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述评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近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 发表、出版了很多论著。现将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概述如下。
一、研究概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有不少学者开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的研究。特别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02年 中共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并分别把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更掀起高潮 。
据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从1994年以来，标题中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字样的文 章，就有258篇。其中1994年至1996年16篇，1997年至2001年121篇，2002年至2003年12 4篇。标题中含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121篇，其中1994年至1996年25篇，1997 年至2001年63篇，2002年至2003年33篇。标题中含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还有14篇。由此可见，这方面的文章是很多的。
据对北京图书馆的检索，近十多年出版的标题中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字样的著 作有34种，如曾乐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1年出版。)，杨奎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注：河南人民出版 社1994年出版。)，商英伟等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纪念毛泽东诞辰1 00周年》(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郑德荣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左用章等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 飞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丁祯彦的《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问题初探》(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杨奎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话》(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魏晓东的《契合与奇迹：中西文化碰撞 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开明出版社2000年出版。)，李云峰、钟兴锦的《世纪回 眸：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李 声禄、张国新等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注：四川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钟家栋主编的《重铸中国魂：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程》(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肖浩辉等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与实践》(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彭继红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程(1899～1921)》(注：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董启程等著的《 邓小平思想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的方法论研究》(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 2年出版。)，梅荣政、熊启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座丰碑》(注：郑州大学出 版社2002年出版。)，何萍、李维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注：人民出版社2002 年出版。)，许全兴的《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注：人民出版 社2003年出版。)，张中元、王勤明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注：国防大学 出版社2003年出版。)，宋贵伦等主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学习与研究“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文集》(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曾长秋主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基本理论》(注：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张健明等主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丰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雍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注：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奚广庆的《“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国外著作已译成 中文的有韩国宋荣培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标题中含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字样的 著作有266种，其中主要的有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注：安徽人民出 版社1997年出版。)，钟家栋、王世根主编《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注：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吴振坤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注：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郭德宏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注：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2001年出版。)，张伟光、关晓丽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注：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标题中含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字样的著作有28种，其 中主要的有史绍省等主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丁俊萍、熊启珍主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论》(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等。
有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还撰写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的学位论文，其中博士论文有薛广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尚庆飞 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张琳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王海军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李敬煊的《中 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关系研究》，魏晓东的《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硕士论文有李昕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等。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研究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对此，不少学者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一个含义，例如杨奎松等认为，所谓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注：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 版社1994年版，第1页；师吉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涵义》，《锦州师范学 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层含义，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 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注：王格芳：《不断深化和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 ——山东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2002年年会综述》，《理论学刊》2003年第1 期。)。卢培琪、王立胜认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主要集中在两 大方面：一方面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密切地 结合起来，并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从根本上改变照抄经典作家书本、照搬苏联经验和盲 目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化、现实化；另一方面是指，在 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将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提炼，上 升为普遍性的理论，同时还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精华部分融化到马克思主义体系 中去，为马克思主义增加新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体系(注：卢培琪、王立胜：《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人民 网2003年12月24日。)。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三层含义或三个方面的内容，但说法有所不 同。例如，张静如、鲁振祥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要立足于中国实际。第 二，要带有民族特性。第三，要有新的理论创造(注：张静如、鲁振祥：《抗日战争与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人民日报》1995年7月25日。)。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研究组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求形式上的转变，更要求内容上的转变，即要使起源 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 、新鲜化。具体化，就要适合中国情况，并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民族化，就是要赋予它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集中反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明成果；新鲜化，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实践和新发展，把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断推向新的阶段(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 “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纪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1999年第1期。)。杨胜群、宫留记、韦志兆等也持此种看法(注：杨胜群：《邓小平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认识》，《学习导报》1999年第2期；宫留记：《试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韦志兆：《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02年第4期。)。雍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这样三层意思：从内容上说，是要 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同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中国文化传统的 实际相结合，并在运用中给予新的理论创造和发展；从形式上说，是要有中国的民族形 式，即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动态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 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要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过程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就没有完结(注：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6期。)。蒋国海也持此种观点(注：蒋 国海：《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 02年第1期。)。汪青松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 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三层涵义。其内涵的最初展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第二 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的中国化。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中国化(注 ：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3年第1期。)。尹庆双、龚文海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东西和 精髓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个精髓至少包括三个有机统一的内涵，即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获得新的民族形式，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 并说应把“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理解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真实意蕴(注：尹庆双、龚文海：《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几点思考》，《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增刊。)。
