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 《春秋 》学初探
——以《表记集传》《坊记集传》为中心
苏小秋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82)
[摘要 ]黄道周《春秋》学在明代《春秋》学中独树一帜，这与黄道周经学思想的整体格局有关。黄道周认为《春秋》亦经亦史，其治《春秋》，主要特点有二：其一，事多取《左氏》，接近于以事治《春秋》一路，而尤其精于“比事”之学；其二，受其象数《易》学影响，其《春秋》学表现出明显的“天人之学”的特点。
[关键词 ]黄道周；《春秋》学；明代经学；天人之学
黄道周并不以其《春秋》学名世，而主要是以《易》学家、理学家或者书法家的身份闻名。事实上黄道周的经学，不仅在为人熟知的《易》学与《孝经》学，而且在《礼》学、《尚书》学和《春秋》学，也有着极高的成就。本文将对黄道周《春秋》学的特点进行初步探讨。在进入其《春秋》学的论述之前，有必要了解明代《春秋》学的概况与黄道周经学整体格局这两大背景。
一、明代《春秋》学的主要脉络
《春秋》之学兴起于西汉，其时以《公羊》学为盛。东汉以降，至于六朝，《左氏》学渐兴。自唐代孔颖达修订《五经正义》，在《春秋》三传中选定为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作疏，《左氏》学作为《春秋》学的主流地位遂在唐代得以确立。其后《春秋》学即呈现颓势。唐代后期，有啖助、赵匡、陆淳，尽掘三传藩篱，不主一家专说，开《春秋》学之新风气。宋人沿其绪，治《春秋》主要有折衷三传与舍传求经两路。宋人在对《春秋》的定性上则有程朱之别，程伊川主张《春秋》是经非史，由圣人笔削，寄托圣人微言大义与经世大法[注] ① 程颐《春秋传》云：“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5页。 ；朱子则认为《春秋》为史，并无特殊笔法，夫子直书其事而褒贬自见[注] ② 朱子对《春秋》议论颇多，如：“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於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威公之书即位，则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薨、卒、葬，亦无意义。”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载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1页。 。伊川的主张由其私淑胡安国所继承，朱子的主张则体现于其弟子张洽的《春秋》学。这两条线索构成了南宋以后的《春秋》学主流。明代《春秋》学虽沿宋人之遗绪，而又开出新气象。
自明末以下，至于20世纪80年代，明代《春秋》学饱受负面评价。顾炎武指出永乐年间奉敕修纂的《春秋大全》：“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修》，但改其中‘愚按’二字为‘汪氏曰’，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1]650清代四库馆臣则描述唐以来的《春秋》学：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榖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榖梁》月日例耳。[2]210
清末皮锡瑞《经学历史》称“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3]283-289民国以来，论及明代经学的著作亦有不少，较为人熟知者，包括马宗霍著《中国经学史》、李源澄著《经学通论》、周予同著《中国经学史讲义》等。这些著作对于明代经学的评价，大抵皆因袭清人旧说，认为明代学问遵循宋学，醉心义理之学，而疏于治经，不免乎空疏之弊。
相比于汉唐儒生重视五经，宋明理学的核心经典应属《四书》与《周易》。黄道周作为明末思想家，加之对程朱陆王之学多有独见，往往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宋明理学脉络中的一位理学家。黄道周在理学上的成就自然不容忽视，然而从其学术著作的主要内容来看，其经学著作占了更大的分量。据其弟子洪思《黄子传》称：
油画作为一种“舶来艺术”，似乎与有着浓郁地方性的民俗文化截然分割，两者甚至被定性为“雅”与“俗”的二元对立状态。其实，无论是民俗文化抑或是油画艺术，二者的相通之处可以体现为以下两点：一是表达自我的情感与内在的自发冲动；二则是在具体表现中均突出主体的想象性与直觉性。因其既有差异又有着相通的特性，中国油画家才能够将两者统一于艺术作品中。
