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发到自觉：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从规范意义上说，比较文学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即使是新时期“复兴”后的比较文学研究，虽说颇具发展势头，但比之于西方体系完备的比较文学理论来，仍显出不完善性。但倘若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即将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置于中国比较文学史的范畴内，则将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情状。特别是面对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富有特色的一页──“现代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即便用最挑剔的眼光去审视，我们仍将惊叹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我们曾有意无意中对这段历史的忽略而不安。事实上，在我国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文学如同其他文学研究方法一样古老，而可以称之为不自觉的具有比较文学意义的文学研究，也早已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现代”和“新时期”的比较文学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样式。在这个历史长河中考察“现代”一段就显得无比重要了。它既是对源自孔、荀等作为方法论的“文学比较”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借鉴外来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理论基础上自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开端，为今天比较文学的“复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没有“现代”那一段辉煌历史，何来今天比较文学的“复兴”？更何况，交织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大潮中产生的我国“现代文学”，本身就“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列宁语）。文学的“世界性”势必使它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里有所作为。回首“现代”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论著，有些已在到相当高的水准，以至于使我们不能不佩服那些卓有见地的研究者所具有的世界文化意识和文学研究的超前意识。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都是一份极可珍视的文学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总结。探寻其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流程，无疑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一、追根溯源：渐进的历史呼唤中国比较文学的自觉时代
历史是一个世代延续又不断更替的运动过程。每一个“过程”显示着自身的待征，也显示出历史的承续，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当我们审视“现代”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流程及其特质时，也不能不首先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追根溯源，探寻其源远流长的动态历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一方面看到中国比较文学的确有一个自身独立发展的过程，“自成体系”的格局建构并非天方夜谭；另一方面也不难理解：渊源颇久但缓慢前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历史实非规范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史，它时时在寻求着适当的时机的嬗变与突破，呼唤着“自觉”的比较文学时代的来临，于是催生出承续历史而又产生激变的“现代”期中国比较文学也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现代比较文学的全新意义。
毋容置疑，人类的精神产品都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系统，中国的比较文学是世界比较文学整体构成之一，它同世界比较文学现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照应。但这不等于说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新文学建设时期的中国比较文学仅仅是某个西方文艺理论的“独资产品”，只是席卷而来的西方文艺思潮的偶然所为。审视历史，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它既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内部规律使然，源远流长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给它以深刻影响与制约。在这一点上，最能见出中国比较文学与欧洲比较文学的生成差异。如果说，欧洲各国间的文学基本上可称为“异族同宗”，各国比较文学的生成也有个“同宗同祖”，那么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就几乎与外部世界“不搭界”。在纵向继承关系中已含有超国界、超语言界线因素的欧洲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常把各国作家进行对比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日趋“统一”，彼此间联系因而也就更接近、更密切。寻求这种联系的结果是终于在十九世纪诞生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返观中国文学两千多年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是它的自我封闭的格局。由于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的长期统治，中国文学的演进始终都是处于同一文化体系，同一语言形式背景下。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曲、明清小说，无一不是这种文化规范下的产物。即便偶有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居高临下”的文化伏越感仍大抵将外来文化的影响消解于无形。这个简单的对比说明：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是在其自身的文学发展历程中缓慢行进的，而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的生成，则中国明显滞后于欧洲。
然而，中国的比较文学毕竟也有自己的生成历史。自身文学发展的要求，外来文化的不时撞击（近代尤甚），使中国的比较文学因素日渐滋生。它虽取渐进态势，但仍不掩其向前发展势头。这无疑为现代具有规范意义的“比较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内在条件。纵观现代比较文学生成的历史原因，可概括为远因和近因两个方面。
其一、远因──自发的“文学比较”和“不自觉的”比较文学。
