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反右派斗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右派斗争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复杂而又深远。这里着重考察它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之间所存在的因果联系，以揭示“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的深层原因。著名学者邵燕祥曾提出：三面红旗的“失败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有没有一些因果上的关联呢？”（注：邵燕祥为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写的序言。）另有学者指出：“反右派斗争中急剧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想逐步扩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终于发展为‘大跃进’的全局性错误。”[1](p629)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反右运动，始终尊重科学知识及承载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就根本不会有“大跃进”运动的发生。那么，反右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严重影响呢？学术界至今尚无专文进行论述，本文拟作些具体探讨。
一
反右斗争的高潮过后，毛泽东断言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提供了口实，并多次对此进行严厉地批评，为“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发动扫除了障碍。
毛泽东曾明确讲过：“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2](p180)又说：“如无南宁会议，就搞不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3](p113)而正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全面肯定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及其具体做法，并由此对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进行了公开地批评。他断言：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没有弄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今后不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业务问题。在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在3月成都会议上，在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写的说明中，毛泽东更明确肯定：“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4](p645)很显然，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给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口实，在客观上配合了他们的反党活动。
在对“反冒进”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用跃进代替冒进。1958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叶飞的汇报时说：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4](p641)5月，他在给中央和各省市党委的一封信中，又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5](p142)
毛泽东在作如上批评时，还严厉指责周恩来等领导的国务院是搞封锁，不让参与政治设计，是分散主义，想独揽大权，由此还联想到党会分裂。他警告说：“假如有人和莫洛托夫、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栽跟头。”（注：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北京）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尽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的这一警告是针对彭德怀的，但在当时却给周恩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并对周恩来等表示了明显的不信任与不满意。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柯庆施于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并当众诘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他还明确指出：“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具体是指陈云等人。[4](p639)在3月成都会议上，他又指责说：“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
尽管毛泽东在作如上批评时，也曾多次表示：“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注：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北京）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但在毛泽东的一再严厉批评下，周恩来等只好反复不断地作检讨，承认自己犯了方针性的政治错误，并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等提出的“跃进”发展战略。周恩来还提出了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请求。[6](p438)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泽东的地方。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等的检讨后，宜布全党在新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巩固地团结。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表明“大跃进”运动在排除了所有的阻力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动了。
二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盲目乐观情绪和决策失误，并进一步强化了党内在领导方法上原本就已很盛行的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和“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观念与做法。
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毛泽东重新提出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反右斗争的“胜利”以及此前数次党内外斗争的得心应手，大大强化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乐观情绪，对前进道路中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在毛泽东看来，似乎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穷不再是缺点和不足，反而成了要求上进的动力。他指出：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7](p178)。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通过全民参与的“大跃进”运动就能很快实现“赶英超美”的目标。
由于受盲目乐观情绪的影响，党的主要领导人普遍对经济建设的困难程度估计不足，认为经济建设可以象打仗一样，在全面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基础上，通过一两个战役就可以取得明显的成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