系统重启时将采集的温度数据x送入训练模型，如果判断结果为1，则将该x作为卡尔曼滤波算法所需要的初值。图6为加入滤波算法前后实际温度测量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该方法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同时在测量过程中也能有效滤除干扰信号，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随着当前学界对明代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明代《春秋》学的真实面貌也逐渐清晰。固然，长期以来对明代《春秋》学的贬低并非没有根据。从总体而言，站在传统的汉唐经学的角度来看，明代《春秋》学确实有私臆妄断、空疏蹈虚之弊端。但这绝非明代《春秋》学的全貌。根据学界近年来新的研究[注] 主要包括如下成果,林颖政：《明代春秋学研究》，台北：国立中央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周翔宇：《经典诠释的新发展——明代〈春秋〉学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李卫军：《明代〈春秋学〉述要》，《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2015年第1期，第85-90页；张德建：《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06-309页，等等。 ，明代《春秋》学的多样性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表现。其一，明代《春秋》学沿宋代余绪，在尊《胡传》与据朱子驳《胡传》上继续发展。其二，明初科举将《春秋》经义定为《胡传》为主，而刘基、宋濂、张以宁等国初经师的《春秋》经义对科举经义长期发挥着实际的影响。其三，对于《春秋》与《左传》的关系探讨的发展，导致《春秋》学出现了“以史证经”的转向。其四，阳明心学的兴起对《春秋》学造成的冲击，也影响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其五，明代经学的考据学的转向，这对于《春秋》学的发展又有着进一步的推动。黄道周的《春秋》学正是在这个经学发展方向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
二、黄道周的经学思想概况
我俩拦了辆出租，潘阳一上车就合上了眼。不一会儿，一条晶亮的哈喇子就从他的嘴里滴拉下来，掉到前大襟上。看他这副样子，谁能想象到，六年前，他是有名的“三中四少”之首，号称“玉树临风小潘安”。时光和欲望摧残了他的容颜，让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变成了中年人。
先生壬午出狱往戍，将之楚，门人请藏书于大涤，先生拟以《易象正》《诗序正》《春秋表正》《孝经大传》《洪范明义》《月令明义》《禹贡明义》《吕刑明义》《儒行集传》《缁衣集传》《典谟集传》《政官集传》为《石斋十二书》藏于大涤，已而不果。今其书多散亡而逸其半。[4]65
黄道周拟定《石斋十二书》，时年58岁，这份目录足以代表其在学术上的自我定位。翟奎凤先生指出：“黄道周心中的‘石斋十二书’皆为解释六经之作，诗文集甚至体现其个人思想的著作如《三易洞玑》等皆不在其列。”[4]66显然，我们有理由将“石斋十二书”视作黄道周本人期望流传后世的著作，而这12种著作皆是阐释六经的经传义理的经学著作，故而我们可以认定，黄道周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经学家。对于这一点，当代学者亦多有意识。如陈来先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黄道周提出以六经来矫正王门后学和当时的文章之学，突显出明末经学转向的现实指向，故黄道周的弟子把他作为明清之际‘以六经为文章’运动的第一人。”[4]31也有学者从宋明理学发展的角度指出：“对阳明后学的流弊，黄道周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主张以周孔《六经》之学救正当时思想界的空疏、荡越之风，希冀以经典文献为根本重建理学的学理根基。”[4]113
