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缘何美化侵略历史——从日本“皇国史观”论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国史论文,战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某些日本人否认过去的侵略战争，美化侵略历史，其根源何在？人们纷纷探究，本文认为“皇国史观”是某些日本人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思想根源。
所谓“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史观，是日本天皇制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将日本的种族、天皇、宗教、文化等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视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看作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
一、狭隘民族主义的渊源
幕末的复古思想家们，从古代日本神话传说中找到了日本是“神国”的依据。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我国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其他诸国则皆……卑贱之邦。”据此，日本被说成是“代代天皇适从皇祖之神敕，天壤无穷统治帝国，万事一系而不渝，国民皆忠顺奉戴皇室为宗家，形成一大家族”。（注：荒川几男、生松敬三：《近代日本思想史》，有斐阁1973年版，第 264—265页。）他们认为，欧美的国体是民主主义的合议制， 而“日本的国体以万事一系的皇统作为基础”，后者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无限景仰和忠诚，也就是以“忠”、“孝”为基础的天皇崇拜。与“大和民族优越”论相伴而生的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贬低。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 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中说：中国固陋之至，“不知改进之道”，一味“眷恋古风旧习”；学校教育的宗旨只讲“仁义礼智”，“不知真理原则”；等等。并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人种来历的特殊”。（注：《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9—240页。）福泽谕吉又认为“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的中心并堪任盟主以阻挡西洋诸国者，舍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因此，福泽谕吉认为在文明进军中走在前列的日本，有责任对邻国“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速使其仿效日本进入文明之域，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武力胁迫其进步”。
在“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人视日本民族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认为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救世主”。被称为“大东亚论客”的大川周明在其《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说：“我们今日的意识，实在是亚细亚意识的综合，我们的文明，是全亚细亚思想的表现”。还有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认为只有通过战胜和征服别国，才能表明日本人是所向无敌的。因此日本人逐渐沉浸于一种适应其国民性的仇外的民族主义精神之中。他们宣传暴力崇拜、绝对服从和坚信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国家面临的困难。这同样是“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的翻版。
由上可见，日本人的这种自傲、自负的心理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起源。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所说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原就坚信日本具有神圣的使命，又由于它新近学到的西方技术而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注：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5页。 ）正是“大和民族优越”论，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之一。日本人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就像日耳曼民族一样，因而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乃是天经地义的。在历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和朝鲜，都是以这种蔑视观为动力的，受其影响，有些日本人至今仍把自己标榜为亚洲的“一等人”，以“优越”民族而自居，蔑视亚洲他国人民。这种“民族优越”感使许多日本人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几百万人，而将在战争中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5000多万亚洲他国受害者弃之一旁。为了维护日本的“优越”地位，一些日本人告诉国民，决不能承认“侵略”，决不“反省和道歉”，否则，日本民族就将“被贴上耻辱的标签”，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论证，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不是败给了中国等亚洲国家，而是败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败给了美国人使用的“野蛮”的核武器。这些人看到如今日本经济实力直逼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心中自然渴望重温昔日“大东亚战争”、“皇军赫赫战果”的梦想。如今，日本要返回亚洲，但只要日本不放弃“种族优越”意识，不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就不可能与亚洲各国和睦相处。
二、“侵略有理”论和“侵略有功”论的作祟
