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认知、权力结构与国际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权力论文,冲突论文,地位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2)02-0099-20
国际政治中国家身份重叠交互，国际政治理论亦呈现国家身份的不同视角。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依附论侧重用表示国家地位身份的语言(强国与弱国、资产阶级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描述国家身份；建构主义倾向于用角色词汇(朋友、竞争对手、敌人)解释国家身份。而在现实中，一个边缘国家可能是某个核心国家的朋友，一个核心国家也可能是某个边缘国家的敌人。与国家身份层叠相对应的是，理论的参考比照与国家行为体政治文化的多样性使国家的认知模式呈现明显的主体差异。这在中美之间的认知模式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在外交行为中强烈依赖一个“敌人形象”，①而中国外交对国家地位身份的追求则十分执著。②这种差异产生两个结果：美国学者无法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出发理解中国为什么可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也无法理解美国外交为何四处树敌。由此，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国家间对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认识互动(例如一个国家自我判断是否是大国、强国与他我判断是否是大国、强国之间的互动)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本文拟借鉴认知心理学的成果，首先分析国家地位认知互动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然后研究地区冲突中国家的认知定位、大国态度与冲突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对新中国外交的地位认知案例分析，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何以可能。
一 已有的解释和不足
目前学界对于国家地位认知的研究沿着三个层次展开，第一个层次是国家为何寻求地位认知。这一层次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社会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社会心理学认为，个人追求认同的动因在于试图减少不确定性、归属的需求、被包括的欲望和判断的痛苦，这些需求都可以产生自我的满足感。③其中，社会认同理论(SIT)④注意到，人的自我满足需要通过在社会群体中的认同实现。因为群体成员反映了对自我的投射，群体成员不仅希望自己的群体拥有积极的认同，并且总是将自身群体的成就与平行的或者是稍高的参考群体进行比较。⑤而集体成员共有的身份可以减小集体成员间的威胁感，从而避免冲突。⑥
第二个层次是国家怎样寻求自身的国际地位。德博拉·韦尔奇(Deborah Welch)运用社会认同理论来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总结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追求地位认同的三种战略：社会流动战略、社会竞争战略和社会创造战略。她通过历史分析认为中国外交经过调整已经从冷战初期的社会竞争战略转向了社会创造战略，因此美国应该持续关注中国对于地位身份的敏感诉求。⑦
第三个层次研究国家寻求地位认知对国际冲突的影响。这一层次的研究包括两类：一类研究国家的地位认知是否与客观实力匹配对国际冲突可能产生的影响。莫里斯·伊斯特(Maurice East)指出，国际社会的暴力行为总是伴随着国家地位的冲突。国家地位冲突是指国家既成的地位与国家归属地位之间的矛盾。其中，国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军事潜力属于国家既成的地位，国家威望属于国家归属地位。⑧柳思思提出，由于愿望思维、刻板印象等国际社会中错误知觉的存在，国家存在错误认知自身身份的可能，致使国家陷入冲突的困境。当行为体对于身份的认知大体上符合行为体的真实身份时，行为体之间不易爆发冲突；当行为体对于身份的认知发生错误，就比较容易发生冲突。⑨托马斯·沃基(Thomas J.Volgy)则指出，地位认知的不协调并不一定导致国家间的战争，只有当国际社会发生系统性变革的时候，地位认知的不协调才引发战争，而随着频繁爆发的战争导致系统性变革，国家的地位认知也随之调整。⑩
另一类研究关注权力结构与地位认知之间的关系。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认为，实力差距导致了国家间关系的不对称性，基于这种不对称性又产生了国家间的不对称关注，小国对大国过分关注，大国往往忽视小国感受，因而也就容易造成误解，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据此沃马克指出，恰当地处理不对称关注对处于权力中心的大国十分重要，因为即便是中心大国在规模上也无法比地区国家的总和强大。(11)
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Wohlforth)建立起极的数目与地位认知之间的联系。他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积极的自我形象和较高的地位演化成暴力行为？他发现，不均衡、模糊的权力结构比清晰分层的权力结构更容易导致国家间的地位冲突。(12)在多极结构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是明确的绝对实力者，存在地位的不协调和关系的紧张。两极结构暗示了两个国家的权力均衡，并且相对于多极而言，等级分层的模糊性降低，地位冲突可能性减低，但是仍然存在着两大力量中心之间争夺主导权的地位竞争。相反，在单极结构中，等级分层最为清晰，权力核心大国的主导性物质力量使第二层级国家不可能与其竞争，它们试图在与核心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调整自己的地位认知。因此，沃尔福斯的结论是，在单极世界中较少发生由于地位冲突而引发的战争。(13)