在这样的乐观情绪支配下，加上轻信各地虚报浮夸的数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我国的农业问题已经解决。在河北徐水视察时，他甚至发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与担忧！并以此为依据轻率地作出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错误决定。随后，又在未经试点的情况下，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旨在以它为“桥梁”，“尽快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作出上述决策时，毛泽东虽然也征求了有关部门的意见，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距离实事求是的严格要求来说，应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多地则是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做出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反复强调“外行领导内行”这一“规律”。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刚刚到来之际，毛泽东曾冷静地指出：工农干部有经验但缺少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干部有知识但缺少经验，因此工农干部要与知识分子干部很好地结合起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工农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科学技术。并提出建立“科学中央”的构想（注：参见拙文：《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建立“科学中央”的构想》，《党史文苑》1995年第6期。）。但在反右运动后，毛泽东为了反驳一些“右派分子”对“外行领导内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的诘难，一再强调：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客观规律。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讲到水利问题时，他专门讲了“水利化与外行内行问题”，指出：“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是内行跟着跑。内行跟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2](p189)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种规律。他说：右派、中间派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处于被动地位，大多数共产党员、工人、农民都不是专家。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批驳右派不系统，讲得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既是内行，又是外行。世界上一万种行业，一万门科学技术，每人只能精通一行一门。一万行中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以外，把其他行摸一摸，熟悉一下，有点常识，是必要的。但是要熟悉得很，成行家，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许多工程师、教授看我们不起，我们也觉得自己不行；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们，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内行领导外行是很难的。[2](p355～356)尽管毛泽东在强调上述观点时，也说过右派说要花点钱“赎买”老干部，这话有点道理，因为你就是不懂科学。因此，要使领导、技术人员、老农民或工人三结合，并认为“只有这样，外行才能领导内行”。[2](p298)但在“大跃进”的狂热气氛中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做得到，而只能是不顾客观条件地一味蛮干。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还对屡试不爽的群众运动进行了无条件地赞赏与推广，这在客观上进一步鼓励了不尊重科学和客观经济规律的盲目蛮干。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p322、323～324)总之，群众运动在毛泽东那里成了灵丹妙药。他认为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坚持群众路线，要坚持群众路线就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在南宁会议上，他批评“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违反了群众路线。他说：“我们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须发动群众。土改也是要发动群众，历来反对恩赐观点。社会主义发动群众应当更充分些。大鸣大放，发动群众。为搞水利，不发动群众不行”。[2](p72)1958年9月，他在安徽视察时又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人民日报》随即于9月24日发表了《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认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对此，薄一波曾回顾说：毛泽东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这里说的“群众工作传统”、“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群众运动。“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兵团作战修水利，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发动群众冲击规章制度，从城市到农村“大办”这个、“大办”那个，用的就是当年指挥人民战争、指挥土改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我们党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战争问题，确实得心应手，无往而不胜。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大搞群众运动，总的来说，没有闹出大的乱子。这使中共深信搞经济建设也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几千万人齐上阵，“小高炉”遍地开花，到处都是大炼铁钢的火花，把群众运动推到了极端。薄一波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是，搞建设毕竟不同于打仗，不同于搞土改，而且群众运动也不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把土改、战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方法运用到建设上来，就对不上号。”“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熟悉掌握和严格遵守客观规律，有准确的信息，精确的计划与计算，严密的规章，严格的纪律，精细和准确的操作，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具有各种专门知识、训练有素的劳动者”。“不顾这些要求，只依靠群众运动冲击、猛干、乱干，势必破坏经济平衡，搞乱生产秩序，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4](721～723)事实正是如此。
毛泽东强调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客观规律，虽然有解放思想、增强主要是由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自信心的目的与考虑，但是，对已经掌握了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不能给予应有的尊重，而幻想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就能在短时期内促使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怎么说都是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的，也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三
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导致了“知识无用论”的抬头，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出现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的极端做法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
