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集体论文,任弼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4)-02-0065-07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他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党的事业的需要，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各类拔尖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任弼时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理论贡献以及在伟大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综合两方面的因素，得出的结论是：任弼时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具有必然性。任弼时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后，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更重要的是，任弼时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留下的精神财富，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任弼时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真正英雄。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杰出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以至必不可少的作用。杰出人物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认为，杰出人物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伟大的时代必定产生伟大的人物，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每当革命阶级或进步势力推翻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统治时，或抵御外敌入侵时，便会产生出能够集中群众的智慧、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和需求的杰出政治代表人物。马克思曾转引爱尔维修的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只要历史发展需要，伟大的杰出人物总是会出现的。这是社会历史发展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当然，任何杰出人物都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离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杰出人物无法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任弼时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发展历史与个人奋斗历史相统一的结果。
任弼时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时代，是革命与战争成为时代主流的时代，是中国人民为结束落后挨打历史而努力奋斗的时代，是为争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造条件的时代。
从1840年起，中国就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历程。外国列强用商品、鸦片、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6页。）任何诗人不敢想像，但中国人民可以想像，那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结束落后挨打的历史并迅速走向繁荣富强，实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追求的梦想。旧式农民革命战争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资产阶级也无法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历史呼唤着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时代要求产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的承担者。这个呼唤中必然产生伟大的党，必然产生伟大的人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内聚集了中国社会最优秀的分子。任弼时就是这些优秀分子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任弼时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是顺应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需要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是任弼时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因此，很快就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为了更好地发挥核心作用，更好地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领袖集团。事业的需要，自身发展的需要，必然把党内最优秀的人才推上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最后成为党的领袖之一。任弼时就是适应党的事业和党的自身发展需要，而逐步在党领导中国革命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杰出领袖之一。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是任弼时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重要客观条件，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广纳贤才的人才机制，则是任弼时能够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更深层的客观条件。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需求机制，是任弼时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机制条件之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它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和民族的兴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我党的人才标准必须是德才兼备。毛泽东还曾多次提出德才兼备的内容。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指出：党的干部应“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在这里明确了德和才的具体要求。中国共产党建党时只有50多个党员，很快就成为一个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也需要组建自己的领袖集团。任弼时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正是这种需求机制的产物。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接力机制，是任弼时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机制条件之二。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分子。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也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事业。党的事业形成了接力机制，党的领导集体也形成了接力机制。这种接力机制的形成源于当时的特定的环境。一是残酷的斗争，使许多杰出人才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何叔衡、邓恩铭，这些同志都为党的创立做出过巨大贡献，后来他们或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或战死疆场。其次，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一些优秀分子在病魔的折磨下过早离开了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仅面临十分繁重的任务，而且面临十分艰苦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一些优秀分子如王烬美等染上各种疾病，加上医疗条件和技术等问题而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事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牺牲而停止，正如夏明翰所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任弼时作为党的事业的后来人，继承先辈们的事业，把他们的未竟之业推向前进，在实践中显示出超众的才华而被全党所接受。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淘汰机制，是任弼时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机制条件之三。在党的事业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淘汰机制。以参加党的一大成员为例。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共13人，他们的人生道路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到底，为党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第二种类型：开始时满腔热情，当革命处于低潮时动摇脱党，投入反动营垒，晚年有所认识，回到人民行列；第三种类型：怀着不纯动机被革命洪流卷入党内，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后，走上脱党叛党反党的道路，甚至当了叛徒、特务、汉奸，为人民所唾弃。正如大浪淘沙一样，革命斗争的滚滚洪流，汇聚和磨炼着那些坚定不移的革命者，他们中间最优秀分子则成为党的领袖。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物，其中不坚定分子受到教育，变节者和异己力量则被淘汰出党。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过程，同样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一些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实践经验不足、作风不好的人纷纷被淘汰出党，而那些具有很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经过革命实践长期考验、作风正派的同志则被革命洪流推上历史的前台。任弼时就是这种历经大浪荡涤与洗礼的真金。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合机制，是任弼时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机制条件之四。根据系统理论，一个领导集体不是几个领导成员的简单相加，必须按照科学的组合机制建立起来，才能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善于战略思考的战略家和帅才；刘少奇善于思考，不断开拓创新，是具有驾驭复杂局面、解决特殊困难的能手；周恩来虚怀若谷，善于把统帅的意图变为现实，日理万机，具有极强协调能力，是在谈判桌上让对手进退维谷的政治家、外交家；朱德德高望重，他戎马一生，功绩卓著，忠职勤政，气度恢宏，谦虚谨慎，纯朴忠厚。在这个集体中，同样需要像任弼时这样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甘当革命的老黄牛；需要像任弼时这样坚持原则，遵守纪律，敢于向任何错误倾向作斗争，从不考虑个人安危，为革命百折不挠，奋斗到底；需要像任弼时这样一生乐观，胸怀大志，放眼世界，有着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这些人组合的领导集体如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办不成的事业。
