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贬值与服务业停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服务业论文,人民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2009年底，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而同一时期，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0％，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分别约为73％和60％，中低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45％左右。换句话说，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世界银行将成员国的人均收入分为4类，根据2009年的数据，人均国民收入低于99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996～3945美元区间为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3946～12195美元区间为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1219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中国2009年人均国民收入为2940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但是位于中低收入国家收入水平偏上的位置。①
美国、英国、法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达到近80％的水平，日本和韩国分别约为70％和60％，金砖4国中除中国外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分别达到66％、59％和54.6％。以印度为例，2009年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1/3左右(1040美元)，但是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却比中国高出12个百分点。这组数据说明：与主要的大国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在绝对水平上以及相对于中国现在的收入水平都严重滞后。②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这一现象，已经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江小涓和李辉(2004)全面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考察了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城市化、人口密度等因素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将促使服务业需求上升，城市化加快将对服务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服务业是新一轮体制改革的重点，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从改变观念、促进竞争、规范行为、扩大开放和适当扶持等多方面着手。汪德华等(2007)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研究政府规模和法治水平对服务业的影响，发现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正相关而政府规模与服务业发展负相关。
张斌和何帆(2006)利用一个含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两部门模型，讨论真实汇率外生条件下部门之间生产率变化对产业结构与贸易余额的影响。在该模型中，如果真实汇率不对生产率变化做出反应，贸易部门更快的生产率进步不仅导致经济增长，还会导致工业与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扭曲，以及贸易顺差扩大。其逻辑是，一方面，与非贸易部门相比，贸易部门的生产率进步更快，其资本的边际收益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的提高更快，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资本和劳动向贸易部门流动，导致贸易部门更快增长；另一方面，倘若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真实汇率)可以得到充分调整，则非贸易品的价格会上升，引导资源向非贸易部门流动，抵消贸易部门生产率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但是在真实汇率难以做出充分合理反应的情况下，贸易部门的生产率进步导致的本币升值不能完全被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抵消，就会导致贸易部门增长速度更快，发生产业结构的扭曲。在保持名义汇率稳定和国内物价稳定的政策组合下，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被压低，贸易品的价格相对较高，因此国内对贸易品的需求存在一个负的缺口，在国民收入核算中表现为净出口盈余。
这里面的一个含义是，如果人民币币值由于某种原因被压低，③那么将会促进出口，相对抑制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当出口部门得到长足发展时，即便服务业正常发展，其在GDP中的比例也会降低，表现为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下降。这实质上是服务业的发展相对停滞，实际发生的情形可能是服务业正常增长，但是出口部门增长更快，表现出来的结果是服务业总量增长，但是比例下降。二是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因为贸易部门的边际回报较高而向贸易部门流动，从而促进贸易部门的进一步发展，抑制非贸易部门的发展。这一层含义与上一层含义的区别在于非贸易部门是否会受到抑制，抑制的机制是在资源总量给定的假设下，资源向贸易部门流动而使得非贸易部门的资源受到限制，从而抑制非贸易部门的发展。
中国经济结构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巨额的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自1994年以来，中国外贸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平均每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2007年达到了8.9％的高位。与此相应的是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到2010年6月已经达到了2.45万亿美元，相当于2009年全年GDP的一半以上。除中国外，2009年世界上只有4个国家的GDP总量超过中国的外汇储备，分别为美、日、德、法，而英国和意大利的GDP都不到2.2万亿美元。对这一数字的另外一个解读是，中国居民平均每人被迫低息甚至负利息借给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1800美元或12500元人民币，相当于年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上。