反右斗争结束后，毛泽东曾说：“对知识分子戴上了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3](p89)，从而改变了周恩来等关于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定性，将其再次置于被改造与批判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限制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发挥。
在“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指出：“科学家不科学”，要破除对科学家的迷信，并说：知识分子其实“最无知”。（注：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只管他在作上述这些讲话时，也曾强调要把破除迷信和尊重科学、保护真理和压缩空气很好地结合起来，但在“大跃进”的狂热气氛中，他的上述说法，在客观上助长了“知识无用论”的抬头。一些原本也出生在农村的高级领导人怀着良好的愿望，不仅相信而且还积极为亩产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斤粮食的“神话”作证明，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撰文批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的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三、四千斤以至1万斤。[9]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则在广东番禺县亲眼看到了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10]
为数不少的科学家或发表文章，从理论上论证亩产几十万斤是完全可能的，或直接为发射高产“卫星”做证明。如有的发表文章说，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多斤。[11]毛泽东后来曾说，正是在看了这篇文章后，才相信了粮食亩产数万斤的所谓高产“卫星”[12](p110)。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是在讲理论的话，那么其他一些科学家的做法则走得更远。如有的科学家称他们“亲眼看到”了亩产上万斤水稻“卫星”上天的经过[13]，起到了直接为“大跃进”运动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能说所有这些科学家都不明白农作物生长的客观规律，或为形势所迫，言不由衷。问题是在科学本身已成了方针政策的注解的情况下，它还有什么严肃性可言？！
在上级领导人的默许、鼓励与提倡下，基层干部不仅竞相效尤，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山西省洪赵县委在一篇总结小麦丰产经验的《就实论虚》报告中借农民的口吻说道：我们可以改良小麦的习性，比如使它和谷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八寸到一尺长，每穗结籽500粒，每亩如果是250万株，可以产到8.9万斤，再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粒象石榴籽那样的大，产量就无法计算。[14](p51)如果说这篇受到中央赞许并被批转全国各地参考的文件中所总结的经验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比这更为离奇的想像与做法更是大有人在。如在徐水县人民公社发明了用深翻土地、每亩播种1000斤、狗肉汤浇田、给庄稼注射葡萄糖等方法来增产粮食的同时，江苏省常熟县的官员们则试用猪羊肉、鱼和食油、鸡毛、头发、灶台灰等混合垩肥，据称肥力异常（注：《（常熟县）各地党员大会对县级、公社级所提的意见》，1959年5月。苏州市档案馆藏中共苏州地委农工部档案。）还有比这更荒唐的。陕西省蒲城县有一个使公鸡承担孵小鸡的职责而让母鸡多生蛋的“发明”，其办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再灌下两杯酒。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位学生用大致类似的办法完成了另一项向国庆9周年献礼的“发明”；他们对一头猪施以手术，将其耳朵、尾巴、甲状腺和部分胸腺割去，据说这样可使这只猪在一天之内增膘9.5公斤。[15](p75～76)
违背科学和客观规律的做法，还集中地表现在：各行各业竞相制定了高指标。按照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本帐，195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基本建设投资、钢以及粮食产量要分别比上一年增长24.9%、41.5%、33.5%、16.6%。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指标是：钢产量每年由1050～1200万吨增加到2500～3000万吨；电由400～420亿度增加到900～1100亿度；煤由1.9～2.1亿吨增加到3.8～4.2亿吨；粮食由5000亿斤左右增加到6000～7000亿斤；棉由4800万担左右增加到6500～7500万担；基本建设五年投资总额由900亿元增加到1500～1600亿元。这些指标完全超出了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增长速度。
高指标带来了浮夸风。仅据新华社的公开报道，水稻亩产量最高达130434斤10两4钱，小麦亩产量最高为8585斤6两，玉米亩产量最高为35393斤，其他农作物也都创造出了各自的高产记录[16](p113～114)。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卫星”，是将由徐水县人民公社发射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平均亩产粮食2000斤[17]。
由于相信了各地上报的统计数字，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据此严厉批评了农业生产上的所谓“条件论”、“机械论”、“悲观论”以及“增产有限论”，并公开提出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带有极端唯意志论色彩的口号[18]，甚至宣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19]后来更不顾事实地宣称：由于我国的粮食已几倍、几十倍地增加，就是把地球上的人统统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
高指标和浮夸风并不仅止于经济领域，而是遍及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文化工作为例，1958年8～10月，文化部先后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提出群众的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能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并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层层放卫星。[20](p69)据此要求，有一个地方甚至提出，要每个县出一个郭沫若，两年超过鲁迅，一个晚上写60个剧本，等等。
所有这些错误做法和规定都明显违背了科学和客观规律的要求，也违背了我们党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四
反右派斗争严重抑制了民主，窒息了不同声音的发表，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致使“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大量问题长期不易被最高决策者所觉察，对其严重性也一直认识不够，因而也就不能及时地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纠正，从而使“大跃进”的严重失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并且进一步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
在《工作方法60条》中，毛泽东指出：“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头”。“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7](p59、60)在他看来，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结果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和错误。谁讲缺点和错误，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大跃进’中浮夸风猖獗，却受不到应有的抵制，就是这种观点带来的不良后果”[21](p411)。