任弼时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仅有客观条件还不够。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为这些客观条件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客观条件，任弼时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而不是别的其他人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起决定作用的是任弼时的主观条件。任弼时能够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观条件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任弼时在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前的伟大实践、理论贡献和人格力量。
任弼时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根据他在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前的伟大实践，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的贡献：
一是对建党，特别是对建团做出了突出贡献。1925年5月到1927年7月，任弼时一直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其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团员数量增长十几倍，团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大步前进，使共青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二是在秋收起义善后工作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决策。秋收起义后，任弼时临危受命到长沙处理善后事宜。1927年8月20日，任弼时到达长沙，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他没有简单地服从共产国际代表，而是从实际出发向中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停止长沙暴动计划，避免了毫无意义的流血牺牲，为革命保存了实力。
三是在湘赣苏区制止肃反，保护了一批干部。1933年5月，任弼时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以他的政治智慧面对艰难局面，尽管他自己受到不少委屈，但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制止了正在日益扩大化的肃反，保护了一批干部。受保护的许多同志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家、高级将领，有的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四是率部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奏响第一乐章。1934年夏，任弼时奉命率领红6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西征，冲出敌人的重围，孤军深入，在无后方、无根据地的情况下，同敌人浴血奋战，历时近80天，跨越湘赣桂黔四省2500多公里，冲破敌人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胜利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战略任务，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侦察和探路的作用。
五是整合红军力量，把2、6军团建设成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为发展湘鄂川黔边区的革命斗争，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是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正如后来贺龙回忆任弼时为建立和巩固湘鄂川黔根据地所作的贡献时深情地说：“弼时同志的到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从此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给我们带来了中央红军斗争的宝贵经验，使我们对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从而使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部队的思想领导、政治工作以及军事工作建设更加健全了，群众运动更加开展了，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了……这一切成就都是与弼时同志的领导及其艰苦深入的工作不可分离的。”（注：贺龙：《悼任弼时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日。）
七是发动湘西攻势，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正如任弼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仅牵制了敌人六个纵队的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过来，使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正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8～109页。）
八是率领2、6军团完成战略转移，并创造“没有蚀本”的奇迹。毛泽东对2、6军团的战略转移给予了高度评价：“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就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个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学习。”（注：转引自《红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508页。）
九是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陈云后来评价说：“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肯定地说，采取分裂的行动，不管两方面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是错误的，并且坚定重新会合，统一党与红军。他与许多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平和的态度，使已经感到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立即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会合，正是在悲痛以后，重见自己兄弟，那种亲热的态度，真是不能以言语形容。”（注：陈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1936年6月19日。）
十是率领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把一支重要的战略部队带到抗日最前线，使之成为一支重要抗日武装。任弼时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指挥部政委后，重点抓部队的政治教育、整顿和检查部队纪律、总结长征经验、扩大红军、全面提高部队素质，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做准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弼时就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配合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与日伪军英勇作战，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在伟大实践的基础上，任弼时还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貌。他历来注意调查研究，严格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办事细致周到，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他为人正直，对同志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公道正派，不分亲疏，从而得到干部、群众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他坚韧不拔、甘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被同志们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有为才有位。任弼时把自己交给了党，无论是在中央工作，还是负责一个战略区，都以其杰出的贡献赢得全党的认同，赢得全党的支持。这些贡献，奠定了任弼时在党内的地位，为全党认识任弼时创造了条件，也是任弼时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客观条件。只有当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完全相统一，任弼时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可能性才转换为现实性。