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四层含义或要点：(1)“中国化”概念首先要求 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或精髓即立场、观点、方法，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 百姓所喜闻乐见，以便于武装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在中 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2)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与中国国 情不相符合时，在“中国化”过程中绝不允许生搬硬套，而只能从中国国情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地创造新理论，提出新观点，拿出新办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发生的 新矛盾、新问题，以便既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 库增添崭新的内容。(3)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已过时的论断或原理、原则，应根据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特色，敢于承认过时并在实践中予以放弃，进而结合新的实 际创造适合时代特色的新理论。(4)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过程中加以具体化的内容，它也是“中国化”概念的要点之一(注：赵明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辨析》，《当代世界社会主 义问题》2003年第2期。)。
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多种含义，例如何萍、李维武指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始终与世界的现代化运动相联系，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除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外，还包括西方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 化选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界诸思潮的关系 等多层面的问题(注：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人民出版社2002年 版，第3页。)。
第六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过程，但对这个过程的理解有所不同。 例如赵德兴认为它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中 国人民的世界观由自在到自为的历史过程(注：赵德兴：《从实践的向度看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问题》，《攀登》2002年第1期。)。林默彪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 进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其构成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 互动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成和展开就表现为一个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 要进行结构方面的分析，还要进行过程方面的分析(注：林默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关系过程和形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5期。)。范洪亮认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任何科学 理论在特定条件下的运用，而是特指在中国的基本状况尤其是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马 克思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异化”性运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在此基础上会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超越。其基本内 涵是在落后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指导意义的具体表现(注：范洪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基本分析与深层探索》，《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李海荣从文化的角 度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从文化结合到实践结合的过程。因而，它不仅是马 克思主义被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和吸收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创造 性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注：李海荣：《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 过程》，《学术论坛》2002年第3期。)。何美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球化时代一 种理性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态度，它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主题与核心，以党对苏俄模式 的两次仿效与突破为基本轨迹和线索(注：何美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论》，《廊 坊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关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我认为，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按照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意来看，可 以认为它的基本含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 ，使其适合中国的情况，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使马克思主 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即克服教条主义，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中国做法和中国气派。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内容和形式的中国化 两个方面。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的、历史的实际相结合 ，还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即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营养。
第二，既然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实际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它不会一劳永逸，一次完结，而要不断地和 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
第三，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久，又提出中国实际即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 义化。1941年9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的讲话中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 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4页。)也就是说，既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要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不断地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 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新鲜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四，范洪亮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环境中的本土化，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异化”性运用的说法虽然可以推敲和商榷，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确实不是一般地从本国实际加以运用，而是在中国的基本状况尤其是生产力水平远远 落后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情况下的特殊运用。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关于在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建设的 理论，而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 中国，就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变更其部分内容，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因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在落后国家的特殊性运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 富和发展。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破除教条主义，按照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 运用马克思主义，并用中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 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联系和区别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但 到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成了“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直接删去。当时为什么 要进行这种修改呢?二者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对此，有的学者进行了分析。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为什么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冯蕙作了分析 ，她说建国后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不提“毛泽东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重要的改变是由外部原因的影响造成的，具体地说主要是1948年6月28日《共产 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的影响。这个决议谴责南共领导的所谓民族 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并未参加情报局，但中共中央在1948年7 月10日作出一个决议，表示完全赞同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毛泽东后来曾说过：“当 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所以，谴责所谓民族主 义的阴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大概是中央考虑到，“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提法，容易被误认为带有所谓民族主义的倾 向。此外，1948年下半年还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这就是中国 革命即将胜利，面临着依靠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搞好中苏关系，不要让苏联产生 什么误解，是中共中央必须慎重对待的一个问题(注：冯蕙：《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联系和区别，赵明义作了 分析，他首先肯定二者存在区别是毫无疑义的，否则，就没有改变提法的必要了。比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之灵魂，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 以及对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材料中概括为三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实际上就是使用中国语言、带有中国气派并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之立 场、观点、方法的中国化。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化”，显然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 化”这一范畴不完全相同。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 化”两种提法的联系之密切，也是毫无疑义的。这里需要指明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改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斯大林 的理解不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改变提法带有策略性质，是用灵活性来保护原则性。就 是说，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两种提法”表述方法不同，实质相同。这样做，既不影 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保持了同当时作为国际共运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斯大林 的一致性，保持国际共运的团结。然而，从斯大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 而可以接受“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提法这一事实来看，说明斯大林认为“两种 提法”有根本区别。在他看来，前者有狭隘民族主义之嫌，后者才不违背马克思主义， 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能一致起来(注：赵明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使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辨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2期。)。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和意义
