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人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河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反映了从20世纪初叶到抗战爆发这30年间的湘西地区社会历史变化，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作者从历史的、美学的、艺术的角度分析了这些人物形象的成败得失，得出令人信服的、中肯的结论。
《长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未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从其所描写的题材与人物的相关性上谈可算是《边城》的姊妹篇，但它似乎不及后者那样为人熟知。然而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人生图景更为广阔，包含的社会意蕴也更为深刻。作品以其对历史、民族、人物命运发展的密切关注，以及抒情化散文诗的艺术风格，显示出对以往作品从精神到形式的承续和发展。
沈从文的作品，内容广泛：刀光剑影的军旅生涯；都市中上层阶级满腹男盗女娼的生活圈子；富于传奇色彩的绮丽传说；故乡令人心醉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以至童话领域……，他都曾认真涉足。展读他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只要一写到曾经哺育他成长的湘西，写到这块土地上勤劳忙碌着的质朴人民，字里行间就充溢着深深眷爱。那种温暖轻轻袭入你内心，浸润你的头脑，使你洞鉴到人性的真、善、美。《长河》的发源，就是始于这片灵秀多情的湘西土地，并以其独特的方式流淌着。
故事的自然背景，描绘了辰河流域的种种风物：被秋日桔园的明艳色彩装点着的小村庄；吕家坪镇商业繁荣的长街，同大河两岸许多小城相似、停靠着不少往来货船的港口；在满坡斑斓枫叶簇拥下露出一角祠堂的枫木坳；江水一刻不停地滔滔奔流，载着数不清的船只和舱内水手们的欢欣、愁闷、希冀、失意等情绪远去……《长河》仍然是散文诗的画卷，但这绝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它已不再属于纯粹意义的田园牧歌，它反映的政治历史背景是20世纪初叶到抗战爆发前夕之间30余年的湘西社会急剧历史演变，从中我们“还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①如果说，《边城》像一个伴随着隐隐叹息，凄婉而甜蜜的梦（称它为梦，既言其优美韵致，又言其与社会现实相距之远），那么，《长河》则是一首歌，它虽不无感伤，更主要的却是赞颂自主自为的人生形式在外部强大力量的挤压下的卓然独立，贴近生活，贴近时代。
1.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抒写其独特人生情绪和美学理想的媒介物。在《长河》人物形象身上，凝聚着沈从文对社会、历史、民族的高层次思考。他们不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促人深思，使读者从中获取哲理的启迪。
《长河》人物群像，可以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地方特权势力的代表，包括驻守吕家坪镇的保安队长，还有师爷、副爷等诸多小官小吏。这一系列人物是那个特定时代里湘西地区反动统治的行动的具体实施者。他们政治上压制群众，横行乡里，野蛮霸道，经济上巧立名目搜刮钱财，欺诈盘剥，逼得老百姓们怨声载道。一个农民收了一个32斤的大萝卜，报到县里省里请赏，金牌久久没有拿到，反被县衙敲去一笔竹杠。这还未了，又有某某委员下乡来看大萝卜，免不得大家凑份子请酒，委员吃饱喝足，临走还满携了菜种和肥鸡。围绕一个萝卜，竟生出如许繁复文章！