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关系的形成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闽台两地这种密切的文化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它在形成过程中有什么特点，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这些都值得探讨。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
要探讨闽台文化关系，首先必须从移民谈起。
大陆向台湾移民起源甚早。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石器时代，两岸就已经有密切的文化交往，台湾与大陆东南沿海的远古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族人口大量南下，福建的开发日臻完成，大陆汉族人民也开始向台湾迁徙。明末曾游历台岛的普佗山僧人华佑说：他在里刘（今宜兰县冬山乡补城村一带）见过唐碑，上书“开元”二字，分明可辨①。最近台北县十三行发掘出唐代遗址，出土了大量钱币、金器、银器、铁器、玻璃饰物及玉环等古物，证实大陆汉人东渡台湾确是从唐朝开始的②。宋元时期，福建泉州港兴起，海外贸易兴盛，汉人东渡台湾有了更便利的条件。宋时澎湖已有汉人聚居，台湾也出现了大量“宋钱”③，这说明两岸交往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南宋时大陆政权已在澎湖驻军，“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④。元时进而在澎湖设置巡检司，开始政权建制。当时澎湖“为泉之外府”，“讼者取决于晋江县”⑤，行政上隶属福建省管辖。
明清时期，随着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沿海居民纷纷冲破海禁外出经商或捕鱼，大陆汉族人民前往台湾逐渐形成高潮。
明代中叶以后，著名海上武装集团头目曾一本、林凤、袁进、李忠、林辛老等人都与台、澎有过关系。随后，颜思齐、郑芝龙更以台湾为据点，召集潭、泉移民屯垦，人数多达几千人⑥。颜思齐在台湾建有“十寨”⑦。郑芝龙还设立了佐谋、督造、主饷、监军、先锋等官职，实行管理⑧。直至1628年郑芝龙受明朝招抚，才将土地“税与红毛为互市之所”⑨。
荷兰人占领台湾后，为了发展殖民地经济，加强经济掠夺，千方百计从大陆吸引移民，从事糖、米生产。特别是1646年清兵入闽以后，福建沿海战乱不已，灾害频仍，更迫使大批饥民乘船东渡。这时期台湾汉族人口增长很快，1646年以前大致为数千人，而1648年猛增至2万人，据说饥荒过后又有8千人返回内地。1650年已达15000人左右，而50年代中期发展到2万余人，至荷人统治末期，在大员附近已形成一个不包括妇孺在内的拥有25000名壮丁的移民区，估计这时的移民总人数至少3～4万人⑩。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更从大陆带去3万多名官兵眷属，以后郑经又带去6～7千人，加上这时期清政府实行迁界，沿海居民纷纷渡台避难，台湾汉族人口增加到12万人左右(11)。这一数字比荷据时期增加了大约2倍。
清朝统一台湾后，大陆与台湾连为一个整体，台湾作为一个行政单位隶属福建省管辖（直至1887年），两岸交往关系由此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在清领台湾初期，由于有部分郑氏官兵、眷属及沿海居民返回内地，台湾汉族人口曾一度下降到7万人左右。但此后移民人数又迅速增长，从原有的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又增加到二、三百万人。据清朝档案记载：1763年，台湾人口已达666040人，而20年后的1782年又增加到912920人，平均每年增加1万多人。1811年，台湾人口更高达1901833人，30年间增加将近100万，平均每年增加3万多人。1840年又发展到250万人，平均每年新增2万人左右(12)。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没有过的。这些人口数字也包含原住居民的自然增殖，但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大陆移入的。自1860年起，台湾过渡到定居的社会。这时移民人数已开始减少，而岛内人口的自然增殖则逐步上升，直至1895年日本人占领台湾，全岛人口数估计已在300万人以上(13)。