但是，以上研究并不足以解释国家地位认知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自身地位认知与实力不匹配或者说不对称是常态。但为什么有些时候这种不对称引发了战争，有些时候却不能引发战争？更进一步说，如果说认知不匹配是引发冲突的主要根源，那么不匹配的现象在两国爆发战争之前已经存在，为什么战争爆发往往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其次，国家对自身地位的认知与自身实力(包括真实身份)是否匹配这一问题本身是结果导向的，一个国家对自身地位的估量是否符合自身实力地位只能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更多是战争来判定结果。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认为，战争起到披露真实信息和相对实力的作用，(14)因而战争亦是检验国家地位认知与自身实力是否匹配的手段。这样，在战争爆发前，国家只存在对自身地位和社会地位两种主观估量之间是否匹配的问题，而不存在自我估量是否与客观实力匹配的问题，也就无法影响冲突的解决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间的冲突无法在战前通过讨价还价达成协议，从而避免战争的原因。因此，用战争结果事实来判断战前认知与实力或者是真实身份是否匹配是不恰当的。即便从后果判断的角度看待国际政治的现实，可以发现认知与真实身份相符的情况下会发生战争，认知与真实身份不符的情况下也能维持和平。以美国为例，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以自我优越认识为基础发动的战争，这些战争不仅是美国自我认知匹配，即对国家实力的判断，更是出于对伊拉克情报的清晰掌握，是深知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形下发动的战争。而美朝关系的情形与美伊关系十分相似，美国与朝鲜却维持了和平。
最后，国际权力结构中极的数目是国家形成其地位认知的结构环境，与国家对自身地位的认知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极的数目并不直接影响国际冲突的解决方式。沃尔福斯认为，单极结构之所以更加稳定是因为这种结构可以有效避免国家对地位认知的模糊性。但事实上，第一，单极结构并不一定意味着次级结构的清晰，两极、多极结构也不必然导致次级结构的模糊。单极结构中仍然可能发生由于结构模糊导致的两类战争，一类是托马斯·沃基所言的系统性战争即霸权国家与体系挑战国家的战争，另一类是由于次级结构地位模糊导致的战争，如英国霸权时期的日俄战争。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就冷战经验得出两极结构显然比其他结构更加稳定的结论，可以说明两极结构中也可能出现结构清晰的情形。第二，沃尔福斯的“单极结构稳定论”只解释了权力结构下由地位竞争引发的战争，但并没有解释非地位竞争引发的战争。单极结构下地位竞争所引发的战争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单极结构下战争的减少。由霸权国主动挑起战争破坏国际和平的情形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常见，二战后美国挑起的战争多属此类。
综上，考察地位认知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需要摆脱地位认知与客观实力、地位认知与极的数目变化两种分析路径，从国际冲突之前的认知互动入手，探寻影响国家冲突解决方式的心理依据。
二 国家地位身份认知互动与国际冲突
自我与他我始终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从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以来，他我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自我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是与他我互动的构建形成的。(15)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发现了认知的“镜面自我”现象，即自我的建构主要来源于我们对于他者的归属。(16)
国家间的认知互构过程与自我认知的形成过程相似。国家间相互交往通过外交行为塑造彼此的地位认知，形成一种对自我和他者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的地位互动认知。与结果导向不同，国家间的认知互动是以过程为导向的，因此需要关注行为体的认知反馈。就某一特定的国家行为体而言，他我对该行为体的地位认知反馈有正面与负面两种。正面反馈为行为体对其地位认知的基本判断与他我的反馈基本一致，表现为对该行为体地位的认同、尊重。负面反馈为行为体对其地位认知的基本判断与他我的反馈不一致，表现为对该行为体地位的否认、不尊重。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行为体在接受反馈信息时会产生两种倾向：一是由于认知一致的需求避免认知失调进而调整认知，(17)二是由于自我认知的虚幻性导致自恋模式的产生。(18)因此行为体获得正面地位认知反馈也可能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两种影响：或是由于认知状况的基本稳定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或是由于正面反馈的不断加强产生自负或自恋的认同模式，发出自我的侵略性，成为国际社会冲突的根源。而行为体获得负面地位认知反馈也会导致两种结果：根据他我认知反馈调整自我地位认知达成认知一致，或者通过战争强迫他者改变认知达成认知一致。可见，国家对地位认知与国际社会对其地位认知反馈的一致是国家对外政策的目的之一，但并不总是通过战争手段协调认知。国家的地位认知无论是获得正面反馈还是负面反馈，都有可能通过战争手段来改变认知。因此，我们需要考察哪种具体的地位认知在何种情形下会对国际冲突的解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
为了考察国家地位认知互动，笔者将行为体对一个国家地位的认知分为两种：一是自我地位认知，二是他我地位认知。将这两种认知之间的互动作为自变量，面临争端中的国家间关系作为因变量。并且假定：国际体系存在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国家差别是一种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会影响到国家地位身份(强国、弱国)的判断；同时将他我认知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他我认知当中最主要的是争端对方的认知，他国与他国之间的认知差别暂时忽略不计。
在这里，强国和弱国的区分标准是，强国指代有能力主导世界性事务，并在世界范围具有影响力的霸权国家；或者是可以主导地区事务，并且在区域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地区性强国，其他国家可视为弱国。但是强与弱又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弱国又可能是冲突对方认知中的强国。例如，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伊拉克看来自己是中东地区的强国，科威特也认为伊拉克是强国，于是伊拉克进攻科威特试图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但是美国并不这样认为。从巴列维王国与美国的关系历史中看，伊朗和以色列才是中东地区美国试图扶持的强国。美国在两伊战争中对伊朗和伊拉克的暗地扶持，也不过是确保一种没有胜者的局面。(19)离开对伊朗的地区制衡作用，伊拉克的意义就会下降。因此，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视为自我认知为强国、他我认知也是强国的情形下引发暴力冲突的案例。那么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形，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国家间自我认知和他我认知可能出现的第一种情形是行为体自我认知是强国，其他国家也认为该国是强国，那么该国面临冲突时的政策选择会出现战争或者是搁置、谈判两种结果。以美国为例，在美苏两极格局的时代，美苏两国的强国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就美国而言，在自我认知上认为美国有担任世界领袖的使命，从其他国家也纷纷在美苏两大阵营选择归属上判断，此时美国的他我认知也应当是强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两国感受到切实的威胁剑拔弩张，但终究没有走向热战。这种情况对苏联也适用。美国在阿富汗、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则显示了第一种情况的另外一种可能：自我认知和他我认知都是强国的基础上也会引发战争，因为公认的强国会对战争结果持有错误的乐观主义，“夸大了自身在危机或战争中获胜的机会，或是低估了战争的代价时，战争就更可能爆发”。(20)