乡下人的淳朴憧憬、劳动自豪感，与“父母官”的不劳而获、恬不知耻形成鲜明对比。对前者，作家饱含深痛惋惜和同情，对那群地地道道的寄生虫，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其中尤以一位宗姓的保安队长性格刻画最为突出。这个自诩为“见过世面”的人物，在省里中学念过书，镀上了一层都市时髦的所谓“文明”外衣，骨子里渗出的虚伪和铜臭与乡下人的素朴人格迥然相异、格格不入。他骄傲于同交际花恋爱，用红叶笺写情书，被蛀蚀空了的心灵只余下这点无聊、庸俗的向往。却自视颇高，时时环顾乡下人，摆出一副不足与语的官架子。桔子园丑剧中，他欲谋私利，带着师爷前往，与桔林主人滕长顺“商量”买桔子。趾高气扬，威风八面，偏偏屡屡受挫，心虚胆怯，不打自招地暴露了肮脏龌龊的用心。师爷对滕长顺连哄带吓，对上司则大肆吹捧，使尽浑身解数，活脱脱两个丑角儿唱着滑稽戏。漫画式的笔法更加深了讽刺意味。后来保安队长看中了滕长顺年轻美貌的小女儿夭夭，百般挑逗调戏，企图霸占。镇定自若的姑娘使得他自讨没趣，只有灰溜溜退去。寥寥数语，紧扣人物特征，腐败溃烂的灵魂纤毫毕现。他们既是摧残人性的社会恶势力的走卒，同时又是这一势力的牺牲者，体现着失却了本质中的素朴纯真，被吞噬或是扭曲变形了的人性。
作者在揭露他们丑恶的时候，总是不忍运用尖刻残忍的笔触，不忍心看到人性被过多的丑恶戕害。于是，厌恶多于痛恨，讽刺多于批判，流露出一些软弱宽容。
其二，是以桔子园主人滕长顺和商会会长为代表人物的乡镇有产者形象。这些在当地得人信服、社会地位颇高的“老板”，家道殷实，人丁兴旺，生活美满和睦。滕长顺原也是两手空空，屋徒四壁。大半生辛勤劳作，风里雨里，水陆兼行，“一面由于气运，一面由于才能”，兴起一份不薄的家业。他诚实可靠，勤劳质朴，强健麻利，挑起谷子，行步如飞，小伙子也比不上，且“为人义道公正”，因而人人敬重。村子里碰到什么公共事业，常常被推为领袖，全权代为解决。这样一位煎熬半生，终于挣扎出个“头面”，不愁吃穿的吕家坪当地上等人，怀里也揣着一本难念的经。桔园收成好，一旦为保安队长算计，便逃脱不了被恐吓勒索，甚至自己疼爱的小女夭夭都有被看上抢走的危险。商会会长主要的工作不是为商家谋福利，“倒全是消极的应付”，应付各级小官吏、驻防保安队，“官来如剃”的过路副爷、委员，满足他们无休止的贪婪欲望，处境实在尴尬。他们经受着依权仗势的保安队长的欺压叱骂，满腹愤懑，除了私下几句牢骚，郁结胸中的一股怨气便再无从排遣。社会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得不曲意奉迎，见机行事，忍气吞声，以求得变动中的暂时安宁。即使怨愤泄露几点在言语上，最终也总是息事宁人，出钱买个平安。解释这一切的只有“气运”。他们把所有命运的不公归为“气运”，来麻痹自己，安慰自己。面对社会的急剧动荡，仅仅要求尽可能少地受伤害，全家还可以饱暖和睦地生活下去。他们仍然葆有素朴正直的人性，但已经不那么纯净了，蒙上了一层妥协消极的灰色调子。
应该指出，作者把滕长顺这样的乡镇小有产者写成受邪恶势力压迫最深重的人，是有他的局限性的。试想，像滕长顺这样家业兴旺、资财丰富的“头面人物”，尚且这样受欺凌、艰难度日，何况一无所有的穷苦百姓呢？作者如此描写，影响了人物的真实性，但其生动鲜明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组人物形象是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有生气的山乡人。作者在这些人物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挚爱，以赞美的笔调描写了他们在风云变动之时的镇定从容、勇敢无畏，乡村型智慧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老水手贯穿作品始终，着墨最多，刻画最为细致。他的身世“简单而不平凡”，命运多舛，家破人亡，头发花白了才安身枫木坳祠堂，度过余生。然而“人老心不老”，绝不似许多历经人世沧桑的老者那样透着太多的恬淡，没有因为看破红尘而对眼前事情的漠不关心。