移民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台湾土地的开发。在荷据末期，大员附近的开垦地已达1万多morgen(14)。而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没收荷人的土地为9782甲（甲与morgen的地积约略相当，1甲≈11清亩）(15)。郑氏统治时期，台湾又开垦出2万多甲的土地，总数为30054甲，后来有一部分土地荒芜，至清朝统一台湾，郑氏田园的“存册数”仅剩18454甲而已(16)。清领台湾后，土地开垦的速度明显加快。以前土地的开发只是点状分布，而且主要集中在台南一带。以后迅速扩展到中部和北部，由点到面、从南往北向前推进。至19世纪初期，台湾西部平原已全部开垦出来，并且向平原附近的山地发展。清朝统治末期，又进而开发到东部山区。据台湾府县志及有关档案记载：在1693年，全台开垦地为26460甲，而1737年已发展到50517甲，至清末更高达447360甲(17)，比荷据时期增加了40多倍。而且这里面还不包括大量“隐田”。台湾土地开发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两岸的交往关系。在清代，海峡两岸船只往返频繁，每年大约有几百艘至一、二千艘。大陆商船载去各种手工业品、日常用品和建筑材料等等，而从台湾运回大米、砂糖及各类农产物，销售或接济福建沿海及大陆各省。两岸经济形成互补关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值得指出的是，历史上大陆向台湾移民主要来自闽、粤两省，其中福建省占有更大比重。清末成书的《安平县杂记》说：台湾人口绝大部分是汉人，原住民仅占很小部分，而在汉人中，“隶漳、泉籍者十分之七八，是曰闽籍；隶嘉应、潮州籍者十分之二，是曰粤籍；其余隶福建各府及外省籍者，百份中仅一分焉”(18)。按照上述说法，福建省籍移民（特别是漳泉移民）约占80%。这一比例与后来日本人的调查是吻合的(19)。如果按清末台湾已有300万汉族人口计算，那么来自福建省的就达240万人。因此台湾与福建的关系特别密切，这是闽、台文化关系的重要基础。
二
闽台文化关系，在移民时期主要表现为大陆文化向台湾的传播。由于台湾汉族人口主要来自闽、粤两省，其中福建省占有更大比重，因此台湾文化深受福建的影响且十分突出。
台湾的语言主要来自福建，尤其是闽南话在岛内被广泛使用。清代到台湾任职的许多外省官员，都记载了台湾“土音”难懂的事实。朱景英在《海东札记》中说：岛内“凡货食物，率土音叫唱，不可晓。……《使槎录》云：郡中鸯舌鸟语，全不可晓。如刘呼涝，陈呼谈，庄呼曾，张呼丢，吴呼澳，黄无音，厄影切，更为难省”(20)。《台游笔记》亦云：“土音啁啾，初莫能辩：呼内地人曰‘外江郎’、吃烟曰‘脚荤’、茶曰‘颠’、饭曰‘奔’、走路曰‘强’、土娼曰‘摘毛官’、玩耍曰‘铁拖’。略举数语，其余已可概想”(21)。其实这些记录下来的语音资料，全是闽南话的译写，它表明清代台湾使用闽南话是十分普遍的。
台湾的民情风俗也与福建极为相似。移民前往台湾，不仅带去了家乡的土语方言，同时也带去了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台民皆徙自闽之漳州、泉州、粤之潮州、嘉应州。其起居、服食、祀祭、婚丧，悉本土风，与内地无甚殊异”(22)。台湾有许多地名就是直接由福建祖籍地“移植”来的。如安平镇、东山乡、泉州厝、同安村、安溪寮、福安里、龙岩村等等皆是。台湾的岁时节庆也与福建几乎相同。除夕“围炉”、新正贺岁、元宵闹花灯、清明扫墓祭祖、端午赛龙舟、七月“普渡”、八月中秋、冬至做“亚岁”、腊月十六称“尾牙”、二月初二称“头牙”等等。所以《台湾通志》说：“凡此岁时所载，皆漳泉之人流寓于台者，故所尚亦大概相似云”(23)。
台湾的民间信仰更是从大陆直接传入。汉族移民东渡台湾，初期往往分别不同祖籍聚集而居，因此他们把带去的各种神祇“立私庙”供奉起来，成为各自的保护神。“如漳有开漳圣王、泉有龙山寺、潮有三山国王之类”。而祀奉妈祖的天妃庙则“无市肆无之，几合闽、粤为一家焉”(24)。妈祖信仰来自福建，其祖庙在莆田湄洲岛。传入台湾后，随着移民社会的发展，逐渐分布到全岛各地，成为共同的信仰。其中以嘉义县（今云林县）北港的朝天宫最为兴盛。“每岁二月，南北两路人络绎如织，齐诣北港进香。至天妃诞日，则市肆稍盛者，处处演戏，博徒嗜此若渴，猊糜财至不赀云”(25)。据1930年日本人调查，全台共有大小神庙3580座，其中妈祖庙335座，占第三位，此外还有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广泽尊王、临水夫人及各种王爷等等，其庙宇多至数百、少则一二座不等(26)。这些民间信仰大多传自福建，有的则是在岛内“分灵割火”的。
随着移民东渡以及民间信仰的传播，大陆戏曲艺术也传入台岛。演戏与民众生活，特别是祭神活动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海东札记》说：“神词，里巷糜日不演戏，鼓乐戏喧阗，相续于道。演唱多土班小部，发音诘屈不可解，谱以丝竹。别有宫商名曰‘下南腔’。又有潮班，音调排场，亦自殊异。郡中乐部，殆不下数十云”(27)。所谓“多士班小部，发音诘屈不可解”，可见这些戏曲多是来自闽南一带。而“别有宫商”的“下南腔”，显然指的是泉州南音。此外，吴子光《台湾纪事》也说：台地七月孟兰会，“其坛外则梨园歌唱，百戏镗嗒，缘撞者、弄猴者、吞刀吐火、喝雉呼庐者，各以技奏。但见万人如海，豕突狼奔，算不尽恒河沙数，盛哉！”(28)清代台湾的戏曲艺术非常繁盛，除了漳泉一带的传统戏曲外，还有各种杂耍。从以上这几个侧面已基本可以看出闽台两地民间文化的渊源关系。
另一方面，从封建科举教育的角度，也可以看出福建文化对台湾的强烈影响。在台湾土地初辟时，由于文风未盛，整个社会尚处在组建之中，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很注重举办教育，以兴学“教化”为己任。早在郑氏时期，咨议参军陈永华就已在台南建立孔庙，旁置明伦堂督课学子，每三年举行两次科考，选育人材(29)。清领台湾后，又在郑氏孔庙的基础上扩建府学，并且在台湾、凤山、诸罗各县设立县学。至清朝统治末期，台湾各地已有府、县学13座、书院37座，各种社学、乡学、义塾不计其数，形成等级分明的封建教育体系。