黄道周的经学，从内容上看，可谓遍包群经。而且在其经学著作中，诸经之间义理相互贯通，其中，甚至常有径用一经注解他经的现象。那么，在黄道周思想体系中，诸经各自的性质与地位，各经之间的关系，都是值得探究的。然而此问题并非本论文探究之重点，此处姑且参考黄道周关于各经关系的表述，及其相关的传记、《年谱》以及其弟子洪思的相关记述，作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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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黄道周经学以《易》为主，其经学最高成就在《易》学，而《孝经》学次之。《明史》载其上疏云：“臣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4]13又，清《道光五年二月十六日礼部奏》谓其《易》学特点：“虽其讲《易》兼明象数，亦犹邵子先天之学，可与程子《易传》专言义理者并行。”[4]10又，其弟子洪思《收文序》云：“作五教之图以为经，作三极之图以为史，盖始于《孝经》而终于《易》。”无论是从其著作的数量规模，还是从当时与后世影响来看，黄道周之学问以象数《易》学为核心，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其《孝经》学成就亦是其经学成就之另一高峰，其所著《孝经集传》《孝经大传》《孝经外传》《孝经定本》甚至《孝经颂》，可谓竭尽《孝经》之义。而在其弟子洪思眼中，黄道周本人的一生也可以用“学在《易》经，行在《孝经》”来总结。
黄道周《春秋》学最独特之处，在于其中的天道思想。《坊记集传》之《大坊章第一》篇首有记云：
其次，《诗》与《春秋》互为阴阳，共同辅翼《易》经。黄道周《春秋揆》云：“《春秋》者，《诗》之景也。景者，阴也。《春秋》者，《诗》之阴也。《易》之道，其阳为《诗》，其阴为《春秋》。”[4]1387其《放门陈事疏》云：“臣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以《诗》《春秋》推其运候，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乱，百不失一。”[4]175其《历年十二图序》云：“故《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诗》者，鬼神之吟咏歌啸其事也。《诗》与《春秋》递为爻象，以图天地。”[4]808其《三易发明》称：“《易》者，礼乐之筦籥，《诗》、《春秋》之祖祢也。”[4]1361以上所举，皆可表明黄道周之学，其核心在《易》，而《诗》与《春秋》夹辅《易》经。有学者分析黄道周《易》学诠释体系，称其为融合《易》《春秋》《诗》的“三经合一”的体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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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经》之《洪范》篇，则为“王者性命建极之书”，其明五帝三皇之道同于《易》，黄道周《洪范明义序》云：“私意以为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敦崇紬绎，未有过于斯书者也。”[4]854
而《礼》则与《春秋》相颉颃。在黄道周看来，《春秋》为正礼之书。其《原法论》云：“故《春秋》者，圣人之礼意。”[4]524其弟子洪思《收文序》称：“有曰《春秋表正》者，有曰《春秋揆》者、《春秋轨》者，盖以昭《春秋》礼之义，遂畅《春秋》历之说。”[4]30其于崇祯十一年(1620)献上五篇为《礼记》作的注解，《月令明义》《表记集传》《坊记集传》《缁衣集传》与《儒行集传》，其中《表记集传》与《坊记集传》的“传”，完全是通过阐发《春秋》经传的义理而逐章注解《表记》与《坊记》之正文。黄道周在《表记集传》序中称：“《春秋》之义不尽于《表记》，而《表记》之义尽于《春秋》。”[4]860
据此可以总结，黄道周之经学，以《易》为本，以《诗》与《春秋》辅翼之，《书》佐《易》以阐天道，《礼》佐《春秋》以明大义，而其立行则归于《孝经》。固然，黄道周经学思想在其自身看来未必有如此严整的体系性，但从宋以来的儒家学统来看，五经皆能阐天道、明天理，诸经之间皆能相互阐发，乃有五经相通之说。而黄道周之经学，正是以五经阐明天道的天人之学。对黄道周经学思想的总体格局作如上描述，应当是中肯的。
又，朱垣因经文“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而问《春秋》之笔法，黄道周答曰：“《春秋》于此等皆书其实，间有褒贬。去爵书人，不尽为例。”[6]1006d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笔法体系最为森严，有“名例”有“时月日例”，如“州、国、氏、人、名、字、子”[8]167七等进退等等，而黄道周并不否认《春秋》有笔法，但对于笔法条例，并不强行贯彻，仍然以事件本有之义理衡量。又如：