第二种情形是行为体自认是强国，其他国家认为该国是弱国，则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较大。有两个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形的出现：一个是行为体对自身地位的过高估计，出现了认识偏差；另一种是行为体本身对他国的刻意隐瞒。在地区冲突中，多数区域性战争都属于此类。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属于这一情形，俄国在战前错误的乐观主义就是由于日本深思熟虑的保密和隐瞒政策而形成的。(21)
第三种情形是自我认知是弱国，他我认知是强国，这种情形比较少见，也不易爆发武装冲突，但是不排除一些行为体通过外交努力能够获得他我认知是强国的效果。二战后的英国是典型的案例。“英国尽管是战时三大国之一，但丘吉尔不止一次地感到英国只是站在两个巨人间的小伙伴而已”，(22)尽管英国自认为，随着工业产量的下降，英国已经无法避免衰落，但是英国把外交的目的仍然定向于：“我们的目标是保持一个大国的地位，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资源已不再与这个任务相称，但如果让我们接受不甚重要的地位，那将是不可忍受的。”(23)正是因为英国对自我认知的“小伙伴”感觉和英国在外交上的成功，使英国保持了世界上的强国形象，也使英国在二战后极少与他国爆发武力冲突(马岛战争是适用于第二种情形的)。
第四种情形是行为体自我认知是弱国，他我认知也是弱国，这种情况下不仅不易爆发武装冲突，并且行为体在面临冲突的时刻，往往通过谈判、妥协甚至退让的方式解决争端。以晚清时期的清政府对自我的认知为例，甲午战争是清政府对自我地位认知的一个转折点。从泱泱大国的自欺欺人到对近邻日本的崇拜，完成了由强到弱的转变，此后的清政府再也没有从官方组织对外国侵略的反抗，中国自身的弱国意识和他国对清王朝的蔑视，最终招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依旧只能妥协退让签约。
综合分析行为体自我认知和他我认知互动与国际冲突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24)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第一，行为体自我认知与他我认知是否相符，与行为体面临冲突的解决方式不完全相关。自我—他我认知相符也会爆发战争，如情形一；自我—他我认知不符也会维持和平，如情形三。
第二，在对国际冲突解决方式能够产生影响的国家地位认知中，自我认知是行为体政策选择的关键，越是自我认知是相对强国的行为体，用武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在自我认知当中的过高估计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因素。越是自我认知是相对弱国的行为体，就越容易选择用搁置、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
为什么自我认知是强国的行为体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对于一个自我—他我认知都是强国的行为体，拥有通过战争树立威望的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记忆又引导了一个国家的未来行为。(25)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家威望主要是通过战争的胜利来加以实现的，国际体系中威望最高的成员是那些刚刚成功地使用其军事或者经济力量的人。霸权战争的主要作用就是确定国际威望的不同层次，(26)这种威望确立过程的战争记忆会极大地影响到行为体的认知。霸权战争的胜利会加强国家的认知自信，导致行为体产生廉价战争的错觉，低估对手的意志，通过社会劝说强化战争合法化的理念，完全没有意识到战争引发战争的循环危险，(27)其后果就是因为自信膨胀而导致对自我认知的过度迷恋，无意中忽略了他我认知中已经发生的强弱改变，最终消失在过度扩张的穷兵黩武中。对于自我认知是强国，他我认知是弱国的国家则是另外一种认知心理。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发现，对于达成“获得地位”的国家，如果没有实现其对“归属地位”等级的威望和认知，就会产生愤怒的感情，身份矛盾和冲突行为在国际体系中经常发生，(28)直到达到认知相符为止。
(二)自我认知、大国认知和地区性冲突解决方式
国际冲突从表象上看初始阶段只是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博弈，但事实上却是多方角力，因为政治背后总有权力的阴影。在国际政治中，大国因其具有普遍利益，其利益范围等同于国家体系本身，(29)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承担着维护世界体系稳定的作用。利用大国威望平衡国际社会的认知关系是大国干预其他国家地位认知的重要手段。因此，行为体对地位认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仅仅指向冲突双方的自我和他我，还依赖于大国的认知和承认。这种认知模式在认知心理学中有十分成熟的理论解释。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要求外在世界或者说象征秩序对存在和身体的优先性。在这个基础之上，“自我身份可以视为一些行为和知识，这些行为和知识由个人源于一些关键认同的主人能指而建构”。(30)因此，探讨大国干预下的认知模式互动，对地区冲突争端解决方式的变化就有重要意义。由于上文中的提到的四种情形只适合两国之间的认知互动与冲突解决，能够解释的战争有限，因此，笔者引入大国认知的干预变量，用于解释大多数的地区性冲突。
出于简化研究的目的，笔者再次使用三个假定：
第一，国际体系存在的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国家差别是一种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会影响到国家的地位、身份(强国、弱国)的判断。大国指代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等级结构顶端的权力中心国家，地区冲突中的地区强国指代在地区事务中具有一定的主导权、处于次级权力结构中心的国家。
第二，他我认知指代除大国之外其他行为体对主体行为体的认知，他我认知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他国与他国之间的认知差别暂时忽略不计。