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有它的必然性和历史根据的。例如李鸿昌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 必然结果，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生动体现(注：李鸿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 题思考》，《大理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张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性为本质 特征的理论，它具有开放性、多样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点，这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在 于同实践相结合，在斗争中不断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理论根据。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根据在于：一是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 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被接受和继续的社会条件，二是中国共产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表 明，必须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必须把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三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也要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 这块土地上(注：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共济南市 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中国当时救亡 图存的历史任务需要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契机；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使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获得了文化根据(注：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理论学刊 》2002年第4期。)。张金荣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古代印度佛教的传入、近代西学东渐 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外来文化能否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中国社会 现实有无这种需要及需要的程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无契合点和内在联系，本身是否具 有真理性和科学性。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全部具有这三个条件，从而揭示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注：张金荣：《从历史上三次中外文化交流看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5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意义，张琳指出如果说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 一口号和任务的提出，是中共批判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探索和认识中国革命道路和规 律的结果的话，那么，新时期重新提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表明中共再度意识 到必须重新寻找适合于自己国家特殊条件的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而这种意识的觉 醒，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注：张琳：《“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演变》，《理论学刊》2000年第5期。)。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历程和特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多数学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算起。尽管 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应用马克思主义 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注：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毛泽 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6期；卢培琪、王立胜：《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 贡献》，人民网2003年12月24日，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分期，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分 为两个阶段，即引进阶段和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阶段。而后者，又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 主要由毛泽东创立的，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阶段，和主要由邓小平创 立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阶段(注：张静如：《关 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阶段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98年第1期 。)。有的学者认为分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传播的时期(“五四”运动前 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显著成效的时期(1921—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 教条化的时期(1949—1978年)，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时期(1978—)(注：张 冀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冲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1996年第1期。)。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是实践主题的转 换与解答。第一个实践主题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根本变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 ，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第二个实践主题是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进行生产资 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第三个实践主题是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陆剑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及当代任务》，《 党建研究》1999年第7期。)。有的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 过程，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的过程(注：罗喜江、林春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玉林师范学院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有的学者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中有许 多内容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器”不对“用”的，也有许多内容现在看来是错误的。 因此，“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其选择的过程(注：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学术定位》，《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做出了概括。例如郭记中指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强调走自己的路，突出与时俱进，解答时代课题三个鲜明的特点( 注：郭记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点》，《人民日报》2002年5月28日。)。范 洪亮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后，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较为明 显的阶段性与逐步深入性的特点(注：范洪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分析与深层 探索》，《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王海军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分析了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特点之后，也指出三代领导集体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呈现出波浪式向前发展等特点(注： 王海军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03年。) 。有的学者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一元价值观不 断影响、改造、同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一元价值观 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将马克思主义推上了顶峰地位。2.一元价值观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3.一元价值观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了“思想改造”的新工具。4.一元价值观将马克思主 义奉为新时代高居于一切学术思想之上的新“元学”(注：刘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之特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看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我认为似乎早了一点，因 为马克思主义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家等传入中国 的，他们当时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当然也就没有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真正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把马克思主义 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工具之后，才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开始的。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进程，是不是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一元价值观不断影响、改造、同化马克思主义 的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很多学者都作了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两条，如江德兴提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首先必须紧密联系时代的特点，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遵循时代发展的基本规 律，同时还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互作用的规律，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 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经验(注：江德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纲》，《东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提出 ，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 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这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关键所在(注：中国 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中国教育报》2003年12月10日。)