三、黄道周的《春秋》学特点
据黄道周弟子洪思的说明，黄道周的《春秋》学著作，主要有《春秋表正》《春秋轨》《春秋揆》。前两种今已佚，独《春秋揆》传世，但此文恐难以视作黄道周《春秋》学之代表。[注] 笔者认为，最能代表黄道周《春秋》学的著作当属《春秋表正》，惜其不传。在“石斋十二书”目录中，有《春秋表正》而无《春秋揆》，有《易象正》而无《三易洞玑》。对于《三易洞玑》，《黄道周集》整理者翟奎凤先生认为，《三易洞玑》主要体现其个人思想，此说应属合理。黄道周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洞玑》是仆十年前之业，切不须观。”(《黄道周集》，第755页。)恐怕也是这个原因。故而对于《春秋揆》，不妨作同样的猜测。此外，《春秋揆》从其内容上看，通篇以象数言《春秋》，笔者更倾向于视之为《易》学著作。当然，《春秋揆》也必定能体现出黄道周对《春秋》的一些基本看法，而这些看法也具有黄道周学问的典型独特性。 此外，收录于中华书局“理学丛书”中的《黄道周集》里，也有不少黄道周关于《春秋》的论述，这些论述可以让我们对其《春秋》学的特点有初步的印象。然而，黄道周《春秋》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表记集传》与《坊记集传》中。这两部著作是黄道周为《礼记》的《表记》与《坊记》两篇做的注解，而其注解方式则是将《礼记》正文分为若干章，每章独立一义，又以《春秋》经传中与此义相关者敷衍其后，并加以案语而成篇。尤为重要的是，两书末尾各附有《坊记春秋问业》与《春秋表记问业》，收录黄道周与其弟子关于《春秋》的问答，则完全是《春秋》学著作。
对于这两部著作，《四库提要》谓：“其说《春秋》，互证旁通，颇有发明，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特以议论正大，因事纳规，甚有关于世教，遂亦不可废云。”[2]210而在《坊记春秋问业》篇末，黄道周弟子商应椿称此书“与历代诸儒言论夐别”[6]1011，这都意味着这两部著作在《春秋》学上能立一家之说。本文从黄道周的《春秋》观、黄道周治《春秋》之路径等方面着手，分析其《春秋》学的特点。
(一 )黄道周对 《春秋 》的定性
关于《春秋》的性质，自汉以来即聚讼不断。这个问题涉及《春秋》是史还是经，“孔子作《春秋》”的“作”究竟何意、《春秋》到底有没有笔法、三《传》之间关系如何等问题。黄道周并未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论述。但从其零散提及之处，不难看出其态度。黄道周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既有体现周公制作之义，又寄托了孔子褒贬之法。故而黄道周论《春秋》之事，则多取《左氏》之说。黄道周《寄家书》告诫家人谓：“并读《左传》《国语》，可通于《春秋》，不至于腐俗也。”[4]711至于《春秋》之义，黄道周并不专主一家之说，而是择其可从者而从之。其在具体问题上，采取对《公》《榖》《左》《胡》各有去取的主张。而对于《春秋》笔法条例，黄道周承认《春秋》有笔法，但不执着于笔法。
例如，商应椿问“夏时冠周月”的说法，黄道周答曰：“《春秋》鲁史也，受朔于王。”可见其以《春秋》为鲁史。又，陈有度问“郑伯克段于鄢”之事，黄道周答曰：“郑伯克之于其岩邑，圣人直书如克敌然。”[6]1003d则《春秋》又为孔子所书。
陈有度云：齐卫胥命，四《传》皆以为近正。今直以为奸命，何也？
答云：《春秋》重锡命，霸主会盟，亦申王命耳。齐、郑、宋、卫当年未合，及宋之乱，卫将与齐合。后此数年，战于郎，盟于恶，曹、齐与郑、卫相从，皆从蒲始也。故蒲之胥命非从王明矣。非从王而胥命，则犹之奸命也。
然则四《传》皆以为近正，何也？
此外，作品以含蓄的文体风格凸显出“冰山”的八分之七。作品中无论是景色的描写、人物动作以及人物语言都是简而概之。如“当一大股暗黑色的血沉在一英里深的海里然后又散开的时候，它就从下面水深的地方蹿上来。它游得那么快，什么也不放在眼里，一冲出蓝色的水面就涌现在太阳光下。”这段描写并没有通过比喻或形容词来渲染，但鲨鱼的迅猛、凶狠以及当时紧迫的局势却生动直观地呈现在读者脑海中，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曰：庄公二十一年，郑、虢胥命于弭。弭，从王也；蒲，非从王也。以弭之传训蒲之经，是四《传》所以同误也。[6]1006b
对于此次齐、卫胥命，按《公羊传》的说法：“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7]79“胥命”即达成口头承诺，而没有歃血、盟誓，因而比盟誓更加接近信义，《公羊》因此认为“近正”，而《谷梁》《左氏》与《胡传》皆同为此义。而黄道周认为四传皆误。盖黄道周于“胥命”一事，发“从王”之义，而胥命于蒲并非王命，故而以为奸命。而其所举“郑、虢胥命”之事，并不见于《春秋》经，独见于《左氏传》。《公》《榖》可能并不认为有“郑虢胥命于弭”之事，而黄道周认为四《传》同误。如此亦可见其对《春秋》的独特理解，即事取《左氏》，义以己断。