如果说在反右斗争前，共产党的一些诤友和畏友，还能或大胆或含蓄地对一些领导人提出客观批评和建议的话，如张奚若、陈铭枢就曾批评一些党的负责人一味地厚今薄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迷信将来、鄙视既往，那么，在反右运动后就很少能再听到不同的声音了，而更多地则是众口一词地歌功颂德或为明哲保身而缄默不言。
在反右斗争中，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仅是因为敢讲真话或提了意见。事后查明，全国55万多的所谓右派分子差不多都是以此而罹难的，开了完全以言获罪的先河。[3](p65)（注：“以言获罪”虽然不是从反右斗争开始的，如此前的王实味、胡风案件等，都是以言获罪的。但像反右斗争这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以言定罪，在此以前，却还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所谓“钓鱼政策”、“引蛇出洞”等错误策略的运用，更使得知识分子谨言慎行，“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抛却一片心”，害怕一言不慎即被抓住辫子，打入另类。这不仅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且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人们从此不再敢讲话，尤其是不敢讲与领导人意见不符的真话。1958年1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于部座谈，有人反映：反右以来，大家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讲话。毛泽东问：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22](p542)压制民主、限制不同声音的发表虽非自此始，更未至此终。（注：在中共党内的一个较长时期里，压制民主的现象是较严重的。仅就建国后来说，较早也产生过较严重后果的是毛泽东于1953年开始的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日趋严厉的批评与指责。对于这一次批评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薄一波曾回忆说：“在我们党内生活中，还常常有这么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喜欢人云亦云，你说这个事很好，就到处都是报喜的；你说这个事有问题，就到处都出问题了，而且越讲越严重。这种现象对于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决策是很危险的。”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而更为严重地压制民主则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356页。）但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却实在是严重的：不仅一般的知识分子难以发表不同看法；就是同为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邓小平在回忆“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的情况时曾指出：当时有许多领导人没有表示看法或反对，根本的原因是“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23](p296～309)。据薄一波在《若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交代，当他与一帮党内高级领导于部到一片成熟的棉田里参观时，就发现原来是假的。[4](p751)类似这类将数亩庄稼并到一亩以发射高产“卫星”的做法，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但就是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去揭露真相，全国上下普遍陷入了说谎话、做假事的狂潮中去了[15](p77～79)；[24](p1～56)，以至到60年代初在全党开始全面纠正“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失误时，毛泽东连在其身边一直共事达数十年之久的老战友也不再轻易相信，而宁愿派自己的贴身卫士或秘书前往各地做调研，以获取真实的农村情况，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25](p42～43)
由于轻信虚报浮夸的所谓成绩，认为此前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民并由此影响领导人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不仅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而且鼓励各地“放开肚皮吃饭”，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放吃饭“卫星”，并明确规定：一天要吃五顿干饭，如要换换口味，改吃稀饭必须打报告经上级批准后，方才可行。（注：《（中共苏州）地委整社工作座谈会意见》，1959年6月。苏州市档案馆藏中共苏州地委农工部档案。）另据薄一波回忆，在有些地方，由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因此连不认识的陌生过路人也被强拉去免费供应吃喝。[3](p158)因此，各地的公共食堂毫不珍惜宝贵的粮食资源，造成了原本不应有的严重浪费。1958年的秋收季节，在许多地方由于青壮年都去大炼钢铁了，出现了“谷散地，禾叶枯，收禾童与姑”、丰产不丰收的不正常现象，但决策部门却相信各地的虚报浮夸并据此作出了高征购的错误决定，这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地区原本就已十分困难的严重程度。
正因为对“大跃进”运动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不能获得及时而又客观清醒的认识，因此纠“左”的措施也就是乏力的，并易每每引起反复。以1959、1960年钢产量指标的确定为例，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规定的1959年指标是3000万吨，12月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指标是1800万吨，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确定当年的钢产量指标为1650万吨，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接受陈云的建议，确定为1300万吨，并还因此称赞陈云说：真理有时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庐山会议进一步削减到1200万吨，但在会议结束后不久，由于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又提出全年必须完成1300万吨的任务。10月，按照“继续跃进”的精神而编制的1960年钢产量指标重又上升到1840万吨的高度，1960年5月更上升到2040万吨，尽管当年经过多方努力，总算炼出了1866万吨钢，但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却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几近崩溃。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也是这样。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时，公共食堂被看做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而倍受推崇，但为时不远就暴露出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粮食浪费惊人，卫生难以保证，管理十分混乱，不合农民生活习惯，等等。[26](p117～146)但在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却被当着“社会主义阵地”予以坚守。尽管出现上述反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由于信息渠道的雍塞阻蔽而导致的信息不足或信息失真，使得毛泽东等人直到1960年底之前恐怕对由“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严重混乱情况并不完全知晓。
综上所述，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为了防止类似失误的再次发生，我们必须牢记这段历史所留下的沉重教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标签：反右派斗争论文; 右派分子论文; 大跃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右派论文; 毛泽东论文; 周恩来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