“侵略有理”论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为否定、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编造的“理论”。他们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捍卫日本的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自卫战争”。其根据就是因日本被英、美、中国和荷兰包围，日本生存所必需的石油、铁矿石、橡胶等战略资源被切断，威胁了日本的生存，为此，日本必须向这些国家开战以突破包围。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压力”说和“中国侵犯日本在满洲的主权”说。说什么“满洲事变”是“谋求发展的日本民族的生产力在满洲受到抵抗和激烈冲突的产物”，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军队“非法射击”说和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称“七七”事变是中国驻军“开枪挑衅引发的，责任不在日军”，日军动用武力是“自卫”。还有一些人除了用“国土狭小”、“人口过剩”作为侵略“理由”外，又制造侵略负有“文化使命”的谬论，如宣扬“在历史的必然性上，在历史的特异性上，更在其文化的使命上，日本民族之大陆发展，为宿命的事实”。（注：河相达夫：《中日提携之原理》，《新民周报》第15期，1938年12月。）其实，他们标榜的“文化革命”就是推行军事封建法西斯主义。
“侵略有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久驻不散的表现，是历史上“侵略有理”论的翻版。早在幕府时期出笼的“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对对外扩张思想作了最初的表述。伊藤信渊和吉田松荫是极力鼓吹侵略大陆、夺占中国“满蒙”的代表人物。二人把多年流行于日本的侵略扩张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在他们分别著的《混同秘策》和《幽囚录》等书中都公开宣扬侵略扩张思想，显示出日本要“以支那为枢轴统一世界”，为后来统治者制定侵略政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明治政府建立后，先后有明治天皇的《宸翰》和木户孝允等人的《征韩论》问世，确定日本征韩侵华的基调。声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时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曾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在向天皇上奏的《外交政略论》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这里所说的“邻近区域”，无疑包含着中国和朝鲜，而“防护利益线”就是把中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其实，日本就是以“防护利益线”为由发动甲午战争的。1927年，田中义一首相在《田中奏折》中声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注：刘景富、杜文君：《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 264页。）它成为以后日本历届军国主义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指导方针，这难道也是为“自存自卫计”？1934年，日本陆军省炮制了一个题为《国防之本义与强化国防之倡导》的小册子，煽动侵略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它对个人是“考验”，对国家是“生存竞争”。“七七”后日本赤裸裸地宣扬“侵略有理”论。声称“七七”事变是国民党受英、美和苏联唆使，采取“容共抗日政策”造成的。说什么“忘失东方精神，提倡完全基于西洋思想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以国家为私物，破坏东方道德，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政策，……把东方和平陷于危殆。加之……苟合与数年抗争的共产党，容许苏联赤化中国，遂酿成中日事变。”1941年末，天皇发布的“宣战诏书”也是如此标榜“为自存自卫计”。
“侵略有功”论是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的“理论”。他们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作战的对象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日本作战的目的是从白人的压迫下“解放亚洲”这些国家。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说：“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军国主义，这些国家当时已沦为殖民地受白人压迫，我们的目的是去解放他们。”樱井新宣称：“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他们民族强盛起来。”（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4年8月15日。 ）“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其“成立意向书”中写到：“日本今日之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200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之上。 这些殉难者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有甚者，曾在东北统治14年日本殖民地官员们所写的《满洲全史》竟称“创建”“满洲国”政权的“善良动机”，是“立志革新，扫除祸根，为保全东亚，建立近代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的“壮举”和“忘我无私……在异国土地上努力实现王道乐土，建设近代国家……日本的功绩。”甚至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和“奇迹”，构成今日中国建设的“楷模”等。
这种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也有其历史渊源。其直接来源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要使所有的民族从不义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在日本领导下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殖民扩张计划。起初，日本提出要“建设东亚新秩序”，扩张范围仅限于中国，其目的是要排斥英美在华势力，独占中国”“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利用英美在欧洲战场的不利局势，策划南进夺取英法荷等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0年，日本近卫内阁在《基本国策纲要》中正式提出“共存共荣”的主张，称日本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国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后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对外声明中开始称作“大东亚共荣圈”。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即“凡大日本帝国势力所及之处，即是大东亚。”（注：转引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公论》，第4卷第5期。）