随着科技的发展，核电厂主控室人机界面实现了全面的数字化，使操作更快速、准确、方便,提高了工作效率、系统可用性和可靠性，产生了巨大的安全效益和经济效益。由于操作界面巨大的信息量，增加了操作员的认知负荷，极易造成系统故障，甚至重大事故。据统计，目前所有人-机系统失效事件中70%～90%直接或间接源于人的因素，而人机界面设计的不合理则是导致人因事故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
胡梦錥问：定公元年只书“春王”不书“正月”，或以定公不得正其始，或以为不与季氏之颁朔，两义何居？
2)方案2：选取单片机为控制器传递控制信号，液压马达为动力源，用液压阀驱动液压马达带动拉杆机构实现口径调节，通过蜗轮蜗杆实现旋转调节，且前后位移也是通过滑移小车运动实现。
四是高科技手段支撑及个性化、实用的教室布置。美国的课堂在硬件配置方面有明显的优势，教师借助软件、系统，或通过数据分析进行教学和管理已形成常态；教室布置往往取决于教师的教学内容。例如：一节与家庭有关的选修课，教师会把教室布置得像间大厨房；许多教室的前半部分是课桌椅，后半部分是实验区，实现了实验和教学完美融合；教室里的桌椅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组合，方便学生完成不同任务。
答云：圣人立言，岂于此处弄其巧拙？正月自为正，何与正始？上事颁朔自在王，何与季氏家事？此处裁夺，岂成《春秋》？即于此处裁夺，不书“春王”犹为冷隽，譬如“夏五”阙文，自是后人阙漏。如夫子当日阙之，有何义味？正不如不书之愈也。此处恐是圣人有去处，未属笔者。圣门诸子一辞莫赞，直复存之，使后人绎思，亦是一番意致耳。[6]1009c
《春秋》对于鲁国新君即位，则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此属常例，若有变动，则为变例，其中必有深意可求。例如隐公不书“公即位”，《公羊》以为“成公意也”[7]22，《左氏》以为“摄也”[9]55。庄、闵、僖不书“公即位”，《公羊》以为“继弑君”[8]264，杜预注《左氏》以为不行即位之礼之故[9]55。而此处定公元年，经文只书了“春王”，故而其义不明。胡梦錥便向黄道周请教两种说法，而黄道周则否认此处有何笔法，并且顺便提到“夏五”之阙文。所谓“夏五”阙文，即桓十四年，《经》书“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公羊》曰：“夏五者何？无闻焉耳。”《左氏》杜预注：“不书月，缺文。”则此处经文有缺无疑，不可强以笔法考求其深意。黄道周因此认为《春秋》中并非处处有笔法贯彻，不可强行以笔法探求经义。
以上几处举例，可大致反映黄道周对《春秋》经、传、义、例的基本立场。自古以来，治《春秋》者，路径大致有四：有专言其大义者，有精研其礼制与礼义者，有专以笔法条例求其义者，有考求其事而推其义者。而黄道周治《春秋》则更接近以事求义。
(二 )黄道周 《春秋 》学之 “比事 ”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注] 郑玄注云：“属，犹合也。《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罪辩之事。”孔颖达疏云：“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7页。 ，黄道周《春秋》学主要采取以事治经，而其“比事”之功极深。所谓“比事”，即通过比较《春秋》中相同或相近的事件，分析经文所用笔法的差异，探求《春秋》对不同事件的不同态度，体会其中的大义。
黄道周的《坊记集传》与《表记集传》，是将《礼记》两篇分为不同章节，用《春秋》中相关联的内容阐释每章主旨，这本身已经体现了“比事”的运用。如《大坊章第一》之“集传”，就罗列了隐、桓、宣公之即位，天王使者归賵，夫人子氏薨、君氏薨、夫人风氏薨，等等凡20余条，涉及即位之礼、丧礼、葬礼、归賵之礼、祫、禘、郊、望之祭礼等等，通过指明《春秋》对这些失礼情况的讥贬，来说明《春秋》有“礼以坊德”之义。而《去乱章第二》则举郑伯克段于鄢、卫周吁弑其君完、秦伯之弟鍼出奔晋等事件，来解释《坊记》正文“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
在两篇附录《坊记春秋问业》与《春秋表记问业》中，黄道周与其弟子们关于《春秋》问答更体现其“比事”之学。以《春秋表记问业》中论“里克、荀息”为例：
然高哀之远托宗国，子鱄之去于木门，二子可以分行欤？
