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妇人会的战争宣传一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妇人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6-0045-10 一、引言 奥村五百子(1845年—1907年)所倡建的爱国妇人会(1901年—1942年)是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军国主义战争后援组织①。日本学界对奥村五百子及其爱国妇人会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1)战前由官方、半官方授意或同道人和拥趸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奥村传记和专著，但其中真假难辨之内容充斥，尚需进行去伪存真的整理。较有价值的是由井上清、北山茂夫等人执笔的女性史以及高群逸枝的女性研究中对奥村其人相对中肯的一些分析，其视角立足于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潮之影响。(2)战后，日本学术解禁，出现了一波研究高潮。依旧是井上清和高群逸枝等人从多个学术视角切入：有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分析奥村作为军国主义女性领袖的社会和阶级属性；也有置于女性主义史学语境下，从性别分析入手，解析奥村在旧日本社会环境中的特定角色之根源。除上述等人的通史研究之外，还有大量女性研究学术团体从事奥村及其相关之爱国妇人会的史料整理，发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当事人回忆和体验记录。80年代后，日本主流女性研究进一步转向，对奥村及军国主义女性组织的关注度也有所下降②。回顾前人之研究，可以发现有以下缺憾：(1)史料分析存在一定缺点，没有进行分门别类的细致解析；(2)理论先行的情况较多，特别是后期研究中的女性主义理论经常盖过了史料发掘，对事件或人物性质的定性容易出现脸谱化的倾向。 日本曾有多个军国主义妇女组织，其中又尤以爱国妇人会之资历为最深。该会的创始委员会之主要成员有：奥村五百子、近卫笃麿、岩仓具定、小笠原长生等四人。四人各有分工和作用：(1)奥村五百子作为女性社会活动家，充当女性组织的“女性独立自主”标签，她既是一个前台人物也是该组织的倡建主体。同时她具有宗教背景，在从事战场慰问、兴办教育等隐性侵略活动时具有非官方性和迷惑性。她的上述两层掩饰，对于该组织吸引女性参加的感召力方面还能够产生相当的强化作用。(2)近卫笃麿、岩仓具定两人是与皇室关系密切的贵族③，他们也是为该组织和皇太后、亲王妃等华族贵妇人牵线的核心人物。皇室之恩荣是该组织吸引力及合法性的另一重要来源。(3)小笠原长生是奥村五百子的旧藩主、日本海军军官及军令部谍报人员出身，他的身份表明了该组织所从事之后援和间谍等工作深具军方背景。小笠原还是奥村与军方勾连的主要联络人之一，其为奥村在军中寻找支持者和扩大影响力等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④。 爱国妇人会长期运用多种传播方式，散播指定的侵略战争观、军国主义哲学和封建迷信思想。其不仅对家庭中的主妇们施加了体系化且全天候的思想控制，也影响了成长中之青少年的思想和行动⑤。该会明显具有思想操纵和政治动员两种功能特性，因此通过梳理该会宣传教化执行机构和意识形态工作当可从另一视角对其有更为深入之认识。而在日本的历次对外战争中，中国始终是一个难免涉及的中心话题。通过对这些爱国妇人会的战争宣传，特别是涉华文宣进行分析，可以对日本侵华战争之处心积虑有一个更为立体和微观的了解。 二、爱国妇人会的创立背景和宣传教化执行机构及其意识形态工作 (一)爱国妇人会的创立背景简析 从时代背景看，奥村五百子等人皆身处日本的社会转型期：由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之勃兴，不论奥村还是近卫等都在旧封建依附关系的瓦解过程中受到了波及。这导致充满旧情怀的他们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和对天皇权威的需求感，这在爱国妇人会的创建过程里“勤走上层”⑥一事中有很好体现。而从微观的个人经历来看，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后，他们都从勤王运动的狂热中走向了一个暂时的人生低潮：(1)作为“常人”的现实生活给予了这些热衷政治的人物以一系列打击，比如奥村历经婚姻失败、近卫幼年家道中落等；(2)作为政治人物，他们的“爱国举动”往往由于缺乏理性且不符合当权者之意图，也因此常遇到挫折乃至打击⑦；(3)日本早期民主的无序和幼稚性表象，在这些强调秩序、忠诚和集权的“爱国者”们看来更是难以忍受的堕落和危机。