。包心鉴则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注：包心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经验及启示——从毛泽东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求是》2003年第24期。 )。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三条，如雍涛指出以发展的眼光看 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倾向；从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和中国文化 传统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既要继承前人，更要大胆探索创新，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三条基本经验(注：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毛泽东 思想研究》2000年第6期。)。李牡丹、何化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主要 有以下三条：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基本原理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把握和 理解，再从实际出发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去。第二，准确地、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包 括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的判断。第三，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左” 和“右”的错误倾向(注：李牡丹、何化春：《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肖浩辉等提出，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依靠集 体智慧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成功要诀即基本经验(注 ：肖浩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95 ～102页；肖浩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进程和要诀》，《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四条，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研究组和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 ，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一)始终坚持以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眼 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二)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三)要继承前人， 又要不断探索创新。(四)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 广眼界观察世界，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特征(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 “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纪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1999年第1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持同样的看法(注：杨胜群：《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有六条，如陆剑杰总结出了以下六条经验 ：第一，必须有高度的自觉性和持久不渝的努力；第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 化作为基业；第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线集中在对于“规律”的把握上，从 而成功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第四，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文化方面， 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气质；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不同主题为中心 而分阶段地展开，适时地实行主题的转换；第六，必须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注：陆剑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论纲》，《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基本历程及当代任务》，《党建研究》1999年第7期。)。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训，很多学者也进行了总结，如尹保云指出，从现代化长 过程的历史视野来看，可以看出在“中国化”的定位上出现了三个层面的偏差：首先， 在政治经济的层面上，在理论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中的唯物史观的历史阶段论 ，而选择了它里面包含的“超越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其次，从社会结构 变迁的层面上看，虽然扫荡了旧的组织结构，却没有提供新的组织结构。在改革以前， 由于强大的政治控制与意识形态压力，各种旧的组织结构不能生存，但在改革以后，随 着强制性力量的放松，各种已经消失的封建主义组织结构和网络重新复活，导致普遍主 义价值观的衰落，严重阻碍着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建立。再次，从人的现 代化的层面看，马克思主义提倡普遍主义原则、科学理性精神、博爱意识、奉献精神、 按劳分配原则、平等观念、民主观念，等，这些都是启蒙的口号，对促成中国人的现代 人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方面，以往的教训也是没有与启蒙现代思想联合，一 方面利用其口号，另一方面却又否定其思想体系，导致公民道德教育的思想体系的逻辑 混乱和内容空洞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人的现 代化失去了物质进程的助推。总起来看，以往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泛滥，主要是由于 缺乏现代化长程历史视野，对中国的发展阶段没有正确估计，从而导致“中国化”定位 的偏差。“中国化”在多数情况下是沿着“正名”或者寻求“正统”的传统思路前进的 ，凡事都要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不贴上这个标签就似乎“名不正言不顺”，这 样的方法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神圣化，也就很难再以实践第一的态度来对待其具 体的理论内容了(注：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科学社会主 义》2002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训是存在的，不过我认为主要的教训有三条：一是没有正确、 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固守了其中的个别结论，甚至把一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当做马克思主义加以坚持；二是没有准确地认清、把握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背 离了中国的国情，超越了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三是没有准确地认清、把握时代的特征 和世界发展趋势，背离了时代的特征，脱离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要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基本经验，也主要是在这三个方面，曾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时 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很好地结合起来。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途径和方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很多学者作了分析，例如李俊岭认为在于人们认识事 物时总是带着主观的东西，从而容易产生偏差。他说，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总是依照自 己已有的文化知识背景作为参照物，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势和心理积淀去把握对象。 我们在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的产物，很难不带一点自身主观的东西即东方 中国文化色彩的东西。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是一个矛盾的悖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就无法保证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本意，当然，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了(注：李俊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读》，《人文杂志》2000年第3期 。)。尹保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体系的复杂性和 实践的复杂性。他说中外学者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主要源于 对马克思的不同理解，只说明了马克思的思想的复杂性，而“马克思主义”则包括一系 列经典思想家，其复杂性就更是不言而喻了。而任何社会历史的运动都包含着许多侧面 ，为不同角度的观察者提供不同的图象。一个是理论的复杂性，一个是实践的复杂性， 它们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自然为不同的见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注：尹保云：《“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
那么，怎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和方法，很多 学者也作了分析。例如张琳概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指出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 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 三是要具有民族特色；四是要有新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理论宝库 ；五是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此作为一种方法论(注：张琳：《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 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雒树刚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树 立一个态度——正确的态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注重一个结 合——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贯穿一个精神——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注：雒树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日报》2001年11月8日。)。师吉 金指出，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除了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即研究以社会性质为主体的国情以外 ，还要具备以下条件：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学习、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具有创新精神；形成成熟的领导集体，有稳定的领导核心(注 ：师吉金：《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身条件》，《锦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第4期。)。赵德兴指出在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的同时，要注重实践 在理论创新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实践是推进和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基本途径，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注：赵德兴：《从实践的向度看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攀登》2002年第1期。)。尹保云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沿 着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结合中国的现实条件来定位。这个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 结构问题：在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要与启蒙现代思想结合，形成理论争鸣的局面；在 社会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现代化实践 需要从各种不同的理论(包括中国传统思想)中吸取智慧，需要一种理论共存的文化结构 。新中国目前的多种经济成分还会进一步发展，非公有部门的扩大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 需要。