服务业发展滞后和巨额外贸盈余的现象启发我们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考察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时间序列变化，特别是与汇率和净出口变化的相关性，以期从中找出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主要由两次明显的发展停滞导致(1992-1996年、2002-2008年)；(2)这两次明显的发展停滞都伴随着净出口的大幅增加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大幅下降；(3)汇率、净出口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本文拓展了关于服务业和经济发展的文献。④对于服务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配第—克拉克定律(Petty-Clark Law)：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在收入和就业中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在收入和就业中的比重上升；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在收入和就业中的比重开始上升。这一规律早在17世纪就已经被英国经济学家William Petty所发现，1940年Colin Clark重新认识了这一规律，并被后来的研究所证实(Stigler，1956；Kuznets，1957、1973；Chenery，1960；Chenery and Syrquin，1975)。
Fuchs(1968)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是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随着收入增长，对服务的需求比收入增长更快，导致服务在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增加。第二是分工和专业化随着收入而加深，收入增长后一些本来在企业内部进行的活动如法律、会计、数据处理、咨询等活动外包到专门的机构来处理。这里的一层含义是这些活动本来也在进行，只不过随着收入增长而明显地进入了统计；另外一层含义是专业化导致这些活动质量提高、成本下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三个解释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慢于农业和工业。这里的含义是服务业的成本会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对上升，在服务业需求弹性小的条件下，随着收入的增加，服务业就会消耗更多的劳动力份额，也相应占有更多的产出份额。Fuchs(1968)的研究表明这三种因素都存在，但是第三种因素，即服务业相对较慢的劳动生产率进步，起到主要作用。
Baumol(1967)用一个两部门模型研究了生产率进步速度与服务业份额的关系，这一模型近年来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Kongsamut et al.，2001；Ngai and Pissarides，2007)。Acemoglu和Guerrieri(2008)在两部门模型中引入资本深化和不同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证明了资本深化导致资本密集产业(即工业)的更快发展，同时导致资本和劳动向其他产业(即服务业)转移，因此服务业在产值和就业中的份额上升。Buera和Kaboski(2009)观察到二战以来美国服务业占比增长了约20个百分点，这个增长主要源于服务消费，特别是高技能服务消费的增长，且与二战以来受教育程度和工资的技能贴水的大幅提高在时间上吻合。基于此，Buera和Kaboski(2009)构建了一个模型将服务业增长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模型中，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提高导致对服务需求及服务种类的增加，而每个人专业化的技能对于生产多种自己需求的服务并不具有优势，这二者共同促进通过市场提供的服务需求增加。该模型的一个关键是服务需求是多样化的且需要专业化的技能来提供。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许宪春(2000、2004)、岳希明和张曙光(2002)、江小涓和李辉(2004)、张斌和何帆(2006)、汪德华等(2007)研究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统计误差、跨国比较与汇率制度的关系等问题。本文的研究与张斌和何帆(2006)的理论研究较为接近，第一次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研究服务业发展与汇率变化和净出口变化的相关性，发现了显著的关系，并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中得到佐证，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解析中国的数据，从中发现一些规律；第三节分析国际数据，期望找出一般性的规律；第四节是总结并讨论未来可能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中国服务业占比的时间序列变化
根据中国历史数据的图形分析发现，中国服务业在过去30年的增长路径中，出现了两次明显中断，其间占比不升反降(图1)。第一个中断是1992-1996年，其间服务业占比从34.8％下降到32.8％；第二个中断是2002-2008年，占比从41.5％下降到40％。这两个时期加起来共10年，占了1980年至今的1/3时间，在此期间服务业占比累计下降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35个百分点。作为比较，1980-1992年服务业占比从21.6％上升到34.8％，1996-2002年占比从32.8％上升到41.5％。两段时间加起来18年，服务业占比共上升21.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2个百分点。
如果在中断的10年中，服务业比重以正常速度增长，即每年上升1.2个百分点，那么到2009年底时，中国服务业占比应该达到58.1％。⑤这将超过印度的54.6％，接近中高收入国家平均约60％的水平。换句话说，中国服务业相对落后于印度，完全可以由这两次停滞来解释。
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发现了两个规律：一是服务业增长停滞的时期伴随着净出口的大幅增长，二是服务业停滞的时期伴随着人民币真实汇率的下降。
图2显示，伴随着1992-1996年服务业增长的停滞，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逆差1.8％增长到1997年的顺差4.3％。这也是中国净出口首次突破4％，在此之前的大部分年份中国外贸处于逆差或持平的状态。而在服务业大幅增长的1997-2002年，净出口从1997年的4.3％下降到1999年的2.7％，并稳定在2％-3％的水平直到2003年。同样的，伴随着2002-2008年服务业增长的停滞，净出口从2003年的2.2％上升到2007年的8.9％。图2中的规律是，1990年以来，服务业增长停滞的时期都伴随着净出口的大幅增长，且服务业停滞领先净出口增长大约1年时间。