自发的“文学比较”早就存在于各类文学研究中。诚如英国学者波斯奈特所说：“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①中国也不例外。虽然孔子的“六艺”之分，荀子在《劝学》里对《礼》、《乐》、《诗》、《书》、《春秋》等的分类以及他在《儒效》里对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比较评述还不过是一种文学内部的比较研究，但作为儒家文化体系的始祖，他们开创的比较方法的应用，却影响了后世的中国文论，如后来的文论专著《文心雕龙》、《诗品》等，无不是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论述的。“文学比较”不是“比较文学”，但比较文学却离不开文学比较，文学比较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或基本方法，在中国文学长期的发展中，它为比较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除“文学比较”外，中国文学在其发展途程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比较形式，即是从汉代以来散见于典籍、史料、传说中的中外文学的横向比较。这一种形式可谓产生现代比较文学的较为直接的渊源。无论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史实同“安息传闻”与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作的辩伪存真的比较，还是唐段成式的名著《酉阳杂俎》里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比较法的应用，②都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史前史里留下的痕迹，也代表着这门学科从早期的仅仅作为一种手段的应用，逐渐过渡到作为目的的一种文学研究。这期间，佛教的传入，翻译热潮的掀起，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产生了具有真正比较文学意义的“格义”、“心无义”及“合本”等研究方法和特定术语，③也有对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的不同主张，更有对翻译标准的探讨。这些具有比较文学意义的探索，为后世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方法，也在内容层面和文学观上打开了新的视野。
上述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学比较”和并非自觉运用但已粗具“比较文学”性质的文学研究方法，可以说明：作为一种批评模式，“比较文学”在中国文学内部缓慢地发展着，而且随着近代中外文化交流高潮的再次到来日趋发展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批评模式。可以这样说，即使没有西方比较文学学科概念的输入，中国比较文学仍会发展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的批评模式，在适当的条件下，甚至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追溯现代比较文学的来源中，我们已明显感到了这一潜在的趋势。
其二、近因──近代“比较文学”的一次不成功的预演
中国文学发展到近代，由于国门被强行打开，倒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契机，比较文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虽说近代的中国比较文学仍是一次不成的预演，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并未最终形成，但它无疑是“现代”期中国比较文学诞生的最直接的动因。
近代中国比较文学的长足发展，是在中外文化交流这个大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西方文艺理论的输入，特别是近代翻译的兴盛。近代翻译理论的讨论和翻译实绩的展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看法，文学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维新派在戊戍变法之后，由中国只需要君主立宪和声光电化、农矿工商之类的西学（不包括文学），转而将文学救国看成是欧美日本诸国救国致富的根本之道，无疑在文学观念的改变中起了主要作用。梁启超把传统文学中视为“雕虫小技”的小说提高到改良群治，“欲新一国之根本”，小说理论也由过去的附属地位，一跃而为正统理论。这种与传统文论大相径庭的见解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他们也开始自觉地寻求与传统文学的相异之处，提出许多有益的主张。虽说他们的研究并非出自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这门学科理论当时也并未传入中国）但已在许多方面显出同西方比较文学理论靠近的趋势：首先，中西文学比较，主要是对所译介西学的中西对比评论，不仅散见于序、跋、论、评、诗、文之中（这也是我国近代以前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的存在方式），而且比较意识较浓的专论也不鲜见，如林纾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等。其次，比较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各类文章中既有作家、作品、文艺理论等的比较，也有涉及政治、哲学、语言学、佛学、心理学等其它学科的综合比较，如黄遵宪的“言文合一”的论述、梁启超对小品般若经的五种译本精审的比较研究、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等。第三、研究者的自觉的比较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现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既有着与传统手法清晰的继承关系，又有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如早期译者在译本上加批点、题辞、或序跋，以阐发原作的思想和艺术。这种点评式的研究，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大特色。但近代学者在平行研究、阐发研究，甚至超学科比较研究、比较诗学等方面都有所涉及，这又是传统研究所未及的。此外，对翻译理论的探讨，如严复的“信、达、雅”译事标准的提出，林纾对外国文学的意译和改写等也是此时期比较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具体成果上看，近代学者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西文学也的确作出了程度不等的贡献。然而，全面考察近代的比较文学的发展状况，我们却不能不有所抱憾地指出：尽管近代学者在比较文学领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尝试，其中不乏颇有眼光并为此作出了重要建树的学者，如王国维、林纾等。但从总体上看，建设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这时虽是一次颇有生气的预演，却是一次不成功的预演。研究成果的贫乏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比较文学观念的确立和理论体系的建构，还没有达到建设具有本质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的程度。这突出地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第一，传统的思维定势阻滞了近代学者向外拓展的意识，修之补之的“文学改良”势难在比较文学领域里有更大的作为。“宣教启蒙”使近代中国学者大量接触了与中国文学迥异的外国文学，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营养，相反，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保存“固粹”的重要往往取代于创造的需要。应当指出，这一代学者既非完全的自我封闭，妄自尊大的冥顽不化的一代，但又非思想意识全面开放，热情洋溢地对两方成果实行“拿来主义”的现代学者。封建意识的积淀，自身条件所限，使他们不能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用世界意识的眼光来进行文学活动。因此，对待外来文化，他们会常常不知不觉地用自己古老的文化与之比较，但并不是寻求可取的经验，而是证明别人的东西我们“古已有之”，从而印证“西学源于中学”，显示中国文学的“固有优势”。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外国文学，即使对外国文学的技法有所借鉴，也只能是对传统文学模式的补充，而不能代替它，更不能创造出全新的文学形式来。西方文学的引进曾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但修之补之的工作却迫使中国人往回看，而与外国文学引入息息相关的比较文学，也在这种日趋保守的对待外国文学的观念下，终究难成气候，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第二，研究视野的限制，使近代学者在比较文学领域不可能有深入的开拓。近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有一大特点，即平行研究居多，这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一方面，传统的比较方法的熏染，使他们在研究中能以比较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学，进行同异比较，但长期唯我独尊，又使他们不可能从根源上探讨中西文学的相互影响与文学样式的流变；另一方面，西方传入之初，人们惊叹并享受着这与传统文学极不相同的文学成果，但他们接受的只是些技巧性的东西，文学观念并无大的改变，也就更不用说消化吸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如后来的五四作家那样。因而他们的目光焦点便集中在寻求两者相异、而无事实联系的“类似”的东西上，这正是平行研究的范围，但由于研究者本身条件所限，该种研究在大多数研究者那儿并没能深入下去，流于表面化和浅层次的类比，给人以感性较强，但缺乏缜密的逻辑推理，更不用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第三，比较文学理论的半生不熟，导致研究的诸多失误。在这类研究中，既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过分抬高西方文学，极力贬低中国文学的极端观点，也有守旧派抑人扬己，盛赞中国文学而诋毁西方文学的偏见，还有简单、零碎，甚至牵强附会、荒诞离奇的比附，如把施耐庵与柏拉图、巴枯宁并论，把《水浒》看成社会主义或虚无主义小说④等等。这更说明近代的比较文学同成熟的比较文学的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计了。