恰在此时，日本社会泛起之对外扩张风潮给予了他们一份异样的归宿感。 此外，他们的互相勾连是在对外开疆拓土的过程中自然发展出的协作默契，由于思想相通而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协同关系。以近卫笃麿、岩仓具定和奥村五百子的相识与合作为例：奥村只身直赴岩仓具定家，向其陈述她有关如何侵略朝鲜半岛的谋划，两人意气相投而决定合作。近卫笃麿则是为贯彻其侵略主张而创立了东亚同文馆等具有间谍性质的机构，他在设立这些机构的过程中与从事类似活动的奥村相识。他们还与其他殖民者保持密切的协作关系，例如在奥村给近卫写了一封寻求支持其在朝鲜半岛办学的信件后，近卫就给岩仓具定写了一封信[1]。近卫在信中向岩仓介绍奥村的近况并提出让郡司成忠等殖民者与奥村联络，以在朝鲜半岛继续坚持和开展思想渗透及其他殖民活动。爱国妇人会成立后，近卫和岩仓两夫妇作为创始委员出席，岩仓夫人则出任该会会长。还有诸如后藤新平、长冈外史等著名殖民者都是奥村等人的长期合作伙伴。 概而言之，内外的共同作用，使得此四人之思想具有以下三个共通点。首先，他们的思想都是从明治维新的“勤王报国”狂热中直接过渡到“八纮一宇”的思维定势，一以贯之、毫无动摇。以作为爱国妇人会主要创始人的奥村五百子为例，她出生在一个具有狂热“忠君报国”思想的环境中，这导致其十八岁便敢以男装独自赴长州藩从事密谋活动。婚姻失败后，其便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所谓“宣扬国威”的对外扩张活动之中。其襄助当局侵略甚力：为了配合日本殖民当局消磨亚洲人民的抵抗意志，奥村即凭借其东本愿寺背景赴朝鲜半岛传教并兴办实业；其亦多次赴华从事刺探情报、慰问侵略军官兵、招纳亲日分子等活动；奥村五百子甚至为了赴华慰问日军，在百般纠缠慰军代表团无果的情况下，只身强阻代表团以逼迫他们答应带她一道赴华。创会初期的经费拮据和推进不力都没有影响到奥村的决心，已经年事渐长的她依旧坚持支撑到最后一刻。可以说，以上“信仰”的支撑使得他们一类人可以不计任何代价、克服一切苦难，不择手段以达成目标。其次，他们都有“天皇的日本”这一信念，对于不利于该信念的其他诸如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等“异端”思想都采取排斥态度，具有将自己及其组织作为皇室藩篱的高度自觉。以近卫笃麿为例，其对爱国妇人会的期许是要“利用妇人的纯真双手”来保护日本。近卫就在私下坦承[2]：其认为民主主义思想是日本政治所有问题的源头，危害到了天皇的日本。他认为平民选出的众议院并不爱国也不称职，议会和政党政治乱象乃是当时日本社会堕落的象征，委权力于平民政治家是错误的。最后，他们都打着妇女自立的旗帜，却毫无妇女平等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反而极端忽视妇女的基本权益。在他们看来，妇女的一切都必须被用来为国家服务。以至于不论婚姻还是育子都要被用来解决战争和军人的后顾之忧。也因此该组织会将女性的婚姻和生育权利都剥夺殆尽，将“妇女自愿嫁给伤残军人”“妇女多生育孩子来充当预备军人”等等“靖国之妻”“军国之母”的形象树立为女性典范⑧。曾出国留学的岩仓具定对西方女性独立有以下一番歪解：西方女性都已经踏上社会，这是有利于国家的正途；而日本女性依旧在家中，这对国家不利。在他看来日本女性的走出家庭，不是为了个人的自我解放，而是要和国家捆绑在一起“为国家出力”。 一言以蔽之，不论从创会源起还是建设目标上来看，所谓的爱国妇人会实乃一个上下合流、以“妇女自立”为幌子、充斥着皇国观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政治组织。 (二)爱国妇人会的宣传教化执行机构及其意识形态工作 爱国妇人会的上层意识形态指导机构由两套班子组成[3]：第一套是由皇族贵妇组成的总裁(皇族)和理事会(贵族)，这些人的存在提供了意识形态来源之权威性。第二套是由奥村及其亲信、右翼政客和军人为主的实际掌权人(亲信、退役军人)、幕后参谋(男性贵族、政客)、顾问(内阁大臣或相关政府官员)所构成，负责提供理论资源和具体执行。该会在主旨书中明确了其意识形态内核的三个要点[4]：忠君爱国、拥军助战、宣扬国威。 截至1937年，该会宣传教化和意识形态之机构已经形成庞大复杂且横向和纵向互相统合的一套完整体系。 在本·支部的顶层设计方面[5]29-36，主要针对四大领域。