探究净出口的变化，要追溯到外汇管理体制的改变。1985年以前，中国实行复汇率制。1985-1993年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依然没有改变双汇率的局面。1994年中国实行了外汇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在继续对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的同时，实行经常项目有条件的可兑换，至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的完全可兑换。另一次重大的变革是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⑥
从历史的脉络中可以看出，中国汇率政策的一个特征是外生性较强，这一特征为研究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提供了便利。从1985年开始有外汇调剂市场到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前，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中央银行设定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稳定汇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民币汇率实际上钉住美元，汇率水平随美元而波动，直到2005年7月再次进行汇率制度改革。2005年以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管理的色彩很强。
人民币汇率的另外一个特征是1990年以前人民币币值被大幅高估，结果是持续的大幅贬值。1990年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比1989年大幅贬值26％，1985-1990年累积贬值41％。这样人为的大幅贬值的起因正是人民币币值被高估，同时也使得1990年后的数据与1990年前的数据没有可比性，因此本文的数据分析从1990年开始。
199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直接导致了中国净出口的变动(图3)。首先是1985-1990年累积的人民币贬值使得净出口在1990年第一次转为顺差，达到2.6％，而此前5年的净出口逆差累计达到8.4％。1990年后两年内人民币继续贬值，净出口继续顺差。到1993年人民币大幅升值6.4％，净出口转为逆差1.8％。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转而一次性大幅贬值33％，全年贬值21.6％，净出口转为顺差1.3％。1995-1996年人民币在汇改贬值的基础上升值，净出口保持小幅盈余1.5％-2％。1997-2001年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基本稳定，净出口从4.3％的水平回落到2％-3％的水平。2002年以来，人民币随美元贬值，净出口开始大幅增加。⑦
总之，图2显示的服务业与净出口的变化密切相关，图3显示的净出口与汇率的变化密切相关，其中显现的规律是：汇率变化在前，服务业与净出口的变化在后，汇率变化先于净出口与服务业的变化。
图4进一步直接考察汇率变化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显现的规律是汇率变化与服务业变化密切相关，且先于服务业变化1-2年。1992-1996年的服务业停滞与1990-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相对应，1997-2002年的服务业发展与1995-2001年的人民币升值相对应，2003-2008年的服务业停滞与2002-2005年的人民币贬值相对应。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析基于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不受不同国家之间统计口径不一、企业形态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服务业统计问题已有大量的研究，一般认为服务业的统计相对于其他行业存在更多遗漏。但是如果用这一因素解释服务业发展路径的变化，特别是这两次大的停滞，就需要假设统计遗漏随着时间而变化，在服务业停滞的这两段时期内其相对在其他时期大幅增加。除非有非常直接和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这个解释不太可能成立。⑧
三、服务业、净出口和汇率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本节在上文基础上进行统计检验。综合上文的讨论，我们有两个假设：一是服务业发展与净出口的变化负相关，二是服务业发展与汇率变化负相关。
检验上述两个假设涉及三个变量：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和真实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REER)。前两个变量来自联合国统计数据库，后一个变量来自经济学家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数据库。EIU的真实有效汇率的数据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库覆盖全面，且数据最早从1981年开始，时间序列较长。EIU数据与IMF数据并不完全相同，但是相差很小。
我们选择包含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进行分析，它们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这些经济体多采用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具体为中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南非、土耳其。
变量的变化是否存在提前或滞后的问题。对于中国数据的分析显示，汇率变化先于服务业变化和净出口变化，而服务业变化又先于净出口变化。可能的原因是在汇率变化之后，企业根据相对价格调整生产，本币贬值时资源向出口部门流动，本币升值时资源向非贸易部门流动，这种流动需要时间，因此服务业和净出口存在变化上的滞后。中国的数据还显示服务业变化领先于净出口变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外贸易需要的调整时间更长。
另外一个考虑是不同经济体的调整机制不完全相同，调整需要的时间差也不同。因此，下文的回归分析我们采用尝试的方法，对各个国家找出统计上显著的计量表达，而不强求各国的函数参数和时间上提前或者滞后的量一致。这一计量策略的好处是不用施加太多的结构性限制，只挖掘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寻求显著的计量表达，不寻求对服务业发展做出预测。相对于本文探索性地研究服务业增长时间序列规律的目的，这一方法是合适的。倘若进一步对服务业发展做出分析和预测，则可根据需要，施加结构性约束(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这里的一个必要注脚是，时间上的提前或者滞后不代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需要结合具体情形和理论构架进行判断。比如中国汇率的外生性较强，汇率政策的调整比较滞后，因而很可能是汇率变化导致服务业和净出口的变化。
表1概括了所使用的变量。第2列报告各国数据的年份区间，一般真实有效汇率的数据到2008年。第4列报告各国数据末尾年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的37％比中国低3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2008年的人均GDP为2149美元)。倘若剔除中国香港的92％，其他经济体的平均值为58.5％。