二、历史对“现代”的选择：比较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
从前述的历史流程中，我们看到：传统的文学比较方法和中外比较文学研究，虽也是中国比较文学之源，但毕竟由于它们是在基本封闭的格局中进行，就算不上一种自觉的比较文学行为；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大趋势，已使我国自觉的比较文学呼之欲出，但因学者对外国文学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传统文学抱盲目的“祖国自豪感”情绪，加之两种文化远未达到融合的程度，使有可能创造出文学新形式、形成科学的文学研究的机会白白丧失，比较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还是一种自发行为，最终也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学的发展在呼唤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历史终于选择了“现代”这个特殊的时期，来建构独立的比较文学研究体系。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新文学”所具有的独立意识、开放意识、进步意识、科学意识，正是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必备条件，而“新文学”本身──解决传统文学导致的文学危机所建立的新的文学秩序与规范，正标志着我国比较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综观我国二十世纪初新文学的发展趋势，正可以见出中国比较文学自觉时代来临的必然性。
首先，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彻底变革，势必呼唤一种新规范的到来。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其后是西方思潮的蜂涌而入，重新闭关自守已不可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向了世界。外来影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封建的浪潮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强烈地冲击了旧文化堡垒中根深蒂固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观念；同时，旧观念、旧形式本身也已远不能招架得了风雨激荡后的中国现实所寄予文学的重托。人的意识觉醒后的中国人，他们的痛苦、挣扎、期望、迷失、追求、幻灭等种种思想情绪和生命体验，都为旧的文学观念、旧的文学形式所无法包容。近代学者的“文学改良”不能逆转古典文学可悲的衰势，文学自身的危机势必呼唤新规范的出现。“当规范改变时，这个世界本身也同它们一起改变。”⑤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也必须走向世界。现代学者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们果断地采用吸取外来信息的办法，“别求新声于异邦”。“五四”以后，中外文化交流显出较前更壮阔的声势，这无疑为大规模开展中外文化研究创造了条件。“抛弃一个规范的决定，始终是同接受另一个规范的决定同时发生的，导致那种决定的判断，即包括规范同自然界，又包括相互间的比较”。⑥抛弃一个旧的规范──文学的自我封闭模式，同时也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规范──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求得文学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在这种情势下，比较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便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现代”期中国比较文学的最终形成，实在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需要。
其次，同建立文学新规范相关联，新文学作家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势，拓展研究视野，比较文学便成为自觉的选择。
近代期比较文学曾一度显出很旺的势头，但终究由于多数学者的抱残守阙、固守传统，而未使之有根本的蜕变。在与传统“断裂”中形成的新文学，显示出与前完全不同的气势：着眼于发展与未来建设新文学，便具有一种开拓性的眼光，新文学形成初期，进化论的观点总是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手握的武器，从这个角度研究文学，实际上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某种文学现象的传播、接受和发展。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佩思所说：“从进化角度研究文学，愈益趋向于成为一种比较研究。如同在某处被打乱了或突然中断的地质岩系，能在别处发现它在继续延伸那样”，文学研究也只有把“某一民族”的发展线索“努力转到别的区域”，才能“更好地勾勒出这些发展线索的脉络”。⑦在这方面，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可谓适例。这篇文章虽形成于“五四”以前，但实际上已代表了新文学者的比较文学观。该文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显示出一种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思考的意向。“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先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⑧这种带有超前意味的自觉的比较文学观，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但这恰恰反映了新文学研究者运用比较文学在发展新文学的自觉意识。比较的目的是在借鉴和继承中发展中国的新文学。鲁迅认为文学是一个整体观念，新文学要“起于中国”，就必须“与世界大势相接”，即把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东方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整体观念中，把它作为整个世界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探讨它的世界文学地位，这无疑是颇有眼光的识见。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要求比较文学的兴盛，使新文学更具世界性，这一点在闻一多四十年AI写作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他考察了四个古老的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伯来）、希腊四种文化发展中的影响和融合的必然趋势，提出了“世界文化汇合论”的著名主张。同时，他特别指出接受外来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意义：“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至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新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中国的新文学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与中国“不怯于‘受’”，仍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相连的。