为了制造理论根据，日本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为名，称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反对英美称霸，“打英美的旧秩序，求得大亚细亚民族解放”，“建设‘亚洲人之亚洲’之新生活圈。”建设“以强国与弱国共存共荣为目的的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注：《东亚共荣圈之法的性格》，《华文大阪每日》，第9卷第4期，1942年6月15日。）其实， 日本所标榜的“道义”根本不是“道义”，而是侵略和奴役，是打算把亚洲国家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按照他们的战争史观，日本发动战争对亚洲有功，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日本有份，这样就把“罪行榜”改为“功劳簿”了。
三、武士道和奴化教育的误导
日本武士的“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忍让的封建伦理规范—“武士道”。它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得到广泛流传，为日本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武士道”内容中有一条强调主从关系中的“忠节”。武士必须无条件的效忠封建领主。明治维新后，虽在法律上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仍被新的统治阶级沿袭下来。将原来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将“武士道”看作“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人民和士兵。以后又将军国主义同“武士道”结合起来，使之“现代化”，不遗余力地向军队灌输。1882年，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语》规定：“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军人训诫》进一步规定：“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来崇拜”，即把天皇视为“超人”的“神”来崇拜，“这是军纪的唯一的最高根源”。天皇还把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定为国教。从而宣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是神的化身，是现人神，日本人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并特别提倡“武士道，”称军人精神的根本就在于“忠诚”（效忠天皇）“勇敢”（勇于为天皇而战死）、“服从（作驯服工具）。将忠诚、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的主要品德标准。
忠诚、勇敢、服从，具有职业军人的荣誉感，是世界各国对日本军人的普遍看法，但军国主义者用棍棒、皮鞭等训练工具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纵容上级对下级、老兵对新兵、教师对学生的粗暴的惩罚行为，使日本军人在“施虐狂”的熏陶下，极其残忍凶悍、灭绝人性地屠杀他国平民和战俘的做法，是应该否定的。日本战败后，其军国主义制度虽废除了，但其野蛮性、盲目性、愚昧性都被保存着。
日本近代史，实际上是一部以未加明言的“天皇教”为国教、驱使国民响应军国主义对外频繁发动战争的历史，而《教育敕语》在此间起了“天皇教”教典的作用。
1890年，天皇发布《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使武士文化渗透、灌输到广大日本人的灵魂中。《教育敕语》提倡“尊皇爱国”的伦理，倡导“自己的身体应该献给国家”，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一旦有缓急，应义勇奉公”，“为君父牺牲”，贯穿着强烈地向外扩张主义的主导思想，为以后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确定了方向；以未加明言的天皇教作为蛊惑人心的“强力磁场”，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的意志当作神圣不可动摇的“皇祖皇宗之遗训”，让“子孙臣民俱应遵守”。
1936年，文部省的《国体之本义》对《教育敕语》的内容加以引申，指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福之神敕永远统治，是为我万古不易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戴圣旨，充分发挥忠孝之美德，是为我国体之精华。此国体为我国永远不变之根本原则，贯通于国史而虎炳生辉”。“皇位属于皇祖之神裔，乃继承皇祖皇宗肇始之国，担负使之成为安定开化国家之大业之‘天皇’之御位，系与皇祖之一体，于当今显彰其雄心，繁荣国家，慈爱百姓之天皇御位。臣民于尊仰作为现人神的天皇之同时，叩拜皇祖皇宗，于其恩惠之下而长外我国之臣民”。将《教育敕语》中的神政的、家长式的国家主义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军国主义就以经《国体之本义》诠释的《教育敕语》作为天皇教的教典“教化”国民，引诱国民投入到侵略战争中去。因此，日本中小学的例行活动都要拜读、背诵《教育敕语》，四大节日（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和元旦节）时，由校长、教务长和数名教师把天皇、皇后的照片从学校设置的奉安殿上恭敬地搬到举行仪式的场所，庄重地朗读《教育敕语》。天皇的照片来到时，发出口令，行90度鞠躬礼，拜读《教育敕语》后，齐唱《君之代》歌。军国主义正是通过这种虔诚地拜读仪式，使国民在不知不觉中泯灭理性和自我，从而狂热地去应征参战。日本军国主义在这种疯狂的“为天皇而死即成神”和“武士道”精神的驱使下，野心膨胀，野蛮残忍，世所罕见。
如此尊崇天皇、服从天职的民族，再加上“拯救弱民”、“解放亚洲”等的宣传，视侵略为“进出”，如果没有天皇授意承认侵略及国家政府出面澄清历史事实，那么日本国民是没有能力弄清史实、悔过自新的。其结果，教育误导了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残留的军国主义流毒才会在日本有继续存在的市场；右翼团体才能从60年代的400个增至今天的800多个，其成员以每年12万人的速度递增。
由上可知，在日本，战前的“皇国史观”根深蒂固，战后仍有一定影响，近年呈泛滥之势。一些受过战前“皇国史观”毒害的人，不仅长期麻醉自己，而且对下一代隐瞒历史事实，进行自欺欺人的“精神贩毒”。他们甚至公开为日本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和地区开脱罪责。战后以来，一些战争遗属不愿正视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等地犯下的罪行；他们不愿从内心承认其父辈曾经侵略过他国和所犯的罪行；他们甚至认为其父辈是“为国捐躯”的，反对将过去的战争称为侵略战争。这些都是因受“皇国史观”的蛊惑所致。因此，不根除“皇国史观”，日本就不会正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