在旁人看来，当然“稍微有点古怪”，与众不同。湘西山水所给予的养料，60余年经历锻打造就的倔强、旺盛的生命力，使他“对于许多事情，好探索猜想，且居然还有点童心”。“新生活”到来，老水手是第一个热切关注者，他“相当兴奋”，心中激起丰富联想。道听途说得来各种确实的不确实的消息，更助长了他的情绪骚动。他时时为地方未来及小儿女辈的命运担忧。生活经验的积累沉淀，使他学会了从外部世界的变化中认识与掌握自身出路的朴素人生哲学。他以一颗敏锐多感的心和政治嗅觉判断时事，从身边种种见闻里寻觅“新生活”大势将至的迹象。于是，过坳歇脚玩猴儿戏的外乡人成了“侦探”，成了“新生活”派来的先锋；忙于在吕家坪码头上船主水手们中间穿梭，热心且耐心地打听着外界有关新闻，思考着生活的准确答案。其阴差阳错、自以为然，煞有介事处，确实显得有点过敏唐突，难怪滕长顺笑他“杞人忧天”了。不容忽视的是滑稽之中，他的担忧与判断往往“暗合事物的本质”②，擦亮智慧火花。“愚憨和睿智在他身上实现了奇妙的结合”③，这在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
老水手承袭了湘西民族亘古以来一直具备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热情质朴。老来孤独，应滕长顺一家的善意邀请与他们同住，可是劳动惯了的他总不能心安理得。操劳一生，为生计四处奔波，工作不是束缚，倒是解放他那饱经忧患、热忱跳动的心的灵药。做了枫木坳守祠堂人之后，生活于他才真正变得舒适惬意起来。老水手渴望世道公平合理，渴望一切美好的事物可以永久存在，但多年的人世苦旅告诉他渴望大抵只是渴望而已，他深知美好理想的实现是艰难而遥远的。他叹息着“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好人不会长寿，恶汉活千年，天下事难说！”多么精辟的湘西人民苦难史的总结，血与泪都凝缩其中了。他又绝非性格软弱，听凭命运摆布的懦夫。面对纷杂政治力量引发的时局急剧变化，他喊道：“慢慢的来罢，慢慢的看罢。……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这种愤怒的呼喊，应该说是老水手的反抗，尽管这种抗争并未付诸行动，但它又是那么从容、自信地在老水手的心里存在着，生长着。难怪老水手的忘年交夭夭由衷地赞叹“天下归你管，一定公平得多”。
夭夭和她的哥哥三黑子是乡村新成长起来的小儿女辈的典型。
夭夭俏丽活泼，同沈从文作品中那些从湘西土地上款款走来的美丽的少女们一样，她是沐浴着饱含湿润气息的阳光，迎着清爽山风，汲取天地之精华长大的。大自然是她的又一个母亲，天性中自然流溢着灵秀之气，本质纯洁，犹如深山流出、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一线清泉，容不得一点儿污秽。她天真、聪慧，生活无忧无虑，受着全家人的宠爱，又“乖巧谦虚，不占先逞强”，举动间总是现出那么一种惹人怜爱的柔顺和小小的狡黠。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置身于社会变动、人生忧患漩涡之中的镇定自若，和老水手相比，另具一派自在从容的姿态，还夹杂着些许天真的无畏。面对未来茫然不可知的任何变化，她毫不惧怕，视若无睹。保安队长妄想霸占夭夭，放肆挑逗调笑，一般少女只会陷入惊恐慌乱之中，可夭夭“只觉得面前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抽身出去，微笑着欣赏一出谄媚于己的低劣表演，她很有些哲人的味道了，根本谈不上什么恐慌。她幼稚地坚信：“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