本文回归分析涉及3个变量，均值和方差在表1的5～10列报告。大部分国家的服务业份额平均增长率为正，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智利和秘鲁的服务业平均增长率略微为负，这与净出口的大幅增加有关。印度尼西亚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货币大幅贬值约50％，导致净出口占GDP比重的约0飙升到约10％，服务业相对于拉升的GDP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智利和秘鲁主要是因为2000年以来净出口的大幅上升，拉动GDP上升而导致服务业份额缩小，这与2000年以来资源类商品的贸易量和价格的大幅增长有关。⑨
表2检验服务业变化与净出口变化的关系，回归方程是：
其中ΔTertiary是服务业占GDP比重变化的百分点，L.ΔTertiary是其滞后项，ΔNX是净出口占GDP比重变化的百分点。加入因变量的滞后项是为了控制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其他变量，这样做是因为滞后项受到这些变量的影响。换句话说，加入滞后项后，ΔNX的系数测量的是控制其他因素之后净出口变化与服务业变化相关的部分。由于中国的数据表明服务业变化可能先于净出口变化，因此我们尝试考察净出口的前置项(即下一年的净出口)是否与本年的服务业变化显著相关，表2报告当期与下一期净出口与服务业变化的相关性。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回归用到未来的变量，目的在于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质，并不具备预测的含义。
表2显示，在大部分经济体，净出口与服务业的变化负相关，其中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8个经济体的系数显著为负，中国、中国香港、秘鲁的回归中使用了前置一期的净出口变化，即当期服务业变化与下一期净出口变化负相关。L.ΔTertiary的系数大都为正，说明服务业的增长有一个惯性的趋势。
表3检验真实有效汇率变化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回归方程为：
与方程(1)相比，这里用真实有效汇率变化的百分比取代了净出口的变化。表3的另外一个变化是，考虑到真实有效汇率的变化可能先于服务业变化，我们尝试其滞后项(即上一年的汇率变化)。表3显示，汇率变化的系数全部为正，其中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印度、阿根廷、巴西、秘鲁、墨西哥、南非10个经济体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中国、印度、巴西、智利、秘鲁、土耳其6个经济体的回归中使用了滞后的汇率变化。
表4综合检验真实有效汇率和净出口变化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回归方程为：
与方程(1)和(2)相比，这里同时考虑了净出口和真实有效汇率的变化。这可以考察在控制了净出口的变化以后，汇率变化是否对服务业发展依然有影响，倘若回答是肯定的，则汇率变化的系数应该依然显著，表4的结果支持这一结论。在没有报告的回归中，我们尝试控制当期、下一期和再下一期的净出口变化，结果显示许多经济体汇率变化的系数依然显著。这一结果的含义是，除了直接通过净出口外，汇率还通过其他渠道间接影响服务业的发展，比如通过影响资源在出口部门和服务部门之间的流动而抑制服务业的发展。
表4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回归的R2很大，达到68％，而未经调整的R2更是达到了74％，也就是说净出口和汇率变化可以解释服务业增长变化的3/4。倘若同时加入当期和前置两期的净出口变化，则可以解释服务业变化的92％。换句话说，服务业增长的时间序列变化几乎完全可以由净出口和汇率的变化来解释。由此可见，对外贸易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综合解读表2、3、4，其中一个一般的规律是服务业增长与净出口变化负相关，与真实有效汇率上升正相关，这一规律在许多经济体都或强或弱地存在，显著例外的有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土耳其。
日本和韩国在所考察(有数据)的年份里已经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变化规律与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倘若把数据往前扩展到1970年，则韩国的汇率变化与服务业变化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日本的回归结果依然没有显著变化。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的收入已经较高，二是世界经济的结构在上世纪70-80年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全球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本文研究的对外贸易与服务业之间的消长关系，在全球贸易增加的背景下应该更为明显。而样本中的另外两个高收入地区，中国台湾和香港，都是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经济体，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关联紧密，经济活动受内地经济的影响很大，服务业占比对汇率和净出口的变化较为敏感，这一规律的表现也很明显。
菲律宾和土耳其的共同特点是净出口均值都为负，都是贸易逆差的国家。而另外一个贸易平均为逆差的印度，这一规律也不是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追求净出口与外向型增长的国家，其币值很可能被系统性低估，压抑了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对币值与净出口的变化更加敏感。而对于一个不追求净出口与外向型增长的国家，币值本来没有被系统性地低估，服务业发展也没有受到严重抑制，因此对净出口和汇率的变化不敏感。从表1可以看到，土耳其的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60％，超过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菲律宾和印度的服务业占比都是53％，收入分别为1740和1100美元，位于中低收入国家的中、下水平，而中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比平均为45％。相对于收入水平，这两个国家的服务业并没有受到抑制。
四、总结与讨论
基于对中国服务业发展路径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与两次大的增长停滞密切相关，一次是1992-1996年，另一次是2002-2008年。倘若服务业在这两段时间内正常增长，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会比2009年高出16个百分点而达到58.1％，接近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而不是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这两次停滞都伴随着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和净出口的大幅增加。一个可能的机制是人民币贬值促进了本国贸易部门的发展。这一猜测得到数据的支持，分析表明在多个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与汇率变化正相关而与净出口变化负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两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停滞，而且速度快于其他的年份。