封建科举教育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同时也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由于台湾与福建关系密切，民俗民风相同，因此清代台湾的各级教职几乎都是来自福建。如第一任台湾府学教授林谦光是福州长乐人、台湾县学教谕傅廷璋是南安人、凤山县学教谕黄赐英是晋江人、诸罗县学教谕陈志文是长乐人。据清代台湾职官表统计，在清领台湾的200余年间，从福建各地前往台湾任府县学教授、教谕、训导的多达300余人，其中前往人数最多的是晋江、闽县、侯官、福清、安溪、同安各县属，其余各州、县也都有人前往。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1774年清廷议准：“至台湾府学训导及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四县各教谕、训导，遇有缺出，先尽漳、泉七学调缺教职内拣调；倘或不敷或人地未宜，仍于通省教职内一体拣选调补”(30)。所谓“漳、泉七学”，指的是漳州的龙溪、漳浦、平和、诏安和泉州的晋江、安溪、同安七县儒学，从那里优先选调教职渡台，容易收到人地相宜、教有所成的效果。
这些前往台湾的各级教职，有不少人对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张有泌是晋江人，他于1742年授政和教谕后移任凤山，“权台湾府教谕。士咸庆得师。秩满，饯送云集，各赋诗，勒石纪德”。陈元恕，永安人，1762年调台湾县学训导。“严考课，勤讲肆，以意气励诸生，诸生感之”。袁宏仁，建阳贡生。1734年由福州府训导移任台湾。由于台湾图书很少，他“捐赀，聚古今载籍数百部，藏学舍”。又筑草堂教授生员，“台人知学，由宏仁始”(31)。
台湾教育深受福建的影响，还表现在推崇闽学，崇奉朱子。朱熹一生多在福建讲学，他创立的理学在全国影响很大，人称闽学派。台湾与福建仅一水之隔，其教职又大都来自闽省各地，因此也特别推崇朱子。《台湾省通志稿》说：台湾教育特殊的地方，“盖台湾各儒学除主祀孔子以行释典之外，特附设朱子祠，至于书院则规定主祀朱子神位”(32)。台湾府学的朱文公祠是1713年由台厦道陈瑸倡议兴建的。此后奉祀朱子的风气日益浓厚。1826年邓传安在《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中说：“今学宫奉孔子为圣，从祀者皆先师。书院多祀先师，而不敢祀先圣。闽中大儒以朱子为最，故书院无不崇奉，海外亦然”(33)。台湾有许多书院都是按福建的规制设立的。书院是传播闽学的主要场所，其中以福州鳌峰书院最为著名。而鳌峰与台湾的关系亦相当密切。1715年，重修诸罗县学成，陈瑸托人请鳌峰书院的山长蔡世远撰写碑记。此后，另一名鳌峰山长丁莲亦调至台湾，“倡明经术，海外化之”(34)。
在移民时期，闽台文化关系的主流是福建文化向台湾的传播。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某些两岸文化交流的现象，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一些台湾学子在科举入仕后，被派往福建任职，如《台湾省通志稿》载：“刘其灼，字汉章，号为轩。台湾府东安坊人。清康熙丁未（五十四年，1715）岁贡，雍正壬子（十年，1732)选受长泰县学训导，泰邑志称其清修自好，和易可亲。乾隆甲子（九年，1744）升长汀教谕，告老归，士子饯送盈途”。此外，还有陈维英，淡水大隆同庄人，1859年“举于乡，嗣任闽县教谕，多所振剔”，后来返回台湾，“掌教仰山、学海两书院”，名声甚著”(35)。据《台湾通志》记载：在清领台湾期间，全台共有80名科举人物被派往福建任职。其中进士1名、举人18名、贡生61名。有的在福建还连任数职。如进士庄文进，凤山县人，历任泉州、福宁教授。举人李维梓，台湾县人，历任闽县、安溪教谕。岁贡生林萃冈，台湾府人，历任兴化、清流训导。蔡复旦，台湾府人，历任闽清训导、漳平、永安教谕等等(36)。据笔者考察，这些台湾教职在福建分布很广，其足迹几乎遍及沿海及山区各地。
二、有不少福建学子到台湾读书，参加科考入泮后，又返回内地参加乡试，获取功名。这种现象在清代是明令禁止的，但成效多不显著。如《龙溪县志》载：该县从1693年至1751年，共有16名贡生是由台湾秀才考中的。《晋江县志》亦载：1736年至1765年，该县共有10名举人原是台湾秀才(37)。而唐赞衮在《台阳见闻录》中说：“予查台湾自乾隆癸酉（十八年，1753）至壬午（二十七年，1762），凡五科，共额中十名，内惟癸酉科中式谢居仁一名系凤山人，余俱属内地”(38)。由此可见，清代大陆学子赴台参加科考，又返回内地的现象十分普遍。
值得指出的是，清代闽台两地虽然有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但从根本上说，这只是两岸人员流动的一些现象而已，并不意味着台湾已出现了有别于内地（福建）的另一种文化。事实上，直至1895年日本人占领台湾以前，台湾一直处在福建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两岸文化并没有多少差别。这种文化一体的关系，主要是由于大陆向台湾的不断移民；同时也由于两岸长期同属于一个行政体系，政治制度相同，官方提倡的意识形态一致。明清两代是大陆向台湾移民的高潮时期，也是闽台文化关系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