夭夭的形象，叫人不由想起《边城》中的翠翠。二者同是作者倾尽笔力赞美的可爱的湘西少女，灵魂纯净透明的自然之子，她们却又有着多么明显的差异！翠翠柔媚中隐含着一丝忧郁，她朦胧地向往着幸福的爱情，可这爱情未有圆满结局使她惆怅。面对爷爷的去世，傩送的出走，她表现出难得的忠贞和坚强。翠翠的坚强体现于沉默地劳作，对美好未来的凝眸遐思。夭夭呢，因生活和婚姻的美满而显得爽朗外向，坦白大方，不知忧愁为何物。《摘桔子》一节将夭夭的好动娇憨描画得维妙维肖。这个略带野气的女孩，只是在别人开玩笑地提及她“忌讳”的未婚夫时，才会不动声色转身跑去，现出羞涩之态。大多时候“猴儿精”一样窜上跳下，不得安生。跳跃奔走在山坳原野间，工作当作游戏，又做得分好地好。其灵动性情，对世事的镇定，敢于藐视强权的品格，向我们展示了更为坚韧和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翠翠是一杆修长挺拔，笼着淡淡轻愁般绿荫的青竹，夭夭就是一丛明快艳丽的枫叶，秋风凛凛，秋雨侵袭，倔强地燃烧着，俯瞰凶险奔流的大河。
三黑子出场不多，这个强健硬朗的青年，“为人心直”。小说开卷不久，通过夭夭之口便侧面叙述了他与水上警察所起的一场冲突。他不甘心忍受这些特权势力的盘剥勒索，执意不肯弯腰妥协，刚硬耿直的个性，敢于抗争、宁折不屈的精神，略见一斑。及至远航营运归来，听说家里遭到保安队长的无理讹诈，终于按捺不住怒火，公开喊出“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的大胆宣言，抗争精神进一步成长起来。大凡乡下人视为盛大节日的酬神唱戏是萝卜溪难得的娱乐，这个单纯沉静的村庄显得热闹活泼了许多。锣鼓喧嚣并不能带给三黑子快乐和安慰。他独坐河畔，对人神和悦背后的丑恶黑暗心存愤懑，切齿痛恨着“横蛮强霸的就占上风”的不平之事。这时的三黑子，头脑中已经萌生了“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得枪毙”的与现实强加于人的巨大外力相抗衡相抵触的政治参与意识，采取暴力武装铲除不平的革命思想。称不上见多识广，但三黑子已经懂得透过表象去把握社会实质，并对它进行思考了。也许这思考还不那么深入、透彻，尚处于初级阶段、不成熟，带有自发、起步的性质，却谱写了《长河》之歌的最高亢的旋律。
岁月的长河汹涌澎湃，密布着暗礁、险滩，激流和漩涡仿佛随时可以把人生的小舟卷入江底。动荡时代中，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不仅依然保留了人性善良纯朴等闪光之处，而且摆脱了对“气运”无可奈何的依赖，在苏醒的理性精神和自信心的驱使下，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更为残酷的人生竞争。他们勇敢地迎接着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大浪的冲刷淘洗，是污泥浊尘中永不褪色的金砂。
2.《长河》力图在广阔背景下再现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对人物的塑造虽不能称为十全十美，还是有其匠心独运之处的。他在吸取前代作家们的传统的富有表现力的种种手法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赋予笔下人物以勃勃生机。
首先，以适当的结构安排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
《长河》第一卷由11个短章节组织而成，恰似篇篇散文相连缀。以吕家坪镇上那位保安队长与桔园主人滕长顺一家的矛盾冲突为中心线索贯穿全文，围绕着敲榨桔子事件和调戏夭夭展开，逐渐激化，仿佛一串精美的、流光溢彩的珠链，形散而神聚，构筑成整个统一的有机体。每节或绘制乡村自然风俗画，或渲染时代背景气氛，或紧扣冲突描摹人情百态，随着画面的幅幅铺展，一个个身姿各异的人物形象步入我们的审美视野。片断式的人物亮相，不但不给人思想性格刻画上的破碎零落感，反而使轮廓格外清晰醒目。这种结构方式，也是作品所蕴含的深广社会内容决定的。它把人物安排在最能充分地表现性格的一定的社会斗争之中，不但把握了每一个人物，同时也把握了人与人的关系：保安队长与夭夭形象的对立，老水手与夭夭、三黑子形象的相互映衬，互为补充，都恰如其分。四种纷杂的政治力量（蒋介石的中央政权、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势力、湘西地方势力和苗族武装起义力量）各自登台亮相；多年承受重重压迫与欺侮的人民心中久久萦绕着的迷惘恐慌；现代物质文明给湘西带来了表面的繁荣，暗中却侵蚀着人性中美好纯净的成份。作者在唱出胸中那股切肤沉痛隐忧之后，又着重歌颂了几个“乡下人”的镇定自若……多种情绪，多种思考交织迭错，有条不紊，行文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与主人公生命内部顽强活力和抗争力的稳健律动十分合拍。
