酿成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一方面要特别防止和克服由于一味地消解和颠覆文学本质的主导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企图完全摆脱主元，导致文学本质的多极化和文学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对文学的主导本质和对文学的指导思想的培育与建构，需要经过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没有主导的思想体系是不行的。逐步确立和发展真正代表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愿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是文艺工作者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当代中国的青年学者影响很大。本土化的对话主义对文艺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催生作用和启发意义。重视主体与主体对话的间性关系，同时不能忽视主客体之间的对话的间性关系。文艺理论的建构，应当倾听实践的呼声。从文本解读中获取真理性体认，应以文学自身的本质规律的存在、演变和发展为基础。主客体之间的对话的间性关系，为主体之间的对话的间性关系提供依托和机缘。因此，务必处理好对话与原创的关系。对话对本质的建构和发展，固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本质的发现和本质理论的原创，取决于不断深化的实践和科学研究活动。诚然，对话是可以产生真理的，但从基础和根源上说，还是实践出真理。对话是好的，也是难的。对话者需要具备深厚的学养和高尚的境界。对话的倡导者和参与者，都应当从我做起，身体力行。学者们祈盼多元对话，但实际的情形往往是，面对多元却不能进行真诚有效的对话。平等地使用话语权力是对话者应当普遍遵守的公约。学者们应当力免顾盼自雄、唯我独尊的矜持和傲慢，更加自觉地防止和克服对话中的单边主义，以确保学术对话的正常进行和健全发展。
本质、规律和真理都是蕴藏在客观事物之中的。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5)各种反本质主义的局限性和共同缺憾是忽视客观事物与对象本身的存在及发展着的本质属性和元素，从而淡化和消解了文学理论建构的客观依据，由于不适度地膨胀了通过解释进行文学理论建构的主观随意性，回避了对象的客观规律性与实践、体验和反映活动对建构文学理论的重要性。殊不知，实践是发现真理，拓展和挖掘对象的内在规律，实现本质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反本质主义思潮反映出一种轻视、厌烦和抛弃本质和理论思维的倾向。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6)，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17)。这里，恩格斯明明告诉我们，人类的理论思维，包括对把握对象本质规律的理论思维，不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可以把事物和对象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流变不居的历史过程。恩格斯还特别强调唯物辩证法作为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的重要性。他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18)一些学者不区分各种不同的哲学对本质和真理的不同理解，一股脑儿地把本质和真理都说成是客观唯心主义，如柏拉图和黑格尔等哲学家所倡导的那种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理念，或被抽象为脱离现象的“实体”，而完全遮蔽和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对本质的科学界说，从而形成本质理论的盲点和误区。
本质主义解析与文学理论的建构
辨析和研究本质主义问题，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有利于承接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张文学艺术应当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是有助于文学理论建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都应当坚持多样化的原则。文学作品应当关注社会民生百态，可以像“新写实小说”那样，表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特别是下层大众的疾苦与艰辛。然而，对具有经典性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应当通过塑造所属时代的典型人物，全景式地描绘时代变迁和历史风貌。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倡导的优良传统。每当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总会涌现出一批批具有超前意识的社会精英。他们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走向，标志着与时代变迁相适应的全新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出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同时存在着两种历史变革，一是以腐朽贵族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是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站在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歌德，特别是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和列宁评价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作品时，都揭露和抨击了颓败的封建专制制度，歌颂了他们所属那个时代经济结构的更替、阶级关系的变化、文化思想的嬗变，全景式地表现了从封建贵族的农奴制走向新兴市民阶级的共和制的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恩格斯肯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用编年史的方式，描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取代腐朽的封建贵族的深刻的历史过程。列宁曾引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农民改革家康·列文的话，来说明古老的俄罗斯大地上所发生的变革。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承接和弘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优良传统，主张“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19)。“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民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20)。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这个思想是延续不断、一脉相承的。
探讨文学的本质和凸显文学的价值、功能和作用是紧密相关的。研究文学的本质是为了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文学的价值、功能和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建构多种形态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本质进行广度研究、深度研究、跟踪研究和关系研究，都是为了发展、丰富和深化文学理论的学科内涵。与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相适应进行思维变革，在尊重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从一些重要的层面对文学本质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研究，建构各种新的文学理论。笔者曾提出文学理论中存在着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文本主义、自然主义等六大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探讨文学的社会历史本质，可以建构新时代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扣问文学的人学本质，可以建构新时代的文学人学；研究文学与审美的关系，可以建构新时代的文学美学；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发掘文学的文化本质，可以建构新时代的文学文化学；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考察与文学本质相关的形式语言符号、结构解构、叙述接受、解释重构等等，可以建构新时代的各式各样的文学文本学；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重视文学的自然属性，可以建构新时代的文学生态学。对上述文学各种本质、属性或元素进行辩证综合的创新研究，可以建构新时代的宏观文艺学，如此等等。
