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在讲政治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论文,教训论文,讲政治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中国共产党历经沧桑，在艰苦斗争中不断壮大，就是同我党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分不开的。讲政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优势。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央决定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以适应新世纪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一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举措。
在“三讲”过程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讲政治的有关论述，回顾一下我们党在讲政治问题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很有益处的。
一、全面准确地把握政治的科学涵义，是从政治上正确看待问题的前提。
什么是政治？讲政治首先要弄清这个问题。政治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如果把它简单化，就会象列宁所说的那样，真理只要向前跨出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凡是与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利益相关的大事都可以说是政治。一定阶级、阶层或政党、社团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社会活动，都属于政治范畴。阶级斗争只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其全部。对于一个阶级来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政治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比如无产阶级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夺取政权是最根本的利益，因此，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最大政治。一旦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巩固政权。这时，发展经济就成为最大的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就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的总量。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也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随着镇压剥削阶级反抗的任务完成之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就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他甚至对人们说，现在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多谈经济，多生产粮食，多生产煤炭等等，尽快解决饥荒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就是最大的政治。由此可见，所谓政治就是事关人民利益的事情，凡是关系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可见，政治的内容和形式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首先要正确地理解政治的确切涵义。否则，就会在政治问题上出现失误。我们曾有过政治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现象，使我们在工作中走了曲折之路。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克服了“左”的错误，在政治上进行了拨乱反正，终于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
二、实事求是地估计时代和社会基本状况，是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的基础
共产党人的一切决策都必须建立在社会状况和国情的正确估量之上，不能凭主观臆测。列宁指出：“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力求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他又强调“革命决策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所以，要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首先要客观地分析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矛盾，这是从政治上确定基本路线的根据。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的阶级状况及社会主要矛盾作了客观分析，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这个估量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原因，“八大”的结论很快就被否定，代之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在“左”的路线指导下，讲政治出了严重的偏差，所谓讲政治就是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于是一场斗争接一场斗争，从党外发展到党内。57年在反右斗争扩大化，59年在党内反右倾，6年以后又批判修正主义，63年搞社教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严重冲击了经济建设工作，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安定，严重地挫折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给国家带来了灾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这是最大的政治，是人民的最大利益。经济上不去，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共产党执政就会失去人心，失掉天下。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事实告诉我们，巩固社会主义不是靠阶级斗争就能达到目的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而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样一种政治手段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我们从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缺乏全面认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认识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因而政治路线出现了“左”的倾向，致使二十年时间内没有能够抓住最大的政治——经济建设，贻误了发展机遇，贻误了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三、正确认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是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重要条件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过来为经济服务。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经济与政治的这种辩证关系是客观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也有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五十年代，我们提出过夸大政治作用的口号：“政治统帅一切。”把政治的作用凌驾于一切工作之上。这表面上看来是重视政治，实际上是以空头政治“冲击”一切，为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制造舆论。“政治就是一切，目的是唯不足道的”没有搞清楚政治是手段，经济才是目的。我们共产党的一切政治斗争，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最根本的经济利益。把政治提高到凌驾于一切的位置，实际上是颠倒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于是就出现了十分荒唐的口号：“生产要为政治服务。”政治作为实现经济的手段，应当是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服务。换句话说，我们制定政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得到最大的满足。一句话，人民的利益是最大的政治。离开人民的物质利益，离开经济发展就是空谈政治。这种空头政治毫无意义，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政治是毫不相干的。
我们说政治为经济服务，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毫不贬低政治的地位与作用。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对经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政治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经济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总是同一定的政治相联系的。一定的经济制度总要求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其提供保护，提供服务。世界上没有脱离经济的政治，同样也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一旦政治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改变旧政治制度或体制，就对于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先导作用。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这一场政治斗争的胜利，如果没有批判“两个凡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及一系列政治改革和政策调整，我们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力的大解放，正是政治对经济发展起了先导作用，为生产力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没有政治变革在先，就不会有经济大发展。
二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与促进作用。政治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左”的年代，“空头政治”败坏了政治的声誉，使人们一提到讲政治，以为总是喊“口号”“唱高调”，不如来点“实惠”的物质奖励。所以，在一个时期，“以奖代教，以罚代教”，用物质利益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相当普遍，认为有了“包”和“奖”，不用谈思想。这是绝对错误的。政治不能取代物质利益原则。但是，物质利益也不能取代思想政治工作，两者相辅相成，既不可能互相代替，也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双向互补的。讲物质利益原则的时候，必须辅以政治思想教育，使人们正确认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的关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否则，就会出现见利忘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一些单位的情况已经证明，不搞思想政治工作，单搞发奖金，搞福利，调动不了积极性，即使一时刺激了一下，也不会巩固，而且往往互相攀比，闹不团结，出现矛盾。物质利益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杠杆，可是，单纯物质利益原则，也不能从根本上巩固人们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企业的经营状况是经常变化的，效益时高时低，工资与福利待遇是只能随效益变化而变化。如果只讲物质利益，职工的情绪与积极性势必将时高时低。要极大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并使之持久，从根本还是要加强教育，提高素质，树立职工的主人翁思想和劳动态度，没有主人的态度，奖金再多，工资再高，也不会满足的。
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它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经济与非经济制共同发展，互相竞争，但是，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要坚持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二要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偏了向。讲政治，首先要讲政治方向。对于我们来说讲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个政治原则。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条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又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在经济工作讲政治，首先要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中国，不搞社会主义，经济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不会持久，搞资本主义行不通。这是历史已作了结论的。“只有社会义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历史的结论。现在有些人鼓吹“私有化”，认为国企改革的出路在于“私有化”。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是一种错误的倾向。我们搞活国有企业，坚持抓大放小，放小不是简单地一“卖”了之，把它私有化。放少是放活，决不是放弃。
四、讲政治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讲政治问题上，既会出现右的干扰，又会出现“左”的干扰。右往往表现为把严重的政治问题视为无关大局的小事，不讲政治方向，不讲政治立场，不讲政治观念，在原则问题上方向不明，立场不坚定，是非颠倒，认敌为友。“左”则往往表现“无限上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把认识问题，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建国以后，“左”的倾向在长时期居于主导地位，在讲政治的过程中，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现象十分突出，造成后果相当严重，致使现在人们一谈“政治”就心有余悸。“一日被蛇咬，十年怕麻绳”，心理上的阴影长时期难以消除，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在中国，“左”比较顽固，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认识上的根源。从历史根源来看，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又是一个长期受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家，政治上没有民主传统，“整人”就成为一种顽固的历史现象，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后来的“文字狱”概莫能外，从认识上来说，长期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很有市场。再就是“左”往往打着“革命”旗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王明、康生之流就常常以“革命者”自居，以“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借以吓唬群众，以售其奸。所以，“左”比较难以识破。邓小平同志分析了我国的国情和总结了历史经验，告诫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建国五十年以来，在讲政治问题上主要是犯了“左”的错误，“左”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是，这决不意味对右就可以掉以轻心。右与“左”往往是孪生兄弟，哪里有“左”倾，哪里就有右的影子。“左”与右有时是同时存在的，不过二者之中必有一种倾向突出一些，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确的经验是：反“左”要防右，反右要防“左”，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也就是这个道理。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是我们从政治上正确观察和处理问题的重要保证。
讲政治是共产党的优势，也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和扩大我们这个优势，就要求我们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把握政治的内涵，同时要随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把讲政治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使它成为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徐琪峰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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