第三，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自我认知是弱国的行为体不会主动挑起对强国的战争，并会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
在以上三个假定的基础上，笔者依旧将行为体自我地位认知、他我地位认知作为自变量，并在研究设计中加入大国认知，作为影响地区冲突解决方式的干预变量，最后将主体行为体对地区争端解决方式作为因变量。那么自变量、干预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形(如表2所示)：
情形一：自我地位认知、他我地位认知、大国地位认知都是地区强国。这类情形一般出现在公认的地区性强国，并且对方是弱国的认知互动模式中。这种情形中地区强国在面对争端时更倾向于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化解争端。例如，1966年联邦德国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争执，此时联邦德国是公认的地区强国，最后通过国际司法程序解决了争端。
情形二：自我地位认知和他我地位认知都是地区强国，而大国否认、不尊重该国的地区强国地位，这种情况可以解释大量的地区战争。这类地区战争的出现，一方面是大国对地区性事务采取了观望态度，没有发挥牵制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地区强国试图通过战争向大国显示自己在地区的主导作用。例如，印度在与巴基斯坦分治后通过三次印巴战争奠定在南亚区域内的地位。在前两次战争中，美国并没有采取制衡措施，而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美国最终重视了印度在南亚的实力，派军舰驶入孟加拉湾，使印度放弃了摧毁西巴基斯坦的计划。(31)
情形三：自我认知是地区强国、大国认知认同其强国地位、他我认知是弱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国际政治理论，如同国际政治历史一样，是根据某一时期的大国来书写的”。(32)当大国承认了某一国家在区域内的强国地位，也就意味着该国在地区内具有无人能及的地区主导权。因此，在这种情形中，他我认知是弱国、大国认知是强国的可能性较小，并且不易爆发战争。
情形四：这种情形可以解释大多数地区战争背后的认知互动结构。其特点是，地区力量不明晰，争端中对自我地位认知过高，认为自己强于对手，而在地区内不仅冲突方不承认自己的强国地位，大国亦不认可其地区管辖能力，因此经常爆发地区权力争夺战，直到大国承认其在地区内地位为止。
以上四种情形显示，在地区争端中，行为体对自我认知是否是地区强国，是行为体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出发点。与他我认知相比，大国对自认为是强国的行为体在地区内强弱地位的认定，构成了行为体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关键认知。如果大国认同、尊重该行为体在地区内是强国的事实，则该行为体在争端中较少使用战争手段，并会采取搁置争议、谈判等方式解决冲突。相反，如果大国态度不认同、否定该行为体在区域内的强国地位，则该行为体选择战争手段的可能性加大。
那么就某一具体的地区争端而言，如何判定该争端适用两国之间的认知模式，还是大国干预下的认知模式？应该根据这一争端中大国的利益判定。如果争端涉及大国在该地区的重大利益，则适用于大国干预下的认知模式。反之，则适用于两国争端的认知模式。
三、案例检验：大国认同与中国对国际地位的追求
(一)案例选取的依据
行为体自我地位认知是一个难以确立客观标准的变量，但这并不等同于我们无法观察这种认知，因为行为体的自我认知总要通过外交行为表现出来，并基于客观的实力基础。因此，通过考察行为体自我地位认知的影响因素：即行为体对国际体系的认知、行为体的历史文化因素和行为体对国家实力的认知，可以从总体上把握该行为体的自我地位认知情况。
笔者选取中国对国际地位的认知和大国认同作为案例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中国外交的资料比较丰富翔实，便于查找和分析；二是中国为何执著于对国际地位的追求是众多中外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却缺乏对认同互动的分析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国际地位的认同变化，可以帮助国外学者理解中国目前为什么可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二)中国自我地位的认知特点
唐世平在研究中国外交时发现，中国“‘天赋伟大’的自豪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人的承认才能被满足，而强烈的自卑感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人的承认才能被压抑住，并且两个表现也是紧密相联的：别人的承认，哪怕是虚伪的，会给我们带来愉悦；而别人的不承认，哪怕是真实的，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快”。(33)这事实上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地位的认知过程中对大国认同的过度依赖，而这种敏感的依赖深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对国际权力结构判断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先等级、后平行”的思维特点。
石之瑜认为，“从简化的儒家思想角度来看，社会是被等级构建的”，(34)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都具有等级观念，这些关系构成了垂直的社会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按照亲缘近疏组成的关系即“裙带关系”。因此“关系”为确定个人角色提供了心理安全。(35)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中国文化中的“关系”等级。按照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多少，将国内关系区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世界范围内的关系区分为资本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在对国际权力结构判断当中的等级观，塑造了中国在判定国家地位认知上的特点：先按照国家实力大小确定国际政治的等级次序，再依据国家之间关系的亲疏判定自我认同的归属，最后确定自身的地位身份。例如，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首先形成了以美苏两个大国主导的结构共识，然后再按照意识形态标准确立归属，并逐步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三)新中国对自我地位的基本认知
中国对国家国际地位的认知受到“天赋伟大”思想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错觉。(36)对于近代历史中备受侵略所带来的屈辱，不仅仅是主权完整受到破坏的心理创伤，还指向了更深层的自尊伤害：与汉唐辉煌历史相比之下的地位落差。“复兴”一词包含了中国历史中备受压抑的强国心态的重新释放。世界强国或许期许太高，地区强国是中国可以接受的地位基线。与自我认知相适应的是对中国国家实力的判断。在这方面，潘维认为，除了20世纪上半期的50年可以争议，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37)