(商应椿)又问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里克，从申生者也，申生死于谗，里克欲立重耳，正也。荀息，从奚齐者也，奚齐死于难，荀息又立卓子，非正也。正者被以贼，不正者表其官，虽里克有加功之恶，荀息有不食言之美，而后世之去《传》视《经》者皆贼里克而君齐、卓。且己贼之又书其官，则里克之与荀息皆死其官者也。死官不如死道，里克之与荀息皆近于官而远于道欤？
曰：固也，二子者皆未知道也。
1.报社问题频发，竞争激烈。“微时代”环境下有的传统媒体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同时，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形成“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局面。据201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因虚假新闻问题，200余家报刊被查处，这种严峻情况反映了传统媒体已经出现了生存危机，纸质媒体的销路受阻，人们对纸媒态度的淡漠等问题凸现出来，一些新闻记者或编辑“铤而走险”，结果导致报社受到严重惩罚。
曰：哀、鱄无官，里荀有守，是焉可同也？
然则何以为道？
曰：道之为言也，豫而正，濳而达。留侯豫而正，曲逆濳而逹。[6]921b
据《左氏》，晋献公因宠幸骊姬，听其谗言而害死世子申生，又驱逐公子重耳与公子夷吾，而立骊姬之子奚齐为世子，托孤于大夫荀息。里克本为申生之党，申生死后主张拥立重耳。其后里克杀奚齐，荀息又立骊姬之妹之子卓子，里克又杀之于朝，荀息死之。而《春秋》书“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据《公羊》，大夫不当“及”于君[注] 按《公羊》学说，只有前后二者地位相近才能用“及”，而“君之与臣，尊卑异等”，不当用“及”，凡以臣及君，皆是褒扬。事在僖公十年。《春秋》另外两处以臣及君，是仇牧与孔父，二人皆死国君之难。见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1页。 ，此处“及”字表明对荀息的褒扬。然而，里克欲立重耳，是正道，而荀息立奚齐、卓子，违背正道，《春秋》如此书法，容易给人造成相反的理解，似乎奚齐、卓子应当为君，而里克为弑君之贼。黄道周则赞同商应椿的分析，指出里克、荀息二人皆未明于道。又举《春秋》之外的历史人物留侯(张良)与曲逆(陈平)以明何为“豫而正，濳而达”的臣子之道。
此外，书中还有并论“卫侯衎、郑伯突、卫侯朔”，三人皆先出奔而后归国，而《春秋》褒贬不一，通过对比分析而其中君臣之义更加明晰；并论“荀息、公子地、乐大心”，三人皆守先君之遗命，而造成结果各不相同，通过对比，黄道周指出：“事君慎始敬终，可生可杀，而不可为乱。”以上数事，皆可见黄道周治《春秋》之精于“比事”。
(三 )《春秋 》之为 “天人之学 ”
变压器绕组的常见故障有径向变形、轴向位移以及内部匝间短路故障等。解体短路损坏的变压器发现,故障特征多表现为在故障电流所产生的轴向力和径向力的作用下,绕组扭曲、倾斜、坍塌和鼓包等永久性失稳变形。若不能及时发现,累积效应会使变形进一步加剧,进而导致绝缘损坏,出现匝间短路、饼间击穿、主绝缘放电等故障[10]。各种故障引起的绕组几何形状的任何变化都将导致图1所示的变压器等效电路的电容和电感元件发生改变。
礼者，天之教也；刑者，天之制也；命者，天之令也。王者本天，百姓本王，圣人因天与王以立其坊，损益百世以为《春秋》。《春秋》五始皆以明礼、纠刑、申天之令也。命始于元年，行于春，中于王，发于正月，着于位。顺者为之礼，逆者为之刑，因人之性，无有不足。其有不足者，情欲泄败而末流自匮也。圣人以性坊情，以命坊性，察其原始而救其末流。故为三坊，以着于《春秋》。[6]930b
《礼记·坊记》开篇以“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为纲，黄道周则以礼、刑、命皆属于天之教令，而王者施之于民。圣人因以立坊，故而作《春秋》。虽落脚点在于防人欲，然其来源则自《公羊》“五始”之说[注] 《公羊》有“五始”之说，即元年为天之始，春是岁之始，王是人道之始，正月是政教之始，公即位是一国之始。何休云：“《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见何休注、徐秀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页。 ，而以天命贯彻五始。
[6]Heath,J.Borrowing.In Mesthrie,R.(ed).Concise Encyclopedia of Sociolinguistics.Oxford:Elsevier,2001:432-442.