一般而论，社会历史本质、人学本质和审美本质，都是文学本质的基本的重要方面。实际上，文学本质是社会历史本质、人学本质和审美本质的有机融合和辩证统一。文学理论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或社会人文科学，都具有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或都具有人文本质和社会历史本质。脱离社会历史本质的人文本质或脱离人文本质的社会历史本质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在对文学的人文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的关系问题上，理应主张和追求两者的有机统一。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大体呈现出如下几种表现形态：一种是完美融合的理想形态，一种是倾斜形态：或表现为与社会历史因素相联系，适度地向人文研究倾斜；或表现为与人文因素相联系，适度地向社会历史研究倾斜；一种是极端形态：或表现为脱离人文研究单纯地强调社会历史研究，陷入庸俗社会学或庸俗政治学，或表现为脱离社会历史研究孤立地夸大人文研究，滑向抽象的人性论。富有真知灼见和兼容精神的批评家、理论家应当追求表现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完美融合的理想形态；允许和鼓励表现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倾斜形态；尽可能地抑制表现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极端形态，并注意汲取其中的合理内核。
从对文学本质的界定而论，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主张“文学是人学”这两种文学观念，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历史本质和人学本质，因而都是正确的。从文学的价值取向来说，文学既要表现人文价值，又要表现社会历史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只有体现人文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的完美融合才能更加富有意义。文学的最大、最高和最终价值是为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尽可能完整地表现文学的社会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的文学先驱和前辈们多半都是从文学与社会历史因素和文学与人文因素的关系这两方面来探索和追求文学的本质、功能和价值的。如有的主张文学为社会进步服务，体现历史精神；有的则主张文学为人生服务，凸显人文精神。从文学的人文性质、功能和价值看：文学应当努力培养人的现代意识，不断优化和改善人的生态，提高人的素质，满足人的权益，提升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启蒙理性、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把人武装起来，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建设是最根本的建设，同时要重视社会的建设，创构一个先进的合理的适合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关注人类命运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应当自觉地为创建和维护、优化和美化人和人的制度说话发言，为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制造舆论。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双向互动的，存在着彼此渗透和互补的间性关系。从宏观的视阈说，大体上是同步的；从微观的视阈说，又不可能是完全平行和均衡的。两者之间，往往发生差异、矛盾和冲突：有时人不好，阻碍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理应解放思想，改变人的陈腐的意识和观念；有时历史不好，压抑人，甚至窒息人的生存和发展，理应实施社会变革，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好的社会历史状态，可以给人带来相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把人拥上一个新的历史平台和新的生活空间。如抗日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历史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对获得了自由、幸福和解放的人来说，这样的历史是温暖的，是肯定人的。
诚然，人与历史经常发生矛盾。当历史状态压抑人的生存和发展时，艺术家、理论家和批评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活动发扬批判精神，宣泄对历史的诅咒和不满。然而，人与历史的矛盾，实质上反映着社会历史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历史不是空洞抽象的。历史不过是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的持续的过程。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的背后站立着人。历史中物与物的关系表现着、掩盖着并可以转化为、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矛盾的实质是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占有和分配关系，是财富、权力、利益的生产、占有和分配关系，正是这些因素的生产和再生产、占有和再占有、分配和再分配的严重失衡，引发出社会生活中的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之间的差异、矛盾，乃至激烈的冲突。只有建构一个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对上述的财富、权力和利益的存在状态和结构关系进行强有力的调整，逐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解决人与历史的矛盾，使人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趋于和谐状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需要经过一个深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肩负历史使命感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应当培育和强化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志向和操守，为人民立言，为社会的健全发展呼吁，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良性互动，通过不断地优化，渐趋和谐的理想状态。
文学的审美本质理应体现文学的社会历史本质和人学本质。文学的审美价值、功能和作用理应实现社会历史的价值、功能、作用和人文的价值、功能、作用。反过来说，社会历史和人文的本质、价值、功能、作用主要是通过审美的本质、价值、作用、功能来实现的。但各式各样的审美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对审美因素与社会历史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关系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强调审美因素与社会历史因素和人文因素的有机融合，通过审美因素，表现社会历史因素和人文因素的辩证统一；有的只强调审美因素与人文因素相结合，一定程度上拒绝社会历史因素，导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功能和作用的淡化和消解；有的只强调审美因素与社会历史因素相结合，排斥人文因素，造成人文价值、功能和作用的弱化和低迷；有的则把社会历史因素和人文因素全然包蕴和融解于审美之中，一定程度上消融了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和人文因素的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和人文的价值、功能和作用全然审美化了。