三
闽台文化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同时它在历史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汉族移民大量东渡，福建文化向台湾传播，台湾逐步演变成为与内地十分相似的定居社会。在台湾土地初辟时，人口不多，文风未盛，整个社会还处在草创阶段。而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土地的开发，而且带去了家乡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等，台湾的民间文化几乎与内地完全相同。而封建统治者大力推行儒家教育，又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移民初期台湾分类械斗十分严重，以后日趋减少；早期的移民往往按地缘聚合在一起，后来这种地缘关系逐步被血缘关系所取代。人们在岛内建立起各种宗族组织，有的仍然敬奉“唐山祖”，有的由于谱系已经中断，在台设立“开山祖”。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映。福建是宗族社会十分强固的地区，而台湾作为移民社会，亦在向这一方向发展。这一方面表明，台湾社会的发展趋势，与福建传统社会的发展道路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发展趋势来源于闽台文化的密切关系。
闽台文化同是中华炎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文化的纽带与血缘的纽带一样，都是维系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因素。在清代，许多人在台湾定居后，又返回大陆寻根问祖，接续谱系，出现了许多两岸族人共修族谱的事例。南安《蓬岛郭氏家谱》云：郭腾蛟，字治角，徒居台湾苗栗县。“光绪庚寅年（十六年，1890），我族三修谱牒，公亲率其子若侄，越重洋归来相视，并为其一派先灵填还冥库。……今家乘四修，其孙木火又能慷慨赞成，捐银二百元以助经费。可见公虽身在海外，而其水源木本之念，实相传勿替”(39)。由此可见，两岸族人共修族谱，不仅是宗族组织为维护其血缘纽带关系的一种需要，同时也是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观念的外在反映。“其水源木本之念，实相传勿替”，这种民族文化认同的思想观念是代代相沿的。
在台湾历史上，曾几次与大陆分离，但最终都归于统一，其中因素固然很多，但民族文化的认同不能不说是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因素。在荷据时期，中华文化已在台湾顽强地传播，台南附近有汉人自己建立的“大道公庙”(40)；澎湖也早有天后宫存在(41)。尽管荷兰人极力推行奴化教育，强迫原住民包括部分汉人信教，但最终都没有什么效果。郑氏时期，两岸出现对峙局面，而在台的郑氏官兵“早在思念故土之情”(42)。明末遗臣王忠孝说：台湾“人为中国之人，土则为中国之土”。他还特意立下遗嘱，希望死后能归葬大陆”(43)。日本统治时期，日本人曾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妄图从根本上消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彻底改变台湾人的民族特征。但这一计划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人们继续使用汉语，学习汉文，收集乡土资料，千方百计保留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当时台湾有句谚语：“拜妈祖，怀故国”(44)，可见对神灵的崇拜，在当时不仅是一种信仰，更重要的是从中寄托着对故土亲人的眷念之情。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极强的抗争性和凝聚力，这是任何一种外来势力所无法根除和消灭的。
四
以上，我们论述了闽台文化关系形成的背景、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现将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一、闽台文化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移民是最基本的因素。大陆向台湾移民起源甚早，但真正进入大规模移民始于明末，而清朝统一台湾后的200余年间，移民逐步形成高潮，其中以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初期最为重要。因此，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是大陆向台湾移民的关键时期，也是闽台文化关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