(1)军事后援：负责军事思想普及(防空演习参加和防空知识普及、演习和军事设施参观、举办军事讲演会)的二三支部和三五支部；(2)以儿童为对象的社会事业：负责儿童教育事业(图书馆、俱乐部、幼儿园、小学)的二本支部、五支部、一支部；(3)以一般社会人为对象的社会事业：负责一般人教育事业(学校、杂志、展览、讲演等)的七支部、一支部、五支部、三支部、十二本支部、六本支部、五一本支部；(4)妇人报国运动：负责国体观念灌输(地久节奉祝妇人报国祭祀、皇太子殿下诞辰、国旗运动)的全体支部和四五本支部，负责公民训练(选举肃正运动、爱乡土运动)的四零本支部；负责唤起自力更生精神的(勤劳精神锻炼讲习会、地方经济再生运动)四支部；负责爱国献金运动的三七支部。 与之相对应的市区町村分会基层设计方面[5]37-42，主要担负两大职能。(1)军事后援：负责军事思想普及(参加防空演习、演习和军事设施参观、举办军事讲演会、急救法实习、旗章颁布)。(2)国体观念和敬神祭祖：负责国旗设置和使用奖励、赠予贫困家庭国旗等的国旗运动；负责地久节奉祝妇人报国祭祀、皇太子殿下诞祀，神社和墓地祭扫；负责爱国献金运动，选举肃正运动。 截至1936年，爱国妇人会主导并长期坚持的意识形态工作[6]有三项。(1)爱国旗章：以明晰国体观念、强化国民团结为目的的国旗运动，该活动累计坚持十年以来共颁发364万个旗章，达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2)爱国献金：以官民一致、共度危局为宣传口号的爱国献金运动，累计国民参与贡献的金额高达775789日元；(3)尊皇祭祀：与神道祭祀结合的两场大型祭祀得以定期顺利展开，尤其是皇太子殿下诞辰祭祀甚至将不遇儿童卷入其中来作为宣传的噱头。 爱国妇人会的主要宣传媒介是各种纸质读物和相关宣讲。其机关刊物《爱国妇人》的发行量每年以35％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此外该刊每年有约十万部(另有所谓慰问绘四十万部)被送达前线[7]。除此机关刊物以外，爱国妇人会会根据特定的“爱国运动形势”来编辑和出版专门刊物，例如针对支援海军献金的《海军报国献金美谈》、针对支援“七七”事变中前线海军的《支那事变海军报国献金美谈》为代表的“献金”专辑；大战期间对爱国妇人会活动进行回顾的相关纪念书刊，如爱国妇人会下谷区分会编撰的《铳后事业纪念志》等；还有为战死者出版传记以示哀荣、激励他们继续充当战争工具的战殁者纪念志等。 爱国妇人会还有一系列配合发行的宣传刊物：介绍和回顾本会历史及重要事件的纪念志和写真集；塑造本会会祖奥村五百子以及其他创始人爱国形象的人物传记；本会运作情况、工作细则、资金使用的报告书；介绍相关法令以鼓励国民遵守的法律介绍读物等不一而足。最有特色的还是其支持右翼文人大量出版的歌颂战争和军人的小说作品。此外，爱国妇人会的一些出版物中也有以相对正面形象出现的读物，如《健康儿童审查会报告书》《社会工作报告》等。但如果考虑到该会为战争培养后备军之目标，就可以想见所谓培养健康儿童和社会工作等事业的终极结果也不过是多培养和准备了些军队的“后备物”而已。 总而言之，爱国妇人会的宣传教化和意识形态机构具备强大的宣传能力和完善的动员能力。其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从宣传内容上看，将朴素的草根情怀和“爱国忠君”伦理这两者高度结合。既有皇室和仪轨的神秘性，也有平凡人物的爱国励志。兼顾了民众的可共鸣性和简洁易懂性。该会的爱国宣传策略是由小到大、由实到虚，在地方上以爱乡土和爱市町村为切入点，将本能的家乡情怀升华到对整个国家的热爱。其国旗运动和爱国献金运动等文宣活动都有简单可行、易于理解的特点，既增加了民众在爱国运动中的参与程度，也可以切实激励民众的爱国积极性。(2)从机制保障上看，该会的宣传机构上下一体、整合严密，有严格的组织条例和纪律保障。地方分支深入民间，并结合地方实际出版了当地的爱国妇女典型和女性遗属事迹的传记和读物来贴近民心。特别是在爱国妇人会内外和周边聚集和训练出了一批具有相当理论素养和战争经验的文字工作者，如小笠原长生、堀内文次郎、小林一男、川俣馨一、大久保高明、手岛益雄等从事相关文宣工作，由此奠定了人才基础。 三、爱国妇人会的战争宣传模式：以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为中心 爱国妇人会在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前期)这三场大规模侵略战争中，通过出版大量纸质传播载体、组织讲演集会等宣传手段，对战争进行了一系列作战对象构建、进程介绍和对策阐述。特别是通过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变，爱国妇人会在实践中建立起了一整套运作手段和流程，基本形成了内部特有的宣传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进行期间，外部舆论出现过其他风向。