但是，中国对国家地位的认知并不单纯出于自我判断的地位认知，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大国的认同。例如，约翰·加尔通认为，如果大国严肃地否认一国的地位，就会引发该国一系列的对周边国家的敌意，中国的外交行为就暗示了这种关系。(38)对于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世界权力结构在不断调整，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也发生了两极格局向一超多强的结构转变，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寻求认同的对象“大国”也随结构变迁。因此，笔者将中国认同中的“大国”按照“先等级、后平行”的思维特点和历史沿革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3所示)。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之间，中国在自我认知上高度依赖苏联的认同。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判断可以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中折射出来。在对世界权力结构的等级判断上，毛泽东在建国前就认为世界的力量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而且存在一个中间地带：“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39)这就是毛泽东“三个世界”思想的雏形。在苏联苏共领导人之一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Aleksandrovich Zhdanov)1947年9月提出“两大阵营”之后，毛泽东摒弃“中间地带”，接受了苏联“两个阵营”的提法，并且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进一步加以确认。(40)在平行结构的归属问题上，毛泽东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需要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41)最终，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因此，1949年-1969年，中国在面临冲突时的外交政策选择上，主要体现的是对自我的强国认知与苏联承认之间的互动。
1969年是中国对国际权力结构认知发生微妙变动的关键年。这种变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对自我地位判断的变化，有了一种想与苏联并立的想法；二是由此导致的与苏联关系的变化，致使中国进入了与大国关系的调整时期。上文曾指出，毛泽东在接受苏联“两大阵营”思想之前，持有世界存在“中间地带”的观念。而如何从技术上联合中间地带，体现了毛泽东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思想。在朝鲜战争、中印边界冲突之后，中国军队军事力量的展现加强了中国作为强国的自信。如何使自身实力得到苏联的肯定，进而在社会主义阵营成为与苏联平起平坐的强国，成为中国自我地位认知的重点。沈志华认为，早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举止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和苏共平起平坐了”。(42)而中国针对苏联15年超美提出的15年“赶英计划”，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内心在建设速度上赶超苏联的想法。(43)从毛泽东对“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过度敏感到不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都透露出毛泽东对于苏联高过中国一头的强烈不满情绪。(44)这种情绪直至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进一步高涨。1968年8月，“毛泽东切实感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认识到摆脱与美苏两大国同时对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并开始“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45)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及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草案，即已将反苏修方针确定为中国长期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46)可见在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前，中国的地位身份认知归属已经有了调整的意向，做好了可能与苏联爆发冲突的准备。(47)而珍宝岛冲突之后，中国“利用这次事件大做文章，既要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美国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但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48)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缓慢转好。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至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尚未失效的情况下与美国的步步靠拢，表明了中国在身份地位认同上的转变。
在这一期间，毛泽东在1974年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的构想，美苏依旧处于权力中心，中国回到第三世界的道路上，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不可逆转，中国开始在寻找国家强国地位时转向重视美国的认同。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的时代，美国成为孤独的大国。因此从1969年以后，中国的自我认知形成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认知互动。
(四)自我认知、大国认知互动及争端解决方式