1992-1996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2.4％，2002-2008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0.5％，1978年(含)以来的平均年增长率为9.8％，而1978年以来其他年份的增长率为9％。这里的规律是，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份额增长停滞的年份经济增长率反而较高。反过来看，1978-2008年服务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0.94％，1992-1996年和2002-2008年两段区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0.90％，其余时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0.96％，没有大的差异。⑩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服务业增长相对停滞的直接原因是非服务业的更快发展而不是服务业发展的绝对停滞。这样，服务业相对停滞与其他部门更快发展就有了等价的说法。若把逻辑向前推一步，很可能得出中国服务业并不滞后的结论，魏作磊和胡霞(2005)就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并不偏低。然而，服务业所占份额显著低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却是一个事实，如何调和这一矛盾就成为一个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的角度是，为什么服务业的发展没有更快？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跨国比较，是什么因素决定服务业的相对发展份额，这一点汪德华等(2007)做了有益的尝试，发现政府规模和法治水平都显著影响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时间序列分析，服务业的发展速度由什么决定？本文仅仅是研究了服务业份额的变化与净出口和汇率变化的相关性，无法全面回答服务业发展速度的决定问题。这里面可以继续挖掘的问题至少有两个：
一个是其他部门的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的相互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显而易见。一方面，在资源约束给定的假设下，资源向其他部门流动可能会妨碍服务业的发展，这里说“可能”是因为这些资源若不被其他部门使用也可能会被闲置或者浪费；另一方面，其他部门的发展也可能会创造更多的资源，反过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其他部门的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的相互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取决于这些因素的相对强弱。
第二个值得挖掘的问题是服务业份额的停滞会不会反过来妨碍其他部门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会直接降低企业运营和交易的成本，因而促进其他部门的发展。消费性服务不但可以直接提高福利水平，还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作者感谢与黄益平、徐忠和张斌的讨论，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感谢潘莉、冯时和王戴黎在整理数据上提供的帮助。文责自负。
注释：
①本节的数据均来自联合国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网站。
②关于服务业统计问题的影响，现有文献已经做了较多的讨论(许宪春，2000、2004；岳希明和张曙光，2002)。考虑到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程度很大，统计误差的解释力有限，即便服务业份额上调5个百分点，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依然相对滞后。
③在张斌和何帆(2006)的模型中，人民币币值被压低是由于在保持名义汇率稳定和国内物价稳定的政策组合下的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更快增长。
④服务业在主要发达国家的产值中占到近80％的比重，但经济理论对于服务业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经济学文献的侧重点依然是传统的第一、二产业，这与两大产业在传统经济中的地位不无关系，研究者对服务业这一新的主导性行业的研究滞后。
⑤这一数字等于1980年的份额21.6％加上18年间的增长21.9％，加上12年的增长12％，再加上2009年的增长2.6％。
⑥1985年以前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1.5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汇率为1美元兑换2.8人民币。1985-1993年的改革允许企业创汇可以按比例留成，多余的外汇可以到官办的外汇调剂市场交易，因而产生了人民币调剂汇率。人民币公布汇率和调剂汇率在这期间都不断地下调，人民币逐渐贬值。1994年汇改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1，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1一次性贬值33％。到1997年后，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在8.27的位置不动，实际上为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2007年汇改后人民币保持升值态势，截至2008年7月17日升值到6.83∶1，3年累积升值21％。此后升值路径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出口大幅下滑而中断，直到2010年6月20日重新开始。
⑦净出口的变化不仅仅受到真实有效汇率的影响，而且受到其他两个重要的因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导致的贸易壁垒的减少的影响。全面研究净出口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讨论汇率和净出口的关系仅局限于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⑧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服务业数据调整对结果的影响。中国在1992、2004和2008年根据经济普查对服务业占比数据进行了调整，而联合国数据库也对数据略微进行了调整。这4种不同数据的趋势是一致的，对回归分析的结果也不产生显著影响。
⑨智利的总出口额从1999年的17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60亿美元，增长约4倍，主要出口的产品是铜、水果、纤维制品和鱼类。秘鲁的总出口额从1999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20亿美元，增长约5倍，主要出口产品是金、铜、锌和鱼类。数据来源于EIU数据库。
⑩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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