二、闽台文化关系在形成过程中，两岸文化交流的主要方面是大陆文化向台湾的传播。由于台湾汉族人口主要来自闽、粤两省，其中福建省占有更大比重，因此台湾文化深受福建的影响十分突出。不仅台湾的民情民风与福建几乎相同，而且台湾的科举教育也深受福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也出现一些台湾学子到福建任职，但不是主要方面。这是清末以前闽台文化关系最显著的特征。
三、闽台文化同属于中华炎黄文化。闽台文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历史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使台湾逐步演变成为与内地十分相似的定居社会；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两岸的交往关系，建立起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台湾历史上曾几次与大陆分离，但最终都归于统一，其中一个最深层的因素正是两岸的血缘纽带与文化背景。如今两岸关系已逐步缓和，进一步开展闽台文化交流，促进两岸交往关系的发展，对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连横：《雅堂文集》，“台湾游记书后”。
②《人民日报》1991年8月2日第4版。
③朱景英：《海东札记》，卷四，记丛琐。
④楼钥：《攻媿集》，卷八十八，《汪大猷行状》。
⑤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引《泉郡志》。
⑥连横《台湾通史》说：当时漳泉移民“凡三千余人”（卷八）。而1626年一个信天主教的中国人说：估计在台的汉人约5000人（《郑成功研究论丛》第24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
⑦彭孙贻：《靖海志》，卷一。
⑧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一。
⑨施琅：《靖海纪事》，“恭陈台湾弃留疏”。
⑩参见拙作：《荷据时代台湾史》，第五章第一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人口篇。
(12)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第8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13)1905年台湾人口共有3123000人，此可作为参照数。
(14)C.E.S：《被忽的福摩萨》，卷上。
(15)(16)蒋毓英：《台湾府志》，卷七，田土。
(17)以上数字见高拱乾《台湾府志》、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及《刘壮肃公奏议》。
(18)《安平县杂记》第23页。
(19)1903年日本人调查：全台300多万人口中，讲漳、泉语的占75.66%。而1926年调查：福建省籍人口占83.1%，其中漳州籍35.2%，泉州籍44.8%。
(20)朱景英：《海东札记》，卷四，记丛琐。
(21)《台游笔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22)丁绍仪：《东瀛识略》，习尚。
(23)《台湾通志》，杂识。
(24)(25)吴子光：《台湾纪事》，附录三，台俗。
(26)《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
(27)朱景英：《海东札记》，卷三，记气习。
(28)吴子光：《台湾纪事》，卷一，记台地孟兰会。
(29)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
(3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十五。
(31)《台湾通志》，列传。
(32)《台湾省通志稿》，卷五，教育志·制度沿革篇。
(33)邓传安：《蠡测汇钞》（标点本）第31页。
(34)《泉州府志》，卷五十三，丁莲传。
(35)《台湾省通志稿》，卷七，人物志。
(36)《台湾通志》，选举。按：该《通志》记载台湾学子赴福建任职的人数仍是不完全的，只能作为参考。
(37)参见《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第1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38)唐赞衮：《台阳见闻录》，卷七，文教。
(39)《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第464页。
(40)陈文达：《台湾县志》，卷九，杂记志·寺庙。
(41)蒋毓英：《台湾府志》，卷六，庙宇。
(42)满文密档，耿继茂等题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楫》第2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43)《惠安王忠孝公全集》（抄本），卷二，文类。
(44)《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礼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