而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真正勇于‘受’──历史已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⑨历史证实了闻一多观点的正确性。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能与中国新文学同步发展，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如闻一多所论述，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已越过其极盛期，日趋没落，如果不勇于接受外来影响，必将走向死胡同。具有世界文学意识的学者敏锐地感到，接受和怎样接受西方文学，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浪潮中，已越来越成为切迫的问题，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本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因此，自觉地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已是新文学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成为摆在新文学研究者面前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再次，世界比较文学理论的渗透，给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完善注入了催化剂，使之由自发到自觉的裂变形成水到渠成之势。
如思维般漫长的比较文学，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终于首先在法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后以其研究文学的崭新视角，在欧洲漫延开来，形成独特的文学研究体系。在中国新文学的孕育和建设时期，国外的比较文学理论日趋成熟，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从代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产生的英国波斯稀奈特的《比较文学》(1886)出版到1931年法国学者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的问世，比较文学逐渐形成为一门体系完备、以影响研究为主的新学科。这期间，打开国门后的中国学术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拿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无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或者泰纳的“文学三要素”说，这一些属于比较文学学科基础的理论，都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特别是1919年，章锡琛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木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于1920年连载于《新青年》杂志，该书有一节就专门介绍了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和法国学者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的主要内容，更标志着“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传入我国。如果说，在“近代”期我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还处在一种混沌状态，比较文学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运用；那么随着比较文学从概念到理论的输入，“现代”期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概念有了清晰的认识，比较文学理论的运用也完成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裂变。
另一方面，随着理论的输入，探索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使民族的东西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人民拥有的共同财富，这种见解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正如后来的T·S艾略特所说：“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⑩我国近、现代时期一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莫过于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学与以儒、释、道为背景的东方文学之间空前的接近、交流和融合，由此促成东方文学独特价值观念的体认。现代比较文学学者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主动地、积极地、大胆地以主人翁的姿态占有世界文化财富并以此来重新开拓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道路。较之“近代”期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或是在“中优西劣”和“西优中劣”之间争执不休，“现代”学者虽说并未消逝这样的争执，但毕竟在注重两者的结合以合力推进“世界文学”的理论方面占了优势。这也标志着中国文化由单纯的、自存的民族文化向浑融的、共存的世界文化的转变，也标志着它由中世纪封建性的文化向现代的民族文化的转变。这个事实说明世界文化大潮的激荡，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冲击，无疑是使中国现代比较文学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
此外，研究主体的自身条件，包括文化结构和思维模式方面的变化，也是我国比较文学从自发走向自觉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与古代乃至近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主体单一文化结构和封闭性状态的思维模式不同，现代学者，特别是比较文学学者的文化结构已由传统的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由思维状态的封闭性走向开放性。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博古通今，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学修养，又大都留学国外，对西学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们或者直接受教于西方文学大师，如吴宓师从于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运用熟稳的外语，吸取西学营养，这同当年林纾对外语一窍不通，仅靠借助别人口译完成外国文学著作翻译，也不可同日而语。开放的现代意识，使现代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世界文坛最新信息、厚实的中学西学功底，给他们提供了研究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在外力的作用下，现代比较文学日渐走向成熟是顺理成章的。
注释：
①波斯奈特：《比较的方法和文学》
②详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和《酉阳杂俎》
③见陈寅恪《支敏度学说考》
④见王无生《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月月小说》第14号，1908年。
⑤⑥ 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P91,P64
⑦《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P195
⑧《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
⑨《闻一多全集》第1卷第201页
⑩T·S艾略特：《诗歌的社会功能》转引自刘保瑞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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