其次，浓厚的象征意味增强了人物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和哲理性。
篇名“长河”，在沈从文那里，俨然若漫无际涯的历史，“过去”、“当前”、与发展中可预见、不可预见的“未来”，滚滚前行。苦难的昨天逝去了，今天有更加动荡凶险的波澜，而明天不管人们是否情愿，必定会到来。每个社会的人都扮演着他自己的角色。时间长河，既流动着作者笔下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裹携着特殊的民族问题，“乡下人”的苦楚艰难，又流动着他对未来民族生存发展的分析思考，寻求新道路的理想主义憧憬。“长河”定下了这部小说象征的抒情基调。
满目“绿叶丹实”的桔子林，清晰地留在漂泊异乡的人的记忆中，作为家乡美好人性的标志，那里永远是自己心灵的宁静停泊地。金钱和城市文明在某个角度上似乎与人性恶有着一种对应相等的关系，乡村却纯真、单纯、舒适。桔子林的一叶一实于乡下人是如此亲切。他们孕育生长开花结实于同一片土地。一枚果子的价值远胜过大城市中产阶级视为奢侈品的远渡重洋而来的“洋”桔。所以，他们在受尽城市欺辱，尝遍人生艰辛，漂泊在长河上，弥留之际，感觉到灵魂流浪仍未停止时，只有悲哀地叹着气，遥想收获季节烂漫的果树林，来获得些许慰藉。“桔子林”恰是未曾泯灭的乡村情感的具象。
另一意象“远山野烧”则是主人公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内部顽强抗争精神的外延。它由无火之烟，到“延展移动，忽明忽灭”，到“被风吹动，燃得越加热烈起来”，从而清晰绘制了从朦胧状态的觉醒至逐渐壮大的性格发展线。第一卷结束在三人齐望远山红紫色野烧的场景中，他们在感叹真、善、美屡遭戕害的同时，朝邪恶势力扬起了示威的拳头，乐观地期待着幸福的未来。“野烧”在对现实抒发沉痛感慨的背景上，涂抹了一笔亮色，宛若洒在凄风苦雨荒凉土地上的一缕阳光，预示了光明不可阻挡的来势。
再次，以个性化的语言突出人物的鲜明性格。
湘西土地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民族个性语言在沈从文笔下挥洒自如，既追求一种诗情画意、充满生机的境界而又了无痕迹。在他一生的传奇经历中，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乡下人：水手、农民、士兵、强盗、土匪、少女、村妇……他们个性或剽悍鲁莽，或泼辣刁钻，或聪慧乖巧……但都纯真、质朴、重情义。沈从文熟悉他们，欣赏他们，他们那生动的语言在他听来亦美妙如歌，竹涛、流水予其自然美的和谐旋律，粗犷笑骂是可爱的点缀。他钟情于对湘西地方语言的提炼和升华，是它给人物形象注入了一股强劲生命力，使他们鲜明地，活泼泼地迎面向我们走来。
老水手的语言朴素平易，具有乡村型的幽默，泥土气息中有掩饰不住的机智和令人惊讶的思辩力，洒脱流畅。夭夭言谈乖巧，对长辈有礼有节，讨人欢喜；对乡亲姐妹，活泼顽皮，口齿伶俐，连开玩笑也是那样玲珑剔透，惹得干爹商会会长疼爱笑骂“小精怪”；遇到保安队长的骚扰，锋芒暗藏，不露形迹地步步紧逼，追问得他无法说话、无从卖弄。三黑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宣言，几笔便勾勒出他略带莽撞的刚直个性。而滕长顺的待人宽厚、淳朴，听任天命，商会会长的巧于周旋，好言奉迎以调停冲突，都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中获得栩栩如生的再现。尤以《枫木坳》一节水手与夭夭充满孩子气的对话最为精彩。这两个年龄差距很大，感情深厚诚挚的朋友，相处时总是荡漾着快乐、温暖。夭夭娇俏无邪，坦白中稚气而执拗；老水手博闻广识，沧桑里有那么点老天真。两者互衬，相映成趣，默契和智慧的火花闪烁其间，令观者发出会心微笑。