二、任弼时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始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成于1943年3月新的中央书记处的建立，成熟于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较长时间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邓小平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不稳定的，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8页）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成熟和稳定与任弼时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任弼时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作出历史性贡献。邓小平指出：“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他又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310页。）毛泽东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每一关键环节都与任弼时联系在一起。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并在实践中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这一历史性贡献被当时的“左”倾教条主义认为是离经叛道。奉命处理善后事宜的任弼时没有盲目服从，而是支持毛泽东，这对提高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遵义会议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起点。虽然任弼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是任弼时坚决支持毛泽东。当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时，任弼时坚决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能不能巩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共产国际是否认同和支持。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核心地位的认同和支持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共产国际从不认同到认同，从不支持到支持，任弼时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关键作用。1938年3月，任弼时一行离开延安，辗转到达莫斯科，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宣传毛泽东，使共产国际终于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注：转引自《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也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明确表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争当领导人了。（注：参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并未完全巩固。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又进一步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对毛泽东的认识更加深刻，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的自觉性更加提高。
第二，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式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调任弼时回延安工作。3月26日，任弼时等回到延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决定任命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从此，任弼时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中央组织机构作相应的变动，任弼时提议，建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制度，扩大书记处的工作班子。党中央接受了这个提议，决定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提出书记处及政治局的会议议程。不久又将中央秘书长的业务班子和书记处的业务机构合并，由任弼时统一领导。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新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这一决定不仅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而且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七大时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任弼时作为中共七大的主要筹备者，为建立能够担当历史重任的中央领导集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中共七大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走上成熟的标志。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熟与任弼时的关系不言而喻。
第三，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必须有好的运行机制，否则这样的领导集体也无法发挥正常作用。如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有一个形成、成熟的过程一样，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运行机制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运行机制形成于延安，任弼时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运行机制的创立者。在任弼时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前，中共中央没有中央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和边区党政机关各管一摊，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或无章可循。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克服散漫作风，任弼时着手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他自己兼任办公厅主任。下设秘书、总务、警卫三个处，建立了行政制度、干部供给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制度，使党中央的机关工作逐渐条理化。这些制度对保证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常运转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后来制度的完善和运行机制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三、任弼时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历史性贡献
如果说，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标志着他成为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那么他的工作就更加繁忙，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这个岗位上，任弼时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第一，党内管理体制的开创者。从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分工来看，任弼时的主要工作是党的日常工作、内部管理和协助管组织工作。如何加强党内管理，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任弼时担负起创新党内管理体制的历史重任，如前所述，建构了一整套管理制度，确保党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科学运转和高效运转。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后，任弼时抓紧落实精兵简政的工作，使各类机构更加精简，分工更加科学，效率更加提高。
第二，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领导者。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根据党内的现状，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标志着经过长期准备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地展开。延安整风无疑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但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担负起具体领导者的职责。整风运动开展后，任弼时及时地向各根据地党组织传达整风精神，提供学习材料、收集各地情况和交流经验。他协助毛泽东研究改造中央党校、《解放日报》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他还负责边区系统的学习，为统一边区系统对整风运动的认识，统一对陕北根据地的认识奠定了基础。如何统一全党对党的历史的认识，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考虑比较多的问题，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影响全党团结、影响党的战斗力的重大现实问题。毛泽东自己思考这个问题，对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反映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9个文件，作了详细的剖析，写成《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文章写成后，只给了任弼时看，后来刘少奇回到延安，又请刘少奇看。这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任弼时的高度信任。后来毛泽东又委托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任弼时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起草了经得住历史和实践考验的决议并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审干阶段，任弼时提出了正确的政策。当康生等人在审干过程中，把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时，任弼时及时发现，并主持了甄别工作，为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平反昭雪。