自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那一刻，中国就执著于亚洲地区强国地位的追求，但是大国对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多方掣肘，经常与中国的主观判断产生冲突，使中国无法整合协调自我与他我之间的矛盾，其结果就是通过战争方式树立威望、协调认知。与这种逻辑相适应的是，当大国正式接受了中国在亚洲强国地位的事实时，中国外交展现出高度的克制与冷静。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地区争端的解决方式，可将中国面临的争端划分为两个类型：(1)Ⅰ型争端：即大国干涉的争端，指体系大国直接与中国在地区对抗，或者直接影响大国在该地区重大利益的争端。这类争端符合大国干预下认知行为模式。例如朝鲜战争、中苏珍宝岛冲突、中印边界冲突、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美撞机事件等。(2)Ⅱ型争端：即大国关注的争端，这类争端并不直接影响大国在该地区的重大利益，因此大国认知对争端解决方式的影响较小，符合两国认知行为模式。例如中俄边界争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边界争端，中日东海争端等大量边界争端(参见表4)。
因此，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争端类型的划分，中国在地区争端中的认知互动及争端解决方式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9)：中国在自我地位认知中随着苏联对中国地位的不断否定，经历了从确立归属到期待平等、从彻底失望到走向战争的心理历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后，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自认是阵营当中的第二大国，苏联“老大哥”的称呼具备归属和平等的双重意义。但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却经受冷遇。苏联在毛泽东访苏初期没有提及毛泽东关心的中苏条约问题，并把毛泽东置于莫斯科的别墅中任其打发时间。(49)这个举动令毛泽东十分失望，并改由周恩来负责交涉中苏条约问题。这一事件影响了毛泽东对中苏平等的期许。杨奎松指出，早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就显示出了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不信任，极大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俄国人虽然给了毛泽东很多帮助，但与毛对苏联的期望值比较起来，莫斯科实在做得太少”，“斯大林显然没有把他和中国共产党放在应有的地位”。(50)毫无疑问，毛泽东出访苏联的不愉快经历强化了苏联轻视中国的印象。朝鲜战争爆发后，当苏联要求中国出兵时，对于中国来说是否出兵的决策不仅与美国把战火引向哪里有关，还与中国是否接受苏联心中的弱国形象相关。因此，通过朝鲜战争显示自己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具有证实力量并获取苏联认同的相对意义。
中苏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友好之后，苏共在1956年的二十大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降低了苏联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51)此后，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加重。1958年，中国未经与苏联商量做出“炮轰金门”的举动，使苏联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苏联的这一行为“再次侮辱性地把中国当做一个小孩对待。这种做法自然加剧了北京对莫斯科日益增强的恶感”。(52)1959年初，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纠葛因西藏问题而起，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出发认为苏联一定会理解并支持中国，然而苏联为了争取资本主义阵营的印度，不仅在军事上向印度出售武器，在外交上采取了中立态度，还为争取与美国在戴维营会谈而批评中国，(53)这使中国不仅感到了苏联对中国强国地位的轻视，更使中国有了被抛弃的恼怒，进而坚定了武力还击印度的立场。
第二阶段(1969-1979)：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干涉“布拉格之春”后，中国在外交上出现了两种顾虑：一是从苏联在全球的扩张态势和中苏边界争端的初现端倪来看，苏联是不是会打中国；二是“美苏两国会不会联合整中国”。(54)显然对于中国来说，后者更让人担心。中国一直力图防止中国成为美苏交易的砝码，因此对赫鲁晓夫提出的“美苏缓和”、“美苏合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55)苏联从没有承认中国能与之平起平坐，在其扩张时期不仅忽视中国的军事实力在边境不断挑起冲突，并且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而敌视中国。有资料显示，在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由陈毅牵头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结果认为，在中、美、苏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56)因此，中苏珍宝岛冲突具有调整战略并试图引起美国重视的意义。
第三阶段(1979-1991)：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发布，中国外交正式转向。在此之前的中国外交受到阵营选择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美两国之间外交互动相对较少，因此中美双方都存在一个相互认知的构建过程。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在于遏制苏联的扩张，但同时美国也竭力防止中国的壮大。从《中美建交公报》生效之后，立刻酝酿《与台湾关系法》的行动上来看，美国的这一意图十分明显。1979年邓小平访美与美国就越南问题进行商讨，当时的谈话内容显示，中国对越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主要出于两种意图：一是维护中国在地区范围的影响力，二是牵制苏联的扩张。(57)后者也是美国关注的焦点。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对美国认同。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成果日益显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开始了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自我反思，并认为在70年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中有两个估计过高，即“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基本估计过高，对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58)因此在里根上台后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中美以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并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