少数民族人民喜欢用山歌沟通感情，表达喜怒哀乐，湘西人亦擅此道。《长河》里，山歌那单纯朴野的韵味不仅见诸自身的曲调，而且活跃在人物语言中。新奇富于想象力的精妙譬喻修辞俯拾即是，如：老水手称狗为“汪汪叫”，酒叫作“闷糊子”，多生动有趣！夭夭对都市人绞汁加糖的吃桔子方法的造作这样评论：“一定是怕桔子骨骨儿卡住喉咙，咽下去从背上长桔子树！”伴着讥诮的稚气幻想，跃然纸上。诗歌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兴”，在人物语言中也大量运用，“先言他物”，对与要表述的思想感情有一定联系的景物进行渲染、衬托，然后才说正话。起兴之物与欲表之情间，有一种隐隐的比附关系，从而加强了艺术效果。
最后，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给人物浸染上浓郁的诗意。
环境描写与人物塑造紧密关联，注重在写景中显示人物性格。疏朗静美的秋景，融入了作者的灵性与情感。那山、那水，甚至一草一木，都不再是身外之物，它们清新、湿润，有生命，会呼吸，它们是人物生命的依托，铸就了主人公纯净透明的心，因而也就不只是背景，已成为作品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了。湘西山水，与生长于斯的人们，在时代冲击中共同生存发展着，自然、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枫木坳》中，夭夭和老水手的眼里，“半个月以来，树叶子已落掉了一半。只要一点点微风，总有些离枝的木叶，同红紫雀儿一般，在高空里翻飞。太阳光温和中微带寒意，景物越发清疏而爽朗，一切光景静美到不可形容。”这清疏、爽朗的秋景，不正是他们沉稳、坦然内心世界的写照吗？的确，生活中有隐忧，正如“太阳光温和中微带寒意”，静与动的尖锐矛盾潜伏在静美表象下，随时可能爆发，导致灾难。夭夭仍是始终如一，捕捉飘飞的枫叶，老水手在一旁为她编织着杨柳枝的小篮子和鸟笼，二人不时还斗斗嘴，开个玩笑。明媚风光和欢乐气氛冲淡了伤感，鲜明凸现了人物性格中的诗意美和顽强生存能力，真实写下了人们的美好憧憬。大段的风景描写不很多，但都精到贴切，情辞清丽，柔和活泼，“绿叶丹实”的桔树，火红枫木，红紫色野烧，灿烂秋花，色调鲜明，有层次，构图均衡，画面感很强。《人与地》中地方民俗风习的描写，采用客观叙述，将淳朴人性、美的东西同罪孽、贫穷、愚昧，以及金钱毒素污染、邪恶外力摧残的丑恶人生罗列给人看，是产生上述各类人物的最佳注脚。“新生活”运动前夕，那“山雨欲来风满楼”似的压在人们心头难以驱遣的巨大精神恐慌，被作者运用白描手法渲染出来，不靠绮丽词藻便能取得自然生动的艺术效果。
以上艺术手法为散文化的抒情小说如何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应该说这是《长河》重要的艺术价值。由于沈从文对人性美的执著追求，在《长河》中特意用“乡村幽默”、“牧歌的谐趣”④来取得“人事上的调和”，⑤致使某些人物形象缺乏现实主义的思想深度。但从总体权衡，其人物自有其特点与风采，特别是体现着作者理想的“人生形式”的老水手和夭夭，颇为鲜明生动，在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放射着独特的光华。
注释：
①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下卷，第79页。
②③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2页。
④⑤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卷，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