但在该组织之努力下，对本组织内受众施加的舆论影响特别是潜藏在其中的宣传总基调得以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所谓的其他风向，这与当时法西斯舆论体制尚未建立⑨及该组织内舆论操控的不即时性存在关联：(1)由于使用的舆论载体是报刊读物，其无法实现即时地进行意图转换和传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另外如上文所述，由于存在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和传播体系，舆论的反应存在体系内的迟缓性。但从总体上看，在组织内部的战争宣传总基调是被确定的，核心意图也是基本能够被准确传达的。 (一)宣传总基调：以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变中的宣传内容为例 日俄战争使得爱国妇人会获得了一次跳跃式发展的机会，也是其宣传教化和意识形态机构的一次重要实践。事实上，该会上层对日俄战争早就难掩期待并有所准备：近卫笃麿在三国干涉还辽之际，就有了日后迟早要对西方开战以报复的野心，尤其认为对俄一战不可避免[8]。奥村五百子以中国庚子国难为契机成立爱国妇人会，与上层利用妇女免除军队后顾之忧的想法一拍即合。可以说，这场战争是1901年所成立之爱国妇人会宣传教化和意识形态机构的首次实际操练。 而所谓的宣传总基调系指宣传内容中传递的一类基本观点和一种逻辑思考方法。该类观点一般简单易解且极具说服力，一旦种植入受众意识中后往往可以做到统领受众对该事件相关人物和后续发展的全部价值观判断和潜意识行为。与该观点相配套的一套逻辑思考方式则可以阻挡相反观点对受众意识的侵蚀和矫正，且当该逻辑极具自圆其说能力时甚至能够强化受众对本观点的信任程度。以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变为例来看宣传内容中所传递的这类基本观点和逻辑思考方法： (1)爱国妇人会针对日俄战争提出了如下主要观点：首先，此战被爱国妇人会塑造为“事关帝国安危之战、维护东亚和平之战”，即生存之战和正义之战。生存之战的含义不言自明，而其宣传物所言传的该场战争之正义性亦无外乎两个层面：从国家利益和安全范畴来看，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是日本之天然的势力范围，也是日本的安全屏障。从历史恩怨来看，俄国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出兵东北两事件都是侵犯了日本权益的历史旧账。 (2)“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张氏父子曾经在日本舆论场中有较好口碑，首先必须进行清除。应该看到，当时的中日国力对比早已发生逆转，日本国内舆论大环境对中国愈发不利。而日本对华发动战争之理由经过长期积累，大致已经形成如下逻辑固式：首先，中国“反日”且“侵害”日本权益，因此具有天然的非正义性；在此前提下，日本“被迫”对中国的不义之举给予惩戒是理所当然的。由此对华作战的理由不难制造，类似“九·一八”事变中出现的前后矛盾之观点竟也具有说服力。因此爱国妇人会的宣传中不顾自相矛盾之窘境，立即对张氏父子的舆论形象进行了逆转。事变之是非曲直也被其进行了如下歪解：“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我关东军在隐忍多年后，将在沈阳郊外柳条湖外从事破坏南满铁路的中国正规军一举痛歼”[9]477。其强调了这是中国的正规部队蓄谋已久的“不法”行为，而称赞日军是“迫不得已”才教训骄横已久的张学良部。可谓是完全掩盖了事实真相，意欲宣扬这一事变的日方“正义性”。 从上述两例中显而易见，该会在日俄战争中提出了一种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观点，“九·一八”事变则标志着一类“侵华具有正当性”逻辑的成熟。如今审视这种宣传总基调，可以发现该组织之战争观点寄生于当时日本舆论场中的“爱国”话语霸权之上。此外，当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殖民主义理论、历史旧账、民族主义等等思想资源都可以被随手拈来充当“爱国”“卫国”战争观点的补充说明。应该说，经过宣传工作者之手制造的这些似是而非之逻辑体系，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是难以甄别的。