文化研究的崛起，对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文化本质、价值、功能和作用，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文学确实是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学的爆热走红，对传统文学形成强劲的冲击。但是，文化与文学不是完全取代的关系，顶多是部分取代的关系，表现为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学越来越拥有更多的受众、市场和占有更大的文化利益。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大众文化，对满足人们的不同层次的文化需要，培育人们的自由民主意识，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是不可或缺的。对大众文化，存在着一个疏导和提升的问题。应当扶持清新的健康的有益的精神产品，力免极端低俗化和超功利化的势头疯长。适当抑制笼统地反主流和反本质主义的倾向，提高大众文化的文化品位，逐步创造大众文化的文化精品和文化经典。倡导文化精英介入大众文化，实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建构大众的、先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从文化视阈，研究文学的文化本质、价值、作用和功能，发扬文学的文化精神，通过文学的文化精神，表现文学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从而把文学的社会历史本质、人学本质、审美本质和文化本质有机地结合起来。
本质主义解析与文学批评的深化
每当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总会涌现出一批批具有超前意识的社会精英。他们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走向，标志着与时代变迁相适应的全新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历史性出场。恩格斯曾在他的《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导论”中，对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巨人形象给予了高度的礼赞。他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同样应当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近年来随着一些学术泰斗的仙逝，学界的有识之士惊呼，当代的中国已经进入“无大师”的时代。这种语境下，强调深入系统地研究本质主义问题，不仅与文学理论学科建构紧密相关，而且对发挥文学理论学科的社会功能和提高文学理论学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力倡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无疑，文学是具有虚构性和假定性的。但文学正是通过这种虚构性和假定性，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人生的真谛和反映生活的真理。人们所求索的真理，不只是限于语言层面的对话和协商，而是力求通过实践进行科学探索，注重发现，追求原创。当代中国的一位学术大师倡导“说真话”。“说真话”是学术大师的基本素养，是能否成为学术大师的重要条件。扣问本质，探寻规律，弘扬理性，都是为了崇尚真实、真情和真理，解蔽一切掩盖事实真相的谎言，反对经过各种包装的美妙诱人的“假话”，克服蛊惑人们离开事物的本身、本性和本体越来越远的“大忽悠现象”，抵制虚浮的人气和虚假的社会风气。我们应当承接和发扬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撕去一切假面，增强真意识和善意识，呼唤真诚、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揭露一切“瞒和骗”的龌龊行径。文学是要表现真善美的，但善和美，都要以真为基础，脱离真的美是虚美，脱离真的善是伪善，脱离真的情是矫情。
强化文学的思想深度和精神力量。作家艺术家应当通过创造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展现历史内容，表达人文蕴涵，宣扬思想精髓，揭示精神力量，启迪和培育人们的慧根智性，以纯正和善修世道人心。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一些创作和作品，缺乏有警醒的策动力、强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的思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真意识和善意识的淡化、弱化和虚化。由于一味地反对精英化、经院化和专业化，导致急功近利的实用性功利主义的膨胀，使文学从无功利化跳到超功利化，从非商品化跳到极端的商品化。文学正在从“政治的婢女”蜕变为“赚钱的工具”。利益原则和不健全的等价交换原则正在渗透到精神生产的各个领域。“唯利是图”日趋膨胀，“一切向钱看”有所回潮。发展文化软实力和提升文化精神力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当防止和克服不惜以降低和牺牲文化精神和文化品位为代价，毫无节制地追逐文化利益，使某些人坠入崇尚虚华俗美和炫富拜金的风气之中。精神产品开始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独立性、纯洁性和神圣性。文学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金钱至上”的潜规则越演越烈，如此下去，可能导致大众的心态失衡、人格分裂和价值畸变。富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应当自觉地抵制文化拜金主义的诱惑和侵蚀。
高扬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关心中国时下文学创作的人们感受到，近年来，在社会经济政治层面，有思想深度和震撼力的能引起轰动效应的作品少了，郑重的、严肃的、高雅的、令人仰慕的作品少了，扣问人生真谛和社会生活本质的作品少了；而贫血的、苍白的、病态的东西多了，由于片面地追求“快乐原则”和“利益原则”，不适度地滑向游戏化和消费化，致使花哨的、痴迷形式或玩弄光色技巧的东西多了，贫瘠、浅薄、无深度、平庸化、低俗化和边缘化的作品多了。面对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一方面要推动和促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一方面要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曲折有清醒的体认。文艺工作者既要充满信心，又要有忧患意识。面对一切违反真理、公平、正义和侵犯人的尊严的腐败、专制、丑恶的社会现象，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要有胆识和勇气，努力倾注和表现那些关乎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并揭示其产生的土壤和根源。只有高扬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帮助人民群众认识和选择能够解决社会矛盾、完善现实体制的有效途径和正确道路，才能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构理想的和谐社会。
注释：
①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723页。
③(12)(13)(14)(15)(16)(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4页，第300—301页，第365页，第248页，第247页，第258页，第284页，第284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3版，第241页。
⑤⑦(11)《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中文1版，第181页，第187页，第181页。
⑥《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1版，第4页。
⑧《列宁全集》第55卷，中文2版，第21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⑩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6页。
(19)《毛泽东选集》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3页。
(20)《邓小平论文学艺术》，中国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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