他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正是任弼时的积极配合和正确领导，延安整风取得预期效果，达到了在新的基础上全党的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抗日根据地的红色管家。任弼时既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又作为中央代表领导陕甘宁根据地。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和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6万多干部和部队要争取全部自给。任弼时知道做好这个工作的难度，但是他表示，“要有决心，有信心，做好组织工作”。他提出：“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任弼时的帮助下，全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在各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如此，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任弼时，不仅要考虑陕甘宁根据地抗日军民的衣食住行问题，而且还要统筹安排其他根据地以及全党的后勤保障问题。正是任弼时协同毛泽东等抓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克服了经济困难，渡过了难关，而且为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四，党的七大的主要筹备者。从中共六大到七大，相距了17年。为了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制订适应革命需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中央几次提出召开党的七大，但因条件不成熟而没有开。1940年，任弼时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后，除主持日常工作外，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七大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一是为七大准备会场。任弼时亲自参加选址，考虑问题非常细致和周到；二是审查代表资格。任弼时主持召开了20多次会议，审查了全部代表的资格。在审查过程中，他认真分析材料，遇有政治上不清楚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地找旁证，向熟悉情况的同志调查研究，或者亲自和本人谈话。他对干部热情、诚恳和耐心的作风赢得全党的好评。三是准备七大的文件和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就是由任弼时直接主持起草的。正是这些高效的筹备工作，党的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开幕。任弼时担任了大会的秘书长，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大会开幕。他同全体代表共同努力，把党的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
第五，转战陕北时中央纵队的司令员。抗日战争最后阶段，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挥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同日本侵略者作最后的斗争，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人民的胜利。随后，又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1947年3月，当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时，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任弼时任中央纵队的司令员。毛泽东诙谐地对任弼时等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的“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注：参见章学新《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23页。）。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周恩来、任弼时协助指挥，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转战陕北，历经惊涛骇浪，以惊人的毅力和镇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仅赢得了陕北战场的主动，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为夺取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六，土地改革中的纠错者。中国革命战争能否胜利，取决于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为此，抗日战争结束后，党中央迅速调整政策，在各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各解放区相继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也出现了“左”倾错误倾向。任弼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针对土地改革中存在错划成分扩大打击面的问题，针对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针对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开明绅士的政策以及打人杀人问题，批判了“左”的错误，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提出了改正的办法。毛泽东非常重视任弼时的这个报告，批示用明码电报转发全国，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到达西柏坡后，任弼时又进一步指导土地改革，保证了土地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七，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长期的操劳，使任弼积劳成疾，病情逐渐恶化。但是，他除了为迎接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忘我工作外，还进一步思考新中国成立后的领导体制、政权建设、集权分权和法制建设等重要问题。在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在会上发言时把自己思考的成果贡献出来，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任弼时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是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进入北平后，他积极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新中国成立时，虽然他因病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同样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
第八，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者。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不仅是一个实干家，在伟大实践中做出了伟大贡献，而且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理论上也有重大建树。这种贡献首先表现在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任弼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作，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而且可以中国化。当他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后，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次，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包括了任弼时的理论贡献，而任弼时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如他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思考，对党的建设的理论成果等，在毛泽东思想中占重要地位，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和历史性贡献。这一决策和贡献与任弼时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再次，任弼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思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和党的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党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精神财富不仅仅是指任弼时的理论贡献，还应该包括任弼时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岗位上形成的任弼时的精神。任弼时的精神包括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任弼时特别注意调查研究，严格尊重事实，坚持原则，服从真理。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任弼时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办事细致周到，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任弼时的精神还包括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几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止，没有休息，没有享受，不计较个人的任何得失。任弼时在长期的领导岗位上所形成的领导风范和工作作风以及人格力量都是任弼时的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党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重要的精神财富对今天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新一代共产党人都具有重要意义。
让我们借用刘少奇在任弼时的追悼会上一段讲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注：《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