有鉴于当时的日本女性解放运动也大多需借助于通过“爱国”话语来表述自身的政治诉求，甚至倚重于通过以与政府体制的妥协及协助对外侵略的行动来作为交换权利的筹码。因此宏观上，爱国妇人会的该类观点在“爱国”逻辑之下不仅说得通，并且也必然能够在日本女性群体的话语体系里大行其道。 (二)基本宣传模式的成型和发展：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 在日俄战争中，为了加强抬高对俄作战和后方支援的气势，该会的宣传机器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1)利用天皇谕令的权威性进行鼓动，该谕令快速在各分支下达，以激励会员投身各种慰问活动[10]。(2)传达该会总裁、会长的公告书，并由各地分支进行回应，制造上下一致的舆论气势[9]26-29。(3)在慰军的实际活动和场所举办各种慰问、欢送、宣讲会，并对外公布获得的外援和同情，增加该战争“得道多助”和“举国团结”的气氛。(4)在机关刊物和出版物上大量发表右翼文人和军人的文章，并刊登普通会员的自我体会和宣誓文。以上日俄战争中摸索出的一般宣传鼓动模式在此后的历次战争中多有应用并形成惯例。 除惯有模式以外，针对每次战争之特点，依旧需要进行补充宣传。例如，日俄战争的主战场毕竟是在中国内地，因此有必要对日本妇女进行进一步的涉华宣教。爱国妇人会的创会契机之一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的奥村慰军事件。因此，相比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涉华宣传中之中国形象，该会的宣传口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1]：(1)与中国相关的东亚各国领土范围被继续肆意曲解。因为只有歪曲了本地区的原有历史版图，日本军队之侵入才能变得毫无法律和道德障碍。中国东北被偷换概念并被固定为所谓“满洲”，隔离出中国版图，为下一步侵略埋下了伏笔。这是对中国领土的歪曲宣传。(2)中国的独立国家形象遭到消减——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洋一体化即所谓的亚洲秩序，使得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理所当然的可侵略对象。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诡辩宣传。(3)部分中国人被塑造成期待日本解放和同情支持日军的个体形象，如，该会所公布的外来资助慰军名单中就特别提到：“奥村五百子赴中国东北安东游说，本地一名为王化成的中国人给本会寄来一万元日币”[12]87。这既是为了模糊一部分同时仇恨日俄的中国民众之本意，也是为了强化日本解放者的假象以欺骗国内外。 而战争结束后，对攫取的胜利果实之占有也需要加以宣传。例如，为配合伪满洲国的建立，该会在其宣传中又进行了一系列言论修正[13]：首先，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建立这三起事件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中国挑衅、日本反击而形成的顺其自然之既成结果。其次，不承认这是国家间的战争，而称之为日本的“自卫”和满洲的“民族自决”。这显然是为调和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两种口径的折中之论，但也隐现出了该会的亲军部倾向。伪满洲国建立后，爱国妇人会的文宣重点转向以下三个方向[14]：(1)宣传伪满洲国与日本的理念一致和睦邻友善；(2)谴责张学良等人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3)称赞伪满洲国的“繁荣昌盛”。其首要目的是为了渲染所谓东亚和平的实现及日本权益的扩大，以证明扶植伪满洲国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其次要为日本在东北的长久驻军制造借口；最后就是要为从本土移民以加速殖民东北来制造舆论。 相比日俄战争，爱国妇人会在“九·一八”事变中就显得更为轻车熟路。首先是宣传口径与政府、军部之间的协调更为顺畅和自觉。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国家军国主义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该会的宣传影响力得以迅速膨胀，二者可谓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事变中，爱国妇人会的宣传活动不仅形式更为多样，并且得到了大量民间组织乃至地方政府、媒体的协助[14]19-21：该会新泻县支部主导的“国旗章贩卖募款”活动并音乐会，共募得钱款一千余元；群马县支部与地方新闻配合报道在一线的本县士兵而获得了大量寄赠来的慰问品；山梨县支部与地方各团体共同组成爱国奉公会，呼吁建设本地“招魂社”等。 