第四阶段(1991年至今)：冷战结束后，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在国际体系层面，中美两国相互关系的环境发生变化，由于苏联力量的退出，从事关权力格局的“三角关系”变为主要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59)从中国外交实践上看，国际权力格局的转变并未直接影响到中国处理对外争端的态度和方式，冷战后的中国并没有采取战争方式解决争端，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极的数目的变化并非是影响国家处理国际冲突方式的核心变量。
冷战结束后中国所涉及的国际争端主要来自国际体系和地区范围两个层面。其中，体系层面的争端主要指中美之间在亚洲范围外的冲突，符合两国之间的认知行为模式。例如，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上，中国就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从认知互动的角度看，中国对“和平崛起”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认识到自身实力正处于一个发展的机遇期，而另一方面正是意识到与美国实力的巨大差距，才有“崛起”的需求。张必武(Biwu Zhang)在《中国对美国权力的认知：1991-2004年》一文中指出，中国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除非美国自身发生重大的政策失误，美国仍可能保持对世界政治的主导权”。(60)可见，冷战后中国并不认为自己是可以挑战美国的强国。而美国视角中，中国虽大，却也只是一种地区性支配力量，可争议的仅是未来中国的实力，而目前的中国与美国相较依旧是弱国。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外交》上撰文指出，尽管中国正在成为一种地区性支配力量，但是在一段长时间内，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未来20年内，中国能否保持其爆炸性的经济增长仍是一个未知数。(61)曾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认为，“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引人注目，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不是中国”。(62)
冷战后中国面临的地区层面争端，因美国在亚洲地区利益的轻重缓急，兼具了Ⅰ型争端和Ⅱ型争端。虽然中国认为与美国实力相较处于弱势，但是并不认为中国在地区范围内也是弱国。这体现在中国对“中国威胁论”的态度中。一方面，中国指责这一论调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不能赞同中国“无关紧要”的论调。(63)就美国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实力的增强，美国视中国为次级结构中的重要力量，不断提高中国的安全认同，重视中国的地区角色，敦促中国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扮演重要角色，(64)承认了中国在地区范围的强国地位。在这种认知模式下，无论中国在地区范围内的冲突方是日本(例如中日东海石油划界争端)、还是越南(南海争端)，中国都力图通过搁置争议或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
四 结论与预测
权力结构本身是良性的，而且基本上并不引发战争，但被人们所认识的权力结构经常是恶性的，而且可以解释大量战争。(65)在国际冲突的认知模式中，行为体对自身地位认知是强国的国家，更倾向于采取战争的手段解决争端。在地区争端特别是大国干涉的争端中，如果大国认同了一国在地区内的强国地位，并在外交上尊重其强国地位，则该国更倾向于用搁置或者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相反，如果大国忽视或者不认同该国在地区内的强国地位，则该国较多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冲突。而在大国关注的争端中，争端方之间的强弱认知主导了争端的解决。
中国对国际地位的执著追求源自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对国际权力结构的特殊视野。中国对国际地位追求导致的对外战争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国对中国地区强国身份的忽视和否定有密切关系。未来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是否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体系层面与地区层面的冲突，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在地区层面上，处于权力中心的大国是否认同、尊重中国在区域范围的地位，如果大国不认同、不尊重中国在地区范围内的强国地位，则中国依旧会采取武力方式维护自身的地位和正当权益；反之，中国在外交中就会做出搁置、谈判的政策选择。二是在国际体系层面，中国是否已经自认为是处于权力中心的强国，并视原有的超级大国为弱国。但是从历史经验上看，由于“夸大自我”的作用，(66)体系挑战国自认为是强国并主动发起战争是体系挑战国失败的认知教训(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霸权国自恃强国将其他国家视为弱国也是霸权衰落的认知教训。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正是要力图避免做一个失败的体系挑战国家和失败的霸权国家，从而抛弃自视为强国去侵略他国的认知模式。而中国目前的自身地位认知和历史发展方向显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仍然将自身定位于发展中国家，争取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清晰地传递了中国对自身定位的理性调整。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大国的尊重与认同，更需要中国对自身地位的理性认知。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的错误由笔者承担。）
注释：
①Richard K.Herrmann and Michael P.Fischerkeller,“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p.426.
②Yong Deng,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2.
③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Is a 'China Threat'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1,No.2,2005,p.241.