又，陈允元问“王猛、王子朝”之事，经文为何有时称“王”，有时称“天王”，有时称“子”。黄道周回答称：
前乱而后不乱也。治乱之生，皆天也。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四邑之师以纳猛于王城，《春秋》不称荀、籍而独称刘、单。刘、单之立王猛，再败再克，不得称天王，而独归之敬王丐，是皆天也。[6]924a
陈允元又问：“然则《春秋》以成败论王欤？”黄道周答曰：
曰：王而成之，天也；成而王之，人也。天人相成。《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6]924a
菟丝子又名金丝滕、黄缠或无根草，为旋花科菟丝子属植物，一年生茎寄生杂草。近年来，循化红线辣椒大田经济作物有不同程度的危害。危害严重时，夏秋季节满田金丝黄滕缠绕线辣椒茎叶之上，减产幅度高达30%～40%，给椒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以治乱成败归之于天，则是前代《春秋》学家所未有之论。非但如此，在《春秋表记问业》的篇末《春秋前后》章，朱垣与陈允元论《春秋》所采之历法，而问于黄道周，黄道周答曰：
天人互用。仲尼未作《春秋》以前，全是用天，平王之有辛未，桓王之有壬戌，隐公之有己未，纯定于天。圣人采择以己未立元，使《诗》《春秋》各有纲领，其上下进退于三元之际，裁酌于两乙酉之间，以得《诗》《春秋》之用，是则人也。天人相从。决择取舍，是在诸贤耳。[6]926a
此外，在黄道周其他著作中也体现了其天人之学的《春秋》观。在《春秋揆》中，通篇以象数论《春秋》，有“仲尼者为治《春秋》而出也”、“《春秋》者，天之所以治其天下也”之语。在《易象正》中，同样以《春秋》之事证《易》之象。而《太玄元经原本》载其弟子季安问孟子之“《诗》亡而后《春秋》作”之语，因《诗》中一些篇目与《春秋》内容属于同一时代，因而不解孟子之语。黄道周答云：“《诗》法既亡，而《春秋》不得不作。”季安追问：“然则是不关理数欤？”黄道周云：
自成王至桓王三百二十四年，除成康初入于《诗》历，《诗》尽而迹息。至迹息而《春秋》兴，“春王正月”，仲尼之所为作也。[4]1415
这样以象数历法与人事对应来解读《春秋》的路径，可以说是黄道周之《春秋》学最独特之处。
四、小 结
黄道周的经学大有研究价值，其《易》与《孝经》学研究已经有丰富成果了，但目前其《春秋》学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尝试着对黄道周《春秋》学概况作简要梳理，在明代《春秋》学的氛围与黄道周经学整体格局的背景下，对其《春秋》学进行分析。黄道周《春秋》学取舍四《传》，以事治经，精于“比事”，而其《春秋》学另一鲜明特点则是以《易》象数治春秋，探求天道与人事的联系，这又是以《春秋》为“天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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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杜预，注.孔颖达，疏.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Huang Daozhou ’s “Chunqiu ”Study
SU Xiao-qiu
(Humanism School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2, China)
Abstract :Huang Daozhou’s Chunqiu study had a unique place in the Chunqiu study of Ming dynasty, it related to Huang Daozhou’s study on whole pattern of Confucian classics. Huang Daozhou thought Chunqiu is not only a history annals but also a classic of Confucian, therefore, his Chunqiu study had two main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he believed the events what Zuozhuan wrote were true, so he preferred to compare the events to research the meaning of them. Secondly, influenced by the image-number of Zhouyi study, his Chunqiu study showed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f “Heaven and man”.
Key words :Huang Daozhou; Chunqiu study;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in Ming dynasty; study of “Heaven and man”
[中图分类号 ]B 248.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889X(2019)01- 0027- 07
[收稿日期 ]2018-09-04
[作者简介 ]苏小秋(1990—)，男，湖北荆门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春秋》学和礼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杨中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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