可以说通过这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历练后，该会之宣传从总基调到补充宣传直至战后宣传得以日渐绵密，其宣传的基本模式得以成型和发展。由此可知爱国妇人会已经牢固掌握了对本会内宣传的绝对主导权和解释权并对外持续扩张影响力。 (三)宣传话语走向破产：“七七”事变之失控 日俄战争的持续时间约一年半且基本顺利，而几次对华干涉和“九·一八”事变更是时间短暂，因此该会的战争宣传不需要进行大的调整。但“七七”事变引发了全面抗战，其持续时间之长大大超出意料且后续发展益发严峻，因此该会必须进行一系列宣传“修正”。 “七七”事变引发日本全面侵华后不久即战事逐步升级，但民众对此战争的长期性和惨烈性缺乏心理准备，以致起初爱国妇人会的中下层对此茫然无觉[15]。该会为此发出一系列统一精神和思想的紧急文件，要求贯彻谕旨之期许“能够一朝国家有事，奋然而起急国家所急”[15]18-19。该文件被立即传达至各分支并促使地方分支在短时间内迅速采取了行动[16]。而有鉴于中国军民在“七七”事变后的奋起反抗和战争不受控制的迅速扩大，连该会上层亦始料不及，惯用的对华“小惩大诫”之理由显然已经难以立足。于是，事变之起因就从早期老调重弹的“中国挑衅”，转而被宣传为一个更“恢弘”的理由：此场战争是为了实现日本拔除三个所谓“破坏东亚和平的最大祸根”(即欧美列强对东亚之殖民入侵、苏联对东亚的赤化和美英纵容共党反日)之夙愿。 考察其选用此观点之原因，从眼前来看当是该会配合政府对当时西方反侵略舆论的反击和支持反共同盟国(系指《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约国)的反共宣传。但回溯来看，爱国妇人会一直宣传鼓动妇女要赞同军部的对外扩张主张，抨击大正时代内阁的对华“不干涉”政策。其宣传的主要历史依据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中获得的强势地位和在华优势，由于美英主导的战后秩序、东亚共产主义兴起和苏联的重新崛起而受到了短暂束缚，但日本势必要打破这一现状[12]735。这也是该会长期宣传的日本对西方诸国之积怨和对中国的志在必得——这两种情绪的总爆发。同时，随着美英对日本绥靖政策的中止，该会的宣传口径也迅速变得对美英更富于攻击性。这表明了该会宣传动员具有长期成效，且手法实用灵活。 此次中国成为作战对象后，爱国妇人会进行了与对俄国相仿的作战对象构建、进程介绍和对策阐述，出版了专门的宣传物和读本。从该会的宣传内容来看：(1)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分析了中国国内政治派系和军队实力，将中国构建为一个孱弱的作战对象。在与日本的现状对比后，强调了本国的优势，得出了日本必胜的结论。(2)与媒体协作报道了战争前线、士兵作战和该会活动，向该会内外介绍了各部的慰问成果。(3)主动配合军部和内阁宣传“七七”事变前后的各种“和平主张”，宣称战争将会很快结束，鼓动会员继续坚持。 与此同时，爱国妇人会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辅助政府宣传战时国内政策的活动[17]，并敦促会员严格执行相关法令，以利于更好地为战争提供后勤支持。此期间的爱国妇人会宣传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一面：首先，从目的来看，当然是以协助当局为主，但也有扩大本会影响以与其他军国主义组织竞争的一面；其次，从组织上来看，与当局的默契配合向垂直控制转化，应当是当局进一步收紧思想控制的副产品。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愈来愈严重的切身利益受损已经逐渐压倒了宣传所创造的麻木感。而这种军事化的国民全面动员必然对日本国内早已式微的民主政治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可以说，这些胁迫本国民众进行自我约束甚至牺牲的宣传活动，反而进一步表明了这些勉强自圆其说的宣传话语即将走向彻底破产，必须改由更强力的思想控制部门接手，法西斯思想统治已是呼之欲出了。果然，随着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逐步陷入中国战场而无法自拔，其国家机器也走向“战争体制”阶段。