④社会认同理论的内容可参考 Henri Tajfel,“Social Categorization,Social Identity,and Social Comparison,” in Henri Tajfel,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London： Academic Press,1978.
⑤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Status Seekers：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4,2010,p.68.
⑥David L. Rousseau and Rocio Garcia-Retamero,“Identity,Power,and Threat Perception： A Cross-National Experimental Stud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1,No.5,2007,p.744.
⑦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Primacy,” pp.70-95.
⑧转引自 Thomas J.Volgy and Stacey Mayhall,“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International War：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System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9,No.1,1995,p.71.
⑨柳思思：《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117页。
⑩Thomas J. Volgy and Stacey Mayhall,“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International War：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Systemic Change,” p.67.
(11)Brantly Womack,“How Size Matters：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Asymmetr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4,No.4,2001,p.123.
(12)William C.Wohlforth,“Unipolarity,Status Competition,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37.
(13)William C.Wohlforth.“Unipolarity,Status Competition,and Great Power War,” p.41.
(14)焦兵：《战争的讨价还价理论——探索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第17页。
(15)关于自我、他我和主体间性的相关论述可参见Ddmund Husserl， Cartesian Meditations，Hague：Martins Nijhoff Publisher，198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洪佩郁、蔺青译：《交往行动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德]马丁·布伯著，陈维纲译：《我与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对主体间性问题做出总结性论述的可参见 Michael Theunissen， The Other， Massachusetts：MIT Press，1984。
(16)转引自 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Is a 'China Threat' Inevitable?” p.241.
(17)关于认知一致、认知失调的论述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403页。
(18)参见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2-423页。
(19)王丽君：《冷战后美国海湾政策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7月，第22页。
(20)参见[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页。
(21)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158页。
(22)马瑞映：《新欧洲政策与英国“三环”外交的形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85页。另外，丘吉尔曾说：“我的左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转引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23)转引自马瑞映：《新欧洲政策与英国“三环”外交的形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87页。
(24)这里的冲突解决方式主要指国家自我的外交决策选择，他我的外交决策选择不考虑，因为结论是反向成立的。
(25)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三章。
(26)[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27)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30-31页。
(28)Johan Galtung,“A Structural Theory of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1,No.2,1964,pp.95-119.
(29)马丁·怀特认为，大国指具有普遍利益的国家，即它拥有同国家体系本身一样广泛的利益，这在今天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利益。参见[英]马丁·怀特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30)马元龙：《主体的颠覆：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自我”》，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52页。
(31)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347页。
(32)[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33)唐世平、綦大鹏：《中国外交讨论中的“中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65页。
(34)Chih-yu Shih,“National Role Conception as Foreign Policy Motivation：The Psychocultural Bases of Chinese Diplomacy,”Political Psychology,Vol.9,No.4,1988,p.604.
(35)Chih-yu Shih,“National Role Conception as Foreign Policy Motivation：The Psychocultural Bases of Chinese Diplomacy,”p.605.
(36)参见唐世平、綦大鹏：《中国外交讨论中的“中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62-66页。
(37)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54.html.
(38)Michael D.Wallace,“Power,Status,and Internationa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8,No.1,1971,p.23.
(3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页。
(40)参见孔寒冰：《并非一方选择的结果——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载《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3期，第85页。
(41)《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
(42)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30页。
(43)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30页。
(44)徐思彦：《走向破裂的结盟：中苏同盟研究的新进展》，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47-148页。
(45)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页。
(46)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页。
(47)凤凰网刊登的《苏联人眼中的珍宝岛事件真相》一文中提到，俄罗斯于2002年出版的《苏军的海外行动》一书关于珍宝岛的部分章节中有如下论述：1967年2月，在谈到中苏关系的前景时，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坦率地表示：“关系可能破裂，战争可能爆发。”同年3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指出，除大规模战争以外，“存在着边界战争”，“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边界战争将早于与美国的战争”。
(48)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页。
(49)《毛泽东去苏联》，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20期，第15页。
(50)转引自徐思彦：《走向破裂的结盟：中苏同盟研究的新进展》，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44页。
(51)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0页。
(52)[苏]阿·舍甫琴柯著，王观声等译：《与莫斯科决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
(53)参见柳德军：《1949-1962年苏中苏印关系比较研究——兼论中印边界冲突期间苏联政策取向及实质》，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66页。
(54)何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7页。
(55)何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7页。
(56)何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7页。
(57)何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9页。
(58)杨奎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59)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60)Biwu Zhang,“Chinese Perceptions of American Power,1991-2004,” Asian Survey,Vol.45,No.5,2005,p.667.
(61)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第28页。
(62)转引自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第29页。
(63)William A.Callahan,“How to Understand China：The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of Being a Rising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1,No.4,2005,p.709.
(64)William C.Wohlforth,“Unipolarity,Status Competition,and Great Power War,” p.53.
(65)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6页。
(66)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364-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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