理论领域的结构变化必须适应经济领域的结构变化(注：尹保云：《“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谢增寿指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贯彻理论联系 实际的原则，必须正确处理党内思想矛盾，必须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家队伍和思想 家群体，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注：谢增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有的学者还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结合”作了分析，例如王梦周认为 “结合”不是凑合，不是机械相加，而是不同的文化碰撞到一起，互相融合，发生“化 学”变化，产生新文化、新事物。因此，要实行“结合”必须解决五个正确对待：一要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二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三要正确对待“实际”，四要正确 对待自己已有经验，五要正确对待今天的资本主义(注：王梦周：《中国社会现代化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兼论“结合”的方法论意义》，《焦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卢培琪、王立胜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指出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关于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体系是由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两个基本层次构成的。所谓一 般方法，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基本方法，它是具体方法的基础。所谓具体方法，是指建 立在一般方法基础上，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的具体的方法。这两个层次，相互渗透，有 机统一，形成了完整的思想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 的基础上所阐明的三个著名公式，实际上是他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的简 明表达：第一个公式：实践——理论——实践；第二个公式：个别——一般——个别； 第三个公式：群众——领导——群众(注：卢培琪、王立胜：《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人民网2003年12月24日。)。彭清国则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 须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做到三个“解放出来”。两个“坚定不移、不能 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 精神。三个“解放出来”，即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提出的，“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 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 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注：彭清国：《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三个关键环节》，《学习时报》2004年1月12日。)。
在研究中，很多学者还指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必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 化和中国的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现代化、当代化的问题。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很多学者指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 壤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融通性，但也存在着很大的甚至根本的差 别。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既存在着正 效应，也存在着负效应。其正效应是：1.“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大同意识使中国 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2.“统一政治”的政治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建立一个权力 相对集中的制度。3.尚“变”求“真”的精神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4.“均平、求同”意识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相吻合。 负效应是：1.政治本位主义是导致国民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发生偏差的祸根。2.两极对 立的政治思维方式是导致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内在原因。3.宗法等级意识、人 治主义是导致国民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缺乏民主法制意识的根源(注：陈湘芝： 《传统政治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效应分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 年第2期。)。因此，是否能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性 的问题。
关于正确对待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 要环节和主要课题。确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这是新 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精华，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果。新中国建立以后 ，把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严格区别开来，充分估计在人民民主政权条件下，资本主 义发展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刘少奇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正是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核心内容的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建国后的很多失误，就是因为没有正确对 待中国的资本主义(注：林蕴晖：《正确对待中国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 重要课题》，《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2期。)。因此，能否正确对待中国的资本主义， 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现代化、当代化，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历 史的必然，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注：王增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理论学刊》1998年第5期。)；有的学者指出，要解决 “中国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分歧，我们需要有个宏观视野上的转变，就是说要获得一个 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现代化”(注：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 位》，《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有的学者还指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程看，马克思主义必须当代化。今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考验，要在全球 化大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注：王海军博士论文：《中国共 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03年。)。
八、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的产物，无疑具有中国的形式 、内容和民族特色、风格、气派(注：唐振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毛泽东 思想萌芽论析》，《学术界》1999年第2期。)。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特色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理论内容上的伦理性，理论功能上的实践性，理论主体上 的群众性，理论形式上的民族性，理论语言上的通俗性(注：卢培琪、王立胜：《论毛 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人民网2003年12月24日。)。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 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有的学者指出，江泽 民的这个讲话，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经 验的高度总结，它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产生的规律。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晶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 最显著最集中的体现(注：秋石：《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求是》2002年第4期。 )。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化”，而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所谓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从中国的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 执政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注：王 天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求是》2003年第24期。)。
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有的学者指出主要有两个：一个独具的特点是中国 人特有的文化土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因而能够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作原材料去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另外一个 理论支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素材和原材料 ，而且也以它独特的实践智慧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启迪。总之，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就它的基本原理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可 是就它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来说，又是中国的，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 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的结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就不是 马克思主义；可离开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离开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 统，它就不是中国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 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注：秋石：《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求是》200 2年第4期。)。
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是正确的。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成果，也是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九、怎么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论述不多，目前只看到两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2001年，叶 险明指出，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上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正确把握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内在文化根据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规定这两个 重要环节。正确把握这两个重要环节，不仅有助于在整体推进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研究，而且也有助于在整体上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叶险明：《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张琳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注意研究以下问题：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反思与总结。第二，对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挑战 进行理论上的预测和分析。第三，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的研究(注 ：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 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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