从1937年8月21日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决议开始，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同年10月12日，作为该纲要指导组织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成立。爱国妇人会也在此期间加入，由此其正式脱去其他所有修饰，完全成为了日本当局推行战争的工具。 四、结语 爱国妇人会的宣传模式，从本质上看即是利用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环境来对其成员进行长期的洗脑式思想控制。这一模式的存在土壤是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的“爱国心”和话语霸权，日渐法西斯化的思想统治体制是该宣传模式的最终归宿。从日俄战争到“七七”事变，民众对战争的怀疑越来越少，该会宣传的战争理由亦越来越容易获得民众的“简单”赞成；战争之发动亦变得越来越频繁和随意，控制战争扩大的努力更是变得益发困难。这也再次证明了日本当局所长期或明或暗推行之言论统制必然会造成如上的恶性循环。 从该会所宣传内容观之，大多是随意选择一些历史依据或是所谓国际公理，对传播内容实施随意地歪曲或假造，其操作方法非常简单粗糙。由于历史局限、利害关系、权利交换乃至摄于官方压制，日本舆论对以上宣传长期保持沉默乃至附和，以至于其累积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主流观点和逻辑。更是出现了于“九·一八”事变中舆论出现彻底自我颠覆的奇异现象，而对此异象竟也少有人提出质疑。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当时的日本舆论是可以被操纵且最终必然要被当局所操纵。 宣传终究无法完全掩盖真相。爱国妇人会作为一个自我标榜抚恤遗属的战争后援组织，其绝非宣传中那样无私无畏。恰恰相反，在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过程中，其也得以攫取大量利益，以至于其宣传机器也无法掩饰该组织日渐腐败的阴暗一面[18]。而一个社会组织的宣传工作直接体现了其精神内核。在妇女运动和关东大地震等事件中曾发挥过少许积极作用的爱国妇人会在其四十年的发展中，根本无法成为现代女性组织，不仅如此，其只会一步步走向妇女解放的彻底反面。 注释： ①国内有关日本军国主义妇女组织特别是爱国妇人会的专门著述较少，近年来有胡澎著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对此有较深入研究；其他有所专论的学者有石艳春、刘晶辉、单炜鸿、孙立祥、韩立娟、姚春海、王青等人。 ②有关日本女性史研究概况，可参考[日]伊藤康子，何培忠.日本女性史研究的现状、历史与未来[J].国外社会科学，1991(3)一文。另外，有关日本妇女组织的基本史料，可参考两份资料集成：[日]鈴木裕子編·解説.日本女性運動資料集成[M].東京：不二出版株式会，1993-1998.和[日]千野阳一.愛国·国防婦人運動資料集[M].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6。 ③近卫笃麿曾担任贵族院议长(1892—1904)，岩仓具定曾任职枢密顾问和内大臣(1900—1910)。 ④例如在此人之游说和牵线下，伊东祐亨给予了奥村前所未有之荣光，引发舆论热评：伊东让作为女性的奥村对其坐舰官兵发表演讲，这是超越海军传统的特例。可参考[日]小笠原長生.正伝奥村五百子[M].東京：南方出版社，1942：256-257。 ⑤爱国妇人会下辖多个青少年组织并从事育婴幼教等社会事业。 ⑥在“勤走上层”的过程中，四人的分工合作方式如下：由奥村四处奔走呼吁以扩大影响，近卫、岩仓和小笠原则在打通上层关系方面多有出力。岩仓拜谒昭宪皇太后以获得指示，小笠原以奥村旧藩主和军人身份引荐奥村受东伏见宫依仁亲王妃召见并多有褒奖。可参见[日]愛国婦人会編.愛国婦人会の全貌[M].東京：愛国婦人会，1934：8. ⑦例如奥村五百子曾积极鼓吹征韩论。佐贺之乱后，该论调一度遭到当局压制。 ⑧最典型的是该会在“满洲移民”中之所为，可参见关伟，关捷.日本“满洲移民”诸问题探讨[J].抗日战争研究，2002(2)；石艳春.日本“满洲移民”中的女性[J].社会科学辑刊，2010(2)等论文；高乐才.日本“满洲移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等著作。 ⑨有关日本法西斯舆论控制体制之建立，可参考朱庭光编.法西斯体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